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项英在党内的地位是很高的。1922年他就成了为武汉工人的领袖之一，之后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五卅运动，参与了收回汉口租界和反夏斗寅叛变的斗争。
之后项英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1928年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项英还得到了斯大林接见，斯大林送给他一把精美的小手枪。在随后的六届一中全会上，项英当选政治局常委，之后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等职务。
1930年底，项英奉命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军委副书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1934年，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项英作为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留守中央苏区，实际上是中央苏区的一把手。此后，他与陈毅在赣粤边境的油山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这期间，项英对保存革命武装力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他在历史上的一大贡献。
1937年，项英奉命集结南方八省游击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他在南昌先后接待了闽北的黄道，闽东的叶飞，皖浙赣边的李步新，湘赣边的曾昭铭，闽西的温仰春，浙南的龙跃、余龙贵，向他们了解情况，传达指示，征询意见，最后红军游击队下山集结并接受改编。这是项英在历史上的又一大贡献。此后项英担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实际为新四军的“一把手”。
网上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项英不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中牺牲，他将有机会代替陈毅，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帅。事实上，这种说法是缺乏依据的。
一般认为：在新四军成立后，项英由于受到王明错误的影响，对于在抗战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认识不足，对向敌后发展的精神领悟不够透彻，使得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长期得不到迅速的发展，这时项英在37年后所犯的一个影响重大的错误。
项英受王明影响在哪里呢？1937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严格遵守斯大林的旨意，认为只有国民党才能脱出日军，让日军无力进攻苏联。所以他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战线”的口号，认为共产党应该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进行抗日。这和毛主席坚持的“独立自主”，“敌后发展”的战略是严重冲突的。
刘源在《梦回万里，卫黄保华——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一书中指出：当时王明在长江局大力推行“两个一切”，跟着国民党走，不许建立独立政权等。项英负责将坚持在八省十四区的游击队收拢，组建新四军，自然完全听信并执行了王明的主张。以至于在那段时间，华北的工作“轰轰烈烈”，华中的情况却是“冷冷清清”，形成了鲜明对照。
1937年10月1日，中央致电张云逸等指出：“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昌的做法带有危险性。”类似批评项英不懂“独立自主”的电报还有不少。
在1938年9月到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驳斥了王明的错误理念，确定了全党独立自主的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这是党史和军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笔，被毛主席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会议。
这次重要的会议，项英也参加了，但他只参加了前一半，中途就离开了。而前半段会议的议程，王明的错误还未被彻底指出。少奇同志之子刘源认为，项英是带着王明的错误影响回到新四军的，之后他继续反对“招兵买马”，不许建立根据地，怕产生摩擦，刺激国民党……为了维持这种表面上并不牢靠的团结，束手束脚，畏手畏脚，不敢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生死安危寄托于敌人的仁慈上，其结果就是新四军在此后长期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还经历了皖南事变这样的重大损失。
当时在新四军工作的徐海东大将后来回忆，当时他从延安南下后，按照中央的精神，很快将所部由几百人扩充到了两三千官兵，却遭到了项英的严厉批评，要求他实行“精兵主义”，把他的部队看砍到了不足千人。这种自断臂膀的做法引起了徐海东很大的不满。
胡乔木也认为，1941年皖南事变前，项英由于“长期以来对中央的‘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故对皖南部队的转移迟疑不决。胡乔木指出：“皖南事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中央在事变发生后，对项英、袁国平的批评基本上是对的。当然，打是会打的，如果处理好些，不至于有那样大的损失。”（《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皖南事变后，中央派出少奇同志南下，重建新四军军部，担任华中局书记、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少奇同志到任后，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分析敌我情况，明确战略方向，批判“两个一切”口号，提出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敢于“反摩擦”等重要方针。
少奇同志指出：“必须独立去发展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去组织游击队、自卫队和民众，不必等待任何人的允许，不必与任何人商定所谓共同纲领……”他的这些工作，解放了大家的思想，使得新四军的工作迎来了焕然一新的局面。
在此之后，新四军迎来了它历史上发展最迅速、最有成效的一段时期。徐海东大将说，在少奇同志的领导下，他的部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扩张到了5000人。
查阅数据可知，1937年底新四军成立之初，大约有一万多人，到1941年初皖南事变前，发展到了9万。而从1941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1万余人，民兵、人民自卫武装发展到96万余人。前后对比成绩相差还是很大的。胡乔木认为：“少奇同志到华中发展新四军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成绩显著，与项英领导的皖南形成了鲜明对照的两种局面。”（《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1942年以后整风运动，是对王明错误的一次彻底肃清，如果项英没有在一年前牺牲，他大概率会因为他在过去工作中的一些错误遭到组织的批评。不可否认，项英是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生活简朴，军容整齐，平易近人，能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后来很多新四军老战士回忆起项英，对他都充满赞美之词，但实事求是地说，他可能并不适合在军队中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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