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元旦前三天,坐落在河北区的新天津染整厂染整车间发生一起重大盗窃案件。河北分局经过五昼夜的连续奋战,于85年1月3日将此案破获,缴获了被盗的全部赃款。

1984年12月29日晚9时许,在新天津染整厂染整车间施工的河南省民工队会计李超岭,看完电视回到住处,想做一下年前分红的准备工作。当他拉开电灯后,不由得怔住了:室内存放民工队公款的钱柜被敲开,柜内的5700余元现金和一个存有8000元人民币的存折全部丢失。起初,他还以为是队里谁和他开玩笑,当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后,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便与厂保卫干部一起来到公安河北分局金家窑派出所报案。

新天津染整厂坐落在繁华的狮子林大街与狮子林桥桥口处。被盗的民工队会计住所是个简易的小草棚,位于该厂传达室后侧,与传达室仅相距四米。这个小草棚是在被拆毁的旧房基础上临时搭建而成。草棚无门扇,棚内有个简易床铺,被撬的钱柜就放置在床前。钱柜是个木柜,装在柜上的扣吊被敲开,周围有极轻微的撬痕,柜内物品无明显翻动。

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勘查,在现场及其周围没有发现罪犯的指纹、足迹和可供提取的痕迹,破案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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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被盗现场及其所处的环境看,此案最少具备三种可能性。其一,所谓会计住室实际上是一个极其简陋的小草棚。草棚周围堆积的各种建筑施工材料杂乱无章。不知内情的人一般根本不会考虑到草棚里面能住人,更想不到棚内会存放这么多钱。加之棚内其他物品丝毫没动,钱柜内的其他物品也没有翻动,案犯只是拿走了装有现金和存折的黑色人造革提包。从这一点分析,案犯很有可能是民工队民工或该厂职工等了解底细的人。

其二,由于该车间正在扩建施工,围厂的四面墙壁,临街的两面已经拆除,只用篱笆挡着。被盗现场紧挨着一条胡同,过往行人不经该厂大门和传达室,就可轻易从断墙处钻入钻出。再加上该地正处于河北、红桥、南开三个区的交界处,南来北往的人很多。据此判断,外来人或流窜犯顺手牵羊作案也有可能。

其三,该民工队人员复杂,账目手续很不完备,民工队的队长和会计又是姐夫、小舅子的关系。也不能完全排除利用职权监守自盗的可能性。

调查首先围绕民工队队长、会计和几个曾接触过公款的民工进行。通过对民工队队长和会计进行审查,他俩虽然是近亲,但未发现合谋作案的因素和迹象,同时也不具备作案时间。

那么单独作案有没有可能?调查情况表明,发案前四小时,队长史忠河就离开了染整厂到河东区亲戚家串门,一直到晚上近十点才回到厂内。而在发案前半小时左右,队内一民工叫会计李超岭去看电视时,还亲眼看到李将钱放进柜内锁好,然后与他一同去看电视,此后两人一直没有分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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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夜的紧张调查工作,先后接触了六七个重点人物,而案情却越发显得扑朔迷离。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发案当晚八点二十分左右,会计李超岭离开草棚去看电视,九点二十分左右就又回到了草棚。这说明,发案的确切时间应在二十九日晚八点二十分至九点二十分这一个小时之内。在案发这段时间里,该民工队的二十九名民工,除两名在发案前就已离开染整厂回原籍外,尚有二十七人。

这二十七人当晚分别住在厂里的各个角落,加上早到厂的夜班工人,共计76人。要想迅速查获罪犯,就必须尽快搞清这103人的发案时间内的准确情况。

当夜幕再次降临时,对103名发案时在现场人员的询问全部结束,27名民工未发现新的情况,但却发现,发案时染整厂职工脱岗去向不明或又无人证实的竟达十余人之多。而这十余名职工中,绝大多数在调查中表现得很紧张,矢口否认离开过工作岗位。

是这些人都有作案嫌疑,还是另有其他原因?经过再次调查核实,疑团很快澄清了。原来,发案这段时间正是当时播放电视连续剧《陈真》的时候。当晚,这十余名职工为了能看电视,有的溜回家,有的就近跑到熟人和同事那里。当面对追问时,这些人误以为厂里要追查脱岗之事,怕扣发奖金,因此都不敢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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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到了85年元月1日,随着调查工作的步步深入,有个细节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即发案前已离厂返回原籍的两名民工史来福和范宝忠,对着两个人已分别向他们住地公安机关发出核查电报。然而在调查中却有民工反映,29日在市里还看到过史来福。

史来福究竟何时离津?

疑点很快被证实,史来福28日请假离开工厂后,当日并未离津,而是住到了在红桥区的同乡史忠田处。29日下午独自外出,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到史忠田处,20日早上5点多又匆匆离去。

根据这一线索,发现史来福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史来福案发前经常出入会计的住处,多次看到会计算账,知道现金的详细存放情况。

2、史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平时经常借款,临走前一天仅预支工资51元,为此曾流露过不满情绪。

1月3日清晨,在史的原籍所在地,侦察人员与史来福进行了正面接触。由于掌握的证据不充分,如何与史进行交锋,侦察员就如何打开突破口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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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紧张的较量开始了。

“史来福,你是什么时间离开天津的?”

“去年12月29日早6点40分,从天津西站乘长途汽车离开的天津。”

“29日晚在史忠田处睡觉的难道不是你吗?”

“.…..”史来福一声不吭,他的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了。

“下面讲一下真实情况吧?”

“刚才是我把时间搞错了。我28日离开染整厂后,在史忠田那里住了两晚,29日下午买的车票,30日一早乘车离开的天津。”

“既然是这样,29日午后3点到10点这段时间你在哪里?”

“在西站候车室呆着了。”

“当时西站候车室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侦察人员突然开口问道。

“没发生什么事情。”史故作镇定。

其实当天西站候车室发生过一件事,一位农村大婶因为身体原因突然晕厥,在等待医院救护车到来的时间,车站医生在现场给她实施了急救,整个过程中有大量候车旅客围观,如果史来福身处候车室,他不可能记不起来这件事。

当侦察人员指出这点后,史被打击蒙了,顿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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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史来福盗窃公款的邪念由来已久,只是由于条件不成熟,一直没有得逞。26日,他见队里又取回了一大笔公款,再次萌发了盗窃的念头。为减少案发后对他的怀疑,他制造了发案时不在现场的假象。28日午后他公开张扬说请假回原籍,离厂后就偷偷来到了红桥区的史忠田处。29日午后他先去西站长途车站买了车票,到晚上八点以后便偷偷溜回场内。见大家都去看电视,会计室内没人,便从附近地上顺手捡起一根钢筋撬开了钱柜,盗走了放钱的人造革提包后潜回原籍。

根据史来福的交待,不但从他家中院墙大门左侧的墙缝内起获了被盗的全部赃款,而且还查获了史利用在染整厂施工之便偷盗的六百余尺棉布,价值280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