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所记的夏朝和商朝到底存不存在？在安阳殷墟发现前，国际学术界并不以商朝为信史，然而随着一百多年前甲骨文与殷墟的陆续惊世发现与研究，商朝终于从文字记载转为考古证明的信史，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必然引发出《史记·夏本纪》的探寻。
商之前的夏，从考古而言，到底在何处？随着几十年来二里头遗址考古的不断推进，夏王朝的面目似乎渐渐告别了那些存在于司马迁史书中的文献，而以考古遗址与实物的形式诉说着夏王朝晚期的历史与辉煌。
《澎湃新闻·古代艺术》前不久来到地处河南偃师的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示范区——二里头遗址，在大片秋日的芦苇所营造的一派《诗经·蒹葭》的意境中，走近这座由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定的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虽然学术界对此仍有较多讨论，但这里有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宫城之一，以及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以及最早的官营作坊区，更有堪称中华民族最早期的龙图腾实物之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陈现场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澎湃新闻记者 李梅 摄
（一）
地处洛阳市郊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是去年刚刚对外开放的博物馆，虽然相对于龙门石窟等，在洛阳当地的知名度并不高，但在中国考古文物界，这里一直是热门地区与话题热点。
来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让人意外的是，最初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片巨大的芦苇，密密层层，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现着一片片的银光，让人想起《诗经》里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与秋水的明净。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就在芦苇的环绕之中，仿佛处于水之中央一般。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周围的芦苇
二里头与水，让人想起大禹治水，这与夏王朝直接相关。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名曰文命。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殷墟的发现，彻底推翻了疑古派对商朝存在的质疑，商朝早已找到，那么《史记》中的夏朝又在哪里呢？1959年夏，考古学家徐旭生在河南洛阳偃师调查传说中的夏墟时，在二里头村发现了一种晚于龙山文化但早于商文化的大型遗址，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探索夏文化关键的“二里头文化”。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洛阳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由于它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所以从发现，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二里头遗址
20年前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时，知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的观点并未获得广泛认同，如今，这一观点虽然仍在讨论中，但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在考古遗址基础上建立的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对外开放后，中国最早的王朝文明、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礼器、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3800年前的生活图景，终于陆续展现在世人面前。虽然对“夏都”之名仍有较大的争议，但二里头持续不断的考古发现，使得二里头一直成为中国考古界的热点。包括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也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学术争议是好事，虽然有的完全是两个声音，但有一点值得放心，无论持什么观点，没有人怀疑二里头新发现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此前接受采访时说，“从新发现中，人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
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刘莉认为，二里头遗址发掘了60多年，但对其历史归属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正是反映了目前的考古学资料和研究还无法解决夏王朝与考古学遗存相对应的问题，“考古学要根据物质文化遗存的特性来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和行为。没有必要每发掘一个遗址就急于与文献中的某个地名或族群对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星灿在此前的研讨中表示，对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当下也才刚开始，相比于更早的遗址比如安阳殷墟，二里头的研究还处在一个方兴未艾的阶段，“根据文献和目前的考古发现把它定为‘夏都’是更合适的，但它究竟是不是像现在厘定的这样，我想未来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材料积累，到那个时候，对这个问题会有着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
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后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就其族属和国别而言，当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问题的最终解明，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比如文字的发现。
知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此前表示，从1959年徐旭生先生发现二里头遗址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二里头遗址越来越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里是夏朝晚期的都城遗址，“我很赞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的研究结论，即夏商的分界点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的最末，因为根据发掘情况，这个时期二里头都邑遭到了致命破坏而废弃，后来也没有出现作为替代的同类型、大范围的遗迹。与其相继的是，偃师商城突然出现于二里头都邑东北约6公里处，其第一期和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出土的器物很相近。这说明商派军队来二里头灭了夏，又不放心，就在附近建了偃师商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是少康中兴至商汤灭桀的夏文化，而二里头遗址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李伯谦说。
乳钉纹铜爵 夏代 礼器 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则认为，二里头遗址形成的文化是中华王朝文明的主源头。“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都城，中华王朝文明至少在夏朝就建立了，二里头就是出发点。经过60年的考古发掘，我们看到了夏代后期夏王朝都城的面貌，宫室制度、中轴线、多重院落等都对后来的商、周礼仪产生了深远影响，到明清时期，故宫的紫禁城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影响。这一系列制度的发端是在二里头遗址形成的。所以说，二里头遗址形成的文化应该是中华文明的主源头、主根之一。”
（二）
作为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示范区，早期中国国家形成和发展研究展示中心，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历程与成果展示基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由洛阳市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建、共管，开创了央、地共建的新模式。
澎湃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博物馆建筑从天际线中央突起并逐渐融合于大地，象征威仪四方的华夏最早王朝气象，考古发掘中的“盘龙”、“钥匙”、“铜爵”等二里头元素也被运用到建筑布局的设计中，如博物馆建筑外廓象征着二里头出土最重要的文物——绿松石龙图腾；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屋顶平面，如果从空中俯瞰，仿佛一把巨大的钥匙，寓意二里头文化是开启中华文明的密钥。博物馆内部的中央大厅屋顶支撑结构的造型则来源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外围的夯土墙
除了在设计理念及建筑造型上突出“最早的中国”，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夯土墙的运用也让人印象深刻。在博物馆的外围有一个15厘米厚的夯土抹面，博物馆的40厘米外墙底部也为夯土。据设计方此前介绍，夯土建筑自古有之，二里头遗址是土遗址，遗址的宫城内外也先后发现多座大小不同的夯土建筑基址。在建筑设计中，用最原始的材料——土、沙、石、水，打造原生态、肌理自然的夯土墙面，会让人有种追本溯源的意味，并更为真切地体会到二里头遗址“最早中国”的原始、古朴与粗狂感。
夯土材料外，博物馆使用最多的材料就是以铜铝、紫铜蜂窝板等铜质复合材料。之所以在众多建筑材料中选用铜材料，不仅仅因为夏朝是中华民族第一个青铜王朝国家，还因为这里有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和青铜礼器，对凸显中国最早青铜器制造作坊和青铜礼器有历史意义。同时还展现出铜材料运用的源远流长，紫铜复合蜂窝板即是历史智慧与现代技术的完美融合。
走进博物馆内部，大厅中形似“大喇叭”的造型是仿照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华夏第一爵”——乳钉纹铜爵造型设计的。这一铜爵是罕见的夏朝青铜器，典雅而轻盈，有棱有弧，“青铜爵”造型不仅支撑着中央大厅屋顶，同时还是个电梯井，通过它到达三层，来到作为眺望二里头遗址的观光回廊，在环廊内，环游屋面平台，可把博物馆北边的二里头遗址区尽收眼底。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出的《尚书》明清善本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出的陶器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出的陶器
七孔玉刀 夏代 礼器 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夏代 礼器 1984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展示现场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陈现场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陈的闪石玉（和田玉类）
角料 夏代 工具 2001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陈现场
第四展厅“厥土生民”则对古代二里头人的日常生活与食物进行了生动展示。第五展厅“世纪探索”通过考古研究的呈现重现了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之路，以及这里何以被界定为夏代晚期都邑，该遗址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等。
（三）
展览中的文物呈现与解读对于参观者而言当然是重要的，但在二里头考古工作者眼中，博物馆外围的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主干道路网络，对于解读二里头遗址的王都内涵更为重要。
出博物馆右转，坐下摆渡车，很快就进入巨大的遗址区。目前，二里头遗址有300万平方米，其中包含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等自然村。除了考古遗址，遗址的范围内触目所见也是一片乡野风光。
据介绍，二里头遗址是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多项中国古代都邑和政治制度都源于此。
1959年夏，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二里头中心区道路网络、宫城城墙及相关遗迹平面图 （赵海涛供图）澎湃新闻资料
二里头遗址平面图 二里头考古队供图 澎湃新闻资料
经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数十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获，1977年，夏鼐先生根据新的考古成果又将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范围为东西约2公里，南北1.5公里。包含的文化遗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东周、东汉时期。此遗址的兴盛时期的年代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夏文化时期，考古界将其主要阶段称为“二里头文化”。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自2001年起，工作队对宫殿区进行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发现并清理大型建筑基址数座；对宫殿区及其附近的道路进行了追探，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大路；2003年春季，对已发现的道路进行了解剖发掘，并发现了宫城城墙；2004年，又在宫城以南发现了另一堵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大型夯土墙以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
2011年，经过考古人员一年多的考古发掘，又有一座保存很好的早期大型夯土基址被发掘。此基址台基坐北朝南，总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由至少三进院落及东围墙、东庑组成，至少经过三次修建或增建。考古人员推断，其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距今3600年至3700年，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多院落大型宫室建筑遗址。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发掘现场 二里头考古队供图 澎湃新闻资料
从事二里头考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去年在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暨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布了二里头遗址考古的最新发现。赵海涛表示，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持续了60多年，但发掘面积仅占总面积的1.5%。目前已发现的墓葬、器物等还都不是最高等级，与夏朝都城的规格不对应，接下来这也是主要的发掘方向。从目前的发现来看，二里头都城极可能是以纵横交错的道路和围墙分隔形成多个网格。历年在其中多个网格内发现有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应属不同的家族，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二里头极可能已出现了家族式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
“目前二里头遗址考古正在继续扩大工作区域，以验证上述现象的准确范围和内涵。”赵海涛介绍说，如能确认那么这些新发现将为研究二里头都城整体布局、层次结构、社会分层、等级划分，进而探索二里头王国、夏王朝的规划思想、礼仪制度、统治制度等问题提供重要资料。
赵海涛此前表示，在二里头遗址中心区至少存在两纵、两横4条道路，每条道路宽10-20米，“它们纵横交错，呈方正、规整的井字形，构成了二里头都城功能分区的重要界限，形成多网格式的宏大格局。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宫殿区、祭祀区和官营作坊区这三个最重要的区域。通过井字形的道路，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上述三个区域自北向南依次排列在遗址的中轴区域，宫殿区位居中心，中轴区域及其东西两侧，还有贵族的居住和墓葬区。二里头遗址内部形成了以宫殿区为核心，祭祀区、官营作坊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等高级别功能区拱卫其外，一般居住活动区布列外围的向心式分布格局，布局清晰有序。这样的严整、有序的布局显示出严格的社会等级和统治秩序，也符合《管子》中所说，“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都城规划原则，宏大的宫城和复杂的大型夯土宫殿建筑显示清晰的宫城、宫室制度。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陈现场
“这样的布局与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有相似之处，紫禁城、太和殿、天坛、地坛依次排列，它们代表着明清北京城的有序规划和气势雄浑的布局。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之前，还没有发现这种都城规划布局和类似的遗迹，而之后这成为沿用下来的都城布局祖型。二里头遗址有很多开创性的成就，有很多‘最早’。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宫城、中轴对称和多进院落的夯土建筑群、高等级祭祀遗迹、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铸铜作坊、绿松石器加工作坊和青铜礼器、兵器群。这些都是二里头都城的核心要素。”赵海涛说。
许宏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大致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起，二里头都邑的铸铜作坊开始铸造鼎、斝等以非二里头系统陶礼器为原型的铜礼器，这与此前以爵、大体同时以盉、觚等陶礼器为原型的铜礼器铸造规制有显著的区别。而这些器类日后构成了二里岗文化青铜器群的主体。其背后暗寓的礼制的重大变化，颇耐人寻味。我们虽不知道二里头都邑当时究竟是夏还是商，但其时铸造青铜礼容器的作坊在哪座都城，它就是主都，因为当时只有二里头和郑州商城才能铸造青铜礼容器。基于此，二里头是不是可称为‘最晚的夏都’和‘最早的商都’？”
二里头至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容器的流变（许宏 供图）澎湃新闻资料
对于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地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赵辉此前接受采访时介绍，二里头文化出现前，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许多璀璨的文化，比如晋南的陶寺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那是一个万邦林立、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而在距今约3800年前，二里头文化从这片“文化丛林”中脱颖而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顺利完成从古国到王国的进化，“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一体的王朝’，中华文明从万邦林立的‘古国时代’，进入‘王国时代’。同时，二里头文化强力向四方扩张、辐射文化影响力，形成了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正好就是后来文献记载的夏的重要范围，其最重要代表性遗址就是二里头遗址。可以说，二里头文化是对‘古国时代’的一个总结，也是‘王国时代’的发端。”赵辉说。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相关考古报道文献及澎湃新闻过往报道，图片除注明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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