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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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评图书：

书名：《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作者：（美）史谦德

译者：周书垚、袁剑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11月

进入20世纪，北平的城市形态已经在发生改变。清末的北平就开始效仿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大城市，改善道路设施，铺设水管，架设路灯，安装邮箱、公共厕所，还有电话和电报线路。到了民国时期，北平的城市微结构相比30年前、50年前，变化不小。（本篇在涉及到北京1920年代的叙述，采用旧称“北平”。）

但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狄金森学院查尔斯·A.德纳政治学教授史谦德所著的《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一书所指出的那样，北平当时与上海为代表的口岸、近代工业城市相比，仍然有着很大的特殊性。

北平的1920年代，是一个相当失落的时代。北洋政府最终被南京政府所取代。“北京的旅馆、客栈、会馆、饭店、剧院、茶馆、公园和澡堂”虽然“继续为政治活动提供着适宜的场所”，北平当时的外资和民办报纸也依旧发达，但这个城市遇到了此前500年以来从没遇到过的衰落。

1920年代，旗人及其家眷仍然占据了北平百万人口的三分之一。虽然民国政府延续了辛亥革命之前清廷的旧例，继续为旗人提供津贴和口粮，但随着北洋政府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动荡和失势，所以不断拖欠。这就加剧了旗人生活的困顿。

北平的人力车夫为什么那么多？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这本书花费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介绍1920年代北平的人力车——在公共电车普及之前（更谈不上普遍化的私人小汽车），人力车就是北平市民的主要代步工具。而据社会学家的估量，当时北平16-50岁男性居民中，每六人就有一名车夫。

今天的人们对于百年前北平人力车夫的想象，首先就来自于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老舍本人就是满族人，在清末民初动荡纷乱的背景下成长，其作品高频度地出现了人力车夫这样一种典型角色。因为没有比人力车夫能够更好地反映当时北平民众艰难生计的状况。

人力车，最初就像是直接将轿车座位卸下后，安装在一根车轴和两个很大的轮子上的奇怪装置。当然，这个装置按照今天的话来说，也进行了相当的微创新，安装了避震弹簧、滚球轴承，还有传统的马车所没有的橡胶轮胎，所以从19世纪60年代的日本发端，便在东亚、东南亚国家走红。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书中指出，尽管当时的北平城的面积远远没有后来那样广阔，但大学区、紫禁城、使馆区、机关行政区、商业娱乐区等功能区之间仍然有着不短的通勤距离。人力车夫省去了乘客步行的麻烦，也节省了时间，乘客还不用因步行弄得一身尘土。当然，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北平地形平坦。

书作者指出，人力车夫遇到好光景时，收入很不错，足以养活老婆和孩子，其生活水平甚至要比华北平原上农村的小地主更高。冬天的北平，天气很冷，周边农村的农民会趁着农闲进城，选择人力车夫这样的临时工作来帮补家用——冬天的人力车，生意也会更好。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满人在1920年代作为一个阶层已经陷入困顿。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北平的人力车夫，有多达四分之一的人是旗人。在清朝时候，北京是国家的中心，旗人的存在和粮饷再加上宫廷支出，促进了北京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以及北京周边的劳工纷至沓来。北京的很多行业因而被外地人以同乡合作的方式垄断。满人反而不能进入其中多数行业谋生，这到了民国时期就显现出更大的弊端，所以“只要有工作，哪怕拉车他们也干”。

当然，《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一书也谈到，除了满人和外地劳工，从事人力车夫的其他北京本地居民也不少，包括“鞋匠、木匠、巡警、厨子、刺绣工、园丁、渔夫、音乐家、做肥皂的、排字工……裁缝、抄写员、演员……”甚至有女扮男装去拉车的。另外，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失势的政客及其幕僚，大学教授出现在人力车夫行列中，在当时也不是什么新闻。

在夹缝中煎熬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书中指出，人力车在1920年代成为了北平、上海、武汉等地“出行模式和体现身份的手段”。也就是说，人力车夫的社会地位显著低于中产阶级。要在这个行当中揽到生意，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就必须多拉快跑——在平坦的北京城内飞奔起来，当然，这也经常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五四革命时期，革命家在报刊上谴责人力车夫的职业是“一种不生产的劳动，无意义的生活”。但当时的北平城，工业化发展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哪怕是本地居民就业的需要。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当时的时代恰值国内其他城市崛起，分担了原来属于北平专享的政治中心的功能，所以就算没有什么意义，只要有益于养家糊口，北平城内的适龄男儿还是放下了自己的尊严。

拉人力车，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最难的是要边拉边跑。跑的时候，双手搭住身体两侧的拉杆，保持平衡，不能撞到人或东西，也不能摔跟头”。竞争压力使得车夫们不得不长时间多拉快跑，身着汗湿的衣服，忍受着城内四溢的粉尘。当时的北平媒体曾经观察指出，人力车夫工作环境很差，很多车夫中年甚至青年阶段就会迎来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生者也会长期受到负重工作造成的慢性内部组织损伤的煎熬。

就像是后来的出租车归属出租车公司，在1920年代的北平，人力车也大多属于车行，车夫需要租赁车子，缴纳份子钱。虽然车行老板也不乏为人和善之辈，但在几乎等同于丛林社会的人力车行中立足，又涉及到要与当时的“黑白两道”打交道，“狠角色”似乎才更有市场。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对于租车的车夫往往是高度苛刻的甚至动辄暴打，并且与民国时期的北平警察达成了默契，车行内所发生的事，又不涉及人命，警察一般是不过问的。

1920年代的北平警察，也会在商业区热门地段划定人力车上下车的专用区域，类似于今天各地机场、车站的出租车、网约车上下车点。但为了就近招揽客人，减少等候时间，人力车夫也经常随意突破地段范围。

毫无疑问，无论是相较于同时期的上海、广州的产业工人，还是与山东、河北的矿工相比，1920年代的北平人力车夫，组织性都显得更低，所以很少出现联合起来保卫权益的情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29年。

1929年，因为公共电车在北平抢走了越来越多的生意，人力车夫抱团行动，掀起了一番典型的“卢德主义”的抗争行动：攻击电车，阻碍其运行。这一事件也被认为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来，北京城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市民行动。行动让电车公司付出了较大的损失代价，而人力车夫也不是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