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清末新政时期, 特别是科举停废后, 江西士绅在部分开明士绅的引领示范、清政府严密的制度、地方官积极引导鼓励和个人私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 参与新式学堂教育活动。他们在创建新式学堂、筹集教育经费、建言和监督新式学堂的发展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并努力参与建构具有近代意义的专业性教育机构。这些行为对江西新式教育体系的构建、近代西方知识在江西的传播以及江西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江西教育乃至江西社会的近代转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关键词：清末;江西士绅;新式教育;

作者简介：连振斌 (1983—) , 男, 浙江乐清人, 讲师,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政治及教育文化史。;

收稿日期：2017-06-29

基金：2015年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江西巡抚与士绅:清末江西教育的近代转型研究” (15YB063);2016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清末江西巡抚与清末新政研究” (LS162002);

作为地方社会的代表, 士绅群体一直是清代地方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即便到了19世纪后半叶, 商人被允许与士绅一道讨论本地事务时, 他们仍处于士绅的主导之下, 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集团[1]。因此, 有清一代, 士绅与地方社会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受教育通常是成为士绅的先决条件, 但是仅凭教育并不能使一个人自动成为士绅。要取得这一身份, 就必须通过文武科举考试。然而,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士绅群体在清末时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新式教育的兴起, 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 给这一群体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关于这一问题已有诸多研究, 本文仅拟就清末时期的江西士绅在这一巨变中如何与江西新式教育的互动进行探察, 以期能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1) 。

一、参与并提倡新式教育的原因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随着清政府提倡西学, 江西社会风气渐开, 开明的士绅渐以建立学堂为急务, 并谋建中西学堂, 讲求实学, 藉振积衰之气。1897年8月, 士绅熊罗宿等人禀请设立务实学堂, 后经江西巡抚德寿和湖南巡抚陈宝箴等支持下已设局筹办[2]。作为江西籍的代表人物之一, 陈宝箴更是众望所推, 他积极与江西士绅联系, 为江西新式教育出谋划策。在得知新式教育经费困难的消息后, 他即与德寿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筹划教育经费, 并派其子陈三立到南昌筹商教育事项[3]。于是, 江西各地纷纷建立新式学堂, 南昌县拟设农务学堂, 新昌县拟设中西学堂, 萍乡士绅创设了时务学堂, 等等。可知在江西士绅 (特别是巨绅陈宝箴等人) 的积极推动下, 一股振兴西学、创办新式学堂的风潮开始兴起。然而, 戊戌政变后, 科举考试制度恢复, 时务等学问又为人们所弃。筹划三年方才设立的务实学堂虽在1899年6月间正式招生开课, 但至同年9月礼部下文要求各地开办学堂的经费须在外筹措, 不准动用官项报销, 当政者不得已最终解散该学堂[4]。幸而, 仍有部分江西士绅认识到中国旧学不足以应对变局, 因此仍执着于创办新式学堂。如南昌士绅梅撷云等人慨国势不振, 由于人才之不兴, 故以“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为宗旨, 创设明达公学堂, 购置仪器、图籍, 并聘请了日本教习, 欲培养中西兼通之才[5]。然而, 随着义和团运动爆发, 江西兴办新式学堂的风气遂为之顿挫。

1901年1月29日, 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 向各督抚大臣探求行政科举等事务的改革之言, 之后, 清政府又颁布上谕, 重申变法之意, 要求大臣力行实政。于是, 新式学堂教育重新列入地方政府的工作范畴。然而, 相较于之前部分开明士绅积极主动参与、引领江西新式教育的发展, 这一时期江西士绅参与新式教育的目的与动机有了新的变化。

在新政开办之初, 新式教育是作为旧时洋务的一种, 属于江西巡抚的权力范围。创设学堂大体上由江西巡抚督饬地方官积极提倡创设, 并劝令地方士绅捐资增设, 以辅官方之不足[6]。因此, 江西巡抚在新式教育中起着主导作用, 士绅则处于辅助官方的地位。

然而, 这一时期大部分的江西士绅依然钟情于科举考试。1903年当江西大学堂开始招生时其名额未及定额之半, 为此江西大宪不得不利用士子来省应科举考试之际再招生。为了推动新式教育的发展, 护理巡抚柯逢时希望鼓动当时巨绅庐陵周氏和泰和萧氏捐助巨款, 并承诺奏请京堂, 但为两家子弟所不屑[7](67)。即便在科举废止多年后, 江西学子仍为科举观念所束缚。1908年6月, 江西优级、初级师范毕业生要求官方给予生员贡生, 而“原系生员者以贡生自命, 童生者以生员自命”, 夸耀乡里, 得意一时。1909年当清廷发布考试优拔后, 江西一省报名者有五六千人之多, 颇有科举气象[8]。由此可见当时之风气, 甚至有东湖西昌书院虽改为小学堂, 但其教官认为学堂不易收效, 颇有“改弦易辙之思”。而部分州县直至科举停废政策确定后方才寻求变革的情况。诚如江西士绅胡思敬所言, “科举废, 兴学堂, 朝局大变, 盖不独江西为然”[7](67)。随着劝学所和教育会章程先后颁布, 江西地方士绅方知兴办学务乃其义务。

因此, 有学者认为, 这一时期士绅之所以积极参与新式学堂的创办, 是因为他们在科举废止法令公布后机敏地停止了反抗, 另辟办学堂以保存他们的特权, 因此非常热衷, 甚至不惜自己花钱来办学[9]。事实如何呢?就江西士绅而言, 之所以士绅会积极参与新式教育的活动, 其原因颇为复杂。

第一, 清政府制定了较为严密的制度, 江西地方官员加以督促和引导士绅参与。学部规定:各地方的学堂开办应由地方公正绅董同地方官员商酌办理[10]。同时又规定, 各地官员有承办本地小学堂的责任, 应督同绅董妥筹切实办法, 如有地方官故意延宕不办或虽办而敷衍塞责者, 应由学务处查明禀请督抚将该地方官加以惩处;如士绅有从中阻挠者准地方官禀请将该士绅惩处[11]。在科举停废后, 江西士绅意识到“舍学堂无出身之路”, 于是积极地投身于新式教育中。

第二, 江西地方官吏积极引导和鼓励。九江道台瑞澂率先捐廉在九江城乡各处设立蒙学堂, 礼延师傅, 教育贫寒子弟, 成为江西首个开办新式学堂的地方官员[12]。此后, 各地官员或者召集士绅商办新式学堂, 或者有些地方因风气未开, 地方官未便遽开新政, 便通过迂回的方式宣传新政。如1904年万载县令因风气未开, 难行新政, 故通过开办书报, 任人取阅, 使士民大为奋起, 颇知东西洋大概情形[13]。对此, 江西巡抚也给予积极办理新式学堂教育的士绅以褒奖, 甚至为他们获取功名。士绅危子垣因府县创办中小学堂苦乏经费, 先后向建昌府中学堂、新城县小学堂各捐银一千两, 受到江西巡抚夏峕的褒奖, 并为他向清廷奏奖, 获准建坊并赏给“乐善好施”字样[14]。江西巡抚冯汝骙认为, 造就人才, 以学堂为最要, 创办学堂以集款为最难, 因此对积极参与学务并筹款的士绅进行褒奖。士绅捐款达到一定额度, 就可以获得清廷相应的封典。如举人燕善达因创设两等南昌县立章江中小学, 力任艰难, 先后捐银达二千二百三十九两多, 故冯汝骙按章程为他向清廷要求加奖道员职衔并加三级给予祖父母父母二品封典[15] (第1195号, 10) 。又如湖北试用道童炳森在江西知府班内创办客籍学堂, 并捐助九三八市平银一千两, 江西巡抚遂向清廷要求按例奖给花翎, 以昭激劝[15] (第614号, 16) 。

因此, 办理学务也使一部分失势的士绅藉此参与地方事务, 甚至成为他们谋取功名的新途径。如办理赣省武备学堂事务的吴介璋因在堂五年, 造就甚多, 卓著劳勋, 江西巡抚奏请以陆军协都统记名简用[15] (第1035号, 17-18) 。在籍江西士绅、翰林院编修黄大壎和在籍江西士绅、江苏候补道欧阳述因办理学堂, 于教授管理诸法斟酌尽善, “能使新机启辟, 士习复不染浮嚣”, 冯汝骙认为两人均属不可多得之才, 向清廷奏请交军机处存记[15] (第322号, 16) 。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士绅都怀着高尚的思想参与新式教育, 部分士绅之所以参与新式教育则有其自私的目的。如德化县令施谦就痛斥部分士绅昧于公理, 一见有利可图, 外以兴学为名, 内以争款为重, 办理学务多以虚应故事, 从而侵蚀德化宾兴等公款[16]。义宁学界就向江西巡抚禀报, 该地筹集各项公款, 提充学费, “乃数年来, 书院空改名目, 公款多饱蠹绅”, “即城内各学堂教员则因缘滥竽, 学科则任意授受, 学堂则全无规则, 学生则任便出入”, 要求整顿学务[17]。日本留东学生饶亭长就禀控中学管理员程运照, 经手学堂开支, 浮冒公款, 数年骤富, 拥资巨万, 藉学堂为聚敛钱财之具[18]。而部分士绅也将学堂作为其安插私人的重要场所。如江西客籍学堂监督庄兆铭安插亲戚故旧极多, 以致堂内职员人有啧言, 暗潮涌动[19]。可知部分士绅以新式学堂为自身谋利益的场所。

二、清末江西士绅在清末新式教育活动中的作为

在传统的统治中, 基层地方大多在官督之下实行自治, 起着关键作用的是乡绅, 而其核心成分就是士人[20]。所以江西士绅在新式学堂教育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一) 筹措款项

士绅们通常认为自己是儒家礼教的卫道士, 因此往往会捐资助学。1903年5月, 德化县创设小学堂, 士绅孙廷林和丁继瑜共捐银六百两;1904年5月, 万载县创兴小学堂, 当地富绅认捐六千金;1904年7月, 危子垣向南昌府县捐助银两千两以创办中小学堂, 等等。除了一部分士绅捐款外, 江西地方当局往往采用“以地方公共财产拨助学务”方式办学, 因此筹措经费“全赖地方绅富协力襄助, 庶可逐渐扩充”[21]。显然, 作为地方的熟悉人, 江西士绅更能了解地方财政状况。而有时地方既有的财政或经费无力支持学堂经费时, 地方官需要与士绅商议才能增加新的收入。若无士绅阶层的支持, 地方官将难以展开活动。因此, 地方官在处理地方经费时往往与地方士绅商议。1905年5月, 万载县因学堂经费支绌, 县令召集当地士绅商议在该县食盐项下每引抽钱四百文, 经士绅同意后, 方才向江西省禀报。1906年4月, 德化县令邀请士绅李镜吾等参与讨论该县拥有之宾兴费提拨使用的问题。1908年2月, 宜春官立小学堂商讨扩充办法, 经与士绅公议后决定在税契项下每契价一两抽十文, 等等。

因此, 有些地方官则畏惧士绅权力, 偏向于士绅的要求, 使某些士绅利用办学之名侵蚀地方公产, 而有些地方则因过度抽收捐税而引起地方冲突。1906年建昌县因乡民不满于粮串每张加钱三十文办理学堂, 因而聚集万人到县署哄闹抗缴[22]。1909年9月, 宜春县“自举行新政, 开办学堂, 数载以来, 每因筹款, 士民迭起争端。官顺绅情, 绅藉官势, 假公济私, 苛派、勒捐, 不独大宗货物有捐, 甚至零星食物 (如辣椒、青菜等) 亦无不抽捐”, 遂激成地方巨变。

(二) 参与并创办各类新式教育

在创办学堂过程中, 士绅往往成为开办新式学堂的先锋者。1901年8月, 江西士绅率先在南昌东湖地方设立省垣西学堂, 招收学生肄业, 开风气之先[23];1903年, 举人燕善达在南昌创立私立章江小学堂, 成为江西省城开办初级小学之始[24];1907年9月, 景德镇窑帮士绅禀请设立瓷业学堂;1908年, 江西士绅向护理巡抚沈瑜庆提议设立盲哑学堂, 以教残疾之人。又如江西的女子教育虽最早发端于传教士建立的葆灵女学堂, 但继之而起者却多为士绅所创办, 如1907年, 德化县士绅徐庭兰拟创设女学堂, 同年宜黄县士绅程志诹之母华氏等组织女学堂, 等等。这无疑表明江西士绅起着开创江西新式教育风气之先的作用。

与此同时, 江西地方官创办新式学堂只有在士绅的协助下才能设立。早在戊戌维新时期, 护理江西巡抚翁曾桂就指出, “一切学堂事宜核归士绅经理, 以免掣肘”[25]。1902年柯逢时为了大兴蒙学, 札催各属官吏会同绅董妥为筹商, 赶紧兴办蒙小学堂[26]。可知当时士绅拥有管理学堂的权力。1906年士绅贺荫千主持创办南昌惜余初高等小学堂。除了直接参与筹划、谋划学堂建设, 江西士绅还是各类公立、私立学堂的管理人员和教学人员的重要来源。如1903年, 九江府筹设中学堂, 经士绅筹议后方准设立, 并且聘用了士绅张益葆为总教习, 罗裕樟等士绅分任各科教习。1905年, 护理江西巡抚周浩聘请士绅黄大壎为江西高等学堂监督。同年12月, 九江县令要求士绅对已设立的学堂加以扩充, 未设立的地方设立新式学堂。而在新政之初, 江西师资人才异常匮乏, 师资来源往往由士绅推荐。地方官如果办理学堂不与士绅商议, 将会遭到地方士绅的抵制。有建昌县令毛淦办理高等小学堂, 因未与当地商议就延聘教习, 以致当地士绅及学生皆不满, 要求改聘。该县令坚决不改, 并向江西巡抚要求严惩当地士绅, 但江西巡抚支持士绅的做法, 并以该县令办事荒谬, 予以撤任[27]。可知, 江西巡抚对士绅的作用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也正是在江西士绅的参与下, 江西的教育体系方才逐渐建立。

(三) 建言和监督新式学堂的发展

士绅还肩负着监督学务的职责。1902年, 浮梁士绅王龙光向江西巡抚建言通饬各属振兴家学, 得到护理巡抚柯逢时的肯定, 指示各属地方官督同绅董赶紧设立蒙小学堂[28]。1904年, 江西巡抚夏峕亲自拜访绅宦黄大壎、陈三立等人, 共同商议选派学生出洋肄习农学, 然后设立农学堂之事[29]。1905年, 在京江西官绅因江西留学落后于其他省份而致函江西巡抚胡廷干, 要求设法从速提倡[30]。未久, 江西即派遣大规模的学生赴日留学。1906年萍乡县令在与在籍绅董生监商议后方才提出整顿学堂的办法。1906年8月, 九江士绅禀称九江府中学堂堂规甚坏, 执事诸人办理不善, 出现种种腐败情况, 要求改聘监督、教育改良校规。1908年9月, 乐安县举人因该县高等小学堂异常腐败而向提学使举报, 要求加以整顿, 得到提学使的积极回应[31]。这些都表明江西士绅对新式学堂教育有着监督和建言等权力, 他们深深地影响着地方教育的发展。

三、参与官方机构并设立江西教育总会

在清末, 随着新式学堂教育的展开, 事务日渐殷繁, 江西地方当局先后成立学务处和提学使, 而江西士绅也组织起江西教育总会, 士绅在这些机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 参与官方机构

随着新式学堂事务殷繁, 加以江西省新式学堂学科之等级、管理之方法多不合法, 因此护理江西巡抚周浩认为, 这是缺少综揽专辖事权之人, 因此设立江西学务处, 其职守在于掌管“所有省城及各府厅州县中小蒙学堂暨民间私立各学堂, 以及出洋游学各学生”, 各学堂课程毕业生年限、管理人员职守、学堂创办等事务[32]。而学务处的办事人员由江西官吏与地方士绅构成。最初, 江西学务处的人员是由藩司陈庆滋、候补道、傅春官等官员和士绅陈三立、程志和等人组建而成。

此后, 随着科举的停废, 1906年6月, 学部在奏准《各省学务详细官制及办事权限章程》中规定各省设立提学使一员, 掌管全省学务。根据这一章程, 1907年1月, 江西第一任提学使汪贻书派人将学务处名义裁撤, 并拟设立学务公所。然而, 汪贻书因其继母来往途中病故而开缺, 迟至该年2月, 江西学务公所方才正式设立, 归提学使直接管理[33]。限于资料的不足, 笔者目前尚未找到直接描述江西学务公所具体人员结构的材料。从其他省份的史料来看, 按学部定章, 学务公所分为六课, 由提学使督率所属职员按照定章办理。具体组织结构分为议长、议绅、总务课 (科) 、专门课 (科) 、普通课 (科) 、实业课 (科) 、图书课 (科) 、会计课 (科) 及省视学员。议长议绅多为在籍士绅担任, 而各课设有课长、副课长和课员等职, 课长副课长人员多为正任或候补官吏充任, 课员由官吏和学堂毕业生担任[15] (第125号, 5) 。由此可知, 学务公所的人员大体上由官员和士绅构成。而学务议长一职, 具有参划全省学务兼备督抚咨询之责, 江西第一任学务公所议长为士绅陈三立[15] (第10号, 12) 。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 提学使在到任后往往任用私人, 从而架空士绅的权力。如提学使林开暮在任内将戚友安排于学务公所及各学堂委员之人数不下百余人, 以致人言啧啧[34]。虽然如此, 这并不影响江西士绅发挥他们的作用。冯汝骙就指出, “现在教育急谋普及, 全赖地方士绅协力襄助”[15] (第1195号, 10) 。

(二) 设立江西教育总会

江西教育总会是为了响应学部于1906年7月颁布的《酌拟教育会章程折》而设。该折要求各地原来含有教育性质的机构改为教育会, 在省城的改称教育总会, 在各府、厅、州、县的改称教育会。经过一番筹划后, 1907年5月1日, 江西教育总会正式成立。在成立之初, 江西士绅即召开大会, 筹商全省学务, 决定于全省七十二州县设立教育分会。在教育总会的帮助下, 江西部分地方开始设立教育分会, 临江士绅周玉璧于1907年12月提议将临江学社改为教育分会事务所, 峡江县学界于1908年4月成立教育分会, 九江学界于1908年11月设立教育分会, 等等。

然而, 江西教育总会在设立之初就困于教育经费, 屡屡要求增加经费, 但均无果而终。在此背景下, 江西教育总会会长也几经选举, 然因正副会长及职员多不莅会, 复多兼摄, 以致无甚效果。至1909年8月, 江西教育总会会员选举了喻兆蕃为会长, 欧阳述、贺赞元为副会长, 而贺赞元因兼职其他地方公务, 无暇顾及而辞职。

虽然如此, 作为士绅的教育机构, 教育总会也不时提出一些教育建议。如1909年江西教育总会就向冯汝骙提议筹划经费, 派遣江西官费学生留学欧美[35]。1910年, 江西教育总会派员调查宜春因催收杂捐以致引起风潮而毁坏学堂的情况, 对宜春地方教育的恢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36]。然而, 在江西医学堂学生与教员冲突的风潮中, 教育总会无所作为, 因而受到学界痛诋。并且困扰江西教育总会的财政问题, 一直没能得到缓解。1910年4月, 喻兆蕃向教育总会辞职。后经会员再次选举, 贺赞元获选成为会长, 文龢为副会长。贺赞元一度向提学使表示, “教育总会与学务公所息息相通, 毫无隔阂, 然后意思机关与执行机关合为一体, 而教育之机关乃可言完备”, 希望扩大教育总会的影响力[37]。然而办公经费的支绌使江西教育总会难有作为, 此后未见其在教育领域有所建树, 可知其效果。无论如何, 江西士绅由较分散的个体逐渐以教育总会和教育分会等专业性组织而参与新式教育活动, 使其自身的权力进一步确认和加重。

余论

综上所述, 在江西新式学堂教育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 江西士绅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虽然一部分士绅对新式教育迟疑观望, 直至科举停废后方才意识到“非新式学堂无由出身”, 故转而支持新式学堂的创办, 但在清末新政的大背景下, 江西士绅最终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新式学堂教育活动中来。他们在创建新式学堂、筹集教育经费、建言和监督新式学堂的发展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 并努力参与建构具有近代意义的专业性教育机构。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 认同还是不认同, 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他们的这些作为对江西新式教育体系的构建、近代西方知识在江西的传播以及江西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江西教育乃至江西社会的近代转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 清末江西士绅对江西教育的发展和江西社会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随着新式教育的展开, 江西士绅在权力上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如前所述, 他们参与地方公产的分配、地方学捐等税收的摊派和学堂管理、教学人员的聘用等事务, 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了他们在地方事务中的权力和地位。这一时期由于士绅管理着学堂, 并且招考的学生相对较少, 新式学堂有时成为部分士绅谋求个人前途和安插私人的场所, 在某种程度上也损害了地方其他群体的利益, 甚至于有损于士绅本身的声望。而有些士绅则利用新式教育平台介入地方社会的其他公共事务, 很大程度上侵犯了地方官的权力。

与此同时, 江西士绅阶层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 新式教育是一种以西方科学知识为基础, 并以培养具有现代民主共和意识为目标的教育活动, 这使以道德修养为基础且以忠君文化为传统培养出来的江西士绅阶层在新式教育中的活动范围有所局限。如专业性的学堂, 大体上是由官方或具有留学背景的学生群体所组织。另一方面士绅的权威开始受到新式知识群体的挑战。在清末, 随着新式知识群体的出现, 他们积极地介入到新式教育中, 这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士绅的教育权力, 甚至与其直接产生冲突。而在新式教育权力的争夺中, 江西士绅传统的教育权力也受到官方的侵犯。当然, 这并不单是江西独有的现象, 浙江的学务公所也是如此。在清末新政时期, 由于创办新式教育成为地方官考核的重要内容, 这也使各属官吏更积极地介入地方教育。所有这一切都表明, 这一时期地方士绅的教育权力受到新式知识群体和地方官员蚕食的趋向。而更大的挑战是, 由于士绅群体是与科举制度紧密相关的, 新式教育则在根本上摧毁了士绅赖以依存的科举制度, 这就为士绅阶层在近现代的消亡埋下了伏笔。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03):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