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武梁祠第一幅西壁画像

大众日报记者 卢昱

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也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发起90周年。之所以这样并提，是因为鲁迅与版画有着很深的渊源：先生为后人留下的，不仅有那700万字的文章和译著，还有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手稿、藏书、金石拓片、美术品等。先生一生购入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种，这成为他深厚文化血脉上一笔重要的思想资源。而其中来自山东的汉画像石拓片占有一席之地。

有学者指出，汉画像展示着汉代经济礼仪娱乐的繁茂，折射着齐风、鲁风、楚凤和谶纬之学的民俗风情，彰显出汉人的自豪感。鲁迅先生通过对汉画像石拓片的辨析、解读，进入汉人的生活史、精神史，以此思考如何激活东方美的力量。

“汉唐画像，须皆上翘”

汉画像石拓片的搜集伴随了鲁迅的一生。这种情趣在鲁迅青少年时代即有涉足。

鲁迅从小喜欢画画，自己买了许多木刻或石印的画谱，买不到的便借了来，自己动手影写。所谓影写，就是把一种很薄的纸蒙在书上，照样子描下来。如此影写的，还有王冶梅的画谱《三十六赏心乐事》、王磐的《野菜谱》等。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我在绍兴的时候，因为帮同鲁迅蒐集金石拓片的关系，也曾收到一点金石实物……这种金石小品，制作精工的也很可爱玩，金属的有古钱和古镜，石类的则有古砖，尽有很好的文字阁样。”

这种人文趣味，到了民国初年寓居绍兴会馆，即《呐喊自序》所云“会馆”的时候，转向抄古碑和搜集古器物，也就变得史为专注和浓郁。在留日期间所作的“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的告诫，此时升华为“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惟，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

1913年，鲁迅接触到山东汉画像石拓片，友人胡孟乐赠送给他画像石拓本共十枚，皆出自济宁嘉祥，分别是：洪福寺画像一枚、七日山圣寿寺画像一枚、隋家庄关庙画像二枚、上华林村真武庙画像一枚、吴家庄观音堂画像一枚、郗家庄画像一枚、洪家庙画像一枚、商村画像一枚、无名画像一枚。此后，他开启收藏模式，一生中共收藏山东汉画像石358张，重复者60张。

十多年后，鲁迅先生在考证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胡须时，便引用了嘉祥武梁祠画像。他在《坟·说胡须》中写道：“清乾隆中，黄易掘出汉武梁祠石刻画像来，男子胡须多翘上；我们现在所见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胡子的也多翘上，直到元明的画像，则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

鲁迅对此事印象深刻，直至1934年4月9日致姚克信中还说：“丐我年青时，大家以胡须上翘者为洋气，下垂者为国粹，而不知这正是蒙古式，汉唐画像，须皆上翘。”可见鲁迅对于胡须习俗，也予以注意，甚至津津有味。管中窥豹，借助出土文物以窥古代习俗，是鲁迅研究古代美术的学术思路之一。

手绘过《山东嘉祥县图》

自收到友人赠送的汉代画像石拓本后，鲁迅对汉代画像石拓本的兴趣与日俱增，并且主动购买拓本。他较早关注、购买、考据的是武梁祠画像，现存有拓片64张，是所有汉画像石拓片中收藏最多的一种。

鲁迅先生对每次购买的拓本都仔细记录。如1915年5月1日从琉璃厂购得武梁祠画像并题记拓本等五十一枚，这是他购买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最早的记录。就在这一个月，他又到琉璃厂数次，其中四次购买了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

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夏晓静在整理鲁迅的金石手迹时，惊喜地发现了一张鲁迅手绘的《山东嘉祥县图》，县图是按照1/1800的比例绘制的，图纸用黑色笔线绘制成格纸，图的右上方用赭石色水笔写出绘制的比例尺、刻度、河、干河、邨路、胡泊、村庄、山、大路和县界几个元素。汶上南旺湖和金乡之间画满了圆圈，大概是汉画像所在地的标识，圆圈旁标满了地名。红线双勾标识的地方是武梁祠原址，圆圈里涂满红颜色的地方有北杜庄、晋阳山、嘉祥村、洪福寺、武宅山、郗庄、吕村、焦城村，表示已搜集到这里的汉画像石拓本了。此图原件现存国家图书馆。

鲁迅先生对武梁祠画像印象深刻。他在《朝花夕拾·后记》中写道：“汉朝人在宫殿和墓前的石室里，多喜欢绘画或雕刻古来帝王、孔子弟子、孝子之类的图。宫殿当然一椽不存了；石室却偶然还有，而最完全的是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石室。我仿佛记得那上面就刻着老莱子的故事……将现时的和约一千八百年前的图画比较起来，也是一种颇有趣味的事。”

鲁迅先生收藏的另一种比较完整的画像石拓片是朱鲔石室画像，共52张，有22张重复。鲁迅对朱鲔石室画像石的研究情况主要收录在他的日记、书信和抄录的汉画像石手稿中：1916年5月7日，购买《朱鲔室画象》十五枚；1919年6月6日，购得《朱鲔石室画象》残拓十四枚。

除了到琉璃厂一带购买汉画像的拓本，鲁迅还托人到画像石的原地寻访或拓印。在一册《金石杂件》手稿中，有鲁迅开列的请人代为搜集、拓印汉画像的目录，上面记有山东济南、曲阜、兰山、嘉祥、金乡、济宁等14处及山东金石保存所收藏汉画像石的情况，同时注明对拓本的具体要求：“一、用中国纸及墨拓；二、用整纸拓全石，有边者并拓边；三、凡有刻文之外，无论字画，悉数拓出；四、石有数面者，令拓工注明何面。”1916年1月12日，鲁迅收到汪书堂代购的山东金石保存所收藏的全部拓本，共117枚，其中有汉画像10枚、嘉祥画像10枚、汉画像残石2枚。

从对代拓人的要求中，可以看出鲁迅对汉画像的拓本质量有极高要求。当琉璃厂一带的古董店得知鲁迅搜集汉画像的消息后，便主动到鲁迅住处推销。1915年9月1日，敦古谊派人送来一批汉画像拓本，因未有中意者，鲁迅未购；10月4日，富华阁给鲁迅送来出自嘉祥、汶上、金乡一带的汉画像拓本137枚，虽拓印效果不佳，但因其价格合适，鲁迅便以14元全部购入。

多年以后，鲁迅先生对此有过相应解释。1934年3月6日，鲁迅在给姚克的信中说：“汉画像模糊的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较的清晰，但不易得。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得一大箱，曾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传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汉画象中，有所谓《朱鲔石室画象》者，我看实是晋石，上绘宴会之状，非常生动，与一般汉石不同，但极难得，我有一点而不全，先生倘能遇到，万不可放过也。”

或可另辟一境界也

鲁迅收藏的汉画像拓片原石，有些已经流到国外，如武氏祠左石室画像第一石、武氏祠画像（之一）、武氏祠画像（之二）、武氏祠画像（之三）、郭家庄画像等。这些拓片就变得弥足珍贵了。

鲁迅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过：“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应该说，鲁迅想从汉画像中观察古代生活和风俗，与他作为小说家的观察力、作为杂文家的杂学知识结构，存在着深刻的关系。因而其晚年对于从习俗或生活方式的角度选印汉代石像，始终耿耿于怀，苦心经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认为。

1934年3月24日，鲁迅在给好友姚克的信中表达想出版汉画像的心愿：“汉唐画像石刻，我历来收得不少，惜是模糊者多，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尚无暇，无力为此。”同年4月9日，鲁迅又在给姚克的信中说：“汉唐画像极拟一选，因为不然，则数年收集之工，亦殊可惜。”

两个月后，鲁迅在给台静农信中，除了委托台静农继续帮他收购汉画像，还表达了出版汉画像的想法：“对于印图，尚有二小野心：一、拟印德国版画集，此事不难，只要有印费即可；二、即印汉至唐画象，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而著手则大不易。五六年前，所收不可谓少，而颇有拓工不佳者，如《武梁祠画象》《孝堂山画象》《朱鲔石室画象》等，虽具有，而不中用；后来出土之拓本，则皆无之，上海又是商场，不可得。兄不知能代我补收否？即一面收新拓，一面则觅旧拓（如上述之三种），虽重出不妨，可选其较精者付印也。”然而，鲁迅准备编印出版汉画像的愿望终因事务繁忙和资金不足等原因未能实现。

与一些靠财势的收藏者不同，鲁迅倾其毕生来收集、整理、考据汉画像石，还将其植入到中国的书籍装帧、新兴版画艺术中。在他所推动的版画运动中，渗透着对汉画像石民众艺术特征和艺术表现的理解与借鉴。而在在译作《桃色的云》封面，以及为北京大学《国学季刊》设计的封面，都采用了石刻图案，展示了一种质朴刚健之美。

“汉画像也是一面镜子，照见鲁迅的一种心愿，梦萦魂绕于东方美之生命的复兴。”杨义解析道。这一观点，在1935年9月9日，鲁迅写给青年木刻家李桦的信中得到印证。其中，鲁迅先生写道：“我以为明木刻大有发扬，但大抵趋于超世间的，否则即有纤巧之憾。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沈雄大，唐人线画，流利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