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1日晚和元旦当天，溧水无想书院邀请著名学者莫砺锋、胡阿祥登上跨年文化讲堂，与现场观众和收看直播的网友辞旧迎新，共话国学。

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莫砺锋从王安石与苏东坡在南京长达40多天的一次相会，讲述了王安石变法时朝野上下的政治风云，二人政治观点的异同与交锋，以及他们在文学风格与人生追求的相同与不同，以信手拈来的史料讲述了两位文化圣贤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和文以载道的士大夫精神。

“公元1084年，从宰相位上退下的王安石在南京迎来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位重要客人——苏东坡，他刚离开黄州流放地，在宜兴买了块地。”莫砺锋教授在讲座中还原了两位文化巨人的相会，那一年七月，苏轼到南京前写信给王安石，船泊秦淮河边，王安石穿着便服，骑驴相见。同样穿便服的苏轼说：“轼今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回答说：“礼岂为我辈设哉！”

苏轼在南京停留四十来天，二人多次相会，谈诗论文、切磋学问、谈论政治。在此期间苏轼写了四首《次荆公韵四绝》，其中有一句是“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莫砺锋教授解读说，这句诗说早该跟王安石隐居，但“十年迟”也不乏牢骚之意，十三年前，因为政见不合，37岁的苏轼在王安石的排挤下被贬出京城，到杭州做通判。

那么苏、王二人的关系究竟如何呢？莫砺锋教授举了几个例子。王安石向宋神宗上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提出改革主张的那一年，苏轼也上了万言书，全面提出跟新法不同的政治主张，认为王安石主导的变法步子太快，操之过急。因为政见不同，苏轼遭到新党排挤，后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复起，要在一年内全部废除新法时，苏轼又表示反对，认为新法有可取之处，再度遭到排挤。苏东坡身陷“乌台诗案”命在旦夕之间，王安石上书朝廷说，这样的才子不能杀。这事虽然不见诸正史，但北宋时就有这样的笔记，可信度比较高。莫教授说：“二人作为政治家都令人崇敬，王安石一心为公，变法真心为了富国强兵，只是太过性急。苏轼同样了不起，他政治坎坷屡次受挫就是因为他常说真话。”

在诗文学问上，二人可谓惺惺相惜。南京之会期间，二人在王安石的半山堂交流近期作品，苏轼见到王安石写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称赞说这种离骚的笔法，当时很少有。王安石说，他自己对这两句也颇为自负，俗人不懂，只有你是我的知己。他们在紫金山游玩，苏轼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王安石说，自己平生没写过这么好的诗句。如果说当面有客气成分，那么苏轼离宁北上后，王安石说：“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这种称赞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

苏轼对王安石的背后评价又如何？王安石平生不太写词，流传至今的不到二十首，其中吟咏南京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脍炙人口。苏轼读后赞叹说：“此老野狐精也！”这不是骂人，而是一个天才对另一个天才的赞叹，说王安石像野狐精一样神变莫测，无所不能。苏轼曾写了两首六言诗，以应和王安石的两首六言诗，其中有“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写诗时王安石已经去世，这其实是对王安石的怀念。

莫教授还在讲座中比较了两人的人格和生活态度。他说，二人的共同之处是都不贪图富贵和享受，这样的故事很多，例如王安石退休回到南京后，经常在周边游玩，跟紫金山周边的农民关系很好。他经常骑着一头毛驴，带着一个老兵，用布袋装着十几个烧饼，他先吃饱后让老兵吃，老兵吃饱后剩下的给毛驴吃，让老兵和毛驴跟退休宰相享受同样待遇。

苏轼晚年被贬海南岛，房子穿风透雨，基本以木薯为口粮，但他仍然能“行歌于田间”。有一天一个老妇人对他说，你以前在京城做大官，现在过这样的生活，回想当年真像一场春梦。苏东坡说，你讲得太对了！于是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春梦婆”。今天苏东坡的画像基本是他在海南岛的形象，戴斗笠、穿蓑衣、蹬木屐，笑容愉快。

然而二人对生活的追求相差太多。莫教授说，王安石不太讲卫生，不爱洗澡换衣服，他当宰相以后，跟其他人在宋神宗面前议政时，竟然有一只虱子从胡子里爬出来。他的夫人给他买了个妾，半夜他回房时突然发现时竟然说：“何物也？”得知这位女性家里破产，被丈夫卖了，第二天就让她的丈夫把人领回去，也没把买妾的钱要回来。

而苏东坡很热爱生活，他发明的东坡肉、东坡羹等等，多到可以做成一个食谱。他先后有两妻一妾，她们先后与他同甘共苦，他也为她们每个人都写下了动人的诗词。

“二人都是文化伟人，我崇敬王安石，但不愿意当他的粉丝，我热爱苏东坡，是他的超级粉丝。”莫砺锋教授说，“苏轼被贬黄州，带领全家在东坡种地，四十亩地打下的水稻不够全家二十口人的口粮。我曾当过十年知青，从插秧到割稻样样精通，如果可以穿越，我一定要到黄州当个志愿者，哪怕累趴在那块地上，也要让他全家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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