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新闻的时间可供性：一个研究框架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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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燕，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传播系副教授。

范吉琛，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媒体融合背景下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研究” （21BXW012）的阶段性成果。

一

前言

时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活动，构成人类社会的宏大背景。新闻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同样与时间密不可分，甚至因为对时间高度敏感而被视作社会中的一种时间性组织（Clayman，1989）。然而，新闻的时间性并非一成不变，在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中，每一次技术变革都带来新闻时间性的变化，并因此塑造和改变着新闻的实践形式和文化形态。近年来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发展，更是带来新闻业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新闻的时间性实践越发复杂多样。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是，数字化技术赋予了新闻的时间性实践哪些新的可能性？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从时间可供性的理论视角出发，尝试提出数字化环境下新闻时间可供性研究的一种探索性框架。新闻的时间可供性，指的是由物质和技术因素带来的新闻时间性实践的可能性，并经新闻生产、新闻叙事或新闻消费的过程而表现出来或被经历的时间性特征。结合相关理论和近年来媒体实践的相关案例，本文从新闻的生产、发布、消费三个层面，提出数字新闻的九种时间可供性，包括：主要体现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现时性、回溯性和准备性，主要体现在新闻发布中的现场性、即逝性和重复性，以及主要体现在新闻消费中的共时性、多媒性和互嵌性。

近年来国际国内学界对于新闻时间性和技术可供性的研究均陆续涌现，但打通两个理论领域、将其连接起来用于理解数字化环境下新闻业变迁的尝试并不多见。本文属于较早的探索，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新闻时间性和数字技术可供性议题的关注，拓展数字新闻研究的理论资源。

本文先从时间对人类活动的建构谈起，再具体到时间对新闻的塑造，继而回顾历次技术革命对新闻时间性的影响，然后引入可供性和时间可供性的概念，针对数字时代的传播技术发展与新闻实践的诸多变化，提出并阐述数字新闻业的九种时间可供性。

二

时间、社会与新闻

时间虽然抽象复杂，人们常常忽视它的存在，但实际上，万物都存在于时间之中（古尔德，1997），人类也不能例外。时间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维度之一，是刻画人类活动的宏大背景，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时间都发挥着重要的建构作用。从上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革新，“后工业时间”成为突出的社会组织形式，时间渐渐失去了客观、普遍的结构特质，每个人都可能构筑自己的时间结构，时间安排的个性化和弹性化大大增强（郑作彧，2010；郑作彧，2014）。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媒介时间”（media time）的概念（卞冬磊，张稀颖，2006；李蓉，2008；张磊，2020），认为在当代社会，随着各种技术形态的媒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媒介建构的时间在人们日常活动安排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在时间度量和时间分配上都表现出媒介化的特点，一方面，电视、电脑、手机等逐渐取代钟表等计时设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提示着时间的流逝，另一方面，大众也出现按照媒介时间来安排日常活动的倾向，如：每天午间新闻开始时吃午饭、每年春节联欢晚会开始时全家团聚等。

时间也是塑造新闻业的一股重要力量。作为社会中的一类时间性组织，新闻业扎根于时间，有着“因时而作”和“追分赶秒”的特征（陈百龄，2016；白红义，2018；王海燕，范吉琛，2018；王海燕，2019）。自19世纪诞生以后，现代新闻业就一直在追逐时间，直至今日，纵观国际国内，新闻教科书中强调的首要新闻价值都与时间有关，或曰“及时性”，或曰“即时性”，或曰“时新性”，或曰“时宜性”。

新闻业诞生以来的几个世纪，是人类社会剧烈变迁、思想和技术发展飞速前进的一个时期，技术革命与新闻时间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深刻影响着新闻的时间性面貌。十五世纪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信息传播史上的里程碑，在技术层面使得信息的大规模传播成为可能，促进了现代报纸的诞生（Pavlik，2000；陈力丹，2004；孙宝国，2004）。电子时代的技术手段进一步塑造了新闻时间（Schudson， 1986）。在电报大规模应用于新闻业以前，信息的传播速度等同于马匹、火车或轮船等交通方式的行进速度，在任何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媒体难以产出真正具有时效性的全国性新闻（Risley，2000；李立峰，2013）。而广播和电视的发明进一步提升了新闻的时效性，使其向“即时性”（immediacy）发展，同时，它们还带来一种全新的新闻消费体验，受众即使身处远方也可以对某些事件获得共时的时间体验和在场感，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Anderson，1991）的形成和拓展提供了可能。

进入数字化时代，新闻的时间性面貌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随着社会整体节奏加快，受众对于新闻报道的速度要求也越来越高，迫使媒体做出加速回应。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确实赋予了媒体以更快的速度提供新闻的可能性，智能手机的大众化以及功能的越发丰富、移动网络接入速度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等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变化，使得或大或小的社会事件拥有了被即时报道的可能，不仅是接收端的受众，生产端的新闻机构也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昨日新闻”。同时，相比于传统媒体时代较为有限的版面空间，新闻组织在数字时代拥有近乎无限的网络发布空间，为了提升自身曝光率、争取受众可能的媒介使用，也需要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生产越来越多的内容对其进行填充。在这样的“速度！速度！”的需求如万马奔腾汹涌而至的图景下，新闻在生产、发布甚至消费等环节，都需穷尽各种时间性可能才能应付，从而使新闻时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图景。

三

技术与可供性

作为当代新闻业的变革引擎，技术不仅是工具，是物质性基础，同时也具有象征性意涵，意味着因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过程、导致的文化性后果以及整体生态性的变迁。“可供性”（affordance）概念作为连接技术的物质性维度与文化社会性维度的纽带，为理解技术变迁环境下的新闻转型提供了独到的理论视角。

“可供性”是美国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Gibson，1977：89）首创的概念，指的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协调性”，如，动物对环境线索及其有用性产生感知，促使动物做出行动上的反应或调整，而动物的反应和行为又会反过来影响环境。自吉布森之后，可供性概念被心理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多方探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历程，时至今日，多被应用于探讨技术为具有特定感知和技能的行动者所提供的行动可能性，或称“技术可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Hutchby，2001；Hutchby，2014；Juris，2012；潘忠党，刘于思，2017；罗玲玲，王磊，2017）。

通过梳理，我们认为理解“可供性”概念的内涵和本质，有五个要点需要把握：（1）可供性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行动者与技术之间相互建构相互影响，一方面，行动者感知技术有用性并做出行动反应，另一方面，技术也因行动者的行动而不断调整；（2）可供性是隐性的而不是显性的，存在于技术的客观属性与行动者的主观解读之间；（3）可供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技术相对于特定行动主体而言的可能性，技术带来的行动可能性是否存在以及如何表现，因行动主体的差异性而不同，也因行动主体或技术所处的情境的差异性而不同，不同的使用者对同一技术，或者相同的使用者在不同的情境下面对同一技术，会产生不同的有用性感知；（4）可供性是矛盾的而不是一贯的，存在赋能型可供性，也存在抑制型可供性，比如电视技术，对于一些人（比如健全人）来说意味着声音和画面同步传送和接受的可供性，但对另一些人（比如盲人），电视与收音机无异，甚至因电视过分强调以画面对声音的补偿性表达而抑制了其对信息的接收；（5）可供性是功能性的也是象征性的，技术的可供性对于行动者而言意味着实现某种功能的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创造意义或价值、形塑文化或社会关系的可能性。此外，可供性不仅作用于人与物的界面（interface），意味着人物交互，同时也作用于人物交互的社会场所和情境界面，人物交互不能脱离社会背景进行，而其行动的结果也必然引起社会背景的变动。

可供性的概念为我们理解人与物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针对近年来以网络化、移动化为特征的新媒体的发展，“社会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传播可供性”（communication affordance）等概念陆续提出。威尔曼等（Wellman et al.，2003）将“社会可供性”定义为“互联网因为一系列当前迫在眉睫的变化而出现的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可能性”，认为这是理解互联网带来的当代社会中包括人际交往、社区关系、组织网络等方面影响的切口。潘忠党、刘于思（2017）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挥，认为除了“移动可供性”，新兴媒体还具有信息生产的可供性和社交可供性，每个维度包含四到五个具体可供性。景义新、沈静（2019）对每种可供性进行了具体释义：“可编辑”指允许用户对相关对象进行编辑修改的自由程度；“可审阅”指允许用户对相关对象进行审查、回顾和评价的操作；“可复制”指允许用户将相关对象从一处移动到他处；“可伸缩”指系统设计方面的可延展性；“可关联”指一个新媒体平台与其他平台相互关联的属性；“可致意”指提供打招呼或问候的表意功能；“可传情”即提供情感表达和传播的多样化手段；“可协调”指对各类社交关系的融通协调功能；“可连接”指对各种社交关系对象的连接功能；“可携带”指在通勤途中、家庭、工作场所等均可便携使用；“可获取”指用户使用和传播的多重性、高频率和直接性；“可定位”指基于位置特性进行相关信息的监控和协调；“可兼容”指提供图文视听元素的多屏共享和同步传输。

在这些关于可供性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与时间的关系始终在场。在威尔曼等（Wellman et al.，2003）所说的“社会可供性”中，网络互联技术拓展并重构了人类活动的时空疆界，使身处不同时空情境的人通过虚拟网络获得共地、共时性的生存体验，并在这一过程中构建一个以流动化代替固定化、以个人性代替集体性的新型时空；在施洛克（Schrock，2015）所说的“移动可供性”中，互联网技术向移动便携性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时间的流动性和个人化，同时创造了流动性时间与固定化时间共存、个人化时间与集体性时间同在的可能性；而在潘忠党、刘于思（2017）所说的“信息生产可供性”和“社交可供性”中，新兴媒体带来的可编辑、可审阅、可伸缩、可关联、可传情等可能性使信息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不必按照传统的先后顺序发生，让我们看到新闻的时间并非必定线性地向前发展，而是可循环、可逆、可重复，赋予新闻实践新的可能性。

但是，正如时间本身虽然极其重要但又极易被忽视一样，可供性与时间的关系也常失落在学者的概念地图中。布尔迪厄（Bourdieu，1977）曾经批判，社会理论式的实践经常是“去时间化的”，“甚至连将时间排除在外的想法都没有想到，而且一直如此”（罗萨，2005/2015：6），同样的批判也适用于可供性研究。在上述学者们对可供性的阐述中，虽然都或多或少涉及到时间性问题，但均未对其进行专门审视。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缺失，随着时间研究近年来在社科领域的兴起（Rosa，2013；罗萨，2005/2015），技术的时间可供性也应受到学界重视。

如果说可供性指的是广泛意义上的技术影响人类行动的可能性，那么“时间可供性”（temporal affordance）则指技术影响人类活动中的时间性实践的可能性。实际上，时间可供性本就应该是可供性，尤其上述社会可供性和传播可供性概念的自然延伸。而时间性与可供性在概念层面的关联，取决于我们看待时间的视角，时间具有既具体又抽象、既具分析性又具哲理性的特点，当我们取分析性的视角，将时间性实践视作社会和传播活动的一部分，时间可供性是社会可供性或传播可供性的一个构成维度；当我们取抽象化视角，将时间看作社会和传播活动得以进行的框架，那么时间可供性则是其他可供性的概念统摄，与社会可供性、传播可供性等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时间可供性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对时间作为万物生存基本结构这一观念的确认，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去时间化”倾向的修正，是将隐形的时间显性化并将其置于理论化的前端来考察的努力。

四

时间可供性与新闻

对于新闻业这一“时间性组织”来说，技术的影响往往直接而深刻，尤其是近年来在数字化技术的冲击下，关于新闻与时间的讨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系列经典民俗志研究的基础上再现热潮（Barnhurst & Nightingale，2018；Zelizer，2018；Bodker & Brugger，2018；Keightley & Downey，2018）。在这一过程中，新闻的时间可供性问题可谓呼之欲出，逐渐得到学界关注（Tenenboim-Weinblatt & Neiger，2018）。

结合上述关于时间性、可供性以及二者关系的探讨，新闻的时间可供性可以定义为：物质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带来的新闻时间性实践的可能性。在这一定义中，“可能性”是一种开放的说法，既包括赋能型的正向可能性，也包括抑制型的反向可能性；而“新闻”，不仅是一种静态的产品或职业，也是一种行动和一个动态过程，包含生产、发布、消费等经典新闻社会学研究涉及的传统环节，也包括策展、转译、搬迁等随着数字化媒体不断涌现的新型环节（李立峰，王海燕，2017）。我们选择从新闻社会学的经典框架出发，针对新闻的生产、发布和消费三个环节分别进行时间可供性的梳理。我们认为，对于新闻来说，时间可供性的影响不仅在文本层面，同时也在实践层面，不仅表现在生产端，同时也表现在接受端，也就是说，时间可供性的影响范围不仅包括新闻产品的时间性面貌，同时也包括新闻工作者的生产实践和新闻消费者的阅听实践中的时间性特征。本着这一理解，我们提出如下九种新闻的时间可供性，包括：现时性、准备性、回溯性、现场性、即逝性、重复性、共时性、多媒体性和互嵌性等（见表1），并结合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和媒体实践的典型案例，逐一予以具体阐释。

（一）生产

1．现时性（now-ness）

新闻从诞生起，就将及时报道作为其核心价值，与公共服务、客观性、独立性、新闻伦理等一起，构成新闻专业主义的要义（Singer，2003）。新闻要新，“新闻”一词，本身就是时效性的表达，如迪耶兹（Deuze，2005）所说，记者的工作说起来就有一种“瞬时性和即时主义的韵味”，因为“新闻”本身就包含“速度、决策明快、仓促、加倍实时”等概念。

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技术将时间的间隔单位切割得更加细微，虽然如芝诺（Zeno of Elea）所做的阿基琉斯与乌龟赛跑的时间哲学隐喻一样，记者报道的时间永远只能是追赶事件时间，而不能与其完全重合（Barnhurst & Nightingale，2018），但是今日数字化互联技术的运用却使二者间隔的无限缩小成为可能，记者对及时报道的追求也不再止步于“瞬时”（instantaneity）或“即时”（immediacy），而是往“现时性”（now-ness）发展。

厄舍（Usher，2018）基于对欧美国家新闻业的检视发现，面对数字化技术，如今所有的媒体，不管以前曾经是一天一报，一天两报、三报还是24小时滚动播报，不管是报纸、电台、电视还是网络、客户端，都只有一个截稿期限，就是“此时此刻！”在这样的环境下，新闻工作者对时间的执着不仅表现为一种“拜当下主义”，甚至进一步发展为“拜现在主义”（fetishism of now-ness）（Sheller，2015；Usher，2014；Usher，2018）。同样在我国，媒体也体现出极强的“现时性”，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生产中的运用，极大刺激了人们对新闻的速度想象。

2．回溯性（retrievability）

如果说数字化技术使得新闻生产无限逼近现在时成为可能的话，那么它也使编辑记者更为便捷地回溯过去成为可能。

在数字时代记者不仅可以在互联网中快速搜索素材、查阅相关资料以辅助对当前事件的报道，甚至可以原封不动地“复活”过去的报道，重新赋予其生命力。

这样的新闻生产方式依赖的是数字化技术的回溯性时间可供性，它是指记者可以通过数据和文本检索工具回到过去的时间、翻阅过去的事件、或是在网络新闻文本中链接相关背景，进而对新闻事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更加丰富和系统化的掌握和表述，以协助对当前时间点发生的事件的报道。

3．准备性（preparation）

数字化技术赋予了新闻工作更逼近现在时态、更便捷回溯过去的可能性，但当面对未来时，记者编辑们可调配的准备性时间资源却极大地萎缩。

准备性是指允许记者编辑在可预见性事件发生之前提前准备素材，或在不可预见性事件发生之后报道先前搜集的信息，以便进行有背景、有解释、有分析的纵深型报道的时间资源。在数字化时代，新闻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加速压力以及近乎无限的网络空间版面，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更多的新闻产品，分配给每则新闻报道的准备时间被急剧压缩。

（二）发布

1．现场性（liveness）

与新闻生产过程中记者追逐报道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零间隔一致的是，在发布环节，新闻在内容呈现上也表现出对“现场性”的热衷。现场性指的是数字化技术赋予新闻的在事件发生之时即同步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可能性，使新闻得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时效性与真实性，在加速的社会中起着维护新闻的权威性（authority）和合法性（legitimacy）的作用。

在传统媒体时代，现场报道是电视新闻直播的专利。但是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不同媒体的时间性差异消失，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强调现场性。在今天的媒介景观中，人们随处可见“直播”，除了视频直播，还有文字直播、图片直播，不一而足，直播的主体更加多元，不再限于专业记者，而是更多地来自普通民众。

2．即逝性（transience）

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新闻一旦刊出或播放后，就以有形的物质形态固化，但在数字化环境中，微博、微信、客户端等网络新闻发布平台都提供了撤回、修改或删除的功能，使新闻即使已经发布也可以进行补充或纠正。这样的发布模式依赖的正是即逝性时间可供性。

同时，因应即逝性的时间可供性，很多媒体采用“递进式”或“增量更新”（incremental updating）的发布模式（Usher，2018），这使媒体在网络环境中的活跃度得到提升，为重大社会事件带来一种持续关注的社会效果，而且，随着事件进展不断推进，新闻也不断报道最新情况，整体上使新闻更逼近事实的真相。

3．重复性（repetition）

重复性指的是内容相似的新闻被很多不同的媒体发布，或者同一新闻被同一媒体在不同的时间反复刊登。重复性新闻的出现，一方面是数字化技术的可供性使然，另一方面也与数字化环境下新闻价值与时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有关，为了赢得点击率，媒体通过反复发布同一新闻吸引读者注意力，即使每次发布的信息增量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但是通过这一策略，媒体希望读者每次接触该媒体都会看到这一条新闻，每一次接触都感到这是在最近的时间发生的新闻，从而增强该媒体的所谓“用户粘性”。

重复性时间可供性往往导致新闻同质化，让大量重复性信息充斥网络，可能干扰信息流，影响公共讨论的质量，并对媒体的公信力带来负面影响，因此经常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是，新闻同质化现象不能完全归因于技术，其中还牵扯到生产体制、社会文化等问题。同时，对于监督性新闻来说，反复发布可以扩大其在网络新闻环境中的曝光率和影响面，提升其在互联网舆论场中的监督效力。

（三）消费

1．共时性（synchronicity）

新闻消费中的共时性与前述新闻生产的现时性和新闻呈现的现场性密切相关，指的是数字技术使身处不同地理位置的受众在新闻事件发生的当时同步获知信息、共同经历该事件的可能性。共时性打破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传统间隔，使人们获得跨越时空与他人形成“想象的共同体”的感受（Anderson，1991）和对事件的在场目证感（eye-witnessing）（Zelizer，1992）。在一些大型媒介事件中（media events）（Dayan & Katz，1992），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美国新任总统就职、英国皇室成员大婚等，全球媒体都争相进行实时直播，而观看直播的民众虽然身处远方，却仍能感受到现场的节奏与氛围，想象着与其他观众犹如共在一个“地球村”，彼此“天涯共此时”。

在我国媒体实践中，各种网络直播平台相继崛起，抖音、斗鱼、虎牙、快手等，用户规模动辄上亿，捐赠、求助、甚至街头烧烤、钓鱼、吃饭等日常活动，都能成为直播的内容，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这些现象赋予了我们对数字化媒体环境下新闻消费开启新型共时性模式的想象。

2．多媒体性（multi-mediality）

数字化的技术手段为新闻消费带来共时性可供性的同时，也使受众可能获得多媒体性的时间性体验。多媒体性指的是在数字化环境中随着不同媒体的新闻周期差异性的消失，针对同一社会事件的不同媒介形态的报道，在网络分发渠道的助力下所具备的在受众面前同时展开的可能性。

如今，新闻产品不再是彼此割裂的文字、图像或声音信息，而往往是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同时同步传输的不同类型的信息组合，文字结合图像、声音，视频、动画、直播结合文字，甚至是身体沉浸式的虚拟现实等。受众置身于一个空前多样的媒介形态环境，可以打开全部感官同时接收多媒体的新闻呈现，也可以依照个人喜好选择一种或几种媒介形态而关闭其它。如果不考虑结构性和社会文化性因素的影响的话，单就技术而言，受众面临的新闻消费的形式选项因多媒体性变得可谓复杂多元。

3．互嵌性（inter-embodiment）

在传统媒体环境中，新闻的传播路径很大程度上是单向展开的，是自上而下从传者到受者的过程，虽然读者来信、听众来电、观众来访等反馈渠道从未缺席，但新闻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以什么样的形式到达受众，决定权掌握在媒体机构和编辑记者手中，处在接受端的受众，往往呈现各自独立的“孤岛”状态，是彼此陌生、互不联系且面目模糊、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但在数字化技术环境下，受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更大程度地激活，消费者（consumer）变为产消者（prosumer），受众变为用户，不仅与传者之间呈现更频繁和深入的双向互动关系，与同在接收端的其他消费者之间也可能建立更加活跃的互动性和更加紧密的关联性。

五

结语

对当下新闻业来说，技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近年来新闻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包括宏观结构、中观组织、微观内容等，都与技术的影响密切相关，新闻的时间性实践亦是如此。但是新闻又并非仅与技术相关，也与社会、文化、政治等高度关联。在众多探讨数字化技术的理论视角中，可供性理论是介于“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和“社会决定论”（social determinism）的中间视角，既承认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塑造，也承认社会文化对技术的影响，搭建了理解社会现象的物质性面向与象征性面向之间的纽带，是理解当下数字化环境下的新闻业变迁的恰当视角。因此，本文从可供性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数字化技术赋予了新闻时间性实践哪些新的可能性。

时间是贯穿于新闻业各个环节的重要元素，数字技术使得新闻的时间性问题更加复杂。然而，数字化环境下的新闻时间性研究尚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从时间性的角度观察新闻业变迁是一条有价值且亟待发掘的研究路径。同时，新闻与技术密不可分，数字时代的新闻业更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可供性概念将技术物质世界和社会人文世界联结起来，为数字化环境下的新闻业研究提供了富有启发的理论视角。

新兴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在技术与人及与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可能随时涌现人们无法预知的新情况、新机遇或者新的制约因素和限制条件。正如鲍曼（Baumann，2000）所说，我们处在“液态现代性”中，变动和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因此，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绝非固定不变、适应所有情况，研究者应在各自具体的研究情境中结合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研究问题的具体指向对本框架进行灵活运用。同时，本框架是否包含数字化媒体提供的所有新闻时间性的可能性，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9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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