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康王继位后,西周王朝开始把经略四方的重点转向南土。但对北方部族的来犯,亦必兴师征伐,以保障南土经营战略的实施。康王二十五年,鬼方作乱,遂命南宫盂率师讨伐,对其进行了毁灭性的军事打击。此事文献失载,唯见于小盂鼎铭文。小盂鼎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今已失传,仅存铭文拓片。器铭所载为康王命盂伐鬼方、告功返京、献俘庆赏等内容。此役杀掠数量之大,为西周所仅见。其间有何奥秘,值得仔细探讨。

大体活动于晋西北与陕东北

鬼方是一个古老的方国部族,甲骨卜辞已可见及 。“鬼”字从人象鬼头,与《说文》相合。西周金文其字形略异,小盂鼎铭和梁伯戈铭增加形符,似带“击”义,然不碍其为一字,或表明鬼方具有重武好战的族群特性。由于鬼方卜辞较少,而武丁屡伐 方,董作宾等以为 方即鬼方,不被认同。王国维《鬼方昆夷 狁考》读鬼方为“畏方”,以其音变而为昆夷、薰育、 狁, 视为一族之称,亦非确当。后经学者深入研究,鬼方在甲骨金文中应为独立的族群名称,今已渐成共识。

对于鬼族的考索,王国维有开创性贡献 。他把鬼方与昆夷、 狁视为一族,又说鬼方为“游牧之族,非有定居”,其活动范围自宗周之西(汧陇之间)而包其东北,这都是不可取的。 但他由梁伯戈铭以证“鬼方蛮”在梁伯国(今陕西韩城)之北,又以《国语·郑语》所言“隗”国为晋之西北诸族,却对我们探寻鬼方的活动地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文献上看,《诗·小雅·荡》“覃及鬼方”,毛传:“鬼方,远方也。”是汉儒不以鬼方为部族名,更不知其居邑何在。东晋干宝注《易》始言“鬼方,北方国也”。《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徐广曰:“(九侯)一作鬼侯。邺县有九侯城。”《正义》引《括地志》云:“滏阳县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不管是邺县(今河北临漳)还是滏阳(今河北磁县),均距河南安阳不远。此与古本《竹书纪年》称殷末“西落鬼戎”的方位不合,应是后起的讹传。王玉哲《鬼方考》对鬼方地域详加考订,以为在山西南境,与事实相近。晋南侯马、曲沃一带,周初属于晋国政治疆域,鬼方当在其北。从考古发现看,在晋陕交界的黄河两岸山地,以石楼—绥德铜器群为代表的文化,不同于商系文化系统的旌介类型,而是与商文化并行发展又互相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其所代表的族体基本上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此支文化在年代和地域上与李家崖文化基本相合,后被归入李家崖文化的范畴。李家崖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是1983年在陕西省清涧县李家崖村发现的一座商周古城址,发掘者定其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进一步研究表明其年代上限为殷墟一期,下限为西周早期。李家崖城址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特别是出土的三足瓮口沿上刻有“鬼”字陶文,与甲骨文从鬼从人(正面)的鬼字大体一致,说明居住在这里的族群当是自称为“鬼”的鬼方主体。学者据以判定李家崖文化是与鬼方先民有关的文化遗存,是可信从。由此推测,鬼方大体活动在晋西北与陕东北黄河两岸的高原地带。

鬼方是一个由众多部落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有的部落可能以游牧为主,但李家崖古城的人群应已定居,至少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 。清涧李家崖古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495米,南北宽122—213米,城内面积近7万平方米。城内发现房屋、窖穴,也有青铜、石、骨、玉等生产工具,还有“稷”一类谷物,以及家畜、野生动物骨骸的出土。这表明此地先民从事农、牧、猎多种生产活动,并非单纯以游牧、狩猎为生。在古城的东部,有一座规模较大、布局严整的院落式建筑,四周筑有夯土围墙。院内房子分布井然有序、别具一格,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的整体布局与古书记载的宗庙、宫室有相同之处,应是城内事神和行政场所。这说明李家崖古城可能是当时鬼方各部的主要政治活动中心。

对鬼方实施军事打击

殷墟卜辞称“鬼方昜”,意即鬼方受到武丁征伐,飞扬而去 。《周易·既济》爻辞言“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或与此有关。古本《竹书纪年》载,商末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说明鬼方是由众多部落组成的联合体。周初授予唐叔虞的“怀(懐)姓九宗”,王国维以为即鬼方的一支,是为卓见。“懐”与褱、褢古本一字,与鬼相通。《汉书·外戚传下》“褢诚秉忠”,颜师古注“褢,古懐字”。褢从衣鬼声,义与褱近。褱亦可借为鬼字,如伯 簋说“唯用绥神褱(鬼)”。 可见“怀姓九宗”出于鬼方,实即鬼族某支九个家族。 周人克商以后,通过对鬼方的分割迁徙来加强政治控制。 康王命盂伐鬼方,则是对鬼方实行的严厉军事打击。

据小盂鼎铭文,伐鬼方之战经过了大小两次战役,“俘车”计130辆以上 。由于铭文残泐不清,有的统计数据不能完全确定。这里的“车”当为战车,若是运输辎重的车辆,应如师同鼎称为“大车”。这说明鬼方作战,除了徒兵还有车兵,其物质文化并非如过去想象的那样落后。然而,两次战役俘获类别与杀掠数量颇有差异,值得仔细研究。

盂伐鬼方的两次战役,细加比较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其一,两次战役所俘牛羊有别 。一次俘牛355头、羊38只;另一次没有牛羊。即使鬼方是游牧部族,作战过程中也没有必要驱赶牛羊随行。可见俘获牛羊的战役应是攻下某一聚落中心的俘获。其二,两次战役所俘车辆的数量不同。第一役战事规模大,获俘车辆较少(30辆);第二役战事规模小,获俘车辆反而较多(100辆以上)。这说明第二役实际发生在前,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发生在后。车辆数量少可能只是用于防守,意味着战争的最后防线是其中心聚落。其三,两次战役俘人数量太过悬殊。第二役当为周师与鬼方首次正面交锋,馘杀和俘虏238人,符合当时战争的常态。此可与多友鼎铭记征伐 狁的漆之战相对比。多友鼎铭文记周军西追 狁,曾有过四次交战,其中漆之战最为激烈: “甲申之晨,搏于漆,多友有折首执讯: 凡以公车折首二百又□又五人,执讯廿又三人,俘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 ”所谓“折首”即斩首,与“馘”即割敌左耳计功相同,因有缺字估计在215人以上。 “执讯”即虏获和审讯俘虏,也与“俘人”无异,计23人,俘车117辆。 这两次战役杀掠情况大体相当,特别是俘人数量少于杀敌人数,符合战争一般规律。 但我们回头看看所谓伐鬼方的第一次战役,便会发现俘虏人数(13083人)接近杀敌人数的(4812人)三倍,这是很诡异的。 合理的解释应是此战实为第二次战役,由于最后攻克了鬼方的政治中心,因而得以大量俘虏城中居民、俘获一定数量的车辆和牛羊。

如果李家崖古城是当时鬼方各部的政治中心,那么,盂伐鬼方就有可能在这次反击战中乘胜攻占了鬼方的都邑,从而对鬼方进行了沉重的军事打击 。鬼方城邑被攻毁,酋领被俘虏,财产被劫掠,城中居民被俘带走,这对鬼方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灾难。自此之后,鬼方不再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合体,而是分散活动于北方多个地方。

逐渐融合于华夏民族

经过盂伐鬼方的沉重打击,鬼方虽未灭绝,但实力已大为削弱 。继之,鬼族的政治活动中心发生转移,由陕东北迁往晋西北的河东一带。西周末年,犹可见到的隗国即是鬼方的遗裔。《国语·郑语》载史伯对郑桓公说:“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韦昭注此“八国,皆姬姓也”,其说有误。其中的隗国与另外七国以国为氏并为姬姓不同,而是姓氏与国族名的统一体。

王国维读鬼方为“畏方”,以鬼为畏的借字,正好把事情弄反了,因而在逻辑上存在矛盾 。又说隗国即“怀姓九宗”,也与事实不合。“怀姓九宗”早在周初即被授予唐叔,成为晋国治下之民,西周末年不可能还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但是,王说的精彩之处在于,正确揭示了鬼方之“鬼”,一变为“媿”,再变为“隗”,隗为国名又是族姓之名,且源出鬼方。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鬼方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是很有帮助的。

春秋时期的隗姓,被称为狄人,狄或作翟。狄之种类繁多,要分赤狄、白狄、长狄三类。《国语·周语中》载周襄王欲以狄女为后,富辰以为不可,他说:“狄,隗姓也……夫礼,新不间(代)旧,王以狄女间姜、任,非礼且弃旧也。”富辰说狄为隗姓,王国维也说隗姓为诸狄之祖,不免过于笼统。《潜夫论·志氏姓》说:“隗姓赤狄,姮(姬)姓白狄。”可见狄人内部的族姓未必划一。但赤狄为隗姓,应无可疑。《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说:“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杜注:“廧咎如,赤狄之别种也,隗姓。”《国语·郑语》说:“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韦注:“狄,北狄也。鲜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这说明春秋时期的赤狄就是西周隗(鬼)国的后裔。

春秋之世,戎狄为祸,尤以赤狄为烈。清顾栋高《赤狄白狄论》说:“(赤狄)合诸部为一,力大势盛,故能以兵威伐邢入卫,灭温伐周,又能仗义执言,救齐伐卫,以齐、晋之强,莫之能抗也。”及至《左传》宣公十五年载晋败赤翟“灭潞”,宣公十六年晋“灭赤狄甲氏及留吁”,乃不见赤狄为患。

综上所述,小盂鼎所记康王二十五年盂伐鬼方,是西周早期的一次重大战役,对于巩固西周西北地区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 。此役打败了鬼方军队的主力,攻占了鬼方部族的中心聚落即李家崖古城,对其进行了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之后,鬼方遗裔的政治活动中心由陕东北转向晋西北河东一带,又形成隗姓方国。春秋之世,隗姓赤狄一时为患甚烈,至晋国灭掉赤狄诸部,乃逐渐融合于华夏民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西周史》”(17ZDA178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

编辑:黄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