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矮的山坡上添了一座新坟，静悄悄的。

墓地最终选在女婿的老家，重庆市永川区临江镇艾家湾。老黄生前曾表示想回江津，在老屋背后的山坡上找块自己的墓地，但他权衡再三后，还是决定栖身永川，一是就近料理后事省钱，二是想离世后还能离女儿“近”一点。

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主人公老黄，在永川女儿家中因病离世，终年72岁。重庆解放碑附近的新华路上，如今还能看到“棒棒”依稀的身影，以及摆摊揽活的装修工。片中棒棒们住在一起相互取暖的自力巷，早已变成繁华的商圈，五一路也整洁得找不到过去的影子。但已为数不多的“棒棒”中，依然有人记得老黄。

2014年1月，导演何苦揣着1300元走进离解放碑只有100米的自力巷，一边亲身体验做“棒棒”，一边拍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老黄作为带他入行的棒棒师傅，成为片中最核心的主人公。老黄，前前后后做了22年“棒棒”，直到65岁因为严重高血压、脑梗才回到女儿身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重庆山城，数十万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加入了“棒棒军”（即挑夫），老黄只是他们中普通的一员。随着城市的发展，他们渐渐老去，逝去……最终，变成了一个时代的背影。

影片中，何苦跟在师傅老黄身后干活。

葬礼：

放下过去的芥蒂

亲人们都来了，送他最后一程

老黄的葬礼上，很多年没有走动的亲人都来了，过去的事情终究还是放下了。

很多年前，因集资修一条家门口的水泥便道，老黄跟三哥和幺弟发生冲突，“打得很凶”，三哥的脸上鲜血直流。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中，老黄还对三哥和六弟耿耿于怀，觉得自己吃了亏。

“哪有对错呢？”老黄的女儿黄梅说，都是生活中的小事，父亲拧起来就解不开。

三哥来了，晚上泛起阵阵寒意，他默默地坐在院坝的边上守到深夜。幺弟来不了，老家还养着牲畜，但老黄去世的当天，兄弟媳妇和一个堂妹就赶了过来。黄梅的妈妈和舅舅也来了，纪录片《最后的棒棒》曾交代，黄梅妈妈很早就离他而去，但在葬礼上，他们都忙前忙后办伙食，招呼客人。

兄弟媳妇说，老黄一直在外边，晚年又跟着女儿生活，好多年没见了，但要来送他最后一程。老黄六兄弟，他排老五，如今只剩下老三和老六了。

工作中的老黄。

有好多往事说不完，生病后的老黄常常回忆过去的事情，都是自己小时候吃过的苦，年轻时候的遭遇，以及黄梅小时候的趣事。在重庆做“棒棒”的那段漫长的经历，他却少有提及。他性子急，倔强，要强，不占别人便宜，又一辈子怕吃亏。

他很少出门，又不看电视，黄梅让他出去走走，他说自己有病，说两句就会被别人发现。面瘫后，他去吃个粉也要提回家吃，不愿坐在人前。

即便行动不便了，走路的时候，他也坚决不要人扶。给他买了一根带电筒的拐杖，他舍不得用，说要留给后人。这话不吉利，一家人商量以后，最终由女婿骑着车子跑了好几公里，丢在一个十字路口。

跟女儿、女婿、亲家母住在一起，他常跟亲家母发生争吵，有一次刚吵完，又想让亲家母帮忙洗一件衣服，他拿着衣服暗示了几次，最终还是亲家母主动开口。直到后来很多时候需要亲家母照顾，他才“亲家亲家地喊，频繁地说谢谢”。亲家母直爽，称跟老黄性格上“过不来”，但在照顾老黄这件事上，从来没让儿媳妇难堪过。

生病以后，他吃很多药，除了医院固定开的药，他又自己弄些偏方回来，不让他吃他就急。有一回听人说喝红酒软化血管，他就决定每天早上喝一杯，结果他酒量不行，一喝就醉，直到在厕所里把额头摔出血来。

出殡前的最后一天守夜，艾家湾一片寂静。几个亲人守在老黄的棺材边聊起老黄，会时不时笑起来。

何苦为老黄守灵。

师徒：

与导演何苦已如亲人

弥留之际最后视频通话：想看看他

老黄已经不行了。黄梅守在父亲身前，说，“爸，你是不是放不下我。”她握着父亲的手，父亲用力地在她的手中捏了两下。

黄梅一连给何苦打了三个电话。那天早上，何苦是被电话铃声叫醒的。他不敢接，害怕听到噩耗。今年春节后，老黄在厨房里摔断了髋关节，正好在他偏瘫的右边。医院检查后称需要手术，但老黄血压高，又患有脑梗，风险很高。

老黄听说需要花很多钱又不一定治得好后，坚决要出院。何苦前去探望时很揪心，他跟黄梅商量，需要钱一起来解决，但拗不过老黄的态度。回家以后，老黄的身体就每况愈下，老黄自己也说，“这回躲不过了。”

那天早上，何苦在平复了一下心情后，给黄梅回拨了电话。黄梅说，父亲想看看他。在视频通话中，老黄已经不能说话，只是一直看着何苦。

老黄的女儿黄梅和女婿小陈。

2014年，何苦在重庆五一路第一次见到老黄时，他正杵着棒棒看人斗地主，他站在最外边，不说话。何苦说要老黄带他做棒棒，但老黄一看就不信，但还是把他带进了自力巷。三个月后，老黄终于放下戒备，答应收何苦为徒。

这么多年过来，何苦和老黄早已如同亲人。每年生日、过春节，何苦必然要去看望老黄，老黄也时常给何苦打电话，却不知道说什么，只听何苦说。

《最后的棒棒》上映后，很多影迷记住了老黄，这些年过来，也时常有人去看他。获悉他去世后，有四川广安的影迷前往吊唁，也有北京影迷专门赶来上一炷香。3月11日晚上，还有人在微信上给何苦转来500元，要表达一点心意。

何苦说，老黄看了纪录片后很满意，他说何苦讲出了自己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

如今，解放碑附近的新华路上，“棒棒”的身影的已经不多，曾经的自力巷变成了繁华的商圈，五一路也整洁得找不到过去的影子。但“棒棒”中依然有人记得老黄，以及曾经“拍电影的何棒棒”。

何苦有个想法，以后有条件了做一个二维码在墓碑上，“扫一扫”就可以看到《最后的棒棒》，可以看到曾经发生在老黄身上的故事。

何苦与老黄。

回家：

“天晴存来落雨用”

一辈子节约，从灶膛摸出8万积蓄

老黄曾说自己没有挣到钱，但自力巷的房东大石不信，“老黄至少存了几万。”以前重庆还允许烧煤的时候，老黄跟大石一起送煤，“那个时期钱好挣”。

果然，他还是有些“家底”。黄梅说，父亲刚刚生病回来后，道出了自己的秘密，“在老家的灶膛里藏着几张存折和一万现金。”现金已经放得有些发霉，黄梅说，父亲当时从灶膛里总共摸出了8万元。

跟着女儿生活后，他还曾让何苦将2000元钱藏在了卧室里的一个铁柜后面。直到3月11日晚上守夜的时候，何苦才把这个事情向黄梅坦白了。

但在病重的时候，老黄已经自己交代了。黄梅说，父亲一直有藏钱的习惯，给他两百，他就会藏起一百来，给他三百，他会藏起来两百。他说要“天晴存来落雨用”，黄梅后来每次就一百一百地拿钱给他了。

“爸爸一辈子节约，有个钱就存起来。”黄梅说，自己当年在临江镇买房的时候，父亲还资助了两万。但他自己却舍不得花，衣服常常是捡来的，稍稍有用的东西就往家里搬。老家的凳子、桌子、电线、灯泡……“你能看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从城里捡回来的。”

老黄最大一笔投资失败，是家里安电灯。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村里早就已经通电了，但他们家还在用煤油灯。因为女婿小陈要第一次来家里，老黄拿出1000元进行整改，但安了之后一个月，村里就有了免费安装的政策，黄梅说，老黄为这冤枉花掉的钱心疼了好久。

“他总是想不要给我们添负担。”女儿女婿现在都在永川当地的工厂上班，月收入合计有1万元左右。最近他们又在永川城区买了一套房，首付款主要靠女婿小陈膝盖受伤拿到的工伤赔偿。

老黄觉得花钱的地方很多，女儿给他买衣服，他舍不得穿，给他买拐杖，他担心记忆力不好拿出去弄丢……

在何苦看来，老黄一辈子靠力气，这是他的尊严，当他身体不好后，他的内心一直是难以纾解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中，老黄直到身体不好后才“开窍”，发现搬家的同时还可以收废品去卖，但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告别：

最后的温柔时光

常常讲起女儿幼年往事，一遍又一遍

老黄唯一舍得花钱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小外孙身上。30多元一盒的士力架，他大大方方地买了。黄梅说，自己都舍不得这样给儿子买零食。

小外孙已经读五年级，个子比起纪录片中高出一大头。老黄生病在家，以前主要是照看孙子，但随着孙子渐渐长大，孙子已经懂得主动照顾他。他看起来木讷不苟言笑的表情，总是在孙子面前变得和善起来。

亲家母至今记得，老黄以前在家里跟孙子躲猫猫，结果藏到亲家母的卧室里出不来，两个人在屋里关了一下午，直到黄梅回家。门锁不知什么原因被反锁，爷孙俩想了很多办法也没有打开，却把门撬坏了，至今还留着印迹。

在家里，老黄常常讲黄梅小时候的事情，他记忆力不好了，好多事情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讲。黄梅有时候都听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提醒父亲“这个事情你讲了好多遍了”。

黄梅至今还记得，有一年涨大水，河水已经漫过了桥面，父亲去学校没有接到她，便沿着河渠一边寻找一边喊。但她那天根本就没有去学校，只是逃课躲在山坡上玩。她远远地听到父亲喊她的名字，“那声音隐隐约约的，有时候听得见，有时候听不见……”

2019年的时候，黄梅去学驾校，她说以后要带父亲去兜风。老黄有些急切，“不晓得我还坐得到你开的车不？”对此，黄梅甚感遗憾，自己拿了驾照还没没钱买车，让父亲坐在副驾驶的愿望没有实现，在永川城区买的电梯房也没来得及入住……

“如果有人说他过得不幸福，他会跟人急。”黄梅说，回老家以后，老黄总是喜欢跟村里人讲起女儿的房子有多大，女儿女婿对他有多好。“他似乎觉得，只有这样才显得自己一辈子是成功的。”

老黄，原名黄泽庆，重庆江津人，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