李云龙的原型，桀骜却不鲁莽，“和政委搞不好关系”并不属实|司令员|团政委|团长|李云龙

四野战将系列25：钟伟（一）

作者：桅杆

四野故事最多的战将，首推钟伟。他个性张扬，桀骜不驯，能打、能骂、能抢，是《亮剑》中李云龙这一角色的原型之一，被称为“中国的巴顿”。说他与大多个搭档政委搞不好关系，说他一怒之下带着老婆孩子和警卫员从大别山出走苏北，说他在靠山屯战斗中违抗命令、“调动”了林彪。甚至更玄乎的，说他在青树坪战斗时拔枪顶住兵团副司令员的脑袋。但这些说法，笔者查阅了很多资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有的确有事实依据，但明显有夸大其词或演义的成分；有的则是无中生有，如枪指陈司令脑袋等。今天先说一说钟伟与政委的关系问题。

首先要说明，在战争年代，政委的地位通常要高于军事主官。

电视剧《亮剑》第二集中有一个情节：上级安排赵刚到独立团当政委。初到独立团时，李云龙对赵刚极其怠慢，说：“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儿好，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你说了算……还有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少操心。”一些人由此联想到了钟伟。其实这段台词，似乎政委只能管管生活，严重脱离了事实，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在战争年代，从红军、抗战到解放战争，我军基本上是军政不分的。军政交替任职的情况非常多，很多政工干部都能打仗。我军很多战将在早期都当过政委，如王震、杨勇、叶飞、杨成武、邓华等。李云龙的另一个原型王近山，在抗战时期还担任过385旅副政委。实际上，钟伟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团总支书记、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从没做过军事主官；在抗日战争的前半段也是新四军的团政委。也就是说，在1943年之前，钟伟一直是从事政工。在战争年代，不存在军事主官看不起政委一说。

其次，在我军历史上，一直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强调组织原则和集体领导。当年的绝大多数干部，无论是军事还是政工干部，组织原则都很强，服从命令听指挥，组织叫干啥就干啥。现实中，军政主官关系不好的情况当然也有，例如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初，685团团长黄永胜与副团长（实际是政委）邓华“搞不好关系”，结果是不到1个月，黄团长就被调离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工作上的意见分歧，也有个性原因，并非个人恩怨。即使是“搞不好关系”的黄、邓二位，延安在1944年8月成立教导2旅时，两人又成了搭档，一个是旅长，一个是政委。像李云龙这样出言不逊对待新任政委，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1938年，延安抗大，钟伟（后排左一），苏振华（前排左一）】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战争年代，政委的地位是高于军事主官的。自三湾改编后，就确立了枪杆子归谁指挥的原则。1930年10月颁发的红军政工条例（草案），1933年11月《红军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等，均明确规定了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如政委工作条例明文规定，军政主官有争执时，未得上级指示以前，军事指挥员必须依照政委的意见执行。这里所规定的“争执”，是指一切事务，包括军事指挥权，即双方意见不一时，军事主官必须听政委的。所以，影视剧中说军事主官与政委搞不好关系，大多是演义。

由于形势的变化，1942年10月，“政委暂行条例”作了修改：除作战行动由军事主官决定之外，其他事项由政委作最后决定，但须同时报告上级。从这个时候开始，军事上的最后决定权由军事主官行使，不再是政委的主要职责，但政委仍负“政治上的决定权”，尤其是各级干部的组织任命权。也就是说，即使从这以后，政委仍具有除了作战行动以外的最后决定权。

一些文章说，钟伟与政委大多搞不好关系，或者说不太看得起政委。例如一些介绍靠山屯战斗的文章中，还特地说“钟伟和政委发生了严重分歧”。

应该说，钟伟极具个性，不趋炎、不附势，心直口快，心地耿直，作战指挥粗中有细，作风硬，点子也多。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的战将，搬上荧屏也很吸引眼球。由于个性强，在工作中与政委有不同意见也很正常，特别是在那个畅所欲言的战争年代。但从一些回忆文章看，这些工作上的分歧并不是常态，也没有严重到“与政委搞不好关系”。具体到靠山屯战斗，也并没有军政“严重分歧”一说。

在东野三下江南战役中，1947年3月10日凌晨2时，奉命东进的2纵5师发现靠山屯东南的永盛功烧锅大院有敌一个加强营。这时，摆在师长钟伟面前有2个选择：一是继续执行东总的东进命令，一是先打当面之敌。对此，钟伟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行动计划。会上两种意见发生争论，钟伟等人主张打，并说“这一仗坚决要打，打错由我一人负责”。最后会议决定暂停东进，就地歼灭该敌。随即，钟伟一边布置部队组织进攻，一面向2纵东总首长报告。2纵司令员接到报告后，认为攻打靠山屯之敌有可能调动敌人出援，创造等打援战机，便立即同意了5师的计划。东部后来也同意了5师的作战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