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黄少卿

编辑丨韩玮烨 来源丨地产资管网

最近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现象受到国际上政策界、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这个逐渐下行的趋势目前看来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往前看，看到上一轮经济周期的景气顶峰，情况尤其如此。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会怎样？

有的学者判断认为还会进一步往下，比如说降到5%甚至更低水平。有的则相对乐观，认为会稳定在目前大约6%的水平。那么，到底会是什么趋势？对此，我想给出一些经济学学理分析。

01

中国经济是否落入相对中等收入陷阱

著名经济学家艾肯格林等人2012年发表在Asian Economic Papers上的一篇论文，基于国际经验对中国经济可能的下行做了一个预测分析，他们认为这个趋势将是不可避免的。

欧洲经济学会主席齐利博蒂在2017年的主席演讲中强调，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过程中，如果中国难以顺利地从依靠投资转向依靠创新，就一定会出现减速现象。

日本经济学家星岳雄教授的研究认为，中国整个增长模式完全符合宏观经济学中的收敛理论，可能的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在人均收入水平这么低的时候，经济增长减速显得偏快了一点，而减速过快会导致中国经济产生一系列问题。

齐利博蒂用了一张图来说明中国会不会掉入相对中等收入陷阱。关于绝对中等收入陷阱，有些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只要持续增长，哪怕是速度再慢，经过一百年、五百年，最终也能达到高水平。因此，齐利博蒂就设定了一个相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比如说后发国家如果和前沿国家的人均GDP之比长时期不能超过某个水平，意味着它的增长跑不过前沿国家，永远落在人家后面，就可以算是落入了相对收入陷阱。按照这个标准，很多发展中国家经过了四、五十年的发展，与美国的人均GDP相比依然不到美国的一半，显然，它们的经济增长落入了相对中等收入陷阱。当然，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成功的越过了相对中等收入陷阱水平。

中国从2007年开始达到美国人均GDP的15%，不到十年时间已经超过20%。从趋势来看，虽然中国大陆的势头和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相比略有劣势，但是，只要这个趋势不改变，假以时日，中国走出相对中等陷入陷阱并没有太大的疑虑。问题在于，我们并不清楚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是不是会一直沿着这个趋势走下去。事实上，陷入相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因为出现了对最初较快增长轨迹的偏离。

02

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多方因素

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增长的减速。从总需求和总供给两个维度可以做不同的理论解释。

从总需求视角，在短期受到不利的需求冲击，尤其是外需萎缩冲击时，扩大总需求可以提高本国既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率，防止让总需求和总生产能力不要出现太大偏离，以至于浪费产能。因此，按照凯恩斯的建议，采用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措施是有必要的。但是，扩大总需求本身不能够提高中国经济的长期生产能力。

生产能力的长期增长要从总供给方面去讨论。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生产能力的持续扩张遇到了困难，因此，长期宏观管理政策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提升供给侧的生产能力。具体而言，结构性政策的着力点就是如何改善供给侧三架马车：劳动、资本和效率。

在供给侧里面，首先看劳动投入，从绝对量来讲，当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退休人员大体平衡，退出略多于进入。劳动力对总供给的促进作用已经难以为继。其次看资本积累，一个国家资本存量增长来自于投资，投资又与国家总储蓄水平密切相关。

随着中国加速进入老年社会，从东亚其他国家经验来看，总储蓄率下降将难以避免，因此，资本积累的作用也会减弱。如果劳动和资本这两个力量不能够持续发挥作用，那么，效率因素就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唯一可以倚重的马车。

但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效率提升也在放缓。我这边列了两项研究，都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在2008年以后基本上是拦腰斩了一刀的格局，1.77对比于3.80，不到原来的50%。还有2.0相比于4.4，也是萎缩了50%。为什么中国经济的效率在前面30年当中有比较好的表现，总体上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大约40%左右的贡献，即便不同的专家学者估算的结果会有些小的差异，但总体上,大家都承认效率的持续提升是中国经济1978年~2008年之间非常重要的推动力。

过去全要素生产率之所以可以取得持续改进，无外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通过各种改革有效地缓解了资源误配，把大量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低效率产业，往高效率部门、高效率产业转移，比如说从国有企业往民营企业转移，从农村部门、农业部门往城市部门和工业部门转移，我们把这个称之为结构转型动力。现在看起来结构转型的动力在放缓。

比如说按照谢长泰和Klenow(2009)他们做的研究，无论是相比于民营还是外资企业，无论是否考虑价格因素,计算的TFP指标上面,国有企业都处于明显的劣势。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放缓，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资源误配的调整速度也在放缓。

此外,我做的关于僵尸企业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经济中长期以来有大量僵尸企业存在，数量多、退出慢，这也意味着这些低效率使用资源的企业难以把资源让度给更高效率的企业使用。所以，改善资源误配来提升效率的这个渠道现在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城市化动力这两年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城市化的增速在近两年有明显的下降。如果城市化放缓，不能够有更多的人进城，从低效率的农村进入高效率的城市，以及从集聚经济不够的小城市转移到更具有急剧经济的大中型城市，也使得中国经济的效率提升失去了一个重要来源。

另外，过去30年中国经济提升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利用后发优势，即中国在不需要自我技术创新的背景下，通过学习模仿别人的技术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其实衡量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拇指法则就是看人均GDP。从这个指标看，相比于人均GDP更高的发达国家，中国的后发优势依然很明显。2020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1万美金，但是可以看到，跟日本、韩国、美国相比，我们的差距也依然相当大。

但是，后发优势的利用空间正在变小，有两个原因：

一是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学习别人技术所要求的自身技术能力更高，学习难度在加大；二是当后发国家越来越逼近技术前沿国家的时候，前沿国家在技术上的防备会越来越强，让你学习的大门会关得越来越紧，学习机会变得更少。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中国采取各种各样的限制措施，防止学习它的技术，包括中国学者出国交流学术都会受到影响。这都说明后发优势的利用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便捷了。

如果中国经济过去依赖的增长动力在减弱，劳动力增速在下降，纠正资源误配和利用后发优势的能力在减弱，就会导致人均资本产出的水平变缓，投资也会受到影响。

那么，中国经济能不能转向创新驱动呢？如果简单地看一些指标，我们会认为中国的创新似乎表现得很不错，这些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数可以用井喷这个词来形容。有学者做过统计，中国无论是研发投入还是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都是非常令人瞩目的。

但是，更细致的研究会发现问题所在。中国快速的专利增长似乎并没有有效促进中国经济的TFP改善。技术创新出来以后是不是有应用场景，是否顺利地实现了商业化，以及最终是否提升了企业的TFP。最近一项研究得出一个特别让人不太乐观的结果，就是专利数量和企业TFP之间的弹性非常低。低到什么水平？企业所有专利对TFP的弹性为0.019，即专利数量增加10%，TFP才提升0.19%，这是非常低的弹性水平。

这就说明，每年申请的专利当中其实有大量对TFP和经济增长根本不产生任何作用的专利。

因为专利对企业改善TFP作用不大，进一步对比会发现，凡是中国有申请专利的企业，和没有任何一件专利申请的无专利企业相比，无论用哪个计算TFP的指标进行比较，居然都是无专利企业的TFP更高，而有专利的企业反而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加大研发获得专利以提升企业的TFP，这个战略到目前为止不能说它失败了。根据既有的研究，我们同样尚不能判断说，自我技术创新的研发活动已经成为提升中国企业TFP的重要来源。

03

产业政策缺陷导致行业TFP下降

最后，针对在我看来令人担忧的政策问题上略作讨论，我把它们称为政策陷阱。

第一，现在谈双循环、全产业链，到底要在什么意义上来理解这些提法？是要形成国内循环的闭环吗？是要形成中国经济的完整产业链吗？但不要忘了，过去若干年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这么快，是和中国充分参与全球分工、参与全球产业链生产，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这件事情分不开。中国参与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生产率提升。

今天强调国内大循环，一定要非常清晰地理解它到底是什么含义。如果是要把中国经济内部的产业链做全，正如我们现在讲的，要“统筹推进、补齐短板、锻造长板”，那就和长期以来我们采取的“扬长避短”战略有变化。过去保留短板不补是理性选择，如果把短板理解为“比较劣势”的话。而一个国家无论怎么努力，都会有它的比较劣势，因为是自己跟自己比。那么，现在讲“补齐短板”就意味着减少具有比较优势领域的生产，去生产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就成了“扬短避长”，必然带来双重效率损失。

“内循环”也是如此，如果强调的是投入产出关系上下完整的衔接，就令人怀疑存在这样的“内循环”。因为在参与全球分工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各个产业都存在大进大出的现象：一个投入品从国外进来，利用它生产的产品马上出口，出去了可能还回来。所以，投入产出表上构成不了内部的完整循环。补齐短板，尤其是讲补齐所有短板，我担心最终会变成中国和世界“两个平行市场”，导致从过去30年的“扬长避短”变成“扬短避长”。

第二，如果不把补短板理解为什么短板都要补，只是补个别的“卡脖子”短板，比如通过产业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在某些领域努力创新，那么，当前的产业政策范式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吗？

我们最近的一项经验研究发现，现有的以“挑选赢家”为特征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有两个明显缺陷：第一个缺陷，很多产业政策被实施到低技能行业——比如去振兴传统产业，属于用错了方向。我们发现，对低技能行业的补贴额并不能提高被补贴行业的TFP和降低该行业僵尸企业的占比。如果行业补贴特别集中于少数企业，甚至反而会提高行业僵尸企业占比，尽管这一点在统计上并不明显。

我们发现，对于高技能行业，政府补贴会降低行业的僵尸企业占比，因为提高了行业TFP。但是，即便补对了产业，产业政策又存在另一个缺陷：政府补贴过于集中于少数企业。“挑选赢家”的结果是被挑选的企业真得成为赢家，补贴鼓励它们开展研发活动，从而生产率提升，但进一步的结果是行业内其他没有得到补贴或补贴较少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生产率下降，最终行业TFP下来，整个行业僵尸企业数量上去。

问题是，要想在行业层面通过“挑选赢家”来促进本国某些领域的技术突破，就要求这个行业的技术路线非常清晰。

如果说被扶持企业的技术路线的确符合未来技术发展方向，那么扶持很可能是对的，即产业政策很可能会成功。它们正确的技术路线不但会引领中国产业发展，甚至会引领世界产业发展。

真正的危险在哪里？在于前沿技术领域、技术路线本身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就像当年高清晰度电视技术路线之争，我最近查文献，看了当年美国、日本、欧洲关于高清晰度电视产业政策的争论，日本和欧洲都选择了他们认为成本相对较低，而且更有商业前景的模拟技术。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把本国相应的企业扶植起来，成为赢家以后，美国有家不起眼的企业基于算法搞出压缩和解压缩技术，使得数据传输成本大幅下降，竞争的结果是日本也好、欧洲也好，扶持起来的企业全部死掉。当年扶持这些大企业的过程中，本国被打压的那些中小企业里面，谁也不知道有没有本来是符合未来技术潜力和技术路线的。

我们特别担心中国的产业政策对各类产业——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技术产业——都构成了对TFP提升方面很不利的影响。

第三，我们在强调创新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个现象，当然这个现象不完全是中国现象，恐怕是一个全球现象，就是特别强调应用研究而明显忽视基础研究。全球各国无论是法国、美国、抑或我们中国，似乎在科学领域都不肯投入，或者说投入不够。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不够理论上很好理解，因为企业的科学研究投入本身有巨大的正外部性，在这个方面非常谨慎，需要靠政府来投入。

中国目前的情况如何？2019年中国投入2.2万亿元人民币，占到整个GDP大概2.2%的比重来从事科技的研发工作，但其中基础研究只有1300亿元。换言之，类似100元钱GDP中拿了2.2元搞科技研发，但其中只有1角3分钱用于科学的基础研究。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创新的今天，如果科学不能发展，应用技术开发在边际上的效率非常低，要提升本国技术水平将非常困难。今天不管是全球也好，中国也好，如果不强调加大基础研究力度，在科学领域取得突破的话，整个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可能都会长期处于康德拉杰耶夫周期的低谷。

换言之，当科学还没有起来一波的时候，指望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经济进入下一波长周期，恐怕是不现实的。

最后，长期以来，我们对投资的作用似乎存在误区，过于强调其需求侧作用而忽视供给侧作用。一旦经济下行，我们马上通过增加投资来弥补总需求不足，从一般道理上讲这个政策没错。问题在于，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资本，如果今天的投资形成的是明天的无效资本，对未来发展就是不利的。

我们最近一项研究发现，提高杠杆率对各类企业的TFP都会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高效率的非国有企业部门和东部地区，相比于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TFP损失更大，其主要原因是，杠杆率提高导致银行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会强化信贷约束，减少对单个企业的平均信贷额度，导致高效率企业无法得到贷款而产生效率，与此同时又让部分低效率企业获得了信贷机会。

总之，如果我们仅仅强调投资作为需求侧因素，试图通过加杠杆增加总需求，以支撑短期经济增长速度，在既有的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金融体系下，尤其是这个金融体系还受到政府指令的严重影响，那么，加杠杆所造成的信贷资源误配只会进一步压低中国经济效率，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中国经济长期总供给能力在不断恶化。

以上几个方面，在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段内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产生重要影响，也是中国经济不容乐观的原因所在。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今年短暂恢复性增长之后，明后年中国经济大概率会出现成本推进型通胀，尤其要防止明后年中国经济出现滞胀局面。

如何提升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在此我想强调，首先理念上要明白，中国经济只有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变成一个更加开放、大进大出式的经济体，我们的经济总量才能在今天100万亿元的规模上继续增长。

黄 少 卿

经济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曾任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民营企业研究中心。

主要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产业（创新）经济学、中国经济。

曾获得第11届上海市决策咨询一等奖。主持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各类课题20余项，目前正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国家交通运输部专项课题。

#睿和智库2021年系列活动

欢迎大家积极参加~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