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前，15万具尸体被日军销毁，一支特殊的“回民掩埋队”成立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悼念墙

前言

在侵华日军的血腥屠杀下，昔日美丽繁华的南京城，成为恐怖的人间地狱，到处是尸山血海。据统计，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到1938年1月，短短六个星期的时间内，就有30余万南京市民及放下武器的士兵惨遭杀戮。这些遇难同胞的尸体，有的被日军毁尸灭迹，有的由南京慈善团体掩埋，有的由私人出资掩埋，还有一部分则由伪政权出面掩埋。

报道“南京杀人比赛”的日本报纸

15万具尸体被日军销毁灭迹

1937年12月14日，下关江边，尸积如山。

一位佩戴少佐军衔的日本军官，正指挥着约800名手执铁钩的日本士兵，在尸堆中紧张地忙碌着。

这是一支特殊的日军，指挥官是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军官安达。他们的任务就是处理这些无辜中国人的尸体。

岸上，一具具尸体被搬至卡车上，又迅速地被倾倒至长江里。滔滔长江里，漂浮着无数的尸体，缓缓向东流去。有时，大浪扑来，一具具刚刚入水的尸体，又被冲回到江滩。同时，还有大量的尸体被搬上30只小船，日夜不停地运往江北浦口以东的一片荒地，由50名士兵焚烧掩埋。

日军屠杀南京平民

尸体实在是太多了，安达指挥所部整整干了两天两夜，也仅仅“处理”掉一半多。

15日傍晚，刚由常熟浒浦镇奉命到达南京的日军少佐太田寿男接受了南京碇泊场司令官下达的新任务：

“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与南京占领军协定，处理下关地区的中国人尸体，现由安达少佐担任，太田少佐协助。”

太田寿男匆匆赶往下关江面，与安达会合。又是三天三夜，下关江边的尸体方才基本“处理”完毕。

战后，日军战俘太田寿男交代了自己与安达在南京毁尸灭迹的过程，其供词现存藏于位于北京西山的中央档案馆内。其中记录的处理方法摘录如下：

处理方法：大部分由下关码头及其稍下游处投入扬子江。一部分在浦口东约4公里处烧掉掩埋（主要用汽油烧，利用洼地、地头等），南京市内的尸体由占领部队用卡车运到扬子江岸，直接由码头的上游投入扬子江（其数约5万）。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尸体散落

据太田寿男交代，南京碇泊场司令部毁尸灭迹的行动，共分两个阶段进行：12月14、15日两天为第一阶段，由安达负责，共处理了6.5万具尸体（包括重伤濒死者1500名），其中投入扬子江的约3.5万，运往浦口焚埋的3万；第二阶段为12月16、17、18日三天，由安达和太田分区负责，共处理尸体3.5万具，其中安达负责处理的为16万具（包括重伤濒死者约250名），太田负责处理的约1.9万具（包括重伤濒死者350名）。

仅仅5天时间，太田和安达在南京下关就将10万具中国遇难同胞的尸体投入长江或焚烧、掩埋，其中包括2100名重伤者被他们活活弄死。

必须指出，安达和太田寿男集中“处理”的尸体仅为日军在南京处理的所有尸体中的一部分，其他作战部队也参与了尸体的处理。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尸体堆积江边

据太田寿男估计，日军在南京出于毁尸灭迹目的而处理的中国遇难者尸体约在15万具左右。

太田寿男的供词及参战日本士兵的证词，已成为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南京进行疯狂血腥屠杀的铁证。

崇善堂掩埋了11万具尸体

崇善堂是收埋尸体最多的一个慈善机构。

南京崇善堂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成立于清朝嘉庆二年（1797年），地址在城南金沙井32号。该堂“系地方私人共同设立，办理一切社会慈善事”。

日军屠杀南京平民

南京沦陷后，崇善堂迁往难民区，救济难民。日军的血腥屠杀政策，使南京尸横遍野，崇善堂堂长周一渔召集有关人员，决定成立“崇字掩埋队”，掩埋遇难同胞的尸体。周一渔兼任队长，下设4队，由孟蓝田、阮月秋、郭全涛、程哲人分任队长，每队各有队员1名，夫役10人。

“崇字掩埋队”的活动，得到了日军当局的许可，并向他们发放了特殊通行证。

“崇字掩埋队”从1937年12月26日开始埋尸，每个队员都穿着前后均印有白底黑字“崇善堂”字样的特制背心。其活动范围为中华门、新街口、鼓楼、挹江门以东为主，南至中华门外花神庙、通济门外高桥门，北至挹江门城墙根，东至中山门外马群，间或也活动至水西门外上新河一带。

从12月26日至28日，3天时间，崇善堂就掩埋了1101具尸体。1938年1月3日至4月6日，又掩埋了6448具。

清明过后，天气转暖，堆积于城区郊外的尸体开始腐烂发臭。“崇字掩埋队”为加快埋尸速度，一方面从各地征召了大量夫役，充实各掩埋队；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现有沟塘洼地，直接将尸体推入其中，上面再掩上薄薄的一层土。

据崇善堂统计，从1937年12月26日至1938年4月20日，4个月时间，共收埋尸体112267具，其中男尸109363具，女尸2091具，孩尸813具。

日军屠杀中国士兵

红十字会收埋了4.3万余具尸体

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南京城内活跃着一支数百人的收尸、埋尸队伍，他们身穿深蓝色褂子或背心，前胸后背都印有白底红字符号，出没于大街小巷，江边城根，搬运、掩埋遇难同胞的尸体。

他们是慈善机构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尸体掩埋队。

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成立于1923年，主要从事救济、掩埋、收容、医药工作等。南京沦陷后，该会在难民区宁海路2号设立临时办事处，欧阳都麟任救济队长，专办救济事务，设难民收容所10处，粥厂2处，散发衣、米、杂粮等。

鉴于日军疯狂屠杀无辜平民，南京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红十字会组织了掩埋队，从12月22日起开始收埋尸体。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队

红十字会掩埋队下设收尸班和埋尸班。收尸班负责将分散在各地的尸体集中起来，由埋尸班掩埋。

德国档案馆曾公布过一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其中有关红十字会掩埋尸体的记录，摘录如下：

红十字会在为埋葬众多尸体而慢慢努力。部分尸体是刚刚从水塘和地下掩体（以前防空袭的掩体）中成堆成堆地打捞和挖掘出来的。例如在大使馆附近主要街道的地下掩体就挖出许多尸体。郊区小港口下关尚有3万具尸体，这都是大恐怖时期集体处决的。红十字会每天埋葬尸体500到600具。

据红十字会统计，从1937年12月22日至1938年5月31日，该会共掩埋尸体42934具；1938年6月至10月共掩埋189具，两者合计共掩埋43123具。其中城内共收埋尸体1793具（男尸1759具、女尸8具、孩尸26具），在城内外收尸、埋葬于城外者41330具（男尸41235具、女尸75具、孩尸20具）。

日军驱赶平民

回民掩埋队的活动

回民是南京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为了便于这些伊斯兰教徒举行宗教仪式，南京城乡各地均建有大量的清真寺。在侵华日军的屠刀下，原来清静的清真寺也未能幸免，寺内血流成河，尸体纵横。散居各地的回民也多有遇难。

面对街头、野外已逐渐腐烂、发臭的难胞尸体，一些老阿訇坐不住了。

“我们应该把他们收埋起来，使他们的灵魂得到安宁。”老阿訇王寿仁、马长发等在一起商议。

1938年2月，一支特殊的“回民掩埋队”宣告成立。负责人为王寿仁，主要成员有张子惠、沈德成、麻子和、沈锡恩、马焕庭等，队址设在豆菜桥28号王寿仁的住所。

回民掩埋队成立后，他们通过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回民孙淑荣，办好了当局的批准手续，领回了加盖了印戳的掩埋队特制袖章。为了减少麻烦，他们又借用“南京回教公会"和“南京红十字会”的名义，打起了“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和“南京红十字会掩埋队”两面旗帜，旗帜上还写有整齐的回文。

在残酷恐怖的情况下，回民掩埋队对尸体掩埋仍坚持按回民习俗进行。按照宗教习惯要先清洗尸体，再进行土葬。由于亡人已露一两个月，肌体开始腐烂发臭，衣服脱不下来，只好用剪刀剪开。没有条件在清真寺内清洗遗体，便只好将亡人置于“讨破”（盛亡人的木制盒子）盒盖上露天冲洗，清洗干净后，沈德成等人再用从难民区集市上购买的白布被里裹上。

回民坟山主马明仁，负责指挥坟山工人打坑和抬亡人。这些工作都在天寒地冻的荒山进行，北风呼啸，更增添凄凉气氛。有时打出的坑里已有尸骨，也只得将尸骨靠边推移，匀出穴位安葬新亡人。

南京大屠杀“万人坑”

没有隆重的葬礼，有的则是幸存者的悲痛和愤恨，400具用白布包裹的回民尸体在向世人控诉着杀人者的罪恶。

活跃在中华门外的同善堂掩埋组

在祟善堂等慈善团体组设掩埋队，对分散于大街小巷、荒郊野外的难民尸体掩埋的同时，在城南、中华门外、兵工厂、雨花台一带也活跃着一支掩埋队，所有成员均佩戴统一制作的臂章，臂章上印有红十字标记。他们是南京同善堂掩埋组的成员，其负责人是刘德才和戈长根。

同善堂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成立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由缎业同仁集资组成。堂址设在中华门外雨花路，其主要事业为“施医药、施材、掩埋”。

南京沦陷后，看到遍地都是被日军屠杀的同胞尸体，同善堂专门设立了掩埋组，专事尸体的收埋，他们共掩埋了7000多具尸体。

至今，同善堂掩埋组的臂章还完整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成为日军屠杀中国同胞的又一有力证据。

南京“万人坑”遗址

木材商人的善举

每年春夏季节，长江上游的木材，借着潮汛，顺江而下，当到达南京时，又转入上新河。久而久之，上新河地区便成为南京郊外一个重要的木材集散地，这里到处都可见到各式木材，河里停放着木筏，岸边堆放着大量木材，操着各种方言的商人汇聚在此交易。

盛世征、昌开运由湖南老家来宁，从事木材生意，经多年苦心经营，已具有一定规模，并积有一定资产。南京沦陷前后，由于家务、财产尽在，他们没有离开南京。

在日军的屠刀下，上新河一带血流成河，盛世征、昌开运躲在死尸丛中，才各自拣得一条活命。

这两名木材商人虽然躲过了生命的劫难，但却未能逃脱被奴役的屈辱。第二天，他们被日军抓走搬运抢劫来的各种物资。

搬运木材的工人

他们被日军驱赶着，走遍了水西门外的各地，见到的是阴森可怖的景象：江东门、汉西门、凤凰街、广播电台、自来水厂、皇木厂、新河口，拖板桥、菩提阁、菜市口、荷花池、螺丝桥、江滩、棉花堤、双闸、东岳庙各地，尸横遍野、人血染地，凄惨万状。

入土为安是中国人的传统，遇难同胞曝尸野外的惨景让盛世征、昌开运坐立不安了。刚刚结束屈辱的拉夫生活，他们便在一起合计起来。

“我们不能眼见这些同胞抛尸荒野啊，一定要想个法子。”盛世征首先表态。

“世征，你拿主意吧，要多少钱，我可以出。”昌开运点头赞同。

于是，一群难民被他们征召起来，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埋尸工作。他们付给埋尸成员的报酬是：每掩埋一具尸体给付法币四角。尽管薪金微薄，但这是一件善事，只要能吃饱肚子也就行了，工人们并不计较。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水西门外暴露荒野的尸体差不多才算掩埋结束。拿出帐单一算，共花费11492元，收埋尸体28730具。

日军屠杀南京平民

城南义务埋尸队

活跃在城南大街小巷、雨花台畔等地收埋尸体的队伍中，有一支约30余人的掩埋队，尽管他们也打着红十字旗帜，戴着印有红十字标记的袖标，但是，他们并不隶属于红十字会的掩埋队，而是完全由一群城南市民自发组织起来的一支义务掩埋队，其负责人是38岁的花匠芮芳缘。

城南是一片血染的土地，中日两军曾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进行过激烈的战斗。硝烟过后，留下了一具具被日军枪刺、刀砍、侮辱而死的中国同胞的尸体。

1937年12月15日，因战争而逃往沙洲圩避难的花匠芮芳缘、商人杨广才等城南居民，因对家里放心不下，相约回家看看。

回程路上，举目所见，到处是难民的尸体，或身首异处，或倒在血泊之中。

劫后余生的难民们感到了钻心的痛。

南京难民

回到已成废墟的破碎家园，芮芳缘等人夜不能寐，归途中的一幕幕时时岀现在眼前。

“我们决不能让同胞曝尸野外，我们应该把他们收殓起来。”杨广才的动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于是，一支30余人的城南市民义务掩埋队成立了，年纪最大的芮芳缘被推戴为负责人。

为了在掩埋时生命安全得到保障，1月5日，芮芳缘找到了南京红十字会和伪南京自治委员会第一区公所，要求他们给予帮助。正在为掩埋尸体而四处奔波的红十字会负责人对他们的行动予以支持，送给了他们一些印有红十字的旗帜和臂章；伪第一区公所为了清理街面，同意帮他们向日本军队疏通。

此后，义务掩埋队开始出没于中华门外各街巷、壕沟，将尸体收集起来，分别埋在雨花台、望江矶、花神庙一带。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悼念墙

历时40余天，城南市民义务掩埋队共掩埋尸体7000余具，其中有2000余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来自金陵兵工厂宿舍。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关于他们埋尸的叙述：

由南门外附廓至花神庙一带，经40余日之积极工作，计掩埋难民尸体约5000余具，又在兵工厂宿舍二楼三楼上，掩埋国军兵士尸体约2000余具，分别埋葬雨花台山下及望江矶、花神庙等处。……所有难民尸体系从各街巷及防空壕等处而来。

7000余冤死的灵魂得到了暂时的安宁。

无主孤坟碑

1938年底，一群衣衫褴楼的村民由中山门外徒步数里来到伪南京市政公署门前：

“灵谷寺至马群一带发现遗骨，为数甚多，请政府速派人掩埋。”

村民的报告很快传到了伪南京市政公署督办高冠吾的耳里。高冠吾出生于崇明岛，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广州江防司令部参谋长兼代司令、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咨议、北伐军左翼军总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10军副军长、江左军左翼指挥官、徐州警备司令等职。1938年3月任伪维新政府绥靖部次长。同年10月兼任南京市政公署督办。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开始描新

高冠吾上任之时，虽离日军在南京进行的大屠杀已近10个月，中山门外灵谷寺至马群一带的尸体已经崇善堂掩埋队掩埋，但在城根、丛莽、山巅、水边等处，仍有不少肌肤腐烂不辨男女老幼的骷髅、遗骨。高冠吾曾亲率随从在城内各处收得遗骨26具，加以掩埋。

听到村民关于发现大量尸骸的报告后，高冠吾下令卫生局立即派人掩埋。

1939年元旦前后，在卫生局的指挥下，用了40多天时间，3000多具尸骸终于集中收埋完毕，并用青砖砌起了一座圆形特大坟墓。墓前立一刻有“无主孤魂碑”字样的石碑，碑上刻有高冠吾亲自撰写的碑文。

修建在灵谷深松之中的孤坟，随着历史的变迁，苍海桑田，已荡然无存，但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中的“无主孤魂碑”的碑文拓片，仍时刻提醒着人们，南京曾有过的那段悲惨的岁月。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

结语

从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在长达六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中，共有30万人以上同胞惨遭日军残杀。而至今日本国内仍有人否定和怀疑这个数字，只能说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就是对历史的无知！

今天是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希望看到此文的朋友可以为当年那30多万遇难同胞进行一次短暂的哀悼，也时刻不要忘记，历史留给我们的警醒！

西班牙驻上海总领事馆前商务官员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