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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霞，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王江珹，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本科生。

白龙，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公文，通讯作者，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融媒体背景下新闻报道体系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8BXW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引言

《经济观察报》创刊于2001年，这张橙色新闻纸在报头上印着“理性、建设性”，向读者解释了“不冲动、不虚伪、不媚俗、不破坏”这一办报理念和价值尺度。

当《经济观察报》于20年前创刊时，美国报纸已经开始衰落，在互联网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冲击下，报业倒闭潮滚滚而至。而此时中国的媒体业尚未意识到危机的到来，报纸依然以深度报道为己任，传媒人以责任、道义、对国家的忠诚，实践着推进社会进程的理念。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报道始，深度报道大约经历了为期10年的繁荣期，优秀作品频出。深度报道记者通过独立、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揭露隐蔽在“秘密”处的罪恶，旨在捍卫公众利益与公民权利。《南方周末》等报刊也因揭露与社会负面现象、为百姓争取应得权益而受到新闻从业者以及受众的广泛认可。

然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闻表达的新形态不断涌现，纸媒日渐凋零，以 “冲突”为主基调的调查报道随之式微，此时兴起于北欧的新闻写作实践“建设性新闻”则是新闻业自我迭代的新契机。建设性新闻这种倡导运用积极心理学的新闻文本，强调叙事的完成度和未来导向（晏青，麦金泰尔，2017），从而给受众的心理带来积极影响，给悬而未决的社会问题带来解决方案。

框架效应证明，媒体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表征方式会影响个体的决策行为。由此，以“解决方案”“调动积极情绪”为导向的建设性新闻报道框架，会对受众情绪、态度、行为等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究竟如何？对于冲突类社会问题的报道，建设性报道框架与批判性报道框架的新闻有什么不同的传播效果？近年来，西方有学者（McIntyre，2015；Meier，2018；Baden，McIntyre & Homberg，2019）已经进行了相关实验研究，并得出了相对积极的实验结果，即建设性新闻为受众提供了乐观心理基模、提升了信任度，推动了社会参与和对话协商等，这一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为建设性新闻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由于中西方新闻环境、社会背景、文化传统等存在较大差异，受众阅读和接受新闻的心理也有差异。那么，基于西方普遍的批判性报道等因素应运而生的建设性新闻，在中国本土语境下是否会产生西方学者所证明的“理想传播效果”呢？

建设性新闻作为西方舶来概念，在国内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多局限于概念辨析、学理价值阐释等理论层面的探讨和实践意义思考，基于中国本土语境的建设性新闻实证研究较少，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可信度和说服力仍需提高。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受众对建设性新闻报道框架的反映为切入点。关注受众的情绪、媒介信任度以及行为意图，探究建设性新闻在中国本土语境下的传播效果，探讨建设性新闻报道框架能否推进公民参与和公共协商的可能性。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建设性新闻

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全球新闻业正经历受众数量锐减和流失、 媒体信任缺乏的处境，处于“危机”之中的媒体行业需要改变的呼声愈加明显（Hermans & Drok，2018）。受众对负面框架与消极新闻的偏好减弱，新闻回避（news avoidance）现象也持续上升。在这种背景下，新闻业界重提过度强调冲突性对于新闻业的危害，要求通过建设性的报道理念调和不平衡的状态（史安斌，王沛楠，2019）。近年来建设性新闻运动正在兴起成长，它向传统的新闻范式发起挑战和倡导积极心理学的做法获得了全球新闻界的关注。在Haagerup、Gyldensted和McIntyre等欧美学者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纷纷建立起倡导建设性新闻的项目组织与研究机构，建设性新闻运动的影响力也逐渐由欧洲向全球蔓延。

从建设性新闻概念发展的历史脉络看，“建设性”概念在新闻界肇始于1908年美国首家新闻学院创始人Walter Williams提出的“新闻工作者信条”（Williams，1908）。作为产生于西方新闻学体系的概念，建设性新闻由Susan Benesch于1998年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中首次提出，他讨论了《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在报道对策新闻方面的表现（晏青，麦金泰尔，2017）。Ulrich Haagerup（2008）在其专栏文章中提到“建设性新闻”的概念，同时提出 “建设性新闻”的初步理念，主张以建设性的新闻标准弥补传统新闻价值观的缺陷，实现建设性报道与其他苦难报道之间的平衡。建设性新闻也被认为是一种新兴的新闻形式，将积极的心理学技术应用于新闻工作，以创造出更具生产力、引人入胜的故事（McIntyre，2015）。

Ding和Zeng（2019）总结出建设性新闻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新闻报道的情感，避免过多矛盾、反对和悲观情绪的新闻评论；二是新闻报道的主题，关注社会问题，注重新闻在社会自我矫正反馈机制中的民主功能；三是新闻报道的目的，通过报道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激发公众讨论，引导社会情感和行动。积极心理效应的暗示和应用成为建设性新闻的重要宗旨，它批评消极新闻易于使公民形成负面情绪，以及因消极而导致受众回避新闻的现象，试图建立新的新闻框架去弥补积极信息不足的现实。在坚持新闻伦理和核心功能的前提下，使用建设性框架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强调叙事的圆满感和完成度。建设性新闻倡导以同理心报道事件，在不掩盖议题中的负面事实的同时，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Meier，2018）。

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当中，对正面报道和均衡报道的要求长期存在，“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也是我国新闻宣传与舆论工作的指导方针。因此，在中国建设性新闻的本土化实践中，建设性新闻指向媒体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而进行新闻报道，其理念与实践定位于媒体在公共传播时代对自身社会角色的重塑（唐绪军，2019）。在不断尝试与肇始于欧美的建设性新闻理念进行对话的同时，中国新闻实践应该注意到本土语境下的“建设性”基于“中国道路”，与西方关于“建设性” 的理解与阐释存在根本差异（刘自雄，2020），因而其在话语实践和应用效果层面，或出现与西方具有差异性的受众反馈。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在先前建设性新闻中国本土化考察研究的基础之上，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究建设性新闻的传播效果，厘清建设性新闻对受众认知、态度、行为层面产生的影响及机制，分析建设性新闻中国本土化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

（二）建设性新闻与受众反馈

1.建设性新闻与受众情绪

根据媒介建构观，受众形成的“现实”并非基于外在于人的客观事实，而是经过人的解释而接受的主观虚拟现实（江根源，2012）。因此，经过议程设置的新闻，通过使用某种话语策略，凸显某些问题，强化某种态度，可对受众的认知、情感、价值判断和意志形成影响（常健，郝雅立，2017）。而以积极心理学为基础的建设性新闻，通过在新闻报道中加入积极情绪，提出解决方案，令受众感受到正面激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受众对世界的负面看法，可提升受众的幸福感。McIntyre（2015）的实验证明，相较于阅读包含有消极情绪、无效解决方案或无解决方案的故事性新闻的受众，阅读包含有积极情绪和有效解决方案的受众会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党君（2020）认为，在中国语境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合理使用建设性新闻可以调解传统新闻报道中的冲突与批评，可以中和社会公众的低落情绪，激发其积极心态的产生。因此，本研究首先聚焦于建设性新闻对受众的情绪影响，根据Watson等人（1988）对情感幸福感的测量划分，将其分为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

H1a：相较于阅读批判性新闻，阅读建设性新闻的受众更容易产生积极情绪；

H1b：相较于阅读建设性新闻，阅读批判性新闻的受众更容易产生消极情绪。

2.建设性新闻与媒介可信度

Haagerup（2017：67）鼓励新闻工作者在写作时基于信任（trust），即权威（authoritative）和可信（believable），新闻的可信度被认为是决定新闻质量的重要因素（郑越，杨帆，2019）。媒介可信度是指受众感知到的信息传播者和传播内容可被信赖的程度（李晓静，刘芹良，2021），而评估受众的媒介可信度有助于确定人们如何感知和评价这些新闻报道（Kohring & Matthes，2007）。Thier等人（2019）在中观层面的研究发现，那些阅读过有解决方案的新闻的参与者，更坚信自己阅读的新闻内容是真实和公平的，并且对特定的新闻持有更大的认同感。

不过，针对中观层面的不同实验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例如，上述McIntyre（2015）的实验得出了积极的结论，而Meier（2018）在研究中指出，当使用一个合理的指标（“……我希望更多地阅读这类文章”）来测量中观层面的媒介信任，并没有得到建设性新闻和非建设性新闻的显著差异。

因此，结合中国本土语境，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相较于阅读批判性新闻，阅读建设性新闻的受众会产生更高的媒介可信度。

3.建设性新闻与受众行为

根据涵化理论，大众传播媒介对人们认识世界的影响会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过程。因而，在此过程当中，媒介使用会对人们社会参与产生影响。对于此，国内外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为“媒介抑制论”，认为媒介报道阻碍“公民参与”，新闻报道导致政治冷漠、加重政治犬儒主义（Robinson，1976）；另一种为“媒介促进论”，认为媒介通过发挥教育功能促进了受众的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Norris，2000）。在对建设性新闻的研究层面，通过激发受众的积极性来组织事实的建设性新闻被认为可能具有唤醒受众参与、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功能（McIntyre & Sobel，2017；Rotmeijer，2019）。Curry和Hammonds（2014）执行的一项“参与式新闻”调查项目结果显示，有解决方案的新闻包含的信息量更大，增加了受众与主题相关的潜在参与意愿，如捐赠意愿等。在对于转型国家的研究中，使用建设性的新闻报道被视为重新唤起并获得受众参与的机会（Kovacevic & Perisin，2018）。

McIntyre（2015）的研究同时证明，阅读含有积极情绪新闻的受众比那些阅读消极情绪新闻的受众更倾向于寻求更多信息、分享故事等；Meier（2018）通过考察受众对建构性和非建构性两种版本的德语新闻和特写的反应，发现受众对建设性故事的分享意愿较高，认为其可能提高受众对解决方案和榜样作用的认同程度。因此，根据已有研究，本研究将受众行为分为公共参与行为和社交媒体行为，并提出如下假设：

H3a：相较于阅读批判性新闻，阅读建设性新闻的受众更倾向于进行公共参与；

H3b：相较于阅读批判性新闻，阅读建设性新闻的受众更倾向于进行以信息转发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行为。

三

研究方法

（一）实验文本与传播平台

本实验选取刊发于标有“建设性新闻专栏”的、有关社会社会冲突的两篇新闻作为实验材料。为增强实验材料的刺激度，研究者对选定实验文本的部分叙事进行了强化处理。例如，在新闻结尾有意识增添圆满叙事，追求新闻的完成度。对于对照组，即西方传统的批判性框架文本，进行反向改写，在进行新闻改编的过程中虚拟出部分消极对话，营造冲突场景。

在实验中，研究者向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被试分别提供统一话题下、不同版本的新闻报道。第一篇新闻报道以物业问题为内容，主标题为《在二手房买卖双方完成交易后，变更用户信息需要多处跑腿、多次提交材料》，事件主体涉及居民、物业和政府三方。针对建设性框架即实验组，该新闻报道的副标题为《何以打破物业维权“怪圈”》，在事实呈现的基础上为报道增添未来导向和结果导向内容；针对批判性框架即对照组，副标题为《空置房减收物业费咋就这么难》，在新闻主体段落着重体现冲突，结尾并未出现任何问题解决倾向。

第二篇新闻报道以政府公务“一窗受理”问题为内容，主标题为《面对物业服务质量问题，市民在维权的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事件主体涉及公民、政府两方。针对建设性框架即实验组，该新闻报道的副标题为《变更公用事业信息期待“一窗受理”》；针对批判性框架即对照组，副标题为《变更公用事业信息之难》，处理方法同上。

本实验选择微信公众号为实验材料的载体。近年来，伴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度推进，微信用户数以绝对优势压倒其他社交媒体用户数。据腾讯2020年第一季度财报，在通信及社交业务上，截至2020年12月31日，微信及WeChat的合并月活账户数为12.25亿（腾讯，2020），且用户对此软件愈发依赖。基于此，实验者自建公众号“城市观察日记”，定位为“都市报融媒体平台”，模拟融媒体新闻环境，进行新闻发布与传播。

（二）数据来源与实验流程

本研究于2021年3月在山东青岛开展。实验有偿募集被试240名，为减少环境、时间等其他因素对实验过程的影响，将被试集中于同一环境进行实验。所有被试均为中国海洋大学的在读本科生、研究生，被试被随机分为两组，在参加实验之前被告知该研究涉及“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新闻报道”，被试并不知晓该研究 的真实目的。

本研究参考Mcintyre（2015）的实验，采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其中1代表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可能），5代表非常同意（非常可能）。实验量表通过纸 质版的形式发放给被试。在进行实验前，实验员对被试进行了情绪前测。同时，为避免不相干因素影响，本实验采用双盲操作，即五名实验员和被试对于研究主题皆处于未知状态。研究中，每组皆分为前测和后测两个部分。240名被试随机被分至批判性框架组和建设性框架组。其中，为避免阅读文本先后顺序带来的实验误差，在实验过程中每组设定60人次先行阅读文本1，再阅读文本2；60人次先行阅读文本2，再阅读文本1。待阅读完毕两篇实验材料后，被试进行情绪后测和其他维度的问卷填写。整个填答过程约用时25分钟。

（三）实验变量

1.情绪

本实验参考PANAS量表的修订版（邱林，郑雪，王雁飞，2008）进行正性负性情绪测量，被访者从1-5依次进行从消极到积极的选择。

2.媒介可信度

根据Meyer（1988）的研究成果，实验从客观、信息完整、值得信任、准确无误等四个维度，要求被试在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的李克特量表上，对新闻的可信度进行评估。在预实验访谈中，较多被试指出“中立”维度与“客观”维度在中国语境下比较类似、难以进行合理区分，因而本量表去除“中立”维度。

3.行为意图

参考McIntyre（2015）的研究成果，实验者从两个副层级（sub-scale）进行测量，一个是媒介行为，包括阅读更多关于这些话题的新闻、在微信上为新闻点赞、点击“在看”、在朋友圈里分享这些新闻、与朋友或家人谈论这些新闻话题；另一个是亲社会行为，包括签署落实有关政策的请愿书、为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建言献策、愿意寻找有关部门进行反映、投诉相关问题，督促问题解决。要求被试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的5级李克特量表上，对自己的行为倾向做出预测，最后进行求和取均值的计算，作为行为得分。

四

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操纵检验及描述性统计

研究者通过两个途径检验研究问卷的有效性。第一个途径是，在量表中穿插测试题目，即“此题目正确答案为第四项，请选择第四项”，以被试是否正确选择第四项为依据，检验被试题目阅读的认真程度；第二个途径是，量表中的态度测量题目，同一内容以两种相反的提问方式分别出现，若被试的两次答案回答相悖，则被视为无效问卷。

研究共回收240份样本，剔除无效样本46份，有效问卷共194份，问卷回收率80.8%。有效问卷中，被试年龄集中于18-26岁。其中男性31人次，女性163人次。除去性别、年龄、地域等基本因素，研究增设题目“您在微信上阅读新闻的大概频率？”以期获得受众的微信阅读新闻习惯。

表1：被试人口通过微信阅读新闻的频率统计表

从表1可知，超过50%的被试每天通过微信阅读新闻，频率以每天1-2次为多， 也有25.2%的被试每天多次使用微信阅读新闻，只有10%左右的被试不太使用微信阅读新闻。被试整体阅读新闻习惯偏向正态分布，具有较好的数据分析价值。

（二）独立样本检验

对前测的各项指标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在0.05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18个独立的正性、负性情绪指标，和总体的情绪感知未见显著差异，故前测证明对实验被试选择科学。

对各维度数据进行总分加取并求得平均值，数字越大，对应维度指数越大。对总体情绪感知、正性情绪、负性情绪、新闻可信度、行为意图进行单样本Kolmogrov-Smirnov检验，皆符合正态分布。以建设性框架、批判性框架为自变量，受众情绪、媒介可信度、行为意图为因变量对框架1和框架2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表2：实验结果统计表

五

结论与讨论

建设性新闻各种实践的共同目标是对受众产生某些影响（Meier，2018）， 通过改进、提升和激发受众，从而促进其对周遭环境的更多参与和积极性（Gyldensted，2011）。本研究立足于建设性新闻本土化发展的涵化效果，从情绪、媒介可行度、行为三个维度检验了建设性新闻框架的受众影响效应。实验结果发现，建设性新闻报道框架比批判性报道框架更能唤起受众的积极情绪，也具有更高的媒介信任度，但在行为方面未能证实建设性新闻报道框架比批判性报道框架能产生更显著的行为意图倾向。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8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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