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与共同富裕：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利益相关者|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马克思

对共同富裕的理解

关于共同富裕，经济学家讨论的很多，而管理学者深入研究的很少。

经济学家的讨论，主要是从如何做大蛋糕和如何分配蛋糕，尤其是从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角度来讨论，偏向于宏观经济政策，而忽略了作为共同富裕的行为主体之一，也就是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做。换言之，缺乏微观层面（企业）的视角。

所谓的共同富裕，翻译成管理学的术语，就是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市场经济。首先，它是市场经济，其次，它特别强调利益相关者，而非股东利益至上。

所谓的共同富裕，就是将公平放在与效率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实现效率和公平之间更好的平衡、动态的平衡，以及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悖论整合。

所谓的共同富裕，就是在如何保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让更多的普通劳动者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公平感。

过去，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在管理学中只是一个边缘性的理论。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我们应该考虑把该理论从边缘位置提升到管理学的中心，变成管理学的基础性的理论（fundamental theory）。

某些管理学者认为，共同富裕不是管理学应该研究的领域，而是社会管理或者政府管理的问题。他们认为，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说，管理学的目的就是提高企业效率，实现利润最大化。至于其他的问题，企业家不必考虑的太多，只要照章纳税，合规经营，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至少是偏颇的。

德鲁克认为，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建立在健康的组织（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之上。如果作为社会器官的企业，每一个都是唯利是图的，都追逐局部利益最大化，那么，器官与器官之间的对抗性，并不一定能保证社会利益最大化。

过去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表明，很多时候，“看不见的手”只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比喻。各种社会力量自然而然的叠加效果，并不一定带来总体最优。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贫富分化和产业陷阱呢？

谁最早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

关于利益相关者的实践，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去（例如。两三百年前中国的晋商和日本的近川商人、1920年-1970年代的美国龙头企业等）。但是，关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令人惊讶的是，企业家或者实务界的人士或许要比管理学者更早提出这个理论概念。

查阅管理学的文献，我们可以看到1984年Freeman发表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奠基之作（Freeman, R.E. (1984),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Boston: Pitman）。但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施瓦布则证明，早在1971年出版的《机械工程行业的现代企业管理》中，他就提出了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图1）。

图1：1971年施瓦布所提出的利益相关者模型

2021年6月，在最新出版的《利益相关者》（中信出版社）一书中，施瓦布更是基于全球视角，提出了以人和地球为核心的新型利益相关者理论（图2）。

图2: 2021年施瓦布所提出的利益相关者模型

考虑到这个理论50年前最早由欧洲人提出（施瓦布是瑞士和德国背景），现在又再次被他们强调，再次说明了一点：在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里，在政策研究里，研究者的个人身份和国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关注点、理论取向和价值立场。

国际比较研究也表明，德日模式和英美模式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其中前者更加重视利益相关者利益（stakeholder），而后者更加重视股东利益至上（shareholder）。

股东利益至上资本主义的危害

事实上，美国公司在历史上也并非一直强调股东利益至上。

《清教徒的礼物》是一本关于美国管理文化史的优秀著作。该书作者霍博兄弟认为，1920-1970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美国那些龙头企业并没有过分强调股东利益至上，而是比较均衡地关注利益相关者，强调集成决策（决策制定和执行经常是同样的人），带有合作精神的个人主义。

“那些龙头企业，比如杜邦、通用电气、AT&T等，进入自己的鼎盛期后，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在股东、员工、管理者、供应商、客户以及研究者的目标和利益之间实现了微妙的平衡…。利益相关者这个名称那时还没有普遍使用起来，但是，它所指代的各路势力那时已经在龙头企业出现了”（《清教徒的礼物》，第117页）。

大逆转发生在1960年代的末期。随着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发生，包括越南战争、石油危机、民权运动等，英美经济陷入滞胀。在这种情况下，从197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崛起。其中的著名代表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他们强调有效市场假说、股东利益最大化等）和迈克尔·詹森为代表的哈佛商学院（强调代理理论等）。

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造成今日美国相对衰落、内部贫富分化悬殊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美国社会内部矛盾的内卷进而扩散到国际关系中，包括中美冲突中。

其背后的逻辑链条可以概括如下：股东利益至上——效率至上、资本收益最大化——因为资本的强势，大企业很少考虑当地员工就业、工会、社区和国家的利益——尽可能选择外包（outsourcing），寻求成本最低的地方进行投资、或者寻求最大最肥的海外市场——导致美国内部产业空心化，供应链的安全出现问题——因为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大于人员的流动性，所以，华尔街和硅谷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美国10%的全球化精英获得最多收益，而50%的工人群体利益受损，后者在三四十年里的收入一直徘徊在低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喊出“我们都是99%”，反对1%的巨富阶层（参考《美国真相》《不平等的代价》等书）——根据美联储的数据，在2021年6月，美国历史上首次！前1%的超级富豪拥有的财富超过了中产阶级总和（观察者网，2021年10月9日）。

图3：美国“超级富人”财富自1989年来首次超过“中产”

（可视化：彭博社，数据：美联储）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管理学的渗透

管理学处于人类知识体系的下游。在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接受了来自统计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的渗透。管理学在建立自己的学科合法性的过程中，急于把自己打扮成一门科学，所以，经常盲目地模仿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很大程度上被这些学科殖民。其中之一，就是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毒害不浅。

2005年管理学者Ghoshal在AMLE（《管理学习和教育》）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不良管理理论正在摧毁好的管理实践”，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芝加哥经济学派，尤其是它们在管理学中的代理人Michael Jennson。他批评那种过分强调股东利益至上的代理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是一种“知识伪装”。这些理论“基于意识形态的悲观愿景”，“基于局部分析和不现实的偏颇假设的过度真理主张”，“通过双重诠释过程，把负面假设变成现实”。

我们知道，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等自然科学家在研究中，即使构建出错误的理论，都不会影响研究客体的行为。但是，社会学科里存在明显的“自我证验预言”，存在着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s）。如果你假设对方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他可能就按照自私自利的模式行动。相反，如果你觉得世上皆是好人，他们可能也回报你以玫瑰。

图4：S.Ghoshal戈沙尔的论文（2005）

更具体的分析如下：1970年前后，美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中，激进的个体主义e等）取代了奠基在集体主义之上的个体主义文化观念（例如，清教徒、贵格会、摩门教、各种社区和社团、俱乐部等），消费主义在美国大肆泛滥。

作为一种思想潮流的推手和回应，芝加哥经济学派虽然强调道德对个体来说很重要，但是，他们对人性秉持一种利己主义的行为假设，尤其是关注人类的缺陷（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认知偏差、个人偏好等）。

经过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基础性学科，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思想慢慢渗透到了管理学，变成了今天我们日用而不知的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社会网络理论、社会困境理论等。

思想有腿，会走。社会理论，不是很容易被证伪。一旦被提出来，尤其是占据主流地位，即使是错误的，其影响力也很难被消除。

“思想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信念或观察出发，那时思想是外显的；如果被足够多的人接受和支持，思想也许就会悄悄进入人类的潜意识，威力大增，因为这时思想是内隐的，考察不了也批判不了。”

中国目前面临的贫富分化问题

让我们来做一个思维游戏，以便大家对当下中国过分悬殊的财富分化状况有一个更加形象的理解。

假设有一天，您中了大奖500万，您是不是感到非常幸运？假如有一个人，每天中大奖500万，而且持续一年，您是不是觉得完全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我告诉您，有个别人的财富，相当于每天中大奖500万，而且连续中大奖83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您一定觉得我是在胡说八道。

事实上，马化腾和马云等的个人财富大约有1500亿左右，差不多就等于83年X365天X500万。不信，您算算。

我相信，邓小平先生80年代初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时，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中国会出现亿万富翁、百亿富翁、千亿富翁。

再让我们从基尼系数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有多么严重。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工作收入的基尼系数在0.2以内，社会基本上绝对公平，但也可能是死水一潭，缺乏企业家精神。而当基尼系数处于0.2~0.3之间时，公平有余，效率不足；0.3~0.4之间时，兼顾公平和效率，社会平衡。例如，北欧国家基本上在0.27左右，德国在0.29左右，OECD国家平均在0.31左右，日本在0.36左右。

而当工作收入的基尼系数处于0.4~0.5之间，就是典型的效率至上，公平不足。而当基尼系数大于0.5以上时，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贫富分化严重，冲突不断。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过去的三五年里，中国工作收入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47左右，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71左右。工作收入类似增量，财富分配类似存量。因为后者有世代传承和时间积累效应，所以，后者的基尼系数更高。

这就是“共同富裕”提出的重要背景原因之一。我们应该努力在十年内，至少把工作收入的基尼系数降低到0.38左右。任重道远。

如何从理论上解释过分悬殊的财富分化？

所有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都有其诞生的时代背景。只有把它们放回到当时的时代中，我们才能理解它所试图解释的时代命题的重要性，以及自身固有的局限性。

首先，马克思的《资本论》根本无法解释这么悬殊的贫富分化。因为1850年前后的马克思主义主要研究是当时欧洲国家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刚刚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当时主要是一些中小型工商企业。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包括地租、资本和工人的劳动。剩余价值是有限的，利润规模也是有限的。

1880年前后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后来的列宁主义等）需要解释一种正在出现的新现象，那就是金融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当时的美国正处于狂飙突进的“进步时代”，规模巨大的公司出现了，巨额利润也出现了。所以，才有了卡耐基、摩根、洛克菲勒等富可敌国的巨富。与此同时，美国也进入了贫富分化的剧变时代。各种社会不公、以次充好，巧取豪夺，屡屡发生，所以，涌现出许多“扒粪”的记者。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基本上重演了美国的“进步时代”的历史话剧。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尖锐而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的异化和利润的来源，这个问题对后来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影响巨大。

我们必须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笔下，企业家很大程度上被污名化了。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西方经济学家纷纷为企业家（或者资产阶级）正名，试图把企业家精神（Enterpreneurship）纳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之中，为企业的巨额利润和企业家的个人财富建立合法性。

可以这么说，二十世纪，几乎所有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最后都自觉不自觉地回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上来。其中最著名的学者有以下几位：熊彼特、富兰克·奈特、哈耶克、德鲁克和明兹伯格等。

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创造性毁灭”和创新的五种组合方式（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新的营销方式、新的原材料和新的生产方式等）。从而区分了熊彼特租金和李嘉图租金。前者是企业家因为创新而应得的，而后者主要来自土地、资本和劳动。

1942年，熊彼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直接从“先知的马克思”、“社会学家马克思”、“经济学家马克思”和“导师马克思”谈起，谈资本主义是否能存在下去，以及社会主义是否行得通。

1921年，富兰克·奈特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risk vs. uncertainty）。他认为不确定性是最令人感到麻烦的，因为它背后有没有明确的概率分布，或者概率分布形态无人能获知。企业家作为除了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之外的第四种生产要素，因为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家享有剩余价值的独家索取权。

更进一步， 1940年前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集大成者哈耶克提出了分散的知识、局域化的信息、有限理性、自发的秩序等重要概念，进一步为企业家建立了合法性。

延续着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光辉，在富兰克·奈特、威廉姆斯和科斯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芝加哥经济学派崛起了。他们特别重视有效市场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减少计划和政府的作用。这也是因为当时的英美两国有比重不少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经济责任不清楚，缺乏发展动力，效率低下。所以，英美的私有化运动在1980年风起云涌。

差不多与此同时，从1970年开始，美国的商学院里开始了对企业家精神的大规模研究。1980年前后，蒂蒙斯出版了全世界第一本《创业学》教科书。1985年，德鲁克出版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德鲁克讲得非常明白，对企业家精神和才能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阶级斗争和战争的拒绝。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德鲁克，他期待的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甚至更早，1954年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重新定义了企业的使命和存在目的，挖空心思为利润进行辩护。他甚至认为，“天底下没有利润这回事儿，有的只是成本而已，也就是营运的成本以及继续运营的成本；劳工和原物料成本、资金成本；现在的工作成本、资金成本；现在的工作成本、未来的工作成本和退休金成本”。“利润不是企业和企业活动的目的，而是企业经营的限制因素，是检验企业效能的指标”（1975年，发表于《华尔街日报》）。

到了2015年前后，管理学家明兹伯格出版《社会再平衡》，也是站在社会整体的高度，俯瞰组织管理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了政府-市场-第三部门之间的平衡和再平衡问题。这本薄薄的小书，明兹伯格思考和写作了二十多年，意义重大，但是，经常被人们忽视。

在我看来，不管是德鲁克所强调的“功能正常的社会”（The functioning society），还是明兹伯格所倡导的“社会再平衡”（Rebalancing society），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共同富裕。就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宏观生态管理学。

社会和组织一样，都是在悖论中前进的。在西方经济学家为企业家精神的合法性树碑立传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在1960~1970年代的欧美也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传承人，他们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

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马尔库塞所写出的《单向度的人》。他充分意识到了消费主义的泛滥，人的各种虚假的需求都是被市场和广告创造出来的。人被异化，成了永远停不下来的经济体系中的轮子，束紧的铁笼子里的囚徒。因此，马尔库塞呼吁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进行“大拒绝”。

此外，政治哲学家也一直在探讨公平和正义问题。例如，罗尔斯追问怎么才能实现社会正义？德沃金探讨什么样的平等才合理？但是，他们对管理学的研究影响非常有限。

虽然有过分简化的嫌疑，但是，上面的证据表明，整个20世纪，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一直在努力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纳入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分析，试图建立企业家的合法性，证明熊彼特租金的正当性，以纠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偏颇之处。这并非像某些经济学家，例如张维迎教授，在北大国发院中秋节分享时所说的，“经济学不研究企业家精神”。他那纯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人充分认识到了资本和市场的重要作用，以及企业家精神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资本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中都滴着血”的邪恶形象也变成了点石成金的魔棒，“资本家”这个标签被有意识淡化、软化，甚至被神化。资本家变成了企业家，成了一个褒义词，走向了聚光灯和舞台的中央。

巨额利润和个人财富的来源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研究创新创业的学者，我对企业家精神没有任何敌意，我一直是信仰和鼓励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但是，回到中国的现实，我发现这些纸上谈兵的经济管理理论分析无法充分解释前述巨额企业利润和个人财富的来源。

作为有一定年龄和生活经验的中国人，我们都知道，除了正常的创业创新创富活动以外，很多巨额财富的来源并不那么光明正大。它可能来源于以下环节，但不限于此：

1，员工的劳动：例如：996、过劳死、35岁现象，零工经济中没有得到合理劳动保护的打工人等；

2，知识工作者的价值在企业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不同于体力工作者，因为知识工作者自带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理应在价值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在这个方面，华为刚好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华为是典型的知本主义、甚至“员工资本主义”；

3，企业对消费者和用户的欺诈。例如，大数据杀熟、以次充好、地沟油，三聚氰胺等大家深恶痛绝的伎俩；

4，通过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对竞争对手的非正常压榨。彼得·蒂尔宣称“我喜欢垄断而非竞争”，巴菲特强调他投资的企业需要有“护城河”。

5，通过在产业链上占据一个更有利的位置，挤压上下游企业的生存空间，获取超额利润。例如，20年前的国美和苏宁、最近20年以来的房地产行业等。

6，平台模式：通过免费或者补贴，在资本的加持下快速扩张，消灭掉其他竞争对手，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然后强迫性地收取各种上架费用和推广费用。包括阿里税、百度税、美团的“二选一”，滴滴等。

7，环境方面的损失：在成为世界工厂中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损失没有纳入产品的定价中去，导致环境污染的外部转嫁，碳排放定价过低等。用全社会的“青山绿水”换来个别人和个别企业的“金山银山”。

8，大公司通过资本市场非法牟利：有机会参与资本市场的大中型企业大概占中国企业的万分之一（4600家上市公司 vs.4200万企业），他们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放大了企业的价值。许多上市公司弄虚作假或者灰色交易，割韭菜，以至于吴敬琏老先生愤慨地说，“中国股市甚至不如正规的赌场”。

9，政商勾结获得不公平的商业机会。包括权钱交易、“特许经营”的牌照、市场准入和政府补贴等。

10，当企业从地方走向全球，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逐低竞赛。包括对廉价劳动力过分压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通过离岸公司和避税天堂偷税漏税等。

11，当从实体经济进入到虚拟世界（游戏装备、元宇宙、比特币等），财富分化会进一步呈现几何级数的增加。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以上分析，事实上就是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由里及外，由近及远的分析。某些人富可敌国的个人财富，很多是靠榨取各个环节的利益相关者而得来的。

尤其是，财富积累过程，不是简单的加法的关系，而是乘法关系，甚至是几何级数的乘法效应。因为收入和财富分配构成了一种有形的壁垒。只有进入到一定层级的富豪，才能参与更高级的财富游戏，进入到一个人数更加有限、收益更巨大的圈子里去，从而不断通关升级。

所以，关于利润和剩余价值的理论分析的视角必须有重大转向：从关注股东转向关注更多的利益相关者；从封闭体系转向开放体系；从个体企业转向供应链、价值链、甚至组织生态系统；从地方转向全球；从实体经济转向金融市场，甚至虚拟世界。

否则，你根本无法理解，财富分化怎么会变得如此极端？你也无法把当下流行的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概念与共同富裕联系起来。因为ESG这三个单词的底层逻辑就是利益相关者。

不要寄太多希望于“三次分配”

关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概念，大家已经耳熟能详，我不再赘述。我只想说，三者的结合，分别强调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如果运用得当，可以建立一个富裕公平的社会。

但是，需要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很多问题需要尽可能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解决，而不是等到再分配，甚至三次分配的时候进行。因为前述巨额利润的来源问题中的很多问题事实上是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效率低下的问题。例如，某些行业的进入许可和牌照、厂家欺诈顾客、滥用市场势力、平台垄断等。我们不能允许企业在毫无底线的商业竞争之后再交税，漂白自己。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能保证利润的合法性，因为它在更大范围地造成一种坏的市场经济。

第二，按照当下企业捐赠和社会捐赠的金额来说，虽然不断在增加，最近几年总额在1500亿到2000亿之间，也只占中国GDP的0.2%左右，占财政收入的0.8%左右。所以，希望通过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纯粹是杯水车薪。

比较美国，最近几年美国慈善捐赠大约在3000~3500亿美金之间，人均1000美元。但是，其中来自企业的捐赠大约只有5%左右。而中国的人均捐赠110元左右，大约是美国的65分之一左右。但是，中国企业的捐赠比例应该比美国企业的捐赠比例高出很多。

管理学有阶级属性吗？

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管理学有阶级属性吗？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就这个问题的论述是只言片语的。因为《资本论》主要是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大公司非常少见，当时的管理还处于一种相对简单的行为。经济人的末日，组织人的兴起，需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才成规模地出现，并被德鲁克敏锐地捕捉到，从而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

经过2018年到2020年的中美贸易战、2020年的新冠疫情、2021年的平台反垄断和对教培行业的整顿等，国内意识形态发生很大变化。关于“管理学是否有阶级性”这个问题变得非常敏感，中国管理学界必须直面，需要慎重对待。

在巩见刚等人最新一篇待发表的文章中，他们认为：过去十多年里，国内关于管理学的学术争论主要聚焦在研究范式（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等），这也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或者忽视了管理学价值属性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阶级属性。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洞见。

非实证研究范式，例如，诠释学和批判理论不承认价值无涉的管理学研究。诠释学认为人的前见（包括知识装备、知觉、立场、价值观、权力、利益等）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理解。作为一个诠释学和批判立场的拥护者，如果把诠释学的观点推向极致，把个人的前见替换成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和立场，我们必然要承认管理学是有一定的阶级属性的。

著名的技术哲学家吴国盛先生曾经以刀为例说明，即使简单如刀这样的工具，它也不是价值无涉的。因为刀本身的意向结构就是偏向于砍、刺、挑、剁等功能。所以，作为一种社会工具（social tool），管理学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管理学更多服务于企业，而非个人；服务于企业家和高管，而非普通员工。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

不同于巩见刚等学者的观点，我认为，承认管理学虽然有一定的阶级属性（特别是涉及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分配时），并非要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这是本文作者坚决反对的），我们还有其他第三条中间道路可以选择。

其中1960年到197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一种更加温和的道路，那就是保持对话沟通和意识形态批判。这包括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马尔库塞所提倡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大拒绝”等。

特别是，如果奉行股东利益至上的理论，必然造成劳资关系的紧张冲突。而如果接受利益相关者理论，那么劳资关系就有可能冲突最小，比较和谐。所以，利益相关者理论是消解“管理学是否有阶级性”这个问题的最佳良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北欧国家所践行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在企业层面践行的就是利益相关者理论。

管理学中关于效率和公平的理论都有哪些？

构建以利益相关者为基础，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管理学，还需要对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

可以这么说，管理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强调效率（想想泰勒的科学管理和工效运动），商学院从一开始就是服务于资本家或者管理层利益的。国内著名管理学者陈春花教授早期的很多演讲内容都聚焦在效率问题。

C.P.斯诺在1950年前后，做了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讲，区分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刘文瑞教授认为，科学和人文这对矛盾张力一直贯穿在管理学的发展历史中。而在我看来，公平和效率这一对矛盾张力也同样贯穿在西方管理学中。但是，前者表现得更加明显和分离，而后者则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因为有时候强调公平也是为了提高效率。在西方管理学中，公平很大程度上本身不具有终极价值，公平变成了工具价值和手段，效率才是最终目的。

2003年，Walsh, Weber & Margolis分析了1738篇发表在AMJ 1958-2000年的实证文章。研究发现：超过70%的文章聚焦于绩效导向的结果（效率、生产力、收益率、市值、创新等），不超过30%聚焦于社会结果（满意度、健康、压力和社会责任）。三位学者得出如下结论：“我们领域的学术更多追求社会的经济目标而非社会目标”。

原以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那么多的国企，中国管理学的经验研究会不会更多地强调社会目标呢？徐淑英和贾良定(2013)运用1981-2012年中国样本，分析了发表在六大顶尖英文期刊的超过300篇文章，以及在三大中文期刊的近3000篇文章，分析得出的结论比Walsh（2003）等人的研究更令人吃惊。他们的研究发现，六大英文期刊超过80%的文章和中文期刊超过90%的文章关注的是绩效或经济结果，且个体、组织和社会层面的研究的趋势线大同小异。

如果说这两个研究更多的是经验层面的研究，那么，我关心的问题是：在管理学中，有多少理论主要是关于效率的，又有多少理论主要是关注公平的？

另外，当我们谈到公平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因为相对而言，效率这个词比较简单一些，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就能辨认出来。而公平（justice）、公正、平等、良善、满意度、非歧视等，包含了一系列含义接近，但是，又有区别的概念，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概念上的“家族相似性”。

为此，我们进行了一个探索性的理论研究。我们对管理学文献和教材中所使用的理论进行了分类。我们发现这些理论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重点关注效率的、重点关注公平的、同时兼顾公平和效率，以及与效率和公平都无关的理论。

关于公平和效率的操作化定义，我不打算纠缠于概念精确定义细节，更多地是通过举例的方式（也就是诠释学的方法）对公平和效率等给出了操作定义。

关于效率的操作定义：最简单的定义是投入产出比，即单位时间产出量大。而德鲁克说，以正确的方式做事就是效率，也就是“把蛋糕做大”。在组织管理情境下，强调有利于组织目标实现、使组织达成高绩效、使组织更具竞争优势、使组织收益最大化，都可以认为是效率的体现。在梳理三本教材时，除了明确强调效率字眼的理论归于此类外，涉及以上内容的，也将其划入。

关于公平的操作定义：即合情合理，不偏袒。经济学上讲的公平是收入分配差距不能过分悬殊。政治学上讲的是权利平等、分配合理、机会均等、司法公正。简单说就是“把蛋糕分好。”在组织管理情境下，更多强调尊重个人（员工）权利和需求、付出和回报均衡、尊重利益相关者利益，都可以认为是公平的体现。在梳理三本教材时，除了明确强调公平公正字眼的理论归于此类外，涉及以上内容的，也将其划入。

关于“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操作定义：即理论假设或主要观点中，既有强调效率、竞争、目标、绩效的关键字，也涉及对责任、权利、公众、善等的关照。此外，把公平当做手段（工具价值，而非终极价值），以达到效率的目的。

关于“不涉及效率与公平”的操作定义：这些理论多数源于心理学或社会学，只是为了单纯地解释现象背后的机制，没有明显的价值观导向。理论假设或主要观点中，并未涉及以上效率与公平操作性定义中的关键字词，理论启示也与以上效率和公平内涵关联性不强。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