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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石家及遇村遗址所在地早胜原，旧称枣社原，是宁县境内最大的原块。

石家墓地考古发掘工作从2016年开始，截至2020年，考古工作人员已清理发掘东周时期墓葬177座。墓地发掘的同时，考古队也积极寻找石家墓地“这批人”的居址，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墓地以东的遇村遗址。

2018年，恰逢银百高速公路的新建，遇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拉开了序幕。“通过近两年的考古发掘，可以明显看出石家及遇村遗址为一处两周时期大型聚落。

它的出现首次建立起了陇东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对于认知周文化在西土统治格局的演进，即西周的灭亡与平王东迁后的西土政治格局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考古工作人员王永安在文中写道。

时间之光仿佛在这一刻被打开，七鼎墓频频发现，一座东周之城又逐渐显现出规模，寓示着一个神秘国度正缓缓向我们走来……

石家及遇村遗址即石家墓地和遇村遗址，地处马莲河东岸，泾河以北，这里山原相交，河溪纵横。遗址所在早胜原，旧称枣社原，是宁县境内最大的原块。商周时期据文献记载属公刘居豳之地。东周时期，义渠炽盛，与秦人分庭抗礼。战国晚期终纳入到秦帝国统治秩序，所辖北地郡泥阳县。

▲ 石家及遇村遗址地理位置

柳暗花明——墓地篇

原为平静的一个小村落，却因盗墓分子的频频“光顾”变得热闹起来。随着一声声炮响，如春天的惊雷吓醒了熟睡的孩子，“汪汪”的叫声交织着孩子的哭闹，人们变得不安……

故事还要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西头村石家一组村民在一处挖地坑式窑洞时，意外掘出大量动物骨骼。据当地老人们回忆，当时要用好几辆架子车才能运完。在考古队进驻工地后，我们特意找到了当地文物保护员石清杰老先生。据他说，当时挖筑窑洞的位置正处于我们已清理墓葬M36的东侧。从营建地坑式窑洞的深度及出土的动物骨骼来看，我们认为是被破坏的一处车马坑遗存。

80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了整个神州大地。石家一组村民在打土坯取土时，曾捡到1件铜鼎、1件铜矛及玉饰件，这也正式揭开了石家墓地的神秘面纱。由于当时文物市场已开放，受利益的驱使，“这批”文物也很快曝光。

消息不胫而走，2011年到2013年间，是石家墓地最为沉痛的日子。大型墓葬持续被盗，引起了当地文物、公安部门的重视，对新发现盗洞口及时回填，陆续追缴被盗文物，对盗墓参与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但收效甚微，事态并未好转。从我们目前勘探、发掘情况来看，M37、M38、M39、M40等大型墓葬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2015年底，考古队进驻后，我们在墓地核心区域及时装置了监控设施，大墓附近又配专人看护巡逻。机防、人防到位，当地公安部门也进驻到发掘现场，安排警力配合我们工作，使得盗墓分子再无可乘之机。

▲ 石家墓地M39横向盗洞口

在石家墓地展开正式发掘之前，我们对该墓地核心区进行了一期考古勘探。发掘期间，又相继进行了第二期至第四期考古勘探。截至目前，墓地的四至范围我们基本已清楚，东周时期墓葬约有600余座、(车)马坑20多座。

▲ 石家墓地M218椁室全景

▲ 石家墓地M216铜鼎

▲ 石家墓地M257金虎饰

考古发掘工作从2016年开始，截止2020年，我们已清理发掘东周时期墓葬177座。这些墓葬分布都具有一定规律，很少出现早晚打破现象，这显示这片墓地在营建时就有一定的规划。

墓葬形制特点也具有高度一致性，基本为南北向竖穴土坑，少量发现东西向，墓圹近底部流行二层台，墓室内多发现棺椁，墓主人葬式上仰身直肢葬和侧身屈肢葬都占有一定的比例。

随葬品种类丰富，包含有铜器、金器、玉器、漆木器、石器、蚌器、泥器、陶器、瓷器等。按其功能又可分为礼器、兵器、车马器及墓主人近身之物等。考古队还发现了车马坑，较之墓葬，往往埋葬较浅。其中南北向车马坑发现1座(编号为MK2)，埋葬特点上为车上马下。其中车1辆，明显经人为有意识分拆。

马有29匹，也分两层，摆放较为整齐，未与车作驾乘状。2座为东西向，都为车马同坑、车马同层。其中MK5，殉车有5辆，东西向纵列。其中第1辆车无马，可能为人拉的辇车。第2至第5辆车为一驾两马，两服马分置于辕之两侧，作驾乘状。

墓地发掘的同时，考古队也积极寻找石家墓地“这批人”的居址。在调查中，我们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墓地以东的遇村遗址。2018年，恰逢国家基本建设项目——“银白高速”公路需要穿越，遇村遗址考古工作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 遇村遗址东西向带腰坑墓

相得益彰——遗址篇

遇村遗址与石家墓地仅一沟之隔，沟内常年泉水流淌，途经古峪沟，最终汇入泾河支流马莲河。上世纪80年代遗址发现，既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甘肃省文物保护单位。

为配合国家基本建设项目——“银白高速”公路建设，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南京大学联合对其穿越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发掘过程中，遗址所包含遗迹丰富，有墓葬、马坑、灰坑、灰沟、窑址、房址等，遗迹之间叠压打破关系复杂。

出土遗物也相当丰富，按质地可分骨器、陶器、蚌器、玉器、石器等。值得一说的是，发现的大量春秋时期陶片、槽形板瓦等，令我们十分振奋，这些出土遗物对于我们下一步解决石家墓地和遇村遗址“葬”与“居”关系提供了重要考古学材料。

▲ 遇村遗址槽形板瓦

▲ 遇村遗址陶鬲

2019年，为明确本年度遇村遗址工作目标，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周围区域展开了考古调查。我们将航片上植被标识显示为曲尺形阴影的区域作为此次重点调查区域。调查结果发现有大量陶片、板瓦与筒瓦等遗物。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重点调查区域展开了大面积考古勘探，发现城址1座，平面形状大致呈四边形，面积约25万平方米。

之后，我们对勘探发现的墙体、夯土建筑基址、灰坑、灰沟等进行了针对性的发掘。对于保存较好的北城墙，我们进行了关键性解剖。发现城墙采用了挖槽起建，层层夯打的构筑方式，表面存在密集的夯窝痕迹，分布均匀，非常坚硬。

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F2为代表，平面呈长方形，面积100多平方米。基址南部发现有台阶，中心柱础四周存在祭祀现象。

经我们后期梳理，遇村遗址与石家墓地空间分布上相近;年代分期上，遗址主体年代与石家墓地盛行年代基本一致;文化内涵上，遇村遗址发现的城垣和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表明该遗址是一处高等级城址，与石家墓地发现诸多高等级贵族墓葬相匹配，二者“居”与“葬”关系最终得以确立。

▲ 遇村遗址城墙解剖

▲ 遇村遗址F2

精彩华章——聚落篇

基于2019年考古工作取得的重要收获，考古队开始转变工作思路，通过聚落角度来审视、思考石家及遇村遗址。首要的，聚落主要构成元素——壕沟、高等级建筑基址区、一般居住区，就成为了考古队工作的重心。

发现的壕沟位于城垣外侧，围绕城址周围。我们将北墙以外壕沟进行了局部解剖，发现其形制为口大底小倒梯形。高等级建筑基址区位于城址东北部，勘探发现有9座，已发掘4座，最大单体面积已超过200平方米。形制均为夯土高台建筑，其周围是料僵石铺砌的散水设施，建筑基址之间发现有以廊道相连的现象，这显示出其建筑群并非一组。一般居住区位于城址西北部，遗迹主体为房址。

分为半地穴与平面立柱两类，之间多存在打破关系，显示出年代上有早晚之分。居住区部分房址发现有灶坑，周围有蓄水池、储藏坑、窖穴等遗迹，与同时期房址存在一定对应关系。遗迹中包含的遗物有陶器、骨器、石器等。

在发掘高等级建筑区与一般居住区之间时，考古队发现，遗迹包含有大量灰坑、灰沟、窑址等，其中包含物多为生产工具，诸如骨锥、骨钻、骨针、纺轮等一类器物。我们初步认为与手工业一类遗存相关。对于城址外墓地分布情况，我们认为城址外西侧偏南，属东周时期南北向高等级贵族墓地。其西侧偏北及北部，又为东周时期南北向低等级贵族墓地和平民墓地。

▲ 第二期晚段聚落形态

通过近两年的考古发掘，可以明显看出石家及遇村遗址为一处两周时期大型聚落。它的出现首次建立起了陇东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其聚落形态大致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为西周早中期，遗存主要为东西向墓葬。第二期早段为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居住区半地穴房址、南北向墓葬出现。第二期晚期为春秋早期，大型城垣、壕沟、高等级建筑发现，南北向高等级墓葬营建于城外西侧。

第三期为春秋中期及以后，大型建筑基址废弃，南北向高等级贵族墓葬继续存在，南北向平民墓葬出现。其次，在考古学文化内涵上，考古队认为第一期聚落遗存中，部分东西向墓葬流行圆形腰坑;出土铜器个别有族徽，可能与殷遗民相关。第二期聚落遗存，以周文化为主体，这一阶段北方草原文化出现。第三期聚落遗存，仍以周文化为主体，秦文化因素得以大量出现，但北方草原文化仍占有一定比例。

石家及遇村遗址的发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从关键区域来看，陇东地区是周文化起源的重要区域，也是西周晚期以来，周与西北地区戎人、秦人彼此接触的前沿地区。

石家及遇村遗址考古新发现多层次聚落结构，揭示了这一关键区域。周秦戎实力此消彼长的复杂关系，是研究这一时期族群交流，融合发展过程的重要发现。也是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课题。

第二，从关键节点来看，石家及遇村遗址发掘，首次建立起了陇东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尤其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一关键节点上，对于认知周文化在西土统治格局的演进，即西周的灭亡与平王东迁后的西土政治格局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

石家及遇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相信随着我们工作的持续开展，这个缓缓向我们走来的神秘国度一定会露出其本来的面目。

来源丨澎湃新闻（文/王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