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荫贵

与传统中国相比，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最大变化，是机器大工业产业的诞生及发展，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重要标志。但是，这种转型需要大量资本。那么，近代中国工业化启动和发展的资金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中国近代缺乏资本原始积累，政府对数量最大也最为活跃的民间资本企业的资金援助极为有限。因此，在近代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负债经营是普遍现象，其中不乏长时段大数额的借款。这种现象同时提示我们需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即这些企业在什么情况下借款？这些长时段大数额的借款从何处得到？借贷时需要什么条件？还贷情况又如何？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关注和研究中国近代资本市场。

轮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机器民用企业。在近代中国，轮船招商局先后经历了晚清、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体制方面历经官督商办、商办、国营和股份制改造，在近代中国企业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里选择1937年前招商局所负债款情况进行分析，借以观察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情况。之所以选择1937年前，是因为1937年后进入战争时期，战后很快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企业的发展较为特殊的缘故。下面，我们分别从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切入来考察1937年前招商局借款的构成和特点。

01

晚清时期轮船招商局所负债款情况

我们先来看轮船招商局在晚清时期的负债情况。轮船招商局晚清时期的债款主要分官方借贷、民间借贷和洋商借贷三部分。1880年前招商局的负债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在1883年后，招商局除欠官方和钱庄债款外，又增加了向外商的负债。

从统计表1和表2中分析晚清时期的招商局所负债款，可以看出，从1873年招商局挂牌营业开始，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为止，近四十年的时期内招商局始终存在债款，所负债款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官款。官款是招商局最早获得的贷款，最早获得的官方贷款20万串（折银12.3万两），对招商局意义重大，招商局在早期集资困难时主要依靠这笔贷款顺利兴办开业。第二笔官款是1876－1877年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时获得的官方贷款100万两，依靠这笔贷款，招商局得以成功收购在华水域中最大的外资轮船企业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实力大大提升，一举成为当时中国领水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单家轮船公司。这笔贷款也成为此期招商局所获债款中数额最大的债款。第三笔官款是1883年上海发生金融风潮时，李鸿章“筹拨银36万余两，以支危局”，使招商局得以渡过金融难关。招商局所借的这些官款，最终在1890年时全部还清。

招商局所负第二类债款为钱庄贷款，以及私人和保险公司存款。其中钱庄贷款占有重要位置，且一直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时始终存在。在招商局的这类债款中，资料中只有1875至1876年和1876至1877年两届单独列出了钱庄贷给招商局的借款数额，其余各届钱庄和私人借给招商局的债款数额是合并在一起计算的。但就在这两届数额单独列出的钱庄借款中，1875至1876年钱庄借给招商局的款额达61万余两，与招商局该年的资本总数相差无几，远远超过官方借给招商局的款项。1876至1877年招商局因盘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所借官款大幅增加，但招商局仍然获得钱庄贷款接近60万两。“万事开头难”，招商局成立后即面对拥有雄厚资本的在华英美轮船公司的跌价竞争，在轮船招商局前三届资本分别只有47、60和68万，官方借款12、13和35万的情况下，钱庄的借款（与私人合计）47万以及钱庄单独借给的61万，对招商局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输转不遑之处，率向沪庄通融”，唐廷枢、徐润在第三届帐略中所说的这句话，在1881年刘坤一奉旨彻查招商局后所上奏折“（招商局）计现在结存轮船、码头、栈房、船坞、趸船等项，共置价银三百六十五万九千二百两，所收官帑商股共银二百七十三万四千余两，又保险公积采余抵银十七万九千余两，实短银七十四万五千余两，系向钱庄挪用”中得到了证实。徐润在自编年谱中亦称，招商局“初时本少用多，恒形竭蹶，常年周转，既赖官款接济，亦赖商款流通。……十余年来，统计每年年终结欠庄款既绅商存款，常有百余万两之多。民国初年的调查报告亦称：“招商局常川欠有（钱）庄款百余万。”从上可知，钱庄贷款除在招商局成立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在招商局的日常周转中同样占有极为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

位于外滩9号的轮船招商总局大楼，建于1901年

招商局所负债款中的第三类为向外商洋行和银行的贷款，此期共有三笔，前两笔为解决1883年底上海金融风潮的冲击；后一笔为解决1911年辛亥革命带来的危机，带有“救急”的性质。其中第一笔所借天祥洋行74.3万两，1888年还清。第二笔所借汇丰银行30万镑，到1894年还清。

进入中华民国时期后，招商局仍然负债甚多，但与前期相比，钱庄和外商银行的贷款依然可见，但官方贷款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华资银行的贷款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以下按华资银行、钱庄和外商银行所负债款列表进行整理分析。从数据看，1912至1937年招商局的银行负债实际集中在1929至1937年间，在这不足10年的时间里，招商局向银行借了21笔债款，负债总额达1453万余元，远超过这期间招商局1174万余元的资本总额。此期招商局获得的钱庄贷款，无论金额数量和次数均远远不能与晚清时期相比。

如不算与银行合作的“四十八家银行钱庄团抵押借款”，则此期招商局向钱庄的贷款只有两家钱庄合计3笔，总金额62万余元。此期招商局所获钱庄贷款与银行的贷款相比，重要性大为减低。1937年前招商局也有向外资银行的贷款，笔数不多，仅有两笔。

02

从招商局债款看近代中国资本市场

以上统计反映的是1937年前招商局所借债款的大体情况。观察和分析招商局的这些借款统计表，从中可以得出不少信息和看到不少的变化。

首先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时期，招商局都持续负有大量债务，在我们考查的这几十年时段里，招商局不存在没有债务的时期。很多时候，所负债额甚至超过招商局的资本总数。换句话说，如果不能从外部获得贷款，近代中国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招商局是无法维持下去的。由此可见近代中国企业对近代资本市场的依赖性之强，也可以说近代中国资本市场对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招商局水陆联运广告

其次，从近代中国资本市场获得融资的渠道来看，晚清时期招商局的借款主要来自政府、传统中国金融机构钱庄和外国在华银行。民国时期则主要是华资银行、外资银行和钱庄。民国后最大的改变，是来自官方的借款已经消失，1890年招商局的官方借款清偿完毕后，维持招商局日常经营和周转的债务资金，主要来自于资本市场。只不过此期银行取代了过去的钱庄，成为招商局获取贷款的主要对象。民国后招商局从华资银行中获得21笔贷款总数1453万余元，远远超过招商局的资本总数，与之相比，来自钱庄的3笔借款合计总数仅有62万余元，相比而言重要性就相当有限了。即使把1929年48家银行钱庄团抵押借款274万余元划出一半算作钱庄的贷款，钱庄的贷款总数也不过200余万元。也就是说，进入民国后，银行取代钱庄成为招商局获取借款来源的主流，且这种趋势越到后期越明显，1932年后招商局的诸多融资借款全部来自于银行，足见在此时的中国资本市场上，银行业已经取得了无可争议的垄断地位。

第三，此期招商局所获外资银行和洋行的融资贷款，晚清时期3笔，民国时期2笔，总次数不多，数额却很大。民国时期的这两次融资，一次是“民国十二年南北战争起衅，营业大受影响”，因而向汇丰银行举债500万两。再一次是“民国十三年江浙战事发生，长江航运因而停航，继而北洋亦起战争，航运亦停，加之连年亏损，现款早已告罄”之故，又向美商花旗银行告贷100万两。这两笔外资银行贷款，数额都相当大，汇丰的一笔更是数额惊人，且还贷期限也长达20年之久，可谓招商局近代外债史上数额最巨、时限最长的一笔借款了。

招商内河轮船公司股票及封套

（中国航海博物馆藏）

第四，1939年时招商局曾对自己所负各项债款做过结算。结果欠债本息共为国币26035075.61元。该年曾对各次债款偿还过少量本金和利息，但最后的完全偿清，却绝大部分是在1945年以后。抗战胜利后，招商局原有所负“汇丰、花旗、中央、汇业局等借款为数较巨者，均按原订利率偿清”。其余各项债款，经过几次折冲，“最后衡以市情，酌以提高利率”。最终这些债款，“在民国卅四、五年间，以国币一亿另一百二十五万另九百七十六元三角八分之本利代价，一律偿还清楚”。

从1937年前招商局的融资借款看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一是招商局的融资特别是民国以后的融资，都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不管利率高低、时限长短、数额多少，都是贷借双方通过市场谈判签约进行。二是都有抵押品。不管中外银行还是钱庄，民国后都一致实行抵押放贷，这是民国后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明显变化，通过招商局的融资借贷得以证明。三是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抵押借款，也有透支借款，还有期票借款。抵押品也是五花八门，既有地产、船栈、水脚收入券、实业股款，也有轮船、码头和租界土地道契等等。融资利率一般在7%至9.5%，但作为国营后的招商局，在获得中央银行的贷款时，在1936年享受了一次利率为5%的融资借款。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期，近代中国企业吸收社会储蓄作为企业营运资金的现象很普遍，一些大型企业如永安公司、荣家企业等还设立储蓄部吸收社会储蓄，招商局却从未见吸收社会储蓄，其原因是否因为性质变为国营而导致？

此问题可以留待以后深入探讨。或许有人会认为，招商局之所以负债如此之多，是因为这家企业发展不顺利，为了维持下去而不得不大量欠债，这种想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近代中国其他一些工业企业在快速发展期间同样大量向资本市场融资负债的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

这里可以看两个例子。被称为近代中国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荣家企业，从其企业规模扩展情况方面，按面粉与纺织两大系统观察：1903年创办第一个工厂茂新面粉厂，到1921年为止，共有面粉厂13个（其中包括租办尚未到期的1个厂），粉磨设备从4部增加至301部，18年间增加74倍。每日生产面粉能力，1903年为300袋，1921年增至76000袋，增加了250余倍。申新纺织系统的情况是：1916年创办申新一厂，到1922年扩展到4个厂。生产设备以纱锭数计算，从12960锭增至134907锭，增加9.4倍；布机数从1917年的350台增至1922年的1615台，增加3.6倍。棉纱产量从1917年的9723件增至1922年的80356件，增加7.2倍；棉布产量从1917年的29002匹增至1922年的359530匹，增加11.4倍。荣家企业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原因当然不止一种，但从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大量举借债款进行扩张，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荣氏兄弟特别是哥哥荣宗敬认为，只要发展生产有利可图，就要千方百计举借债款，筹集资金建厂投产。他认为多一枚锭子，就可以多生产一锭子的棉纱，可多得一份利，因此负债经营成为荣家企业经营的常态。如福新系统的资产负债情况是：1923年与1913年相比，借入资本数从5.2万元增至546.81万元，增加了104倍；1923年借入资本占全部资本的64.8%。申新系统的情况也如此：申新各厂的借入资本从1916年的41.12万元增至1923年的1166.52万元，增加了27倍多，1923年借入资本占预付资本64%。再从申新各厂1920—1921年流动资产对短期负债的比重来看，1920年短期负债为流动资产的1.5倍，1921年增至2.5倍。

再从刘鸿生企业来看，上海华商水泥厂是刘鸿生企业集团中重要的企业之一，也是盈利状况较好的企业之一。从1923年投产开始到1937年为止该厂的盈余统计。

从统计数字可见，除投产的第二年即1924年略有亏损外，其余各年均有盈利，大多数年份的盈余都在二三十万元以上，最高年份盈利甚至达到60多万元。但是，就是在发展处于顺境之中的上海水泥厂，仍然从1922年建厂期间开始，就负有巨额债务，债款最高时占股本的91.7%。表3统计的是到1933年为止，上海水泥厂向钱庄银行的主要借款状况。

从统计可知，上海水泥厂效益相对良好且较为平稳的经营状况是在“沉重的负债经营”状况下取得的，基础并不雄厚。也就是说，即使是发展较为顺利的上海水泥厂，也是在依赖大量外来贷款的情况下才得以维持和经营。因此，根据上述轮船招商局、荣家企业和刘鸿生企业的例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在近代中国企业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的外来贷款至关重要，是这些企业能够存活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必备条件。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