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生买iPad，有错吗？|ipad|助学金|大学生|特困生|贫困生

最近，一位清华贫困生在树洞的匿名留言感动了无数人。

“每天10元的伙食费，你们是不是很诧异？”

“就这样我可以把自己一个月的伙食控制在300以内，还有100元的巨款，我可以利用……”

从一个受助者到有力量帮助别人，在经济好转后捐助4位贫困儿童，这位同学的朴素、善良和努力，无人不为之动容。

电影《风雨哈佛路》台词

而平时在论坛上各种围绕“贫困生”的争议，其实总绕不开“助学金的用途”。比如说豆瓣上经常有帖子讨论：

贫困生配买iPad吗？

作为大学生最青睐的学习用品之一，iPad对于贫困生来说无疑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因此，这一并非刚需的“奢侈品”的购买行为在豆瓣上广受指责。

甚至有人说，“贫困生买iPad就是小偷行为”。

除了iPad，对于贫困生是否能穿品牌服饰、贫困生对于化妆品、护肤品的购买等问题，网友们都各执一词。

一方面认为，既然家庭条件有限，就要过节俭的生活，减少非必要消费；另一种声音说，只要没在身份上作假，就有权自主支配使用途径，贫困生难道就不能改善生活质量，非要紧巴巴地过日子吗？

其实归根究底，对于贫困这个定义，大家是存在幸存者偏差的。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真正的贫困意味着什么。

生活费与“苟活费”

知乎上曾有人提问：“大学生现在生活费一般是多少？”

同为大学生，4326多个回答展现了答主们迥异的生活图景。

匿名用户写道，自己生活费是1000元一个月，其余基本通过兼职，现在大二的她已经有了一万三的存款。很小的时候，她的爸爸曾给过她一个土猪存钱罐。数月后，在她砸碎存钱罐的时刻，地上旋转的小硬币让她感到了深深的成就感与满足感。

她说，“是自律和克制给了我更明媚的清晨”。

不只是她，很多人都晒出了自己的低额月账单，并在评论中晒出自己省钱、兼职或者实习的小妙招。

有用户说，“看到评论区那么多生活费1000的，原来我并不孤单。”

回答中，为数不多的“富婆答主”分享了自己五位数月生活费的日常。

身为家中的幺女，父亲和两个哥哥对她的要求有求必应。回答中的聊天记录显示，隔不了几天，她就会收到四位数或者五位数的转账。

为了做饭，还专门和朋友租了一套房子。

对此有人这样感慨：以前觉得我拿的是生活费，现在看来这点钱只能叫“苟活费”。

据《2020中国大学生消费行为调查研究报告》显示，调查者是全国100多所院校的1万5千多名大学生，全体平均每月可支配生活费约为1954元。

图片来源：新京报有理数

其中，大部分学生每月可支配生活费都超过了1000元，超过2000元的比例也不可小觑。

这个数字，房贷还完兜里不剩啥钱的大城市社畜看了都十分羡慕。

而在数值的另一端，每个月生活费不足1000元甚至更低的群体也在默默生活，但他们面对的辛酸，跟“快乐大学生”丰富多彩的故事相比，似乎很少有人倾听。

看不见的“贫困生”

开头提到的清华贫困生，在自述中记录了自己的午餐：

4两的米饭9毛，在听涛的话，我就要香锅旁边那些肉菜，可以打半份的！有一道甜甜的排骨土豆，只要3.5元。还带粘稠的汤，我把汤拌进饭里，西里呼噜地吃掉，真的很香。

而他一个月的伙食费，对很多大学生来说，吃一顿大餐都不够。

现实中的贫困生，经常被置于两个极端之下：被“凝视”，或是成为“看不见的人”。

事实上，与一些名不副实、只想利用“贫困生”身份物质享受的人来说，真正家境贫困需要帮助的同学，反而会在申请前都会面临强烈的心理斗争。

助学金名单公示原本只作为一种监督机制，很多贫困生却因此望而却步。“不愿意被人知道”，成为了申请贫困资助的最大阻碍。

清华学子的自述中提到，他在大学中因为贫穷最大的遗憾是大一时没有和同班同学团建，负担不起人均150元的支出。

与他一样，贫困生会因为贫穷被剥夺很多活动和娱乐的机会：

朋友圈的组团美食探店，小红书上的剧本杀密室打卡，这些光鲜亮丽的课余活动是很多人大学生活的常态，对他们来说却都可望而不可即。

压力不完全来源于物质上的匮乏，更来源于精神上的贫困羞耻。

有人说，人不会因为贫困而羞耻，人是在比较下感到羞耻。

社会学家默顿认为，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中的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这就是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的来源。

大学作为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将所有学生置于一个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环境之中，很多人在大学时才第一次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但随后，各种落差便接踵而来。

他们像是被迫拖入了《变形记》的录制现场，而录制时间却长达四年。

为了消除自己的贫困羞耻，一些贫困生很本能地希望掩盖自己的身份，“隐性特困生”便是这一心理的产物。

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同于那位清华学子的简朴作风，购买iPad、购买不便宜的服饰成为了一部分贫困生眼中的“精神刚需”。

与其受到监视，他们宁可选择成为“看不见的人”，他们渴望的是——跟大家一样。

看得见的“真实差距”

上文中提到的贫困生们至少都拥有了进入大学的机会。然而，更多的贫困学生并没有这么幸运。

在无法实现温饱的情况下，优质教育成为了一种奢侈品。

还记得去年疫情期间，一个7岁女孩在菜市场的人声鼎沸中，在放满卤肉菜的案板下，蜷缩着认真学习吗？（幸运的是，在社会的帮助下，她已经“走出案板”）▼

同样是上网课，还有很多山区孩子在家中无法收到网络信号，只能在寒冬中上山上课。甚至一些孩子成群结队地直接在山上支起了帐篷，开启了“帐篷课堂”的学习生活。

图片来源：梨视频

家庭条件，究竟在孩子的成长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美国社会学家、儿童教育研究者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分析了美国家长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影响其教育方式的机制。

她的理论中，“教育改变命运”成为了难以应验的神话。不同社会阶层的家长拥有不同的眼界，在教育上采取着不同的策略，中产阶级父母的“协作培养模式（Concerted Cultivation）”区分了贫困父母的“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

通过激活文化资本，中产阶级孩子在同伴、老师和权威机构面前都拥有了显著优势，在步入社会后也更容易成为领导者。

换而言之，安妮特·拉鲁笔下的美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正在降低，社会底层的人很难爬出贫困陷阱。机会平等只是无用的承诺。“寒门难出贵子”似乎已成定局。

而在我们当下社会，不同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除了物质条件不同，更具影响性的的差距其实体现在：资源、远见，以及对未来的选择空间。

毕业后是否留在大城市？是读研还是直接就业？有无出国深造的可能？

选专业时能否得到有用的指导？求职时能否取得有价值的帮助？

一方面，在人生的重大选择面前，富足家庭的、来自大城市的孩子显然拥有更高的试错成本；另一方面，他们也能取得更多来自家庭的帮助。

不管是从小到大受到的“认识自己、大胆追逐梦想”的鼓励教育，还是对未来的清晰而专业的规划，或者是更实际的资源和人际网络，都让他们更为从容地在“出校园后的人生”站稳脚跟。

贫困代际传递的解法

即便如此，教育仍然是打破贫困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的重要因素。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提出贫困代际传递这一概念，即贫困父母将其贫困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不利因素传递给其子女的过程。

研究显示，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子女学业成就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也会对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重要影响。

著名的“布劳-邓肯模型”通过量化分析揭示了父母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对其子女长大后取得的社会地位影响的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