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荔
80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1936年10月18日,鲁迅二时即睡不好觉,三时半坐起来,气喘又发,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气喘更加厉害。19日早晨5时25分,一贯言辞激烈、最富战斗性的文坛铁笔鲁迅,因肺病医治无效,病逝于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现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想到这个日子,是伟大的鲁迅诞辰135周年,去世80周年,我不能不为之写一篇小文。
郁达夫在鲁迅的追悼会上曾说过一句让人深思的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产生了英雄而不知去尊重他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蝼蚁之群(原话是“生物之群”)。对本民族英雄的态度是这个民族人性高度的一把标尺!鲁迅是百年中国最毁誉交加的人物之一。鲁迅跟时代的关系太清晰,一出道就赢得时代,后来他和时代关系扭曲,也是那个时代的戏份之一。他死后,时代开始绑架他、狠狠利用他,他成了时代的超级人质。现在,时代开始刻意地疏离他,要把这一百年来他烙下的刀砍斧削般的深深痕迹抹掉,因为他依然刺目触目,如同时代咽喉的一根骨刺。鲁迅二字,在中国享有最为广泛的知名度,而对鲁迅的阅读,仍然固化在仅有的几个篇章之中,而且许多篇章并不能保证是鲁夫子原文。他被送上神坛,他被送进课本,他跌下了神坛,他大踏步地退出了课本,因为同一个原因。在鲁迅身后80年,我们依然在话说鲁迅,一直有那么多追慕和误解紧紧跟随着他,恰恰说明,当代社会依然存在鲁迅曾经针砭过的时弊。鲁迅曾希望世人忘掉他,管自己过活,然而,我们今天不谈鲁迅,还不行。他横眉冷对、须发浓黑的形象,依然屹立在国人心中。
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
——鲁迅《朝花夕拾》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鲁迅《华盖集》
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
——鲁迅《华盖集》
这就是鲁夫子的笔墨,剥皮抽筋,一读一惊心。所有当下,都是历史分娩的,身体里住着历史的血脉、基因和染色体。当我们以为与某段历史永别时,它又冷不丁拦在了前面,顶多换个面具。尤其于中国这样一个变革不彻底、文化积习太深、体制更新太慢的环境,很多事都会一遍遍地来、改编后重演或排出续集。曾有一段时间,觉得鲁迅过时了,可不久世事历练,发现鲁迅还站在前面,鲁夫子的话一点不老,他依然伟大,像个时代先锋。
鲁迅总能刀锋般猝然地直达核心,他说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面对连绵不断的灾变、饥荒、战乱、暴政,中国人长期挣扎在如何活下去的生存恐惧当中,并由此形成了扭曲天性、蔑视公理、臣服威权的成长—驯化模式。中国是个有着漫长专制历史的国家,造就我们每一个人潜伏的奴性深入骨髓,因此,要重构一种全新的现代人格,冲出文化惯性和习俗约束,鲁迅用了“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的比喻,这个比喻反映的的思想,是近代才有的。漫长的古代,写文章的人是没有毁坏铁屋子的想法的。最具反抗精神的《水浒传》,也不过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事实上,我认为,文学就是教人怎么逃离铁屋子。毁坏铁屋子是政治家、革命家的事情。鲁迅毕一生之功,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终其一生,鲁迅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愤激的鞭笞,他的文字,是用心灵的真火焙炼的,是真我、真心、真言的结晶。他是时代精神的伟大觉悟者和中国文化命运的伟大担当者,真正透视历史和将世界视野纳于胸怀的文化创新者。这样的人物,如果不是民族英雄,那么什么样的人配称为民族英雄?鲁迅印证了我对文学大师的想象:如果没有大爱、大恨、大我,如果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又怎能算得上大师?又怎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言人?人类为什么需要超凡脱俗的英雄,英雄能使更多的人看到更大的希望。正如鲁迅在《故乡》中所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披荆斩棘的开路人、领航者,每一条新路上走过的第一个人,注定将给后来的追随者带去远比一条道路虚拟得多,也重要得多的希望。
在没有鲁迅的日子,我们仍然可以生活得很好。但鲁迅又是一个让人忘不掉的话题。80年前的今日,鲁迅去世了,中国的文坛和思想界,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沉寂的古战场。再也找不到像鲁迅那样的旗手了。鲁迅的遗体曾覆盖一面写有“民族魂”的红旗。那面旗帜,如今传到了哪里?还有谁配得上与那面大旗共舞?谁今天在肩住黑暗的闸门,放我们的孩子到光明宽阔的所在?在我们这个缺乏足够的法治精神、契约精神的社会土壤里,鲁迅的“国民劣根性”批判,从狂人、人血馒头和人肉宴席开始,顶层的颟顸凶残,底层的愚昧嗜血,一百年鲁迅突然发现这个毒瘤,揭穿了中国文化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背后的双重暴力。正如今天,我们中的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还拥有理性,不在为邪恶喝彩之列,也许看到袭医杀医事件,偶尔会同情一下医护人员的,但一旦当你去就医,你的要求没尽数被满足时,就马上变了个脸,一副“逆我者亡”的态度,心中的那柄刀刃就蠢蠢欲动了,仅仅因为医生“服务态度不好”也会屠刀相向,直取医生性命,甚至还觉得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充满“我弱我有理”的天然正义。正是这样的国家,正是这样的民众,已然成为社会毒瘤,医生虽然治得了病,但是治不了社会。鲁迅也无法完成“大医医国”的使命,一百年后,中国依然还是那个百年不变的中国,或者说在思想文化内核只前进了一小步的中国,生病的不止是肉体,更是灵魂,需要改变的是不止是人心,还有无比坚硬的体制。
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面临着怎么对待西方,怎么对待传统文化,中国道路选择的问题。这些当年鲁迅都有思考,鲁迅所提倡的,是“疑”。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强调人的局限性。他是在悖论里发现问题。他不愿给出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因为古老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他不愿轻易地许诺所谓的“黄金世界”,他也不认为古代的思想资源能对现代社会有效,他警惕自己成为过去思想的奴隶,或者被空谈的理想所绑架。鲁迅在思维的复杂维度上令人叹为观止,我认同莫言说过一句话:“和鲁迅相比,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在鲁迅的镜照下,我们很难在当代文学中找到当称“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在数以万计的当代中国作家中,对于中国文化,我们找不到鲁迅式的“击中要害”的伟大评判者。
很多人以为鲁迅是条硬汉,很少人注意到鲁迅的爱,更少注意鲁迅大爱的品性。鲁迅自嘲是“浅薄的人道主义”。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对此,一向散淡且不谈鲁迅的汪曾祺说:“鲁迅的话很让我感动。”他带着悲凉意味地补充:“我们现在没有鲁迅。”时为1991年。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父性也可能是母性。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他以此来期许自己。人类中有这样一种人,譬如鲁迅这种的,总是能超越自我的爱与恨、超越个人的乐与忧,而把视野与胸怀投向更多的人、更广大的人群……鲁迅之所以有大喜与大悲,因为他有大理想,即对全体中国人的关怀与期望。鲁迅无法被取代,一方面证明了鲁迅的伟大,另一方面也说明现世的悲哀:怎么再也出不了思想的巨人?但鲁迅无法被取代,至少比鲁迅被推翻要好。
我想起鲁迅《野草》中有一篇叫《过客》,这个过客永远在走,走向未知,走向未来,很辛苦,很艰难。有一天快到黄昏的时候了,他碰到一个老翁,就问这个老翁,前面是什么地方?
老翁说是坟墓。
他问,坟之后呢?
老翁说,不知道。
但他说老翁旁边有个女孩,她说:“不,不,不是的。那边有许多野百合花、野蔷薇,我经常去玩的。”
80年前的今日,鲁迅已走向了他的坟,但他所引领的思想探索永远在走,一直前行。希望中国的启蒙事业,就这样薪火相传,涓滴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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