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网文作者：赵赶鹅，有删减；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多少年了，重案组老大哥提起张印，一开口总是这个词儿一—“跳楼探长”，每当这时我就张大嘴巴望着听后面的故事。究竟他是个什么样的警察，为了破案能跳楼？当初又是什么案子能逼着警察跳楼？
我用了很多年才渐渐还原出张印跳楼的那个清晨的样子——
那是早上五点，重案组办公室张印一个人呆坐着，面前是那摞困扰他已久的卷宗。最多还有一个小时，杀人嫌疑人“老八”就要大摇大摆地走出重案组了。张印感觉像失去了一切。他觉得是自己没找到证据，才放跑这个杀人犯，而所有同事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包括领导。手机里女朋友昨晚的短信是个巨大的讽刺，“等忙完这个案子，咱们上哪儿玩啊？”
张印起身，晕乎乎走向大楼办公室窗口。就在那个血色的清晨，张印一跃而出。探长跳楼，古今未有。
六十天前，夏初7月。谁都没想到连做侦查员都不合格的菜鸟张印，竟然被领导急速提拔为重案组的“代理探长”。张印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异类”。他爱侯马的诗，爱涅槃乐队，爱小说，内心渴望自由。虽然他喜欢看谍战、侦探故事，偶尔还在宿舍里操纵鼠标开枪“杀人”到深夜，但他说自己不怕尸体就怕血。这都算了，作为重案组警察，张印的致命问题是不会笑，还想得特多。大家都记得太清楚了，被提拔为代理探长之前，张印去一个撞死流浪汉的普通现场，那里是一片荒野，流浪汉躺在树下，张印走到距离尸体两米开外的地方，用一分钟就破了案。死者后脑勺与后背上有明显的轮胎印，体表没有致死伤，应该是意外车祸。他相信法医会给出相同的结论。
一片荒野中，模模糊糊好像有人在哭。
回警队的路上张印紧紧挤在车后座，感觉耳边还有哭声。这声音让他怀疑流浪汉的死还有隐情，张印难受极了，就问旁边有二十年警龄的老贺该怎么办。
“就等着交通队出结果呗，要是里面还有别的事，他们肯定再给咱们推回来。”老贺耸耸肩，很轻松。
老贺接着一边翻看现场照片，一边咂摸着：“这怎么跟他媳妇交代啊，好好的××，都给压成套了！”全车人笑得前仰后合，只有张印笑不出来。
在这个每年接触的命案超过百起的地方，如果不学会放松与自嘲，那就只能任脑子里的命案惨状窜来窜去。你要减压，就得笑。你得明白真相永远无法全部复原，侦破案件只要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杀了人就行了。
可张印想要了解关于杀人的一切，他对犯罪动机和人性邪恶感到好奇，所以，张印学不会笑，总是皱着眉头，端着肩膀陷入沉思。有时，他表面上对惨烈的现场不动声色，但私底下却喝大酒，做噩梦。没人愿意和张印住一间宿舍，因为他经常半夜做梦被吓得喊出声。
“兄弟，你这个性格在重案组可干不长。”那天搭档老贺拍着他的肩膀说。
我要是张印，出过流浪汉这个现场后可能就立马要求调离重案组了——不，我要真是那时的他，就根本不会主动申请来重案组。
四个月前，2007年春节后，张印调入重案组。他二十九岁，重点大学高才生，细高个，大脑袋，身体羸弱，从里到外透出一股书生气，在公安队伍里显得格格不入。
在此之前，他在派出所做了五年治安民警，为了加入重案组，他连续骚扰支队长几个月，队长甚至威胁他——“我要告诉你的派出所所长”，也不管用。最后，张印硬是把自己塞进了重案组里。
重案组是领导最放心、最信任的队伍，几个老同志对张印的背景颇为好奇，但谈起家世，他本人始终不露声色。进了重案组，有关张印的第一条笑话很快就有了，张印衣着又脏又土，每次从宿舍出门前都要抓起支队后院那只白猫在身上擦擦。
他很勇敢，准确说是又愣又轴。
刚来的时候，张印和搭档老贺去附近小区蹲点抓人——一个背耐克书包的持刀劫犯。那天清早，张印和老贺一眼就看到“耐克书包”在早点摊上吃包子，张印像神经病一样抄起警棍就扑了过去。老贺从没见过这样的警察，形容他“就是一条见了火腿肠的哈士奇”。
劫犯是有刀的，事后老贺臭骂了张印一顿，“你要是被他干了怎么办？”
张印工作起来死磕，他极度渴望破案的一刹那的快感。不过他的死磕常常是以与同事甚至领导大吵为代价的，因此没人看得上他。
刚加入重案组他就和队长大吵一架。有个年轻人突然中了毒鼠强，张印和年轻人聊了两次，觉得年轻人孤苦无依，有自杀倾向。队长觉得这套心理分析太扯淡，带着全队发疯一样调查，两人争执不下，直到张印又跑了一趟，发现了年轻人的买药记录。队长“假意”道歉，张印竟然不留情面地接受了，全队人都觉得他是个白痴。
在这种情况下，来重案组四个月后张印竟被意外提拔为代理探长，手下有四个警察。重案组探长不好当，要套得出证人嘴里的话而不是反过来被利用，要懂得基本的法医学、病理学、指纹学知识。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经验，能在最快时间内把尸体和嫌疑人联系在一起。
无论怎么看，对张印而言，这都是一场“捧杀”一一干不了就早点走人。
刚当上代理探长时菜鸟张印就迎来了“恐怖夏天”。每次听到这儿，我都觉得他是主动把自己放在火上烤的。
重案组流传着一句话：夏天的燥热，有时就是杀人动机。
就是这个“恐怖夏天”，有个老头死在地下室，一礼拜没人注意，直到玻璃上落满苍蝇。凶手是他老伴，杀人后，老太太听信二流道士的话，买来一大堆白色粉末抹在老头的尸体上，期待他能复活。
就是这个“恐怖夏天”，一个歌厅小姐因为向大哥敬酒时“脸色太难看”，被小弟们用烟灰缸砸烂了脑袋。那个女孩包里有一张火车票，第二天要赶回老家结婚。
当上代理探长的那段时间，张印发疯似的工作，没多久，他瘦了十多斤。
张印运气还算不错，7月、8月两个月他一连破了十三起命案。
第一起案子的嫌疑人是个神情紧张的黑胖小个子，他拒绝承认自己杀了人，手上却突然多了几十万现金。张印发现命案现场的餐桌上整齐摆着一堆餐具，唯有一个水杯远远地放在一个角落。他敏感地意识到，天气太热凶犯逃走前可能会喝水。技术队果然在水杯上发现了小黑胖子的指纹，案件告破。
十三起命案最后一起发生在一个周五的晚上。两个男人在小酒馆里动了手，“输家”倒在血泊里，“赢家”疯狂逃窜。张印运气好，走出酒馆门口就撞上了赢家——这人害怕出大事，特意调头回来看看。
赢家交代得很痛快，待对方按下指印，张印不顾老贺反对，道出实情：“那哥们其实已经死了。”嫌疑人一瞬间瘫倒在地。
张印破了十三起命案，但他却越来越焦虑。他清楚地知道一一因为“过班”制度，十三约等于零！
直到现在，“过班”也是我们重案组分配案件的轴心。
简单说，同是命案，侦破工作量却差别极大。比如丈夫杀妻案，丈夫动手后可能就在现场呆坐，沾血的菜刀就放在电视柜上。而另一起案子，二十人打二十人的群殴，死了两人，剩下的三十几人全部逃窜，你得一个一个抓回来。
“过班”制由此产生：嫌疑人在现场或自首的（占了绝大多数），算零起重案一一张印破获的这十三起都属此列。
一到现场就知道嫌疑人是谁，但嫌疑人关掉手机杳无音讯的算半起；到了现场发现既不知道嫌疑人是谁，也不知道人在哪儿的，才能算一起重案。
只有接到一起完整的重案才算“过班”。这时你就可以不用再同时接别的新案子，也才能专心完成手头毫无头绪的这起大案难案了。张印的十三等于零。就像他的人生，千辛万苦进了重案组，证明不了自己，都是白费。
张印的问题在于没难度的命案等于零，而能证明自己，让自己“过班”的案子肯定是难案，他这个菜鸟又如何能破得了？
和医院大夫一样，重案组民警绝对不能抱怨：“怎么还不过班啊！”或者在连续发生两起命案的晚上叼着烟卷发狠地说：“牛×再给我来一起！”
老天爷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9月初，天还有点热，再过不了班的张印似乎该考虑走人了，他向搭档老贺抱怨“过班”太难。
就在这时，“报应”真来了。
到现场后，张印的第一反应就是她真美。一束阳光直射过来，少女侧脸的轮廓有些不真实。她颧骨很高，眼窝深陷，嘴唇微微张开，想要开口说话。她侧卧在地，一条腿压着另一条腿，上身微微后仰，一只手放在脸颊旁，另一只细长的手臂伸向远处，可那里一无所有。
她浓密的黑发散乱地铺在柏油马路上，脖子上有一条明显的勒痕，身上到处都是青色的小伤口。她穿着廉价的黑丝袜、短裙、紫色上衣。一个黑色手包放在身边，里面装着化妆品、卫生棉、一个手机充电器，还有几张表情夸张的大头贴。她只有十三岁。
张印盯着她看了好一阵儿，然后悄悄抬眼看周围的同事。老贺、李逵、老猫这回没一个人敢开玩笑。这几位是出了名的“老丈杆子俱乐部”，全队十几个民警只有一个生了男孩。此情此景，他们沉默了。她完全是无辜的，她还是个孩子，有人引诱、强暴了她，然后又杀了她。这行径猪狗不如。
没时间哀悼，现场一片嘈杂，民警们开始工作。
重案组有句话，说一个人只能死一次，而现场能“死”一百次，你必须对现场万分尊重。现在，张印作为代理探长，就站在现场中心。不过他头大如斗，一片空白。张印是统筹一切的人，在现场他就是最大的领导，他可以调动、指挥所有法医、技术队员、派出所民警，但是他缺乏对付室外现场的经验。
如果是室内的凶杀案，谁都知道怎么破，就算表面上没有线索，你也可以板起脸，逼着技术队把整个屋子用吸尘器吸个底朝天。可室外的现场就没那么容易了。
现在，女孩尸体躺在地上，几个老百姓眼睛像铜铃一样瞪着看，派出所民警、法医和技术队的民警围成一圈。张印甚至能听到他们心里的嘀咕：“这哥们知道怎么破案吗？”
法医初步观察了一下女孩的尸首，不太软，也不太硬，眼球还很湿润，“死去大概十二小时。”法医学是一门综合判断的科学，影响判断的因素有很多，如天气、湿度、地质环境等。
换句话说，还是要猜。
旁边有个刚入职的热心辅警，不戴手套捡了一大堆矿泉水瓶子往张印面前一放，憨厚地说：“大哥，你觉得这些东西有用吗？”瓶子上全是他的指纹。老贺去询问一个水果贩子，老贺并不清楚之前李逵已经给他做过笔录了。派出所民警到附近一个卡口调取了治安探头，但是调取时忘记核对北京时间了，因此还要专门再去一次。一个小时后法医又开始催促张印把尸体拉走。
天亮以后，现场会被路人践踏，但这里可能有嫌疑人的头发或衣服纤维。张印焦急地踱步，盼望快点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天快大亮了，张印不想让更多人看到死去的女孩。最终，张印放弃了“上帝”的控制权，尸体被抬走了，警戒条被扯掉，地上除了一摊血迹一无所有，现场在他眼前消失无踪。直到现在，张印还在为自己那一瞬间的懦弱而后悔。
获取死者信息异常顺利，女孩叫赵丁萱，因常常离家出走，在派出所出了名。她每次出走少则三四天，多则一个礼拜。第一次是2006年年初，她母亲刘岚说：“自从生理期开始她就不听话了。”那次她和几个差不多大的小孩偷车开去天津，加油站老板发现他们太小，报了警。第二次出走是半年后，赵丁萱和一个二十一岁的超市保安回了趟河南老家，还私自“成了亲”。保安原封不动地把女孩送了回来，挨了女孩妈妈两记耳光，还好保安“没碰”女孩，免去一场牢狱之灾。
就这样，赵丁萱前前后后出走过五六次。
2007年9月9日是这个十三岁女孩短暂人生的最后一次离家出走。那天中午，她和母亲破天荒没去摆摊，也没吵架。两人心情都不错，女孩玩了会电脑就跑到院子里玩，还拿起一朵花，让母亲闻闻香不香。等母亲刘岚出门回来，发现女儿又带着小挎包和零钱不见了，电话关机。
刘岚忍到第二天，也就是9月10日的晚上，手机突然通了。那头很吵，有骂人和碰杯的声音，女孩说她和朋友一起玩，但不说是谁，声音恍惚，随后又一次关机。
第三天，9月11日晚上十一时，刘岚报案。她恶狠狠地要求派出所民警把女儿带回来，民警拨打女孩的电话，还是关机。
案件转到了重案组，立为疑似被侵害案，但那一天同时发生了多起命案，重案组办公室空无一人。9月13日凌晨，警员们陆续回来，拨打女孩手机，也是关机。直到9月14日凌晨四时许，赵丁萱的尸体在距离家门口三站地的位置被发现。
9月9日到9月14日这六天，赵丁萱究竟去了哪？见了谁？发生了什么？
重案组的会议上，法医的报告一向是核心，尸体本身就是故事。比如法医能看出来暴毙的婴儿到底是从床上掉下来摔死的，还是被保姆打死的。
但这次的故事有点短，尸检结果很简单。赵丁萱身上有多处尖锐物品的划伤，但伤口不深，衣服上没有相应的口子；颧骨轻微骨折，证明她曾被重拳打伤；手腕上有被绳索捆过的痕迹；她的阴道严重撕裂，证明曾遭受性侵犯或猥亵。
她的脸上被盖了块破塑料布，嫌疑人很有可能是赵丁萱熟悉的人。凶手把她骗到某个“角落”，持刀威逼，捆绑伤害，最后杀了她，但行凶过程中不想看到她的脸。
这个结论很容易得出，但有一个关键问题暂时无法解答——第一现场在哪儿呢？
重案组会议结束不久，9月14日下午两点，菜鸟探长张印和老贺敲开一座公寓的701A号房门。门一开，女人凶恶的眼光就越过两个人的肩膀向楼道里看，“她在哪儿呢？！”
刘岚脸上的肉耷拉着，咄咄逼人，赵丁萱看起来和她一点也不像。张印的喉头哽住了，老贺让她“稳定一下情绪”—一这句话等于判了人死刑。刘岚哽咽着说不出话，气势全消，她失去重心，一头倒地。两个警察赶紧扶起她，她就像孩子一样倒在老贺怀里绝望地哭号。张印觉得，警察是世界上最差的职业。他“恨”这个工作。
过了好一会儿，刘岚才恢复了神志。老贺向她介绍了情况，态度不卑不亢：警方目前怀疑，是熟悉的人带走并杀害了女孩，希望她配合警察的工作。
老贺稍稍耍了一点心计，他把刘岚的注意力引导到嫌疑人“蓄谋已久”的方向上，尽量避免她像以往一样把矛头指向公安局。但他也没有说谎，现在认定的侦查方向就是如此。
但就在三个人一起辨认尸体后，刘岚察觉到了张印的软弱。她开始逼问张印，“我女儿是什么时间死的？为什么公安局没能在我报警以后立刻找到她？”
张印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刘岚很快把悲痛转化为愤怒，“你们都给我等着！”
就在这时，技术部门传来消息，赵丁萱最近加入过一个“杀手群”。群里没有真的杀手，只有十多岁的初中小孩。赵丁萱入群时发过一条信息：“没意思，谁能带我走啊？”一个网名叫做“我好想你、这一秒”的男孩主动加了她好友。两个人没聊几天就开始私订终身，赵丁萱的QQ签名改成了——“现在开始筹备我的婚礼会不会太早了？好幸福！”
赵丁萱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在家，她在家里见到的净是父母离婚、大姐出走这些糟心事。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接触过同龄人，很明显，这个男孩出现在了“对的时间”。男孩喊她出来约会，还要她带好所有重要的东西，暗示她两个人要开始一起生活了。
赵丁萱兴冲冲地从家里溜了出来，离家之前，她还在院子里玩了一会儿。刘岚回忆，“她还没大没小地劝我该找个伴儿了”。
技术部门很快查到了网名为“我好想你、这一秒”男孩的真实身份———个十四岁的初二男孩，名叫刘立夫，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张印和老贺赶到学校，老师说刘立夫请了两天病假。两个人很快接到电话，说刘立夫和另外几个小崽去派出所“自首”了。
赶到派出所，张印绝望而愤怒。民警显然没把这帮孩子当嫌疑人，他们站在墙边小声讲话，不时发出笑声，只有刘立夫看起来有点害怕。
一个“锅盖头”男孩似乎想证明自己是头儿，走过来流里流气地对张印说：“大哥，咱都客气点呗，他们都是孩子……”
“闭上嘴，蹲下！”张印大喊。
待到把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分开，他们就原形毕露了，多半吓得面色苍白，说不出话，“锅盖头”尿了一裤裆。刘立夫则自己申请戴上了手铐，很快，他就讲述了赵丁萱这几天的行踪。
他们几个是同班同学，锅盖头号称“大哥”。9月9日是锅盖头的生日，他想找另一个班的女朋友过夜。那个女孩不愿意，最后竟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女孩拿出压岁钱给锅盖头找一个小姐，让小姐陪他过夜。刘立夫是几个小崽里最懦弱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处男。他被大家挤兑得不行，就把网上刚认识的赵丁萱搬了出来。
9月9日中午，刘立夫在网吧里以“私奔”的名义把赵丁萱约了出来，还特意要求她穿上短裙、丝袜，给自己长脸。
当晚，他们几个人先去吃火锅喝酒，又打了台球，唱了歌，折腾到晚上十一点多。锅盖头叼着烟，游刃有余地和“小姐”调情。刘立夫则有样学样地抚摸赵丁萱，却被拒绝了。刘立夫觉得很没面子，对赵丁萱冷落下来。
晚上十二点，两对男女开了两间房，但刘立夫很快被赵丁萱赶了出来。不知道锅盖头从哪儿弄来了白色药片，说是“骚冰”，女孩吃了以后就任人摆布。尸检显示，那晚刘立夫半哄半骗让赵丁萱就着冰红茶喝下去的就是冰毒。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吸食，而且年纪太小，赵丁萱很快开始抽搐，大量出汗，刘立夫穿着裤衩跑到锅盖头房间求救。锅盖头和小姐吓得够呛，说去买药救人，随后退房逃走了。
刘立夫把赵丁萱拖进浴缸，灌满了水，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血液里的毒品“洗干净”，他又去买了点感冒药。赵丁萱迷迷糊糊地说要回家。刘立夫打辆车，把赵丁萱送到距离她家只有几十米的地方，这时赵丁萱才清醒过来。
下车时，她问刘立夫还能再见面吗，刘立夫说以后再说，又加了句“对不起”。“没关系”，赵丁萱揉了揉眼睛说，转身走进黑夜。刘立夫的口供到这里戛然而止，再无任何线索。
到了下午，张印对几个哭哭啼啼的孩子无计可施，把他们重新关到一起，他们马上又活蹦乱跳，刘立夫也带着一脸鼻涕眼泪傻笑着。这群孩子的世界张印完全没有见识过，他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新线索很快到来，与刘立夫分开后赵丁萱并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天王星舞厅。那是附近农民工、站街女、中老年色鬼厮混的地方，门票二十元一张。
舞厅里有木制吧台，斑驳破旧的复合地板舞池，天花板高度也就两米多一点，还悬挂着粗大水管和手电筒一样的彩灯，赵丁萱和母亲最后一次通话，就是在那儿打的。
张印和老贺去了舞厅。老板娘是个个子小但嗓门高得出奇的女人。她态度诚恳，但一句实话都没有。老贺装作要给治安支队打电话，给舞厅贴封条。她马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保证全部配合。
老板娘说9月11日凌晨三点左右看到了那个姑娘，而且印象很深，因为她和周围人格格不入。她脸上的妆花了，长时间弯着腰，整个人很恍惚，但因为年轻，脸上“直放光”。
为了躲避周围搭讪的男人，小姑娘叼着烟走上舞台，“乱蹦乱跳”，而且就站在轰隆作响的大音响旁边。她一度怀疑这小姑娘要么是聋子，要么就是神经病。
跳累了，要下台，一个戴棒球帽等候多时的老色鬼不顾她是否同意，一把将她抱了下来。两个人大吵了几句，但很快没事了。老色鬼拿给她一瓶啤酒，两人有说有笑。快五点时老色鬼在舞厅门口拉着她的胳膊要往车上拽，两个人又发生了争执，老色鬼一个人生气地开车离开。
从那时起，老板娘就不知道女孩去了哪儿。
张印拿出本区地图，用红笔画了三个圈，那是天王星舞厅、抛尸地与赵丁萱的家。他又把三个圈连接起来，成了一个钝角三角形。这次重案组所有人和张印意见一致—一凶手就住在这个三角区域里。
理由？那里的人都烂透了。
一开始，张印试图通过电脑破案，那是最简单的法子。他登录人口系统，检索住在那附近的三十岁到六十岁有过性犯罪前科的人，再用大头钉钉在地图上，一个钉代表一个嫌疑人。很快，大头钉就多到无处可钉。
张印这个菜鸟探长根本不知道，2001年就在这个三角区域，一个四十多岁的女“花痴”一口气指认了八十多个和她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上至七十岁，下至十九岁，有一多半被送进了看守所。要想在一群犯人里找到一个犯人，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张印就是顾虑太多，浪费时间。重案组的老规矩一一人脑子比不上老天爷，真相和猜测永远差着十万八千里，笔杆和脚比脑子好使。
午夜时分，张印直接进入那片三角区域，不过从一开始他就感受到一股“神秘力量”一-他和老贺看见一条灰白色的土狗两条前腿撑着地，撅起后臀狠狠叫了两声，冲着他们露出尖牙。张印刚下车，一只大概是吃了鼠药临死的大老鼠就疯狂地冲击他的裤腿，不管旁边的老贺怎么踢打，老鼠就是不理，只认准张印一个人撕咬，直到筋疲力尽，倒在地上抽搐……
“这里阴气是真重。”老贺想点根烟，在身上拍来拍去地找火。
不久，在刑侦支队长协调下，抽调了一百余名民警开始对三角区域进行排查，这是空前的，当然不是没有隐情。赵丁萱的母亲确实没有放过公安局，她坚持每天到各类机关告状。正赶上不久前分局出了两件大事：有酒鬼闹事，抓捕时呕吐物回流，被呛死；一个孕妇在车站附近兜售摇头丸，便衣民警抓捕时，孕妇一路小跑撞上大客车，一尸两命。新任局长在大会上拍桌子，“谁敢埋事谁就先给自己挖个坑！”
按说，帮手多了是一件好事，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压力。张印一天能接到几十个督察的电话，处理数不尽的汇报工作。有时连续两个信访件内容一字不差，相隔只有半小时，张印都得立即回复。
就是从这时开始，张印酗酒了，他常常在凌晨偷偷喝上一口，再用漱口水去掉酒味。重压之下，张印必须尽快破案，他开始不断往返那片阴森的三角区域。
三角区域的阴气其实来自社会秩序的颠倒。
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违建红砖楼，没水没燃气，铁梯子架在楼外，每一间房都装满了塑料袋和尿盆。没人打扫的食物残渣铺满地面，蟑螂在其中欢快跑动，走路嘎吱嘎吱响。张印每找一家都要捏着鼻子出来，嗅一嗅老贺点燃的香烟提神，也是在这段时间张印学会了抽烟。
比恶劣环境更让人绝望的是这里人人都撒谎。他们的犯罪档案能有一大口袋，找不着几个完全无辜的人。比如有个独居的聋哑人，五十多岁，家里全是崭新的轮胎，用轮胎做床，在轮胎上吃饭。他是个贼，但派出所无法处理他，因为轮胎没编号，核不了案。
张印一开始的访谈很潦草，过了好几家，他终于意识到这是为什么——他内心隐隐害怕女孩曾被绑架在这里。他不敢想象，在这里，女孩的人生最后时刻经历了什么，菜鸟张印从来没进入过这个世界。一听张印说是调查死去小女孩的案子，这里人都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也罕见地愿意配合警察工作，可当他们真盘腿坐在床上端起茶杯，却还是谎话连篇。
那个瘦得前胸贴后背的瘾君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就是凶手，奖金最好先发给他。一个老太太显然恨极了隔壁房间里从不洗澡也不打扫卫生的小伙子，她有意无意地暗示张印，发现小女孩尸体那天，小伙子脸色惨白，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张印故意说：“那我就把他带回去，你给我作证。”老太太吓一跳，赶紧往回说，但越说越错，后来干脆闭嘴。
这片地方，人的尊严消失殆尽，人们对命运投降，绝望代代相传。
调查到后期，内心软弱的张印再也无法掩饰那种鄙视，他们则尽量配合，蹲在墙角瑟瑟发抖。
这里唯一不怕警察的是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他总定定地看着老贺腰里的警棍。老贺逗他，把警棍扔向半空，用胳膊肘内侧与肩膀让它蹦来蹦去，最后稳稳地回到手里，男孩真诚地鼓掌。
有次老贺看到小男孩腋下夹着一个破笔记本，小男孩说是数学作业，张印不相信在这里能碰上爱学习的孩子，他快速扫了一眼笔记本，真是。“干满三十年我就退休，一年都不多干了。”老贺说。
张印决定按自己的逻辑潜入三角区域。不真正进入凶手的世界，就无法直视对方，更无法找到对方的破绽。
那个午夜，张印和老贺匆匆吃了饭，再次回到那片荒芜之地。他俩无意中钻进一间藏在出租房里的“发廊店”。
其中一个略微年轻的黑皮肤女孩不肯回答问题，偷偷瞟着别人，张印拉她到门口，点燃一根烟，女孩接过去，嘬了一口，欲言又止。
“我说的不一定准。”
“你尽管说。”
“这附近有个醉鬼，就住我们后排，他经常过来找我。那天凌晨一两点钟他又过来找我，动作有点大，我不乐意。他跟我说了很多废话，还提到他经常做梦杀了那些不听话的小姐，最后又说他手上已经有人命了。他说这话那狠模样，跟真事似的。”
“哪一天？”
“就出事那一天。”
“他叫什么？”
张印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个人名和一串地址，临走之前他把整包烟塞到女孩手里。
当天晚上，张印带着十几个同事来到那个醉鬼的小屋。那人本身就是这一片的“重点人”，他曾多次猥亵妇女，而且他的住处距抛尸地很近。
那人缓慢地把门打开一条缝，张印把肩膀插进去，拱开门，十几个民警瞬间涌入，翻床垫，拉抽屉。十多分钟过后，醉鬼才提出那个显然应该在最开始提出的问题：“你们来我家干什么？！”
张印余光扫着屋里，看着侦查员四处搜寻血迹、麻绳，或者死去女孩遗失的银项链。老贺钻进厨房查探老醉鬼最近有没有吃过炸鱼和西兰花，那是小女孩的最后一顿饭。
一无所获。
老贺把挂在墙边的一件夹克扔在老头身上，让他快点穿上去公安局。老头竟然咕哝一声伸出了右手，意思是叫老贺帮忙给穿上。老贺无奈地走到他身后，一边给他提裤子，披夹克，一边冲着张印挤眼睛，摇头，意思是不可能是他。
一小时后老头坐在了刑警队后院的讯问室，一只手铐在暖气上。走廊里，同事们透过门缝观察，然后纷纷摇头。
清醒的老头比喝醉了酒看起来还糊涂，一只白袜子裹在裤腿外，一只手穿过裤链门抓挠下体，呼吸均匀，四处乱看。这不是什么好现象。重案组有条规律：有罪的人会故作放松，假装打瞌睡，或者一言不发地看着一个地方不动；而无辜的人会揉揉眼睛，保持清醒。
当然，这条规律不一定适用所有人。一个没文化的老醉鬼凌晨三点被拉出来，身体柔软，丝毫不紧张，还对环境充满好奇，这可不是能装出来的。
张印进屋审问，老头一脸迷糊。聊着聊着，等张印问他有什么疾病时，老人突然来了精神：“心脏病、脊柱侧突、肺气肿、椎间盘突出、高血压、糖尿病、喉咙和肾上有息肉……”
老醉鬼对这个世界的了解程度的滞后让张印吃惊。他不知道手机、计算机，也不知道国家领导人是谁。如果两个人的对话出现在电影开头，观众多半会以为这是20世纪80年代。
老贺骗醉鬼说桌上那台打印机是一架精密的测谎仪，老头左看右看，拍了拍，竟然信了。于是讯问的后半程变成了一场闹剧，老贺问他有没有嫖娼习惯，他拨浪鼓似地摇头。老贺打印出一张A4纸，上面写着“撒谎”两个大字。
“亲娘咧！你们的机器真厉害！”老头睁圆了眼睛，再也不敢摸“测谎仪”了。
其实老醉鬼有着种种不符合凶手的迹象。他没有其他住房，公寓又小，很难藏匿一个小女孩，更不太可能当着那么多夜猫子邻居的面把小女孩拖出来，他也没有车。两个小时以前线索还是那样完美，一个有强奸前科的独居老人，在发现尸体的凌晨嫖娼，还威胁不听话的小姐说自己杀过人。如今老头的身份一下变了，他只是个一无是处的酒腻子。
女孩赵丁萱继续死不瞑目，而代理探长张印距离离开重案组的日子似乎又近了一天。
张印最不擅长开会，他不喜欢当着一大堆人的面说话，可他是这个三角区域少女被杀案的“大脑”，不得不对着领导讲PPT一一而且这一次是副局长亲自听案子。PPT的光照在副局长脸上，阴晴不定。
张印结巴着，还汇报得事无巨细，从监控录像追查到每一条线索的跟进，但讲述的主视角显然是他自己，队里兄弟听得懂，副局长可听不懂。
副局长是预审出身，“管人的本事超过管事。你说东，他肯定问西，从来不按套路出牌”，他不耐烦地打断张印的长篇大论，直接问数字：“那一片房子有多少户？现在取证取了多少户？采血采了多少户？”
“数据还没回来呢，他们还在统计。”张印嘟嘟囔囔。
屋里一片死静。
案件早就挂牌督办，市局专门有领导盯着，今天一看副局长的脸色，大家就知道他是来骂人的，现在这样回答不是主动找骂吗？都说重案组里不会说瞎话的探长不是好探长。警察不是完人，如果领导问你没准备到的问题，对策就是先用一条差不多的信息把缺口补上，回头继续查，这是一个善意的、小小的谎言。但如果你在这样一个大会上把领导晾在那儿，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就等于工作进度为零，所有的弟兄都免不了跟着挨批。
副局长连续提了几个问题，支队长和副支队长看向张印的眼神已经接近哀求。张印硬着头皮，实实在在地回答，近乎顶撞。
说起老醉鬼的线索，副局长挺有兴趣，他故意问刁钻的：提供线索的女孩手机号是多少？
这是一条无用的线索，更何况他们什么时候去找人都可以，号码重要吗？不重要。领导会打电话问吗？绝不会。
老贺张嘴就编了一个电话号码给张印解围。张印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忘了问了，也不知道她有没有手机。”一向好脾气的老贺当时脸就耷拉下来。他在帮同事解围，同事却戳穿了他。
张印的脸火辣辣的，还在自我安慰一一至少我没说谎。副局长立刻把矛头指向老贺，没明说他糊弄人，但言辞激烈，老贺可是警龄二十年的老同志。快散会时，老贺一个人从后门出去了，门关上时发出很大的响声。平时很少说话的副支队长凑到张印耳边说：“你太自私了。”老贺是个拆迁户，给十岁大的女儿办张超市卡，直接充了八万。有个重案组的哥们儿买房，老贺说，“不够借你一百万，有钱了慢慢还给我。”全队都被吓到了。老贺工作时极其认真，但下了班就开着卡宴扬长而去。大伙总是羡慕：“你说老贺这样的还在公安局上班为了啥？”最终大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一一为了哥们儿。
重案组是个集体，大家一起吃盒饭，一起住单位，一起疯玩，一起破案调录像；在宿舍里点着烟，跷着二郎腿，为了争论嫌疑人住在哪儿吵得面红耳赤。
张印却一直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他过于强烈的自尊心阻碍他融入这一切，他总想和别人不一样。张印没发现老贺是重案组里最善的人，只有老贺同情他，跟他四处乱跑破案。
“过班”不成，案子没破，唯一的朋友老贺还伤透了心。旁人看来，张印已然一败涂地。
不过张印并不太担心，因为他藏着一条重要线索没说。这是重案组的大忌，消息没同步，很可能在查案时发生大事儿，可这个菜鸟不管不顾，拼上所有，把宝都压在上面了。后来张印跟我回忆，那时“摔得最惨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挖的坑”。
早在办案之初，民警就从电脑里调出一个特殊的名字，这个人是赵丁萱的母亲刘岚提供的。他是附近一个垃圾处理站的小老板，捎带卖早点。此前，赵丁萱曾在他那里卖过旧书和衣服，有邻居说他对赵丁萱的关心程度过了线。
有人说见过他在公园里亲吻赵丁萱的额头。邻居们都戏称他为“老八”。老八四十九岁，他外号的来源鲜有人知。张印有次问一个老片儿警才揭开了谜底。老八那个垃圾站的东西是半捡半偷的，有次他把某个大院里的孔雀“捡”回家养着，后来被几个莽汉按在地上胖揍，他还说“孔雀是自己飞进来的”。有个哥们儿骑在他身上猛捶，旁边有人起哄说：“大哥你这动作像八神放大招啊。”当时拳皇街机火遍全国，从此大家开始叫他“老八”。
老八本身也有犯罪前科，只不过是普通的几次殴打与盗窃。张印找来老八的犯罪记录，细细地读。张印惊讶地发现，老八在2001年时还是个“全鱼宴饭店”的老板，有个小他十多岁的东北媳妇，不知怎么的，几年工夫就落魄成了这样。
片儿警对张印说，老八的媳妇是被他亲手打跑的，他打起媳妇来不要命，也不背着别人，好像那是他的一项“基本权利”。
发现这些细节后，张印独自在三角区域兜了好多圈。他进一步调查周围邻居对老八的看法，然后听到了一些传闻和暗示，很多人都会提及老八对小女孩有异样的兴趣，但没人能提供确切的证据。
回到办公室，张印开始一一确认那些可能的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不过他没办法缩小名单，因为认定不了杀害小女孩的第一现场在哪里。
他脑子里还是想着老八。
张印亲自填写了一张传唤证。
这是个私人垃圾站，前面是平房，后院的铁栅栏围着几扇破铁门和一堆汽油桶。老八半天才来开门，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破旧的蓝色衬衫兜出大肚子，弯弯的嘴角向下撇着，整个人僵硬麻木。
“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事问你。”张印出示传唤证，老八接过传唤证，挡在门前，张印推了他一下，他才发着牢骚往里屋走。张印、老贺带着四个警探跟着走进这个偏僻、神秘的平房。
老八几乎家徒四壁，这里只有一个捡来的破书柜、一张露出棉絮的沙发，屋子中间摆着冒着尖的一大堆破烂。如果不是有张床的话，根本没人觉得这里会有人住。
几个警探把房间搜查了一遍，老八坐下继续吃烧鸭和面条，手边一瓶高度白酒。他还在慢悠悠地看着传唤证，那上面一共没有三十个字，他足足看了五六分钟，留下几个肮脏的指印。
“你看着快点，我×！”张印看到了指印，怒气上头。
“哦哦，对不起，对不起！”老八竟把传唤证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箱，一脸无辜。
“你……”张印突然意识到老八这是故意的。很多年后，张印向我讲述这一幕时才明白，他和老八之间旷日持久的对峙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对于小女孩的死，老八似乎毫无兴趣。他承认小女孩在他这儿卖过破烂，但很长时间都没见过小女孩了。他的表现波澜不惊，毫无破绽，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作案时间。
小女孩的尸体是在9月14日早上五点发现的，她的死亡时间，法医推断“死去大概十二小时”，也就是说她的死亡时间大约在9月13日晚上五点。
老八说他9月12日和战友出去聚会了，13日凌晨回到家。但经侦查员核实，老八是9月13日去和战友聚会，当天半夜回到家，也就是说，他虽然说了谎，但实打实没有作案时间。
另外，老八家距离抛尸地点隔着两个半小区。他虽有一辆棕色半截皮卡车，但坏了很长时间了，完全发动不了。于是，传唤四十八小时后，张印只能看着老八大摇大摆地走出讯问室。
一开始大家怀疑老八的时候，张印有些迟疑。这其实是他性格的一个缺陷，他总是要把心目中最靠谱的放在最后，他害怕到最后没有选择。这显然是缺乏安全感。到了后来，案件没有一样证据能指向老八。老贺认为传唤老八毫无用处时，张印却开始坚信老八就是那个禽兽，只因为他觉得“老八的态度很可疑”。那段时间张印失眠严重，还得了尿道炎，撒个尿就虚脱到两腿发软。半夜时他会蹑手蹑脚地到后院去撒尿，不想别人看到他的惨样。他拒绝去医院，说要等案子破了再去，他要把所有身心都留给这个女孩被杀的案子。
张印有个女朋友，为人直率，讲究实际。她受不了张印整天恍惚而又健忘，有一回下班吃饭，女友发现洗衣店标签竟然还挂在他身上，就和他大吵一架，指责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案子上，都不和她交流。张印则认为那是在保护她，不想让她接触那些阴森森的事情。张印答应女友，破了这个案子，过了班就带她去江南旅游。
其实，直到现在，张印都没娶过老婆。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偏执的警察，当面前有谜案时，破案是他唯一的救赎。
案发一个多星期，毫无进展。张印没法再等待技术部门可能的新线索了，他得由面到点，用一种赌博式的打法。他一边扩大资料搜索范围，一边埋头苦思。他竟真找到一条有用的线索一一老八的平房有个地下室！
此前，城管、房管所、派出所清理过违规地下室，张印发现老八的平房名列其中。上一次搜查时老八没提，张印他们也压根没搜到这个地下室。老八的平房地上面积不到九十平方米，地下室却足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八间房，曾经是个日租小旅馆，有空调和除湿器。后来因为墙壁开裂，没人敢住了。同时，张印琢磨，法医对死亡时间的推定也不见得那么精准。他又向法医确认了一遍死亡时间：尸体没腐烂，“眼睛还是湿的”，死亡时间最多不超过十六个小时。不过同一个事实，也可能有多种可能，比如法医也认可张印提出来的另一种可能——凶手抛尸前，假如把尸体存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那么尸体腐化就可能被推迟，甚至可能推迟二十四小时以上。
如果真是这样，老八会不会是在9月12日杀害了女孩赵丁萱，之后将尸体放在地下室待了一天，13日自己出去与战友聚会，13日半夜回来后再把尸体拖到了外面呢？
这是个大胆的设想，老贺不认同，他觉得张印是在带着答案找问题。
老贺反对的理由很直接：老八收破烂的皮卡车早坏了，他没法运尸。如果是把尸体拖过去的，那就太远了，半小时也不一定能到，而且太冒险。他完全可以把尸体抛在距家很近的地方；比如某个下水道、河沟，或者灌木丛里。
不过别人的话，对张印都是耳边风。那天晚上他带着老贺第二次去了老八家。
“老八，你家有地下室是吗？上次怎么没跟我们说？”
“地下室？”老八像第一次听说这三个字。“对，上次不是城管还来查过一次吗？”
“后来再没人来了，封了。”老八说得坦然。
“你再想想，你最近进过地下室吗？”
老八看似想起地下室的存在，也承认现在那里还放着一些东西。但说地下室没电，只能拿电筒下去，张印注意到说这话时老八的口齿有些不清不楚。
张印和老贺走进地下室，那里像一口深井，又热又湿，走廊把房间一分为二，每边各有四间房。电筒光把走廊里的人影拉长，张印心想着这是老八第几次撒谎。
地下室中间有台除湿器，管子下面有个铁盆，里面有层薄薄的水，显然最近开动过。一个破旧书桌靠在墙边，上面有几个啤酒瓶。张印四处细查，盼望着奇迹出现，比如在角落发现女孩遗失的银质心形项链。
他兴奋极了，脑海里浮现出犯罪现场的模样，但是他却一无所获。突然间，张印注意到墙壁缝隙里有个银白色耳钉，他没吱声，偷偷揣进兜，像是生怕老八看见。
“你最近一次下来是什么时候？有带什么人下来过吗？”张印问。
“哦，我下来过一次，但忘记哪天了。我想找点什么来着……反正我下来之后感觉有人盯着我，我害怕，就上去了。”
张印眼睛死死盯着老八的眼睛，看见他心虚地咽下口水，喉结耸动。
“你那两天见到她了吗？”张印并没有说是谁。
但老八马上就反应过来：“记不清了。”张印记得万分清楚，同一个问题，上次问老八他说的是“没见过”。
张印眼神丝毫不动，就盯着老八的脸。老八搓了搓脸，开始喃喃自语：“我觉得吧，这种人应该枪毙且立即执行，要是我有个女儿被人弄死，我一定找哥们把他干了。哎，警官，你们案子查到什么程度了，不行我可以帮帮忙，我人脉挺广的。”
老八说他在地下室感觉到“有人盯着他”，他是想暗示那个死去的女孩曾经在这个地下室里被捆绑过吗？老八第一次还说对这个女孩一点不关心，现在查到地下室了，他又反过来要帮警察的忙—老八就是凶手！不顾老贺反对，张印再次带走了老八。
警察的一生中总会碰到这样一起案件，有些难以言传的东西瞬间击中了你，那可能是嫌疑人的一个表情，可能是死者手机上一条诡异的短信。它们会让你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坚信对方就是你要找的嫌疑人。
更奇妙的是这种线索不属于别人，只属于你自己，只有你看得见，那是属于你一个人的案子，你要做的，就是拼了命来证明你的灵感是对的。张印也被那种难以言传的东西一瞬间击中了。
多年后，张印回忆起带走老八的场景，依然记得一个细节。给老八戴手铐时，张印发觉他的手掌没有出汗，比自己干燥得多，“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张印没想明白，难道这人就不害怕吗？
十五分钟后张印来到办公室，坐在了老八的对面。
已是凌晨了，全队侦察员和抽调来的民警都窝在会议室，为小女孩命案加班汇总资料。他们眼圈发黑，脑子跟不上嘴巴，一个多礼拜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这状态显然撑不了太久了。
张印之前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包括副支队长和支队长。他来到小会议室，按捺住内心的雀跃，轻描淡写地说又把人带回来了，大家满脸怪异地看着他，没人吭声。
事后张印才明白为什么大家当时的脸色那么难看，他们都以为张印掌握了重大线索，或凶器，或证人证言，准备独自向领导请功了。重案组曾经有人这样干过。沉默一阵后，大家还是各司其职，准备陪老八来一场声势浩大的表演。
讯问室旁实验室的门大开着，几个重案组的民警忙碌地操作着根本不会使用的机器，小女孩扎眼的血衣和挎包就放在桌上，仿佛他们已找到了攻克难关的答案。张印押着老八从实验室门口经过，老八往里看了一眼，但面无表情。所有警察都表现出对老八很冷淡，暗示他只是个普通的嫌疑人，没什么特别之处。
随后，张印押着老八上楼梯，进到支队长办公室。一把高大的黑皮座椅，一张黝黑泛红的宽木桌，一书柜精装的刑侦书，一片引人注目的照片：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授勋仪式的，还有集体一等功的奖状，盖着公安部大红印。
办公室的墙上挂着赵丁萱被杀案的现场地图和小女孩尸体照片，旁边的白板上用红笔大大地写着老八的姓名、年龄与身份证号，异常醒目。这些都是提前布置好给老八看的，都在暗示：老八，你该认赌服输了。
一个老预审员借来白衬衫，领导般威严地坐在皮椅上，这一招通常很有效，老百姓都认领导。
“领导”语速很快，都是短句，铿锵有力。张印站在老八旁边，激动地等待着那一刻，等待着老八在重压之下呼吸紊乱，手脚发抖，现出原形。
他们配合得很完美，几个民警轮番上阵对老八狂轰滥炸，这是典型的熬鹰战术。他们其实玩了一个“小花招”，民警并没有实际填写传唤证对老八进行传唤，也没有给他戴上手铐，而是先走证人询问程序对老八施压，这样可以在二十四小时的传唤时间基础上多争取些时间。民警们动用了一切在法律和人道允许范围内的手段，可是张印惊讶地发现，地下室里那个有点惊慌的老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毫无感情的雕像。无论怎样询问，老八都一遍遍重复着之前的证词，他没承认任何事。
天快亮了，张印听到同事窃窃私语，他无法忍受这样的声音。张印开始大声对老八说话，说自己知道老八是个什么样的人，知道他以前怎么像个疯子一样殴打老婆，也知道他和赵丁萱之间的关系。
老八耸了耸肩，端坐在椅子上瞥了张印一眼，漫不经心地打了个哈欠。他左右看了一圈，用动作表明了态度：那你们这是干吗呢？办我呗，别浪费时间了。
张印脑袋腾地一下蒙了，内心的平衡瞬间被打破，辛辛苦苦营建的东西垮了。他努力思考，但越是绞尽脑汁就越晕。他接着试图感化老八，引起老八对女孩的同情。他说了几个开放式的问题，然而这是讯问中一种严重的倒退，预审员打起了哈欠。
虽然张印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直接证据，但他依然坚信对面坐着的就是嫌疑人。门口的同事散去了，张印觉得他们中一定有人在说：一个年轻的小民警想露个大脸，结果把屁股露了出来。
不，还有一个撒手锏！糊里糊涂的张印趴到老八耳边，努力显得胸有成竹，从口袋里掏出在地下室捡来的那个银白色耳钉，摆在老八面前一一
“风过留痕，雁过留声，你看看这是什么？”张印急疯了，他明知死去的女孩是没耳钉的，他只期望唬住老八。
老预审员愣住了，随后勃然大怒。白胡子在抖，使用证据这么大的事，竟然都不和他商量一下。
老八直视前方，只扫了一眼耳钉，随即侧过脸盯着张印。张印的手竟然发起抖来，老八鄙夷地一笑，随即彻底放松下来。
全完了，张印输了。
那个廉价的耳钉根本不是受害人的，张印知道，老八也知道。现在张印失去了一切威严，他是个说假话的傻×，一个毛没长齐的小崽，想跟几进宫的老炮斗法，老八再也不会相信他了。
其实，张印不适合重案组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不会“问人”。他会天真地给嫌疑人递烟，买冰棍和汽水，然后期望对方“尊重”他，说真话。一旦发现对方说谎，他就暴跳如雷，大骂起来。对极个别供述较好的嫌疑人，张印也很难问得下来，因为他用的是一种挤牙膏的办法，老贺评价他是“给他自己记笔录”。
那天，他们讯问老八六个多小时，副支队长觉得不能再耗下去了，就给老八签了传唤证，带着老八到总队测谎。总队的测试员说他怀疑老八没有正常人的情绪反应，老八的线条“像个死人”。
更悲催的是，那天中午女孩的妈妈又找来了，她要见主办案件的民警。张印趴在桌上疲惫不堪地笑了。认识刘岚的人都说刘岚“是个精神正常的疯子”。
她五十五岁，前夫是个狱警，大女儿在一个大公司上班。几年前，她到前夫单位找到领导，说前夫“乱搞男女关系”；然后又到大女儿公司状告大女儿和父亲乱伦，弄得鸡飞狗跳的。有的人，日子过得好好的，非要有意无意把人生弄得一团糟，还以受害者自居。
离婚后，她不让二女儿赵丁萱继续上学，两个人在一家邮政储蓄所门口摆摊，卖些刀具和饰品度日。还时不时去骚扰一下前夫和大女儿。小女儿赵丁萱的命运也就此转道，而这也是一个张印从来不曾接触过的世界。
这些天，刘岚疯了一样地写信、打电话告状，张印时常被搞得一肚子火，但每次张印都耐心地接待。今天张印还准备像往常一样接待她，他有心理准备，因为前几次刘岚都很激动，但这一次，刘岚一身黑衣，态度和往常相去甚远。
她的第一句话就语出惊人：“警官你辛苦了。”让人吃惊的是她开始向张印道歉，原因是她打听到派出所在上报重案组之前已经做了基础的失踪人口查找工作，而且重案组一直在积极努力地查案。
她看着张印的黑眼圈真诚地向他鞠了一躬。张印不知所措，这个女人真能面对女儿死去的事实，并从以往蛮不讲理以受害人自居的状态中走出来吗？
张印谨慎地给她说了些宏观的侦查现状，女人直截了当地问：“是不是老八干的？”没等张印有反应，她又摇起头，说老八不太可能。
但说着说着她那不受控制的脾气又上来了。她没指名道姓地大骂张印，可能是张印满脸胡须和惺忪的睡眼感动了她，她转而骂起了公安局。
“假如是你们家的孩子出了这个事，你们也这么查案吗？”她直视张印的双眼。张印坚定地点头。
她自嘲般笑了，“案子破了有什么用？我女儿再也回不来了。”随即起身，和张印握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早上五点，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张印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他拿起一罐啤酒往下灌，喉咙发紧，随手一扔，哐当一声砸在地上，他想找个人聊聊，但其他民警都睡着了。讯问的过程一幕幕在眼前回放，定格在老八最后那轻蔑的一笑与无比放松的肢体语言上。
他透过窗户，看着尚未熄灭的路灯在水泥地面上洒下的一层柔和的光。他想起讯问课上老师讲过的：警察应当是嫌疑人的一个窗口，在四面墙壁的讯问室里逼得对方退无可退时，嫌疑人会看向窗口，那是他唯一的出路；然后他会在警察的“引诱”下奔向窗口，向警察说出内心最深处的秘密，为了解脱，他会把一切大白于天下。
然而现在，老八成了张印的窗口。因为自己过于急躁，过于自大，张印现在撞得头破血流。
局长还在等结果，老八也要大摇大摆回家了，所有人都知道了。
张印迷迷糊糊喝了几罐啤酒，然后走向窗户，纵身一跃。那是一栋老楼，层高比较高，二层至少相当于现在楼的三层。
探长跳楼，古今未有。
关于跳楼这件事，他的回忆似乎和事实脱节。当时门口的保安目睹了一切，他告诉我，张印是从二层空调外机上掉下来的，在地上瘫了一瞬间，然后像没事人一样站了起来，甩动着一条胳膊极为夸张可笑地向前跑，快跑到大门口时再次摔倒。
同事送他去了医院，一路上他双眼紧闭，不言不语。他摔断了右腿，扭伤了左臂，躺在医院里，背部湿透，无法翻身。
张印在医院住了三个礼拜，每天抱着司法考试书装模作样。开始几天他“麻木不仁”，几乎无法清晰思考。他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接电话，不和任何人联系。不久他开始反思，做警察是他的真正使命，还是人生道路上一个随机错误？
张印出生在一个二线城市，父亲是个水利工程师，母亲经商。他小时候亲眼看见优秀而强势的母亲将搞外遇的父亲赶出了家门。
从此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刻苦学习但却漫无目的。成绩不好时母亲恶毒地羞辱他，责骂他，逼他成材。他的母亲和受害女孩的母亲刘岚一样，用谩骂来宣泄一切情绪。但有一点和刘岚不同，母亲从小就给张印灌输一个观念：男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尊严。
高三下学期，他听表哥讲起公安大学的军事化管理，那些近乎虐待的训练，还有穿着警服参加大学生方阵比赛时少女扑过来要电话号码的趣事，他恍然大悟。于是不顾母亲的反对，他毅然报考了公安大学。
在他的幻想中，自己是被坏人包围着孤身搏斗的好人，只有警察这份工作才能满足幻想。
毕业后前五年，他是一名治安民警，在派出所里长期面对一个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空间，老民警多少有些“油滑”，而且少见大案，这都让张印不满。
于是，他做了一个很不同凡响的举动。他在午休时闯进支队长办公室，朝一脸疑惑的刑警队一把手递上自己的简历。
“我想加入重案组。我大学时射击课九十七分，刑法满分，专业课分数也是班里前三，我觉得我能胜任重案组的工作。”
支队长以为面前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打错了神经。当然，每个警察都可以申请自己感兴趣的职位，大家都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比如机关单位，可哪有这样直闯领导办公室毛遂自荐的？还以为在学校里呢？分高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就这样，张印隔三岔五就去刑警队“骚扰”一下支队长，连续好几个月。支队长撵他出去，也威胁他要把这件事告诉他们派出所所长，但他就是不肯走。
这里面有张印的人生哲学，张印觉得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失败一定是因为不够努力。一贯内向的他这样厚着脸皮闯支队长办公室十多次，竟然真的成功了。
适逢刑警队年龄老化，局长给了二十个名额，有一百多名年轻民警报名。支队长大概是为了避免张印再来办公室烦他，终于让张印得偿所愿。但张印与重案组太格格不入了，尤其是这个菜鸟被捧杀为“代理探长”后，这个夏天不但恐怖，简直就是弥漫着死亡气息。
面对老八，他为什么会失败呢？难道是他还不够努力吗？空无一人的病房里，张印避无可避地面对着自己。他为什么要冒险向老八出示那个天知道属于谁的耳钉呢？这么多年以来他不断努力，不是对成功的渴望，而是对失败的恐惧。
又躺了几天，他开始痛恨老八，甚至有点想杀了他。
矛盾的是就在同一刻，他觉得身心又开始运作了，内心情绪也惊人地平静。他满脑子都是老八，清醒的每一刻都在想他，他的人生出现了新目标。
三个星期后，右腿上打着厚厚的石膏，张印出院了。他明明可以拄着一支拐杖走路，但偏偏要拄双拐。因为单拐看起来更像一个长年累月的瘸子，而双拐能提醒别人他在恢复中。
回到单位后，领导们对他和蔼了很多，但同事们关于他跛足的笑话层出不穷。大家开始叫他“瘸探”。有个老民警把他的牙刷牙杯放到了办公室最高的柜子上，他没说什么，就是笑了笑。
张印知道这些笑话都是善意的，他们用变本加厉嘲笑他瘸腿的方式掩盖了更大的悲剧——关于他跳楼的事。直到一个民警笑着说，“瘸毒瞎狠秃好色，之前你斗不过老八那个秃子，这回你俩可以拼一把了！”张印板起了脸。后来，再也没人敢和张印开玩笑了，大家觉得张印变了，少了冲动，多了深沉，张印当然知道这起案子要“黄”了。
重案组就像沙漠，案件一层一层堆积而来，时间会把很多大案覆盖掉。再大的案件破不了也就是个案子。四个探组各自接了新案子，赵丁萱被杀案已经被装订成卷了--那代表它将会和无数个未破案件一样，逐渐淹没在后院的案卷大山之中。
破案对警察来说是工作，但对嫌疑人来说被抓就完蛋了，双方为此付出的努力是不对等的。张印强迫自己不去想老八，而是再一次审视证据，他首先得完全深入到老八那个世界里去。
在抛尸现场东北角三公里的地方有个村子，村里有个老实巴交的屠夫。几个无赖成天到肉铺骚扰，骂他是杀害小女孩的凶手，威胁要报警，趁机免费拿走他挂在钩子上的肥肉。张印去找过屠夫两回，对他印象也很好。
可能是被诬蔑后压力太大了，没过两天，屠夫竟在吊灯上上吊了。当张印像对待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一样把尸体从头看到脚时，老贺说：“你比以前老了些，也狠了些。”张印没吭声。
回到单位，晚上张印才兴致勃勃地告诉老贺他当时在想什么。原来他一直觉得屠夫尸体下的拖鞋蹊跷，左右位置与双脚摆反了。后来他才想明白，屠夫一定是用左脚弄掉右鞋，右脚弄掉左鞋，这才肯定屠夫是自杀。
老贺被良心折磨得不安，张印却一副放松的样子，他说没别的凶手。队里的老民警都知道，手头有多起命案时，一旦对其中一起倾注过多感情，付出了太多努力，就是对其他案件的不公平。
那天晚上，重案组在附近一家酒馆聚餐，大家为小女孩的命案忙碌太久了，身心疲惫。张印在桌上有点别扭，出了那件事以后，他不再喝酒，而且老贺坐在他对面，自从上次在大会上张印让老贺下不来台之后两人就不太说话。但几瓶啤酒下肚后，出乎意料地，老贺主动坐到了张印身边，紧紧搂住他的肩膀。
“大张。”
“贺哥。”
“大张。”老贺再次说。
“是我，贺哥。”
“是兄弟不？”
“是兄弟。”
“是兄弟不？！”
“必须的。”
“其实我挺佩服你的，你知道吗？”
“比如说呢？我有啥让人佩服的。”
“你像个‘傻×’似的。”
张印大笑起来。重案组民警总是不擅长表达真心实意，有时说着说着就沉默了，有时赞美赞美就骂人了，本来想说的好话，到嘴边就变成了段子。
老贺又半倚在张印肩膀上做出一个“猥亵”的动作，在场的民警都笑了。终于，哥俩都忍不住笑了，张印学会笑了。
买单后，民警们都回宿舍蒙头大睡，老贺和张印躲进车里，待在一个厂区大院门口。老贺劝张印放下这起案子，张印沉默不语。老贺转而讲起自己的经历，工作里倒霉的事和有意思的事。
突然有个看门老头让老贺滚开，两人吵了起来，老头还报了警。当警灯照亮大街时，老贺和张印赶忙开车往单位跑，在这座由他们守卫的城市里，此时他们变成了被人追捕的对象。
张印吓得够呛，老贺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没事！咱们重案组都有破不了的案子，这事谁管啊！赵丁萱的案子不是也没破吗？前前后后上了多少人你说说！”
张印开车到了刑警队门口，老贺已经睡着了，眼睛耷拉到嘴边。张印叫他起来，他不耐烦地一挥手，“别烦我，我就在这儿睡了。”
最后老贺吩咐张印：“明天早上记得叫醒我，咱们再去找老八。”
凶手，年龄应当在四十到五十之间，未婚，长期独处。从犯罪现场来看，凶手是性变态，他缺乏愧疚和同情心，可能将犯罪行为合理化。
在张印和老贺看来，这份总队出具的报告活脱脱就是老八。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认定老八就是凶手。民警们听到很多谣言，找过很多人，但找不到第一现场，老八逍遥在外。
可凶手还能是谁呢？“瘸探”张印拄着一对拐杖和老贺回到了三角区域，重启对老八的调查。
白天，无论老八去哪儿，张印和老贺都在身后不远处跟着。老八偶尔会闯红灯，或者用其他的花招摆脱他们。有意思的是老八并不在乎，反而有点洋洋自得。
他们互相非常熟悉，张印经过这么久的调查，对老八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老八也知道这位年轻人的真实姓名，甚至知道他的老家是湖北的，也知道他没结婚。换成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气到半死，破口大骂，可是他们之间却什么也没发生。
自从上次审讯后，两个人在老八的破平房外面多次碰面，交流甚至没了火气。这是一场意志力的消耗战，大家似乎都在等待对方失去耐心、露出马脚的一刻。
到了晚上，张印独自开始值一种特殊的班。他每晚都到老八家附近最火的一家卤煮店里坐着。他跟客人聊天，请他们喝啤酒。店里的客人大多之前见过面，知道他是警察，但免费啤酒谁不要呢？张印逐渐发现他们都是一群骗酒的老无赖，但还是坚持每晚都来，他只想从老八的角度看看世界。他确实了解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老八以前有个小媳妇，比他小十多岁，非常奇怪的是这个女人十五岁左右就嫁给了老八。张印打听到消息，两人没结婚之前，老八听说女人有个年纪差不多的相好，于是就在女人回家的路上伏击，强奸了女人。两人结婚之后，老八有次喝醉了，叫了一些朋友到家里来，要共享女人，女人拒绝了，老八打得女人手脚麻木，逼她向朋友道歉。
大家说女人为了儿子忍了下来。一天，儿子跟着老八去看烧垃圾，儿子爬上树，摔下来，死了。女人悲伤一阵后，就离开了。
得知这些信息后，张印又是兴奋又是烦躁，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个老八人前人后根本就是两个人，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完全是个暴力狂、变态。现在没有女人让他发泄，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没有人可以一直演下去，包括老八”。张印对自己说。
张印和老八在卤煮店里遇到过两次，两人擦肩而过，都装作没看见对方。
老八的平房前不知道什么时候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上面有个红点，正对着张印停车的位置。张印第一次发现时吓了一跳，他调过很多录像，知道这种摄像头有夜视功能，但不能转动。他拄着拐下车，看着摄像头，在墙根撒了一泡悠长的尿，回到车上，稍微往远处挪了一点，移到监控以外的地方。
10月份的晚上天气已经很凉了。街道寂静无人，一个醉汉走到老八的门口，抄起一块板砖朝门砸去，没想到板砖反弹了回来，醉汉一屁股坐在地上，头上渗出了血。
事后张印还在思考，当时最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他当然可以送醉汉去医院。
这时老八披着睡袍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块毯子，看了看“崩裂”的门板，骂了一声，然后把毯子扔到流浪汉身上。张印以为两人认识，但老八漠然地站在那儿，打了个电话。老八似乎没看到远处的张印。几分钟后，救护车驶来。
回到警队，张印心里乱得很，也说不上老八触动了他哪根神经。他一次次回想老八站在台阶上打电话，拿毯子救人的一幕。
那天午休时分，张印来到老八的平房附近，他在卤煮店外看到了老八勉强修好了的棕色皮卡。也说不上怎么想的，他单腿跳上卤煮店台阶，直奔老八而去。
老八穿着破旧的衣服，一个人，一碗卤煮，一瓶白酒，凳子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没人愿意靠近他。两个人就这么面对面坐到了一起。老八叫张印死瘸子，张印叫老八秃逼，两个人脸上都挂着笑，想把手藏在对方看不见的地方。老八先动了，他缓慢地斟酒，盯着张印的眼睛把二两白酒杯推了过来。下午还要上班，张印犹豫了一下，左右看了一圈，接过来，喝了。
他们一开始没说话，你来我往地一杯杯喝着，一瓶白酒很快就喝光了。经过的人们都用鄙夷或惊讶的眼光看着老八的破衣服和张印的拐杖。张印时刻提醒自己，如果身边没人，如果换个地方，他俩很可能会抄家伙要了对方的命。
也不知道谁先说的话，就停不下来了。他们说了些抱怨社会的段子，张印一开始还是随口应付，后来想起这些天办案的委屈，也渐渐越说越多。
老八那双指甲缝满是老泥的手，在张印身上故作亲热地拍了两下，隔着衣服张印都觉得被拍的地方直发痒。
老八讲起他1998年包鱼塘，大水把大白鱼全冲走了，赔光了钱。后来，来这里开全鱼宴，把借来的钱又都赔光了。从此开起垃圾站，说着说着东北口音就出来了。张印则绞尽脑汁把和自己接触过的女人编成段子，半真半假，添油加醋。老八好像也挺高兴，挠着红亮红亮的秃脑袋、抠着裤裆说：“我前几个月还去了趟歌厅……”
张印咳嗽着，忍着想吐的冲动，晕晕乎乎地笑。一个公安大学的毕业生和一个拾荒的嫌疑人坐在一起喝酒，不知道这样的事还会不会再发生。
老八喝多了，上半身直晃悠。为了够一道菜，他上半身前倾，一回身可笑地坐在了地上。“您没事吧？”服务员小女孩过来拉他，他一巴掌甩开。“你没事吧！”他没好气地说。张印笑到喘不上气。
临走时张印抢着付了账，老八问他什么时候公安局才能去找真正的凶手，“好放我两天假”。张印笑着说职责所在，没办法。
“你觉得还能发案吗？”张印看着老八。
老八头也没抬，嘿嘿笑了：“老弟，你是不是对老哥还有误会呢？”
张印强压心头的情绪，摆摆手。
出门时张印拒绝了老八把他送回单位的提议，平静地看着老八坐上破皮卡画着圈往前开，一回头，抠着嗓子眼把酒全吐了。他有点晕，胃里有一条火线在燃烧，但腿没那么疼了。他急急忙忙走了两步，发现拐杖少了一支，又回到卤煮店。
当时来不及多想，但事后他反应过来，从那时候起，他真的瘸了。他放弃了一支拐杖，一歪一扭地走向发现女孩尸体的地方。
要离开时，张印本来是想和老八道别的，他觉得以后不会再见了，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喝酒时老八无意中透露了一个惊人信息，给了张印绝地反击的机会。
老贺接到电话，不到二十分钟就赶来了。他俩就在那条巷子中盘腿而坐，重新分析案情。
有线索指出老八以前有一辆没牌子的破面包车，为了收破烂方便，后来换了这辆皮卡车，没人再见过那辆面包车。抛尸的车辆如果不是皮卡，就是那辆面包车。
老贺问他凭什么这么推断。张印说，因为老八讲了个段子，说他前几个月和一个小姐在后座上发生过关系—但是他的皮卡车是没有后座的。老贺兴奋至极，张印却很平静，叼着烟说：“权当死马当活马医呗。”
老八的确有个关系人，那人承认那辆面包车是自己在五年前卖给老八的，也知道那辆车现在在哪儿，因为上个月老八又把车卖回给他了。
来到停车场，看见面包车停在那里，张印的心脏突然怦怦跳了起来，他害怕老八已经把里面的证据都销毁了。
他们叫来了技术队，把车座套和地毯翻了一遍。老贺在副驾驶上找到一小块深褐色的污迹，但张印觉得不太像血。技术队说结果要等一段时间。突然间，他们疲惫至极，张印缓缓吐出一口气，回到自己的车上瘫坐下来。
等待微量物证的鉴定结果是个漫长的过程，而队里其他民警早就对老贺和张印心怀不满了。张印一向格格不入，现在更招人烦了。他只和别人聊案子相关的事，一旦聊点别的他就把脸转开。
他们足足一个多月没有参与到正常的案件轮转当中了。老贺和张印的执着一开始令人敬佩，但后来大家私下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自私。大家都接案子，大家也都有没破的案子，不能光想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吧？！
有几次其他队的哥们过来问老贺在哪儿，队里的民警装作算命的样子，把墙上的地图摘下来，闭着眼，神神道道地对着三角区域一通乱指，说俩人都在这里面呢。
有个老民警之前一直认为队长偏心眼，太纵容张印，只是老贺在队里人缘太好，没直接发火，但这股火气在一次早例会上爆发了。队长安排好各组的勤务表，唯独没有张印和老贺的。老民警站起身来，把表格当众撕粉碎，摔门而去。
会后张印主动承担了一起需要排除刑案嫌疑的自杀案，可老民警依然不依不饶，“哎呀，我们张大探长现在连自杀都管了，母猪都能上树了……”他知道张印是个一沾火就着的火药桶，他就是要找碴。旁边几个民警都停下手头的活，静观其变。
张印慢条斯理地把报告从打印机里抽出来，小声说：“母猪要是能上树，肯定是公猪给撵上去的，跟我没啥关系吧。”全队人哄然大笑，张印不但会笑了，而且开起了玩笑。
面包车上的痕迹很快得到了反馈，唯一有价值的发现是，小女孩头发上提取到的一些灰色纤维，和面包车上脚垫的纤维一致。但这种原料不算罕见。
领导们再也等不下去了，某领导拍了桌子，要求立刻结案。压力一层转一层，领导层的脸色都是青的，官越大越青。在一次支队内部的会议上，老贺意味深长地和张印咬耳朵：“老八又要进来了。”
抓人前夕，队里所有的愤怒和埋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平静。
10月23日，距离小女孩遇害近一个半月，晚上八点，老八再一次被请到了警队大院。张印唯一的心理优势就是小女孩可能在面包车的脚垫上平躺过，但这也将是对老八的最后一次传唤。再破不了案，这条腿就白瘸了。
抓人前几个小时，张印的心上下乱跳，还一阵阵头疼，因为没有直接证据。老贺对于现状感到很悲观：“过了这么久，他内心深处真的已经相信不是自己干的了。”
张印回过神来拍了拍老贺的肩膀，安慰他：“这次以后我们不会让他再杀人了，再也不会了。”
其实张印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他躲在讯问室门外，透过门缝紧紧盯着坐在桌子对面的老八。在他看来，这个令人厌恶的平凡老头就是凶手，但队里的人大多半信半疑，因为张印找到的一切都是疑点，不是证据。没错，老八是撒了谎，他说他9月12日有不在场证明，实际上是9月13日，但一个酒鬼记错一天不正常吗？没错，他没说家里有地下室，但他没必要说啊，谁跟警察什么都说呢？至于他的面包车，那是没牌照的赃车，来路可疑，他当然不愿意说了。
他实在太不起眼了，邋遢的打扮，唯一有点不同的就是他脖子上有一串木制罗汉珠子。之前的讯问中他时不时就要晃两下脖子，弄出点动静，显然是多年形成的习惯动作。在张印看来，那串珠子是他的心爱之物，更是他用以避难的精神堡垒。所以这一次，在他第一次开始晃脖子时，张印就把珠子从他脖子上摘走了。
老八对面坐的是位真正的预审专家，极负盛名，之前十几起要案讯问无一败绩，见老八前他与张印专门碰了头，聊得很细。
张印没想到全支队都对这次讯问表示了支持，自己一个普通民警的请求得以层层上批，从刑警队三楼一路批到分局四楼，毫无阻碍，竟然真的把这位预审专家请来了。他不知道的是赵丁萱案代表了重案组今年的一切。
整支队伍今年破了一百起案子，只有一起没破，那么这起案子就会深深印刻在领导的脑子里，有事没事都会问，而那已破的一百起，就烟消云散了。整个重案组都在陪张印“过班”。
“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预审专家开始了，他吐字很轻，但字正腔圆，充满力量，饱含着轻蔑的同情，压抑的愤怒。
专家今年五十一岁，平时看起来极为不正经，他常在下班后骑自行车从马路这一头的饭店喝到另外一头，随后他们科长就会接到电话一一需要人来接。他离婚两年后找了一个小他二十岁的文员，再之前，他还因为超生差点失去工作。但这个人极为通晓人性的弱点，在讯问时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凌厉，正义凛然。
老八没搭腔。
“看着我！我问话的时候很尊重你，也希望你尊重我。”
老八被迫抬起头来看着他。
“知道为什么坐在这儿吗？”
“因为那小姑娘。”
“你知道她，你认识她。她叫什么名？”
最终，老八总算说出了那三个字一一赵丁萱。
他说出女孩名字的那种感觉就像招供了一样。张印一阵狂喜，他能感觉到老八的失态，预审专家把躲藏在外表之下的老八逼了出来，这是最有效的技巧。
预审专家的声音充满责备，“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知道吗？我见过好几百个。”老八好奇地抬头等着他之后的话。“但是，我，是你第一次碰上的，我和之前那些警察不一样，我知道你为什么活得像现在这样。”
预审专家开始长篇大论，老八低着头望着地面，偶尔靠在椅子上左顾右盼。这是他不愿意被控制的肢体表现。多年后张印重温这段讯问录像还兴奋地手舞足蹈，好像当时讯问的人是他。
心理科学正在发挥魔力。但是现在他不敢上前，还不到时候。
这次讯问室内部的布置也经过一番精心的设计，上一次墙上粘贴的小女孩的尸体照片和现场照片还在，同时又加上了小女孩的生活照。有她甜甜微笑吃冰激凌的照片；有她刚刚学会走路，留着短发，穿着连体婴儿裙的照片；有她最近发到QQ上，化了浓妆做鬼脸的“臭美”照片。那个死去的十三岁的赵丁萱好像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活了起来。另外还有她脖子上勒痕的照片，残忍至极。民警们除了看卷，平时不会多看一眼。队长看到布置说，你们这是要逼供啊！张印耸了耸肩，没吭声。
对小女孩头发进行微量物证分析时发现的纤维是这次讯问的王牌，同时也有退路，不至于把话说死。
专家继续说，你可能没杀她，你可能没碰她……但你肯定和这件事有关系，因为她在你的车里待过。不是你，那就是有人用了你的那辆面包车，那人和你肯定有关系。
专家提到面包车的时候，老八有一瞬间睁大了眼睛，张印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个稍纵即逝的表情。老八说自己没办法解释，请公安局解释一下。
专家和老八就这个问题拉扯了几次，老八耍无赖，车轱辘话来回说。然后他重新回归那种无动于衷。预审专家紧追不舍，一遍遍强调科学的客观性，但老八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想辩护，他就是无动于衷。
预审专家只好耐着性子做总结，小女孩要么死前进过他的面包车，要么死后进过面包车。这是个陷阱，预审专家现在只希望老八承认女孩的死和他有关。
“是不是你那个哥们干的，或者你知道是谁，但怕得罪人？”
老八低头看着地板，微微摇头，动作越来越明确。
死路一条。
预审专家再一次提出那些背景问题，他和赵丁萱之前的关系，他的不在场证明，被他打跑的前妻，他对女人的感觉，对小姐的感觉。
老八缓慢而痛苦地回答，答案和之前一样，就像小学生在老师面前背课文。但是，突然间，他之前的一个回答改变了，松动了。他承认在出事之前曾经见过赵丁萱，但他否认女孩上过他的车，他之前一直坚称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过她了。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你几个月没见过她了，现在你说你见过她？到底哪次是真话？”
“那时候，我不记得，现在我想起来了。”
老八的心理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预审专家逮住机会，一点点把他推向崩溃。预审专家让老八看了一部分报告，又一次提出女孩在他的车里待过，老八依然摇头。专家看了一眼表，张印也紧张地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
预审专家拿出了口袋里的照片，照片上老八的前妻僵硬地微笑着，那时候她刚刚和老八结婚，眉眼和赵丁萱很像。专家紧紧逼问他这个人是谁。老八身体前倾，头低了下来，看着自己的胸口。
“是，我认识，怎么啦？”老八轻声说，痛苦溢于言表，一座石像崩塌了。
“她为什么走？怎么就和你过不下去了？因为你老打她是吗？”
老八用恶毒的眼神看着专家，身体打着摆子，不停地说：“我没有！我没有！”
角力到了关键点，张印感到正义如此脆弱，它就存在于讯问室的空气和烟雾中，存在于四面墙壁小女孩的照片上，但是稀薄、稍纵即逝，就像老八脸上的表情。
张印冲了进去，按照事先的约定，预审专家和老八把话说死的时候需要有熟人“调解”。然后张印开始用一种同情的口气对老八轻声说了一些关于赵丁萱的“坏话”，是她不自重，她坏了规矩，其实你没想怎么着对吗？
老八竟然顺势跟着慢慢点头。“黑警察白警察”这套古老的讯问方法，仍在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地方发挥着功效。相比专家而言，老八宁愿和熟悉的张印说话，在密不透风的讯问室里，在恐怖的照片当中，在预审专家对面，他选择张印作为压力的出口，张印成了老八那扇窗。
她太可怜了，无家可归，你就是想给她一个家，照顾她，那不是你的错，张印继续松懈着老八的意志。老八仍然在点头，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张印刻意不去想那个女孩的样子，他不敢说得太多，生怕说错，但又不敢停下，因为现在老八好不容易被安置在“催眠”中，一旦醒了就前功尽弃，直到实在说不下去，他深深叹了口气。
老八微微张开了嘴——
“我一直对她都挺好的……”
老八一开始讲得缓慢，而后越说越快，仿佛急于卸掉身上的一块大石头，或者急于从那扇窗户中钻出去。
张印全程亢奋，一口气做了二十七页笔录。老八承认了杀人！但有些地方仍然说得不清不楚，刻意隐瞒，张印也不在乎，老八只要开口承认，最后就一定会全部说出来。
2007年9月11日凌晨，从天王星舞厅出来的赵丁萱自己找上了门。她对看上去温和无害的老八很信任，她的手机没电了，身上没有钱，又不愿意回家面对母亲，只想找个地方过完这一夜。
老八说他没想对赵丁萱做什么，就带她去了地下室。老八打开了除湿器，给她做了西兰花和炸鱼。没过多久，他觉得自己“骚劲”上来了，又跑下楼和赵丁萱聊天。那天的赵丁萱看起来和往常很不一样，穿着短裙和靴子，脆弱而诱人。老八抑制不住地摸她，夸她好看，说她应该成个家。
赵丁萱可能是看眼前这个老人太可怜了，就和他聊了一会儿。她说起想去学跳舞，然后跟着大舞团出国，她喜欢站在舞台上。老八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很沮丧。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说没有。
老八突然动了邪念，动作越来越大。他问女孩来他这和别人说过没，赵丁萱傻乎乎地说没有。难以想象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竟然一点点防人之心都没有。
老八把她的手脚绑在身后，放在床上，拉起被子盖住她，只留脑袋在外面。女孩终于开始害怕并求饶，老八用锤子砸碎她的手机，扔在很远的地方。
老八锁上地下室的门，右手紧握着钥匙放在胸口。整整一天，他在床上昏昏沉沉，辗转反侧。一个小女孩在他脚下的地下室里关着，只属于他一个人，他又兴奋又害怕。
9月12日早上，老八变了说辞。他对赵丁萱说已经告诉她妈妈了，她妈把她卖给他了，二十万元，让他赶快收女孩做媳妇。还说女孩若不同意就杀了女孩灭口。女孩痛哭，哀求老八放了她。老八说，“我放了你，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赵丁萱屈从了他，就在昏暗逼仄的地下室里，一次又一次……
为了不让女孩彻底绝望，老八给了她一个封皮画着水鸟的棕色笔记本，告诉她可以给妈妈写信，祈求她把钱还了。于是赵丁萱蹲在地上，脖子上拴着绳子，颤抖着用水笔向母亲道歉：“妈，我错了，求求你把钱还给叔叔，对不起，妈，让我回家吧，太疼了，我求求你……”
那个笔记本就明目张胆地放在老八平房客厅的破书架上，张印模模糊糊记得他们搜查时老八有意无意地用后背挡着书架，但不确定这段记忆的真实性。
9月12日晚上，老八在发泄完兽欲后开始害怕。他假意要送女孩回家，带女孩上了面包车，女孩怯怯地问他能不能把反绑双手的麻绳摘掉，因为“她的肩膀有旧伤，腰也不好，是练舞蹈练的”。
老八觉得很可笑，都快死的人了，还提什么旧伤的事。他顺势摘掉她手臂上的麻绳，但绳子的另一头还紧紧握在自己手里。
和张印推断不一样的是，第一现场不是在地下室而是在面包车里。途中，女孩大概发现了老八的真实意图，突然对外面的路人大喊大叫。老八停车后把她拽到驾驶位底下，两手用力拉绳子，用脚踩她的脑袋让她闭嘴，“因为用力过猛，不小心勒死了她”。
于是老八把女孩的尸体放在后备厢里，开了一晚上冷气。他自己在9月13日跑去郊区和战友聚会，9月14日凌晨拿了车钥匙，准备开上面包车把尸体扔到郊区的一条河里。
就在发动车后没几分钟，他开始害怕，因为到郊区会经过收费站，那里常有警察把守，于是他改变计划，随手把尸体扔在了路边的一条巷子里。
抛尸的一刹那，他看到了女孩的银质项链，小小的坠子挂在白晳的锁骨上。他鬼使神差地一把拉掉链子，拿回了家，缝到一床脏兮兮的棉被里，让项链隔着棉被贴着他的胸口。他每天晚上把那床棉被盖在身上，足足一个多月。
最后一次讯问后，张印带着老八穿过缓缓升起的电动大铁门，在监区门口等待着管教来收人。
老八问：“你还会不会再见我？”
张印摇摇头，两个人分享了烟盒里仅剩的一根烟。
老八问张印，“什么时候事能完？”张印没回答。老八往后退了两步，用后背抵着墙角，脸上强笑，“我有病，这社会怎么没早发现呢？”他说很多人和自己一样。
张印这才明白过来，面前这个中年男人在心里已经给自己判了死刑。莫名的，他不想让老八生活在这个阴影里，他心中升起一股怜悯之情，但是没到慈悲的程度。
两人抽完烟，张印拍了拍老八的肩膀，告诉他别发愁了，都是五尺的汉子，做了就做了，错了还有下辈子。张印以为这是句好话，但老八显得有些害怕了。
老八真怕了，他的双腿以超过心跳的频率抑制不住地抖动，两条胳膊无助地按住双腿，后背紧紧贴墙，一点点坐下来。一审，二审，最高法院核准，等死的日子他还要过上几年。
破案后张印难得睡了个好觉，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成了一名老炮侦查员，他像干了十年重案的老警察一样，会笑也会开玩笑了。但他想得还是那么多，那些嫌疑人可以捂住脸，可以洗手，可以把刀扔到海里，但无法阻止皮屑和头发留在现场。他叼着烟坐在讯问室，那些嫌疑人还是会因为人性的劣根性露出马脚。
老八招供的那天晚上，张印不眠不休地打完了破案报告，将全部案卷塞进了抽屉。天微微亮，办公室空荡无人。他一个人走到那间出过事的办公室，忍不住向他跳楼的窗口看过去。
最终，他来到重案组的黑板前，拿起黑板擦想擦掉黑板上的文字，但效果不好，张印名字后面“赵丁萱被杀案”几个大字的墨水已经干了，他拿起抹布沾了点酒精，擦干净。
他看着黑板等了好一会儿，但什么也没发生。
他终于“过班”了。
2007年11月14日，赵丁萱的葬礼上，她的亲友们围成一个圈，胸前戴着白花，默默看着被封起来的棺材。这是可以理解的，入殓师说尸体被法医解剖过又在鉴定中心冻了小两个月，肋骨被拆除，脑壳上还有黑色的线头，根本没法化妆。
一个瘸子突然闯入，全场只有孩子的父亲、母亲向他微微颔首行礼。张印茫然若失地抬起头，视线定格在电子屏幕上。那里，一张张女孩生前的照片在闪动。有她甜甜微笑吃冰激凌的照片；有她刚刚学会走路，留着短发，穿着连体婴儿裙的照片；有她最近发到QQ上化了浓妆做鬼脸的“臭美”照片。这些照片见证了老八被逼到死角的瞬间。一个是“误进”重案组、爱诗爱小说的高才生，一个是家道中落跌入底层、有个歇斯底里的母亲的青春期女孩，一个是步步走低、直到社会灰色乃至黑色地带的老油条垃圾站小老板，三个人，在这块三角区域，在这个血色夏天，离奇遭遇，惨烈、悲剧、掩盖、执着，似乎一切都充满寓意。
这时，一个小女孩偷偷跑过来低声问张印：“叔叔，你的腿怎么弄的？还会好吗？”张印失声痛哭。后来他告诉我，那个葬礼上他流光了所有的眼泪。
人的大脑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常常能把互不相关的记忆片段连接在一起。多年以后的一天早上，张印开车上班，在路上他感觉前面有东西，本能地一脚刹车，回过神来，才发现是两只纠缠在一起的松鼠。它们愣了一下，各自逃走。那小小的松鼠也是生命，也知道趋利避害。他瞬间想到了很久没有出现在脑子里的老八。一种比命案更重要的东西击中了他，那就是生命。他们挽救不了生命，却可以维持秩序。他们代表不了绝对公平，但是可以抚慰心灵。他放下了某种包袱，也获得了新生。
老八的案子，成了张印最为艰辛的警察成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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