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古代杰出的文人墨客

汉中古代杰出的文人墨客

科技长河

汉中作为远古文明的发祥地、诗骚的孕育地之一，自西汉即“世修文教”，产生了“凿空”西域的张骞、“卓冠古今”的李固等历史巨人，文化积淀深厚，文化传统优良。汉中人崇尚知识、积极达观、讲求实际、淡泊名利、注重节操，造就了特色浓郁的地域文化传统。自三代直至近世，四千多年来，汉中的文脉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文化渊源

汉中的文化积淀，渊源于地域优势、官方推进、家学传统和师承习俗。

汉中是夏、商、周三代的“王化”之区和春秋战国时秦、蜀、楚的争夺地带，接受先进文化很早，受《诗经》、《楚辞》熏染最深。“礼义之邦”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基于西周，而汉中盆地是周人文化挺进南国的基地，江汉之间是南北文化的荟萃之地和诗骚的诞生之地，《诗经》和《楚辞》描写的地域范围在汉水中上游重叠，汉中及汉水中上游恰好是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正因为这种兼融南北文化的特色，造就了汉中文化温文尔雅、儒道互补的君子性格，恰如《中庸》所云：“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国之强也，而君子居之。”仅《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中记载的汉中人才就有李郃、李固、张则、赵宣、赵瑶、陈纲、李法、李燮、陈雅、阎宪、李历、程苞、祝龟、程信陈述等人。

《华阳国志》书影

自西汉第一位载入史册的汉中郡守田叔之后，汉中即进入“世修文教，有俶傥之士，异人并挺”(《华阳国志》卷二)的时代。史载，田叔“学黄老术”，本身就是一位学者。在他之后，古代汉中有众多的官员重视文化教育。据《周书·寇俊传》记载，北魏梁州刺史寇俊在任时发现汉中“民俗荒犷，多为盗贼”，于是命令“郡县立庠序，劝其耕桑，敦以礼让，数年之中，风俗顿革。”寇俊律己甚严，率先季范，“在州清苦，不治产业”，因而威望颇高，甚得民心，任满之后，与其子徒步而还，百姓夹道送行，场面感人。中晚唐时期，十多位宰相级的人物先后出任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兼兴元府(今汉中市)长官，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骚客，促进了汉中文化面貌的改观。先宗和文宗时先后出任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兼兴元府长官的郑馀庆、郑瀚父子在汉中办学育人的故事，是汉中文化史上的幸事、佳话。

史载，郑馀庆系荥阳(今属河南)人，大历中举进士，建中末被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辟为从事。他谦恭自守，“砥名砺行，不失儒者之道；清俭率素，终始不渝”，致力于奖掖后学，循循善诱，“专欲振起儒教，后生谒见者，率以经学讽之，而周其所急”，被赞为“博雅好古，一代儒宗”。他的儿子郑瀚，也是进士出身，博学多才，“典贡举年，选拔造秀，时号得人”,64岁时卒于兴元府任上。父子二人都饱读诗书，具有儒者气象、学者风范、长者胸怀，“馀庆之镇兴元，创立儒宫，开设学馆。至瀚之来，复继前美。”(《旧唐书·郑馀庆传》他们相继在汉中办学兴文，创建“儒宫”、“学馆”，为汉中人才的成长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方孝孺像 南京方孝孺墓园碑石

中华文明在唐宋之际出现了重大转型，由唐代的文武并重，变为宋代的重文轻武；由“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变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而在宋代出现了学校教育勃兴的良好局面。宋神宗熙宁年间，担任兴元知府的文同发现，汉中经济繁荣，而教育文化落后。兴元府学校，僻处城下，建筑低矮，屋宇卑陋，面积狭小；师资弱，学生人数少，“大小裁数人而已”；“寥然一方，遂绝文采”。文同认为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为了改变汉中府学落寞简陋的办学条件，文同先从教师抓起，支持兴元府司理参军潘行兼任府学教授。潘行不负众望，为学生“讲说经艺，教其对答大义，诱掖后进，孜孜不倦。日授月试，皆有条绪”，府学面貌大变，声誉日高，“府县子弟翕然尽愿入学，至于外郡士人闻之，间亦渐有来者。”随后，文同得悉“兴、洋、利、文、龙等州，虽有进士，其人亦尝自患所居僻陋，难得师友”，于是建议朝廷在兴元府设学官，让潘行转任府学教授，“所贵一府五州之人，悉得就近修学。不三二年，当尽变此俗，灿然与天下士人相侔矣。”(文同《奏为乞置兴元府府学教授状》)正是在文同这样博学贤达的地方官促进之下，汉中府、州、县学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褒城县学，“宋庆历间，倚于江岸，窦充宰褒建”；城固县学，“在县治东南，宋崇宁二年建”；洋州州学，“唐天宝时在城之东，宋治平中，知洋州军州事蔡交迁于治之西南”；西乡县学，旧在县治东关”；三泉县学，宋庆历中建”；略阳(宋代兴州)县学，“旧在县治西北隅凤山之麓，宋庆历中建”，穷乡僻壤，书声朗朗。

明朝寰宇一统，文运宏开，非常重视学校建设。洪武五年(1372)，汉中知府费震在元朝府学旧址上重建府学，“以立教事”，发展文化。其后汉中府学多次重修扩建，成化九年(1473)副使梁觐、知府赵玉，弘治十五年(1502)知府周东，嘉靖五年(1526)南郑知县张佑，万历二十六年(1598)知府李有实、三十年(1602)知府崔应科相继维修增广，府学的空间结构更加优化，“中为文庙，后为尊经阁，分列‘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其后为会馔堂。”(明·伍福《汉中府庙学记》)重修后的府学金碧辉煌，“其气象皆高明而规模甚宏邃”，为学子们提供了更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更加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与文化的发展。

在明代汉中教育文化发展过程中，府学教授方孝孺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方孝孺于洪武十五年(1382)任汉中府学教授，“昧爽为诸生讲解文义，至暮无惰容”(清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九)，经常黎明即起，讲学授教，汉中学子，“至今犹彬彬向学，代不乏人，先生之所遗教者远矣。”(明，徐用检《方公祠记》)方孝孺在“靖难之役”中百折不屈，慨然就戮。万历年间汉中知府项思教建方正学祠于文庙左 3侧，祠堂的一幅楹联表达了汉中土人对方孝孺的敬重与怀念：“在当时称为正学先生，如公不愧；问今世犹有读书种子，是谁之功！”方孝孺凛然正气、力学笃行的品德和醇深雄迈、博学能文的修养，深刻地影响了汉中教育文化的发展。

正是由于寇俊、郑馀庆、文同、方孝孺等一代一代有识之士的努力，使得汉中的文化教育薪火传递。清康熙后期，江苏娄县(今上海松江)人王穆任西乡知县，并署城固县事，修缮文庙、学宫，创办义学，撰修两县县志，促进了西乡、城固教育环境的改善和好学之风的形成。

汉南书院 李魁元摄

汉中最早的兴元书院创建于清康熙八年(1669)，是汉中知府钟琇利用明瑞王府的后殿一院房改建而成。今汉中中学的前身是汉中影响最大的书院——汉南书院，系清乾隆四年(1739)由陕安道副使岳礼、汉中知府朱闲圣、南郑知县侯天章共同倡导，在北城废祠地基上修建。他们带头捐资，购置学田，并将其作为书院的固定资产，以保证书院正常运转。嘉庆十七年(1812)南郑知县杨大坦捐置书院东地，汉中知府严如熤捐修斋舍20间。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改学堂，将“汉南书院”改为“汉南中学堂”。清代汉中各地还相继设书院，分别是褒城连云书院(1689年)、西乡丰宁书院(1715年)、洋县定淳书院(1734年)、城固乐城书院(1737年)、略阳嘉陵书院(1783年)、宁羌振文书院(1810年)、沔县正宜书院(1815年)、留坝紫柏书院(1822年)、佛坪迎秀书院(1851年)等。

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家学传统和师承风气也是汉中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西汉成固张骞、张猛祖孙，东汉南郑李固(其故里今属城固)家族、赵宣父子是这方面的代表，其中以李固家族影响力最大。据《后汉书·方术传》记载，李固的祖父李颉“以儒学称，官至博士”，奠定了李氏家族儒学世家的地位和以正直忠正闻名的基础。李固的父亲李郃“(承)袭父业，游太学，通五经，善河洛风星，外质朴，人莫之识”，后举孝廉，历任尚书令、太常，官至司空、司徒，显赫一时，享年八十余，卒于家。李郃弟弟的儿子李历，也是一代才俊，清白有节，博学善交，与大学者郑玄、陈纪齐名，曾任新城县令，政贵无为，亦好方术，官至奉车都尉。李固继承家学，刻苦勤奋，访求名师，遍览坟典。《后汉书▪荀淑传》说荀淑是荀子的十一世孙，博学而不好章句，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李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后汉书·李固传》)。为避免干扰，“固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追师三辅，学五经，积十余年，博览古今，明于风角星算河图谶纬，仰察俯占，穷神知变。每到太学，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业诸生知是郃子”(《后汉书·李固传》注引《李承书》)，一心向学，心无旁骛。李固成名后，还传授弟子，诲人不倦，“固所授弟子，颍川杜访、汝南郑遂、河内赵承等七十二人。”因博学多才，李固与当时名士张衡、马融齐名，并以政论和授徒而闻名，“所著章、表、奏议、教令、对策、记、铭凡十一篇”，其中以《灾异策对》、《遗黄琼书》、《奏记梁商》最为著名。

城固李固墓

汉唐以后，北宋洋州人闵文叔，崇宁中进士，官至尚书，为人卓荦不群。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孙子也科举及第，“累世科名，奕叶济美”。明初被方孝孺之教泽，汉中产生李遇知、吴伟、张羽、朱绶等一批成就卓著的人才。万历年间莱州知府、洋县人李乔岱一门三进士，成为宋代闵文叔之后又一个“进士家族”。清代王榘、康耀辰翁婿，城固刘天宠及其弟子，洋县东韩村刘氏家族，沔县(今勉县西) 严公均、严庆云父子，近当代城固康心如、康嗣群、康国雄父子，也为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