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笔者发了一篇关于成钧将军的文章《叫花子营跑了两任营长，成钧不服：给我带，一定能带出主力样》（https://www.toutiao.com/i6963294863580348940/）。部分笔者在评论中写道：“然后呢？”
今天笔者再讲讲这之后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依然是成钧将军。
1939年夏，新四军第八团一营合编淮南地方武装，组建新四军第十团，团长正是原一营营长成钧。
从红军团长到新四军团长，虽然都是团级干部，但部队人数却不可同日而语，原二军团六师十八团只有一千二百人，新四军第十团足足有三千二百人。
1939年7月1日，八团、十团和淮南游击纵队“另起炉灶”，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支队长罗炳辉、政委郭申述。
在神行太保罗炳辉的指挥下，成钧越战越勇，相继取得半塔集、盱眙、淮宝三场大捷，成为名震淮南的勇将。
淮宝战役后不久，罗炳辉突然通知成钧去谈话。成钧以为支队长有什么重任，快马加鞭直奔大田郢指挥部。
见到气喘吁吁的成钧，罗炳辉哈哈大笑：“小成，有贵人助你哟，张云逸副军长指定你去江北指挥部帮助工作。”
成钧以为他要正式调去江北指挥部任职，便问：“去张副军长那工作，我也乐意，只是不知道哪个来接我的手？”
罗炳辉笑得更开心了：“什么？接手？接你手的就是你自己。”
“我？”成钧一时摸不着头脑，有些发愣。
“张副军长的电报只说让你去他那里帮助工作，并没说十团团长换人了呀，这团长当然还是你嘛。”
成钧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迟迟疑疑地说：“罗支队长啊，能不能帮我跟张副军长说说，我不去行吗？”
“那可不行。”罗炳辉一口拒绝了成钧的要求，“张副军长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决定了的事情，恐怕我无法改变。”
当天，成钧又快马加鞭赶回第十团，向政委赵启民交代了部分工作。
赵启民原任第五支队参谋长，成钧为了让“老夫子”跟自己搭档，三天两头去支队部，向罗炳辉软磨硬泡，罗炳辉有几次见了他不得不绕着走，还是被成钧“拦截”。
最后，罗炳辉不得不“妥协”，让赵启民以支队参谋长兼任第十团政委。从此，这两人搭档了9年之久。
第二天天一亮，成钧骑上离开竹沟时王国华送的大白马。次日，在张云逸居所的堂屋里，成钧向胡服、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汇报淮宝战役及根据地建设的情况。
汇报结束后，张云逸让成钧代拟一份电报，发五支队首长转十团执行。谁知，第一稿就被“枪毙”了。
张云逸看了直摇头：“不要光讲些具体事，胡服同志讲的那些，很重要，该写上呀。”
成钧马上明白了，于是把胡服的话一古脑儿地写进了电稿。
但第二稿送张云逸看，又未通过。
“这样一类具体工作的电报，以不提胡服同志的名字为好。如果每份电报都要写上胡服同志这样说的，胡服同志那样说的，那没有胡服同志的话怎么办？就不执行啦？”
“再有，对下级交待任务，要避免绝对命令式的口气，这样可以鼓励和启发下面的同志多多思索，乐于提出不同看法。”
“你把胡服同志的讲话精神归纳一下，结合工作实际揉进去，我看这样更好嘛。”
张云逸一边说，一边用铅笔在稿纸上逐字逐句地修改，最后交给成钧。
“拿去誊写清楚了，再请赖参谋长看看，如果没有意见了，便请他签发。”
成钧刚想出门，又被张云逸叫住：“你们当团长政委的，对起草电报，下作战命令的事，是自己动手，还是让参谋、秘书代劳？”
成钧被问得心里发窘，脸上发烫：“我自己动手不多，赵启民同志倒还是动手的。”
张云逸语重心长地说∶"你有了依靠，自己就当甩手掌柜啦？这可不行呀，凡是不能总让秘书、参谋代劳。你现在是团长，将来肯定要当师长、军长的，有些重要电报自己不起草，那怎么行！”
张云逸的预言果然成真，解放战争时期，成钧担任华野七纵司令员、三野25军军长。
成钧还不知道，张云逸让他来指挥部是要对他进行一次特别的考核和培训。成钧只知道他是来“帮助工作”的，张云逸交给他干的尽是些让他尴尬、为难的事。
比如让他“帮助”管理指挥部直属的一个特务营，营里一应行军、宿营、训练、军容风纪、内务卫生、制度纪律乃至吃喝拉撒睡的事都由他“帮助”处理。
还有，让他对指挥部机关的行军、宿营、警戒、警卫之类的事，也要“帮助”过问。
可是，成钧没有一个正式的职务，既不是处长科长，也不是“特别助理”或“随营差遣”，就叫个“老成同志”，尽管他当时还不到30岁，比新四军中很多干部都要年轻。
机关事多目杂，有的还挺棘手，让个无职无权的人去“帮助”，还真是难为他。过了几个月，成钧渐渐感觉不耐烦了。
某天深夜，成钧刚处理完特务营的事情，回宿舍倒头就睡，刚进入梦乡，就有人找上门来：“老成同志，司令部决定拂晓转移，张副军长让我通知你，赶紧把行军、警戒计划给弄好。”
成钧揉了揉眼睛，点灯夜战。又有人找上来：“指挥部要转移，特务营如何行动？请老成同志指示。”
连轴转了好多天，成钧累得够呛，刚想休息就被打扰，又有一堆事情要处理，相信很多读者心里都不舒服。
加上自己堂堂团长，结果成了机关“打杂”的，成钧心里不理解，心里早就压了一肚子怨气。这些怨气恰好在这时爆发了。
“我不干了！”成钧一拍桌子，把很多人吓了一跳，“还是当团长好，现在来指挥部，连个官也没有，到处帮助这、帮助那，有啥意思啊！”
没办法，军情紧急，在大发了一顿脾气后，成钧还是顶着疲劳和窝火把事情全部办完。
部队转移到目的地后，成钧正想好好休息一下，突然被张云逸叫去办公室。
“坏了！肯定是昨天那顿牢骚惹祸了。”成钧垂头丧气地走进张云逸司令部。
“成团长今年二十几啦？”张云逸握着成钧的手，把他一直拉到办公桌前坐下。
“二十八啦。”
“好，好，年轻人！”张云逸打量着成钧，把老花眼镜摘下，又戴上。
“你刚当红军团长时多大年纪？”
“二十三。当时啥事也不懂。”
“不能这么说。你能指挥一千多人，在长征路上打那许多恶战、硬战、胜仗，很不简单嘛！”
没想到张副军长居然对他的战斗经历了如指掌，成钧一阵眼热：“副军长，我错了，不该发脾气。”
“没事，年轻人火气大一些，也正常。”张云逸话锋一转，“现在我们和日本鬼子打仗，很多东西和红军时期不同了，你要学的东西很多，吃老本是不行的！我们的老本不多，几天就会吃光了嘛。”
张云逸从箩筐里拣出一只新鲜桃子塞给成钧：“你很年轻，精力旺盛，脑子灵活，学新东西你比我强。”
又送给成钧一本《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新书，我看过几遍。真好，送给你吧。”
张云逸就这个脾气，连批评人也是这样细雨润物，但成钧却不会因此而不心里打鼓。这顿特殊的批评，成钧记了一辈子。
1964年8月9日上午 9时，美军一架 U—2飞机由越南南方的边和机场起飞，沿着中越边境由西向东进行侦察，正好闯进了某导弹营在宁明的阵地上空。
营长汪林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
这次战斗的条件真是棒极啦：事前，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对敌情的判断完全正确，把阵地摆在宁明地区这一“宝”押得很准。部队求战情绪挺高，情报保障良好，通信联络畅通……
总之，打胜仗应该具备的条件，都具备齐了。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汪林下令接连发射了三发导弹，全没击中敌机。
奉命撤回北京休整时，汪林一路上思想包袱沉重，热火攻心，弄得两只眼睛红肿得成了血红的桃子，只好戴上墨镜。
那天，他同政委李奎戴着墨镜，低着脑袋，怀着一颗”羞见江东父老“的心，走近了杨村机场大门。
突然，他们发现成钧穿着端庄笔挺的将军制服，容光焕发，春风满面地站在大路口上迎接他们归来。
汪林同李奎慌了手脚，急忙摘下墨镜，跑步上前，满脸通红地向成钧敬礼。
成钧双手攥住汪林的手，高声叫道：”快把眼镜戴上！大热天，别让太阳晒坏了眼睛。“
汪林激动得泪流满面，成钧却笑着宽慰汪林：“这有什么呢！这次没打好，下次打好就是了。兵气可鼓而不可挫嘛！”
8月底的一天，赖传珠交给成钧几份日伪即将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的最新机密情报。
“你不是整天想打仗吗，机会来了，马上据此拟出一个江北指挥部机关和直属部队应付日军扫荡的行动预备方案。”
成钧知道司令部作战处平日就有这样的行动预案，便要求找一份做参考。
不料被赖传珠一口回绝：“你不是大名鼎鼎的红军主力团长吗，连一份反扫荡的行动方案都搞不出来？告诉你，张副军长交待过了，他只要听你的建议。”
成钧只好领着两个参谋，关在自己住的小屋里“点灯熬油”，根据淮南路东的军事地图进行图上作业。
他仔细地分析了敌情，对日伪进攻指挥部有可能采取的行动做出了几种不同的判断，然后据此拿出了几种不同的反扫荡方案。
反扫荡预案刚搞完，日军就由南京、高邮和津浦路沿线出动了一万七千余人，在二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对我淮南津浦路东及淮宝地区根据地发起了凶狠的“九月七路大扫荡”。
江北指挥部（包括中原局）机关，无疑是日军七路大扫荡的头号目标。保卫胡服、张云逸等领导及机关的安全，成了压在成钧肩头的一副千斤重担。
他得不分昼夜地派侦察部队四处搜集敌情，分析判断日军可能采取的行动诡计；他得想办法欺骗日军，把偌大的指挥部在敌人的鼻子底下隐藏起来；他得找出日军的破绽，使指挥部从敌人分进合击的战阵中跳脱出去……
等到反扫荡结束，指挥部机关搬到盱眙县黄花塘，成钧累得几乎都要趴下了。
但张云逸没容他睡上一觉，就追着屁股要他写反扫荡的经验总结。
调成钧来指挥部是“帮助工作”的，而这“帮助工作”则是张云逸不动声色地对他安排的一次考核和培训。
三个月过去了，也就是写完反扫荡总结的第二天，成钧又回到了十团。
那么考核和培训的效果怎么样呢？
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重建军部，各部整编成七个师，第五支队改编为二师五旅，成钧即被任命为旅长。
从红军团长到新四军旅长，成钧花了三年多时间。这也可以算是张云逸给成钧考核成绩的评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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