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普遍流行又饱受争议，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大学排名？

大学排名，一直非常吸引受众眼球。在追捧和诟病中，大学排名至今仍然保持着高流量。为什么会如此？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大学排名？

当前，大学排名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正处于一种既普遍流行又饱受争议的状态。 关于大学排名的研究成果中，有的关注排名的方法与特点，有的分析大学排名指标，也有的测度排名的影响，还有的竟然直接以大学排名为标杆判别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然而， 自从大学排名诞生以来，学界对它的理性审视、批判与质疑从未中断。 史秋衡在1999年曾提出：武书连等的《中国大学评价——1996研究与发展(摘要)》具有附属性和功利性；排名“忽略了其他难以定量的项目对大学的贡献，特别是抹杀了学校培养人才的职能”。潘懋元先生也曾发声：“根据排行榜的顺序定一流大学，虽然简单易行，但并不科学。”刘尧就提出：“没有公认的公正排名机构就不可能有公正的排名，没有公正的排名就是否定了排名，就不如没有排名。”多数对排名进行批判与反思的成果以论文形式出现，2019年出现专著形式的批判成果，即华东师范大学袁振国《大学排名的风险》。该著数据翔实、论证严密，比较系统地揭示大学排名“导向不可取、方法不科学、指标不匹配、数据不可靠、学校不可比”的缺陷，旗帜鲜明地做出大学排名“不严肃、不科学、不可信”的判断前言3。该书把排名的缺陷与风险之研究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引人深思： 大学排名结果到底是怎样性质的知识?到底谁有资格进行大学排名?究竟谁需要大学排名?该如何回应与规制排名?

01

当前大学排名的缺陷

大学排名是用一套共同适用的指标体系将一定范围内的大学按照得分高低的顺序进行排列。因此， 大学排行榜实质上是把许多大学的全部工作归结为单一的、可比的、量化的指标体系。

大学排名既然是高等教育评估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就应该符合高等教育评估的伦理要求：要有利于大学承担社会责任，要符合大学的核心价值，要有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大学排名的风险》对美国新闻世界大学排名(U.S.News)、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HE)、夸雷利·西蒙兹世界大学排名(QS)和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四种使用广泛的大学排行榜进行分析，发现大学排名在对象、指标和数据等方面还存在各种问题。

(一)大学排名的数据与方法

数据收集工作是大学排名的基础性工作，若收集的数据不是准确、有效的，那么大学排名的结果肯定是不可靠的。

大学排名的数据分为主观数据和客观数据两个部分。主观数据即声誉调查或同行评价。虽然声誉评价是主观指标，却也是客观评判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方式。以夸雷利·西蒙兹世界大学排名为例，它的学术声誉调查渠道主要有：以前的调查对象、世界科学公司、里德商务信息公司、学者注册、机构自我提供的名单。将声誉调查运用于世界大学排名中的问题在于， 大学的“光环效应”以及专家学者的“认知偏差”可能会导致专家学者们根据高校已有的声誉情况进行打分，造成排名的“马太效应”。

有人指出： 如果仅对少数几所大学排行，使用声誉调查来排行可能不会引发多少争议，因为学界和社会对少数几所最优大学会有大致的共识。但是，通过声誉调查为所有大学排行注定是问题百出的。

认知偏差与低回收率等问题使排名既不能完全反映大学的声誉，也不能准确反映大学的办学质量。

大学排名客观数据来源于官方媒体或由高校自行提供，数据的真实性和时效性难以保证。 在中国，统计意识和统计资料发展较为落后，教育行政部门也未对高校必须公布哪些数据做出规定，在这种背景下对大学进行准确排名是非常困难的，大学数据公开的有限性使得排名结果与实际情况出现较大偏差。而高校提供的数据也并不完全是真实的，如双聘院士和“长江学者”就造成教师数量、论文所属单位等数据失真。

大学排名所使用的文献计量学方法过于强调“取决于规模”的指标，这不利于小规模的院校。许多排名机构采用取决于规模的指标，如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二级指标中，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的文章数量占比为20%,被科学引文索引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论文数量占比为20%。这些评价指标以数量为标准，使得高水平小规模学校在排名中处于不利地位。总体来看， “体量大仍然是有利于排名的”,可是，大学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的扩大绝不意味着质量的提升。

(二)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

大学排名的本质是一种大学评价。

从哲学的角度讲：评价的对象是事物的价值而不是事物本身。因此，作为一种评价活动，大学排名的对象理应是大学的价值而不是大学本身。 所谓大学的价值指的是大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而大学质量正是属于价值范畴。

因此，归根结底，大学排名的对象应是大学的教育质量，大学排名也就是不同大学教育质量的比较。潘懋元先生在2003年就对排名是否能够反映教育质量提出质疑： “既然排名就必须要量化，既然量化就必须找到定量化的指标，把一些很难量化的东西勉强找出指标来，能真正反映事物的实质么?”

大学排名对大学办学质量的衡量主要反映在指标体系上，然而排名所采用的指标在反映大学教育质量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 ，四大世界大学排名都采用师生比作为测量教学质量的指标，虽然也有研究表明师生比越低办学成就会越高，但是， 采用师生比作为大学排名的指标，存在数据来源与算法缺陷。 例如，“学校说自己有1000名专职教师和20,000名学生，师生比应该是1∶20。但如果其中有500教师是专职的研究人员，不教书，于是师生比立刻变为1∶40”。排名机构很难核实一个学校具体有多少教师分别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因此师生比这一数据并不一定准确。虽有多种指标衡量教学质量，但哪种指标都不能保证是科学的、准确的、全面的。

其次 ，论文发表情况不能代表科研水平 ，在科研评价方面，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与夸雷利·西蒙兹世界大学排名分别采用论文发表数和论文被引用数来评价大学的科研水平，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与美国新闻世界大学排名都采用论文发表数和论文被引用数相结合的方式评价大学的科研能力。可见四大“排名的科研指标过分强调传统知识产出”,即“强调学术论文在学术同行之间的影响”。但是， 学术论文只是一种研究结果的呈现方式，不能全面反映技术创新、应用创新等方面的贡献，而被引数首先是反映文章的被关注程度，并不直接等同于学术水平与创新程度。 论文不仅不能代表科研能力，而且存在可操作的博弈空间，如通过聘请论文高被引学者或者组建论文引用联盟提高排名。

最后，有些排名机构用生均教育经费、图书馆规模等教学投入指标来衡量大学的办学质量，这些指标与大学质量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生均经费一般包括生均教学、研究、公共服务、学术支持、学生服务等经费，因此，生均经费越多，并不表明其用于教学的经费越多。”尽管可以把大学功能界定为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三个方面，但是，很难找到二级指标全面反映与描述这三个一级指标，更难以设计出合适的指标来代表教育质量。如果无法反映质量这个核心要素，排名的意义何在？

实际上，不同的排名机构有不同的理念，想要测度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因此很难对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进行统一。但大学排名机构在设计指标体系时应该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则和标准。袁振国教授认为，大学排名的指标应具有敏感性、代表性和可比性三个特征。也就是说，大学排名的指标要灵敏地反映大学的本质，指标体系要与被评估对象的特性具有较高的关联程度，应建立在不同对象相互比较的一致性和合理性基础之上。

(三)高校之间的可比性有限

虽然各种排名越来越多，但是，排名对大学的可比性缺乏足够的审视与斟酌，都是在默认不同国家与类型大学具有完全可比性基础上进行的“世界排名”。 袁振国教授强调：“可比性是建立在不同对象相互比较的一致性和合理性上的。”就像在举重比赛中按照选手的性别、体重来划分不同的等级，以此保证比赛的公平。

但放眼全球， 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机构设置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导致不同教育体制之下的大学难以量化比较。 例如，巴黎大学原来实际上是13所大学的统称，其中有7校以人文社科为主，另外6校兼有文、理、医、法等学科。2010年，法国政府启动“卓越大学计划”,合并许多高校，目前仅剩4所巴黎大学成员，4所大学属于相同的母校又独立自治，排名时很难将这些院校体系区分清楚。

实际上，不仅不同国家的大学之间可比性不足，同一个国家的大学之间的可比性也很弱。 当前的大学有应用型大学和研究型大学之分、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之分、综合型大学与单科型大学之分、以理工为主和以文科为主之分等，不同类型的大学在办学使命、战略定位、培养目标、教学方法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不同类型大学之间不具有可比性。

然而，大学排名机构只是对大学进行粗略的分类，甚至不做分类，这一做法偏离真实的高等教育世界，使得大学排名的可信度较低：

在这种跨区域的评价中，复杂动态的情况被一组组数学公式、被功利技术主义“超越”了，干瘪的内涵冠以饱满的名称显得如此难堪，被批判也是题中之义了。

另外，大学排名存在原始缺陷——总有一些关键要素无法量化比较，比如大学的精神文化、学术氛围、人文情怀是难以量化的，这也降低了大学排行榜的可靠性。 2006年大学排名的“柏林原则”指出：“排名应该认识到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性并考虑到它们不同的使命和目标。”排名机构应该对不同层次、类型的学校分类后再进行排名，以提升大学间的可比性。当前的大学排名是通过采集论文数量、师生比、论文被引数等“可比性信息”来进行的，但是，“可比性信息”只能反映大学的局部特征，依据局部特征做出的排名结果，其可比性、科学性和可靠性显然难以保证。

(四)大学排名存在偏见

本来同一国家的不同大学之间的可比性是有限的，而跨越国界对多样与复杂的大学进行简化并化约为一组数字难免会产生认识偏差。也可以说， 当今流行的世界大学排名本身就是以偏见为基础的，大学排名明显偏向于英美大学。 因为大多数顶级刊物用英语出版，而这些刊物的数据更容易获取，所以，大学排名机构在收集数据时，往往只收集大学在英文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以及英文数据库收录成果。因此，相对而言，英语国家的大学更容易融入国际学术界，从而加重了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学术话语权。

不可否认，英美国家的确存在许多高水平大学，但一流大学不是排出来的，而是由于这些学校本身就是世界一流大学，排名机构以研究型大学为参照的评价标准让这些大学在排行榜上自然也处于一流位置。因此， 与其说大学排名成就了一流大学，不如说一流大学成就了大学排名。

其实，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可以与排行榜上靠前的一流大学相媲美的高等教育机构。由德国洪堡所创办的柏林大学(Humboldt-Universitat zu Berlin)，建成于1809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哲学家，在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黑格尔、叔本华都曾在此任教，马克思、恩格斯曾就读于柏林大学。但是，由于德国的大学使用德语进行教学与研究，所以无缘大学排行榜榜单前列。

除地域的偏见外，大学排名还存在明显的学科偏见，排名更倾向于自然科学领域，忽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例如，自然科学领域设有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只有诺贝尔文学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以诺贝尔奖获奖人数为排名指标也更有利于自然科学领域。大学排名所依据的《自然》《科学》杂志主要涉及自然科学、生命科学、临床医学与物理化学等领域。如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所处位次却不甚理想。

如果说知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那么真正的知识就是对外界事物的忠实反映。 显然，大学排名的结果算不上一种真正的知识，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的是一种谬误、偏见与假象。 通常来说，经过指标的设定、数据的收集、专家访谈、大规模社会调查而形成的研究结论应该是科学而令人信服的，然而大学排名不仅没有提供一种科学，反而违背常识、违背实事求是的认识论要求，多半的大学排名是在以科学的名义传播偏见。

具有严重缺陷与偏见的“知识”,为何能够长期泛滥，甚嚣尘上呢？它之所以流行显然不是因为排名的科学，而是因为利益驱使。 专业人士与高校领导对大学排名的缺陷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利益驱使大学不得不戴上一个鲜艳而虚假的帽子进行自我标榜，因为排名与生源质量、资金筹措、办学政绩密切相关。

02

大学排名的消极影响

大学排名产生的消极影响已经不是秘密。 李军指出：今天所谓的大学排名体制对大学的主导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排名专政现象，导致高等教育日益趋向于实用主义导向。

王建华则指出： 那种以排名系统为参照，看似精确实际上充满不确定性的“一流”话语无法为我们时代的大学发展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指导，也很难引领大学永续发展。

排名已经助长大学的非理性办学行为 ，大体如下。

(一)排名助长大学盲目追求“一流”,而忽视特色

当前，一些高校为了追求排名结果，已经盲目地按照排名的部分指标建设一流大学，这种盲目性体现在院校合并、人才引进和学科设置等方面。 例如，由于医学学科有大量的科研表现上的“好看数据”,有利于高校提升在排行榜中的位次，许多高校进行合并与扩建医学院。但是，高校合并会消耗巨大的物力与财力，并且合并不一定能提升高校的科研和教学能力。有些学校在合并医学院后，由于经费和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医学院的发展反而受阻。

实际上， 大学质量的提升需要漫长的发展与历史的积淀，而当今的商业排名机构从自身利益诉求出发，每年发布年度排名以吸引公众的眼球。 这种短期的排名会给大学带来压迫感，大学为了以更好的条件参加排名，争相引进人才，使得欠发达地区的人才难以保留，不利于弱势学校的发展。除人才引进的功利化外，高校基于功利的算计将资源向热门专业倾斜，而热门专业并不一定是高校最有优势的专业、也不一定是最适合高校发展的专业，盲目开办热门专业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相比于量化的、好看的数据，一流大学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社会与时代责任 ，因此，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长效机制，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潘懋元先生指出，一流大学要培养出被社会承认的优秀学生，“跟着排名榜的指挥棒转，为建立一流大学而建立一流大学，那你永远建不成一流大学”。

(二)排名助长高校重科研轻教学

虽然大学的功能是多样的，但是大学对社会贡献的首要形式是人才培养。 大学排名的兴起加剧高校教学与科研失衡。 更为严重的是：“高校针对排名及其指标采取反应性行为，重视那些排名测量的方面及能够迅速提升排名的短期利益，偏离其根本任务和价值。”具体来看， 部分高校根据大学排名的指标制定科研奖励办法，排名中权重较高的指标被用在职称评定、项目评审上，高校定期、定量催生学术成果，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科研工作中，从而削弱教学的中心地位。 部分教师为了评职称，学生为了毕业，出现拉关系、买论文等现象，败坏学术风气。李军对高校教师进行访谈， 大多数被访谈者认为科研是大学的核心使命，年轻学者更倾向于将主要精力放在科研而不是教学和社会服务上。

大学排名过度重视可计算的科研成绩，忽视教学等难量化的指标，不仅会使排名结果误导公众，更重要的是会导致高校的同质化。 这无疑影响高等教育的多样性，也使大学背离自身坚守的使命，因此可以说“大学排名偷换了‘大学’的概念，肢解了‘大学’的内涵”。外在的排名压力传导至大学内部，最终破坏的是学风、校风与组织文化，对教学和科研都会造成巨大伤害。如果高校和教师念兹在兹的不是“立德树人”，而是论文数量与排名数据，显然其行为会充满短期主义的功利，而不是长期主义的坚守。如果教学投入与效果“好却好的有限，坏却坏的每况愈下”，又会传递给学生怎样的理念？

(三)排名助长部分高校的不正当竞争

虽然大学的竞争意识能从外部迫使高校不断提升自身办学水平，但周期过短的排名导致大学时刻处在压力之中。 由于在大学排名中靠前的院校更加能吸引到优秀的师资、生源和经费投入，而大学排名监督体系并不完善，个别大学做出一些造假行为，有些高校通过伪造排名指标数据，提高在排名中的位置。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纽约的爱纳大学(Iona College)都曾提供虚假的数据，以便提升排名位次。另外，大学与排名机构存在“合谋”现象，部分排名靠后的高校通过与排名机构进行灰色交易，提升高校的排名地位；有新闻报道国内某些大学也在排名之中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袁振国教授指出：“如若不加以理性对待，在世界大学排名所及之处，高校将采用更多的欺骗行为。”因为排名的泛化，“现在高校普遍感到自己的办学活动和办学过程为大学排行榜所裹挟，产生了一种无力感和无助感”。排名以及对排名的迎合与追求，既是典型的短期功利主义行为，也是形式主义的泛滥。 一些大学致力于成为排名好看的大学，而不是人民满意的大学，“应榜办学”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03

大学排名的回应

正是因为大学排名存在种种缺陷与风险，教育部原部长陈宝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讲：“对这些排名、这些评比，你可以去看它，去参考它，但是你不要在乎它，它评它的，我干我的。”问题是， 大学排名作为一种具有风向标、指挥棒作用的“公共产品”，且这一“公器”存在明显缺陷、频频爆出问题，政府只是“不要在乎它”还不够，还应该担负公共责任，对排名热现象进行有效的回应与规制。

(一)大学排名的监管与治理

大学排名的服务对象是谁？是政府、公众还是大学？ 其实政府有相对全面的方式对大学进行了解与评价，政府自身掌握的信息远比排名机构丰富，这也是很少有政府对大学进行排名的原因之一。为此，排名的主要服务对象应该是社会公众，其次是大学。实际上，排名很难提供社会公众需要的权威、科学、准确、无杂质的信息；加上缺乏监督机制，大学排名的质量与公信力堪忧，甚至可以说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

目前，政府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排名对高校办学产生的消极影响。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发布《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其中第十条明确规定：“不发布SCI论文相关指标、ESI指标的排行，不采信、引用和宣传其他机构以SCI论文、ESI为核心指标编制的排行榜。”同年12月，《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指出：“不得盲目采信、引用和宣传各类机构发布的排行榜，不过度依赖以论文发表情况为主要衡量指标的排行性评价。”2021年3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该办法指出：“在具有可比性的领域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不唯排名、不唯数量指标。”上述三份重要文件已经把“部长讲话”升级为政策要求，体现政府回应与规制大学排名的决心， 但是，这些措施颁布的、指向的政策对象主要是大学，而非排名机构。 虽然政府已经提出指导意见，但是高校仍然存在采信和依赖排名的隐患。大学排名监管至少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因为大学排名的公共性、导向性太强，排名的依据与结果应该是近乎完美的，所以需要监管、规范。 可以实行的措施有：

第一，取缔一些不规范、不合理、不透明、不准确、不科学的大学排名 ，防止“滥排名”和排名的泛滥。留下部分信誉好、具有一定公信力的排名，并对留存的排名机构进行监管、规范、治理与优化。

第二，实行排名机构资格准入制度。 在机构资质上应由第三方、非营利、提供可靠知识的机构开展大学排名，对排名机构的资质与动机进行前置性规范，没有通过资格审查的主体不得从事大学排名。

第三，建立排名结果发布前的资格审查制度。 为了提升排名的科学性、公正性、客观性，在成果发布前还必须有政府机构或者行业协会对大学排名结果进行审核。政府机构或行业协会应对排名机构的专家团队构成、数据来源、指标设定、计算方法、发布形式等有相应的要求，以提高大学排名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如排名结果以图书的形式发布，则需要经过出版机构的严密核查。

第四，完善社会监督与行业自律制度。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这样的国家级学术组织可以牵头建立大学排名有关的行业协会，就行业的健康发展起草相关规范，引领大学排名健康发展，引领社会公众真正理解大学排名与学科排名。当然，有些职责超出教育行政部门的范围，还需要宣传、媒体、市场的齐抓共管，才能取得综合治理的效果。

(二)严控与减少外部评价，增强内部自主评价

高校追逐排名是迫于压力和竞争的无奈之举，也是因为外部流行的问责和绩效机制不科学。所谓外部绩效评价是说： 绩效的大小、质量的高低，不能由学术共同体自己说了算，而要由外部利益相关者说了算，而且要用量化的方法和技术来测量和评价你的绩效。 而所谓的绩效，就是学术论文的数量。

长期以来，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让大学对“分数”“论文”等量化的评价指标格外敏感，媒体的渲染以及公众的关注更是让大学陷入排名的漩涡之中。 因此，只有改变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建立合理的教育评价制度、营造良好的教育评价环境，才能消解大学排名对高校产生的消极影响。

今天的大学面临太多的评价，有来自政府、社会和媒体等不同主体的评价，有文献计量和同行评议等不同方法的评价，有单项和综合等不同类型的评价。 刘振天指出： 强大的外部评估和政府问责大有淹没自我评估的姿态，或者过强的外部评估扭曲了自我评估的本质，使自我评估成了外部评估的点缀、陪衬或附庸。

名目繁多、无处不在的评价耗费大学管理者过多的精力，阻碍大学的健康发展。因此， 相比于增加“科学”的评价，更应该减少不必要的外部评价，增强大学内部的自主评价。

大学内部评价是大学内部旨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价，它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我评估有利于高校了解自身真实的发展情况，减少外部评价带来的压力，降低大学的功利心态。因此，政府应该推进大学自我评估的发展，提供宽松的教育评价环境，调动学校建立质量保障体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府让高校自主制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作为高校自我评价的依据。在评价技术上提供支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协助大学构建适合自己的科研评价体系和教学评价体系，建立健全教育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以分析高校的教学基本状态。

另外，教育评价要回归教育本体。“ 教育本体可以被看成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专门指向人的多样、可持续和有价值发展。”对学校的评价不能只关注它当前的可量化指标，大学正是在这种短期的、量化的评价中变得焦虑，而这种焦虑又会作用于高校的管理，造成教师、学生的压力与浮躁。 在评价过程中，注重学生能力的发展、品德的提升，而不是将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简单地约化为生师比、毕业率等指标。 对教师业绩形式的认定要有足够的包容性，承认除了论文以外的其他成果，如课后答疑、会议发言、咨询报告和社会服务等。《“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强调：“‘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是对高校及其学科建设实现大学功能、内涵发展及特色发展成效的多元多维评价。”能够形成这样的“上下共识”非常难得，更关键的是把这样的战略构想落到实处，能够让各类主体认同升级改版后的评价体系。

(三)理性看待排名，革新评价与薪酬制度

大学排名存在诸多问题，但也不能“一刀切”地铲除与消灭。 为了防范大学排名产生的风险与负面影响，大学应该进行理性的回应。

因为排名的知识属性所限，大学应理性看待排名。大学排名的结果具有怎样的知识属性？认清这一点是合理对待大学排名的前提。 大学之间可以比较，但是，并不是大学所有方面都能转化为数字 ，无论排名的指标如何丰富都不能描述大学的所有方面，排名描述的永远只是大学的局部特征，提供的只是一种简化的、近似的数据，排名过程既是简化的过程，也是生产“偏见”的过程。其实，从最严格的标准看，大学之间本不具备“可比性”，排名机构只有在严格标准面前不断做出让步，才能生产出关于排名的知识。袁振国说： “一个公正、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系和发榜机构，目前并不存在。” 这就是大学排名“业态”的真实写照。实际上大学排名会把全面和丰富的大学简化、拼凑得面目全非，最后提供的信息可能是失真的，所以大学排名的结果就不能作为决策依据和追求目标。 一所卓越的大学不应在意排名，而应以高度的战略定力超越排名，进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立德树人与教书育人的核心使命上，办出人民满意、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大学。

今天，大学评价正从“五唯”转向立德树人的正确导向，大学的关注点也应从外部的量化评价转向内部的人才培养。要实现根本转变，必须借助制度这一载体与保障。根据激励原理，在易于监督与测量的方面(如论文成果)不该进行激励，而在不易测量的方面应该给予足够的刺激，鼓励教师在短期内看不到全部与明显产出的方面(如教书育人)依然去默默追求。所以教师激励制度改革，一种思路是取消科研激励，加大教学激励；另一种思路是提高基本年薪，提供足够的教学科研保障，不再实行敏感型的“绩效制度”。“选择对两者都不进行激励是最优的。所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教师工资主要都是固定工资。”美国大学多数院校实行“年薪制”，几乎没有完整的“科研奖励”这一制度。

笔者曾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访学，询问教育学院纳尔逊(Adam Nelson)教授“您发表一篇SSCI论文或者一部专著学校会给多少奖金?”答曰：“没有一分钱的奖励。”据说加州伯克利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给诺贝尔奖得主的唯一奖励，也只有一个免费的停车位。 为何不必给予重奖？因为学术创新根植于学术自觉与职业追求，而不是外在的经济刺激。

此外，高校要立足本土，争创有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大学特色具有独特性、基础性和发展性，是大学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源泉。潘懋元先生曾指出：“每所学校应根据自己的传统、特色、优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进行科学定位，实施特色办学。”大学如果只是按照大学排名的指标来办学，模仿世界一流大学来办学，那么永远也无法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因为 一味的模仿只能带来二流的相似，带不来一流的超越。 “一流大学的建设离不开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蕴与内涵，相信民族的才是持久的，坚定文化自信才能走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特色之路。”

因此，首先，大学应该结合学校的历史传统，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发扬传统并不代表因循守旧，相反，特色大学要有怀疑、批判和超越的精神，在历史的洗礼与创新发展中发扬特色。其次，定位发展目标，确定发展方向。与其投入过多资源建设综合型大学，不如从办学层次、类型和规模等方面入手，科学定位、扬长避短。同时与国家、社会和地区的需要相结合，找到新的生长点，优化学科结构，建设特色学科。

(四)大学排名的优化

排名机构也该做相应的反思，其系列产品除了符号价值外，是否对高校具有真正的参考意义。 排名机构只有明确其所面向的特定群体的需求，才能设计出满足用户需要的排名体系。因此，排名机构应树立“以使用者为本”的理念，强调排名的“用户导向”。

当前的大学排名指标体系主要是依据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制定的，排名的依据比较单一，而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大学，不仅容易导致大学趋同，而且也不公平。 将来，保留的排名应对不同类型大学分类、分层评价(比如研究型与教学型、国家型与地方型、理工类与文科类),相应的指标构成也要多元化以尊重高校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这样才能提升大学排行榜的有效性。

在用户导向、分类评价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排名指标体系。基于具体指标、单一指标、没有被整合与替代的指标的排名可信度强一些，而如果把师生比、生均教育经费、师资质量等指标加权后作为测量教学质量的指标，所反映的就不一定是真正的教学质量。因此， 一般来说，单项与具体排名相对可信，而综合、抽象的排名可靠性不高。

如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非要对大学进行综合排名就要注意排名指标的全面性和非重叠性，不能用“盲人摸象”般的局部评价代替整体评价；确保各级指标间的有效替代；数据来源要客观，避免使用由大学提供的数据，因为每一所大学都想在排名结果中占得先机，难免会对数据进行“美颜”。在数据加工与分析过程中保证科学性、可验证。除此之外，大学排名机构还应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对排名所使用的指标数据及其含义、适合的参考群体等做出说明。

张应强提出： 必须加强对大学排行榜的监管，实施大学评估排名认证登记和备案制度，推行大学评估排名高校知情和同意制度 ，因为排名机构利用高校的数据进行营利，所以应该付费给高校，建议实行排名机构付费评估排名制度。显然这些建议对优化大学排名也具有积极意义。

因为大学之间的可比性有限，所以综合化大学排名的天然缺陷很难祛除，一种理想的综合化的大学排名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是因为如此，各类主体要理性使用大学排名，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人有责任对大学排名进行规制，不能任其泛滥。正如未经检验检疫的猪肉不能上市一样，大学排名当然也要受到监管。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观点仅是一家之言。大学排名难以监管，工作重心应该是塑造学术共同体文化，使得大学能够在浮躁、喧嚣的环境中保持理性，理性与学术共同体文化才是大学永葆生机的密码。

作者简介：任增元(1980—),男，辽宁朝阳人，管理学博士，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管理与评价研究;Email:rzy@jlu.edu.cn。王绍栋(1996—),男，山东临沂人，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评价研究;长春，130012。

来源： 《现代大学教育》2021年第3期,第18-25+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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