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的想象与再造|乐队|摇滚乐|李想|浪子|说唱|迪伦

2019年，“东北文艺复兴”的说法首次被提及。之后，无数文艺作品和人以籍贯和产出地为由头被粗暴地纳入其中，形成了一种语焉不详的奇怪现象。文艺作品并非东北的真实复现，其中贯穿的故事更像是媒介叙事再造的结果。真实的东北存在于生活，想象中的东北每天都在产出新的故事。

李想的啤酒和他的《戏梦关东》

李想

职业：导演

代表作：《戏梦关东》《过年》

李想出生在吉林长春一个规规矩矩的知识分子家庭，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童年的物质生活要比身边的许多同学都要优渥。年少时期眼界的开拓，或多或少为二十年后的导演生涯奠定了一些基础。大学毕业后，李想顺利地进入吉林电视台工作，在东北三省无数个有稳定工作的人之中，他是有一技之长的那一类。

年少时，李想喜欢摇滚乐，在20出头的年纪，他是舞池里最躁的那些人之一、“Pogo”、“跳水”、拿着啤酒到处甩……他还在一次“Pogo”中摔掉了一颗门牙。随着年龄的增大，他逐渐从舞池中退到了人群后，如今他可能连标志性的摇滚手势都不再比画了，年近四十，每天跟随自己的爱好就剩下了啤酒。

每个初识李想的人，都听他说过他目前一共喝过多少款啤酒，这个数字在无数个社交场合里逐渐增长，如今已经是800多款。

对二人转的早期印象，李想跟大多数东北人一样，最多的视听场合无非是20世纪初的地下商区内交织四起的外放旋律和大巴车上的劣质VCD。唱段少有正戏，以“粉词”居多。

真正萌生以“二人转老艺人”为题材拍摄纪录片的想法，要追溯到他另一部纪录片——《过年》。

在拍摄《过年》的过程中，李想遇到了苏兰亭和尹玉桂，二位老人年轻时都是二人转演员，飘荡的岁月里跟着戏班四处讨生活，二人的情缘与“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的唱腔一样牵缠曲绕，因戏生，因戏浓。在家里的火炕上，老尹太太倚在墙头回忆走过的大半辈子，念叨一句“你说这人生，像是做梦似的”。一旁的李想，脑袋里第一次产生了“戏”和“梦”的微妙组合。“现在想，那就是我决定拍《戏梦关东》的动机”。李想说。

《戏梦关东》第一季首播在2016年，作为抢救式寻访和探溯东北二人转曲艺文化的系列纪录片，有人称其为“二人转后仓房”、“东北民间生态最真记录”。也有人因此回忆起家乡和童年，回忆起永远分别的某位亲人和某种生活。

事实上，这部即将贯穿近百位二人转民间老艺人的电视纪录片并没有严明的拍摄计划，最初的诞生，仅是为当年一档周播栏目而匆忙策划的备播选题。与成熟完善的电视制作体系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摄制组寻找人物线索的方式。当年二人转戏班俗称“滚地包”，艺人们四海行走，居无定所，如今又年事已高，常规的现代通信世界里难以寻觅其踪迹，李想和他的团队只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打听”。近百个二人转老艺人有的来自相互推荐，有的是早餐摊唠嗑发现，有的是乡镇小剧场遇见，更多的则是执行导演每晚蹲在短视频直播间刷“游艇”和“啤酒”换来的联络方式。用李想的话说，这些老艺人是他们一个一个从土地里“抠”出来的。

《戏梦关东》每集时长约30分钟，讲述两个人物，每条人物线约15分钟，这短短的一刻钟背后是由多天跟拍、无数个小时口述历史加六段濒临失传唱段演示组成的几百G素材。尽管片子在网络和业内中都得到了认可，甚至成了探讨东北地方戏绕不开的话题，李想还是坚持说自己不懂二人转，更不懂正戏，他甚至不认为《戏梦关东》是讲解二人转艺术的片子，只希望能用这些素材搭建一座数字化民间二人转档案馆，为近一百年的东北历史，增添一套检索系统。

成片后的《戏梦关东》，画面苍莽粗冽，但更加杂陈和艰索的是拍摄背后的经历。除去在乡野荒镇遭遇暴力勒索，李想和他的团队还曾被当作匪贼送进派出所；险些与爆胎的重卡相撞；亲历几十场乡间骂战格斗；甚至还有上午刚联系的拍摄对象下午就去世了。

在《戏梦关东》剧组完成第四十个乡镇的工作，准备驱车前往700公里外拍摄第69位老艺人时，一个当天被拍摄的老太太让李想见识了什么叫江湖。

老太太站在一块坚硬的雪上问：“去个掏呗？”

另一个受访者回：“怎地？”

老太太说：“你得生风子几撇？留梗？”

李想不解，问：“你们在唠啥？”

对方笑说：“不能让你知道。”

询问黑话是禁忌，李想便不做声，继续与四个人的小剧组收拾器材，准备离开。然而汽车还未发动，手持械棍的人群就无声地困了上来，刚才还在说笑的老太太挡在路中央，质问李想为什么给她的费用比别人少一半。李想解释，人家是主要记录对象，而你只出现了几个镜头。这种沟通显然是无效的，再抬起头，炉钩子已经抡到了面前，一声炸响，挡风玻璃散裂如蛛网。

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导演与拍摄对象的关系往往能直接影响到呈现效果，尤其在这样一部以人物为驱动的片子里，诚意显然是比技术更重要的存在。为尽可能建立信任，相互走近，李想甚至有意抛下专业，让感性来主导，如他所言：我们遇到谁就拍谁，看见什么就记录什么，特别业余，也很无奈。

在每年数月的拍摄周期当中，摄制组跟随老艺人一起收苞米、摆寿宴、上直播、赶大集、埋死人、赴约会、公园玩票、吵架骂街、红白喜事，当然，也包括了东北人心中最诚挚的交流方式——喝酒。曾经，李想在一位老艺人家里连喝了三天，对方从看到摄像机就不会说话，到最后与他成了忘年交，至今每年还会见面。

得到拍摄对象的信任无疑是莫大的骄傲，此过程中，“诚恳”是唯一的硬通货，当储备足够时，将换来炽热的敞开和袒露。在李想的镜头前，老艺人们言辞拘谨，却不吝啬表达，回望幼年离家的辛酸泪水纵横，诉说往日深情的爱恋眼波流光。上台能甩起赢来满堂彩的手绢，下台能抽动教训诽谤者的皮带。当年唱尽英雄好汉的亮嗓，如今也逃不开在养老院思念儿女。可即使眼神浑浊，牙齿松动，容颜不再，一旦拿起架，进入到唱腔里，神态就顿时焕然，一个个还是王侯将相，仙女娇娘。

曾有年逾七十的老艺人撇下家中秋收的庄稼，奔赴百里之外唱一场红事，只因答应了朋友的请求。白天演完，晚上老艺人揣着结算的八十元钱，走进了洗头房，面对镜头，整个过程充满坦然，毫无避讳。他对李想说：“我做了一辈子艺，从来没想过能上电视，能有人拍我，所以我就想极尽我的真诚，留下我的真诚。”

“那些年轻时怀揣着‘戏’与‘梦’，奔波在关东大地上的艺人，才是‘东北文艺’里的主角”。

尽管李想和朋友们都这样理解，但是自2019年之后，只要是产自“黑吉辽”的文艺作品都难逃与“东北文艺复兴”绑定的命运。近些年来，探讨“东北文艺复兴”几乎成为一种入冬仪式，同时也是媒体探索出的流量密码，每年供暖前重提一次“下岗”、“严寒”、“苦难”、“偷晴”，几篇“10w+”传阅一轮，然后大家再开始安然妥帖地度过这个季节。但即使是一直生活在东北，李想也不觉得那个时代的记忆足以覆盖所有人。

事实上，非要将一段历史集体化，赋予给所有人，除了显现任性的“幼儿心理”，本质上也是一种暴力。任何生命被粗暴地归纳进某一群体中进行探讨，都是不敬。那些在北风中前行的，在寒夜里独饮的，全部是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个体，而非样本。每一笔对东北以及所有困境的消费，都会增加未来清算时的风险。

相比东北文化到底存不存在“复兴”，李想更关心的是《戏梦关东》的收尾工作。

2017年，《戏梦关东》第二季节目播出后，这部片子也似乎开始了它自己的流浪旅程，从第三季与某所高校的“联合出品”，到第四季、第五季时，李想决定自筹经费把这件事做完，只因为当初承诺过会拍摄100位二人转老艺人。

抽文：“我只是想这样留下一些东西来证明，啥叫做艺，啥叫老一辈的江湖情谊，就是答应的事，哪怕天上下刀子，也一定办，不用定金、不用合同，话到就够了。”

在预告片的结尾里，李想写道：谨以此片，献给寒冷、过往，献给漂泊、歌唱，献给田野和风雪间奔波不息的祖辈，以及我们正在远去的故乡。

从东北老舅到西南山歌

董宝石

职业：歌手

代表作：《浪子》《野狼disco》《山歌》

“往前走咱别回头哇，就算那外边是啥都没有哇”。

——吾人族《浪子》

网上的《浪子》有live和录音棚两种版本，无论在哪个版本，董宝石唱的这句带着沙哑和破音的唱词都是评论里讨论最多的。有人说：这首歌陪我在巴西熬了四个月。有人说：此歌必火，吾人牛逼。有人说：这才是中国的说唱。

也有人从董宝石成为“老舅”的那一年穿越过来留言说：“舅，你是真有东西。”

董宝石从不掩饰自己对这首歌的喜爱：“那是我生命里非常重要的歌，是我说唱前十年写过最好的歌。” 甚至在他刚离开东北，搬去成都时，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指着这歌的评论活着”。

在《浪子》的讨论区，董宝石认真地回复网友：这首歌我写了三年，录了一个月，唱了几百遍，副歌怎么都录不好，最后一次是喝了二两白酒才吼上去的，录完这首歌，我和当时的搭档梅森还有莲花都掉泪了。

这首歌既是黄土地的，也是黑土地的；既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既是痛苦的，也是积极的；既是普通的，又是丰富的；

它是吾人族的。

“吾人族”是董宝石早期搞说唱时的厂牌。名字取自“吾”字结构中的“五”和“口”，恰好对应这支有五位成员的说唱乐队。2020年的一次商演，几个大学生站在VIP区域外高声呼喊“吾人牛逼”，董宝石听到，从车上回返下来，穿过人群，搂着几个大学生合了影。“那是真正听我音乐的人。”董宝石回忆说。

吾人族成立于2005年，曾经是东北颇具影响力的一支说唱乐队，其中搭档莲花是从15岁就在一起听歌、买碟的兄弟，在《野狼disco》出圈儿以前，董宝石几乎所有的生活、情绪都与“吾人”紧紧伴随。时至今日，所有网友评论中最让他感动的还是那些向大家安利其早期歌曲，强调他是认真做音乐，并不断解释董宝石是“more than a舅”的。

2020年夏末，董宝石已将那首《野狼disco》在几十个城市重复演唱了几百遍。演出的间隙他时常一个人静坐，感受着自我肉体和精神相互殴斗。他也曾多次回到东北，接触家乡的人、事、物，试图分辨和剥离出一些存在。他找作家班宇咨询建议，问导演李想要影视资料，更多的时候他则独默站在风里，衣装还是上一个季节的。

董宝石觉得北方的家乡越来越暖，很少再能见到整个冬天都不会融化的冰。然而记忆里，关东大地上那些热心热胆热炕热酒，不但未曾挫平，反而不断锐化。

2020年秋末，董宝石发布了新歌《送情郎·东雪》，推出之日，班宇为其发了文章。同为好友的李想在微博里写道：没啥手艺，出个素材吧，希望能给他俩的音乐和文字做个小小的信息延伸，更希望那些我记录过的生命，即便没能为人知晓，也不至于被大雪遗忘。

那段素材，是一个视频。视频中，老艺人孙文学清唱着一段《英雄悲》，声音明脆，身姿端稳，背朝光线，窗外猎猎风啸，人和戏，戏和命，命和这片土地产生过的所有磨痕，都在冰雪敲击下再次清晰。这段声音最终被放在歌曲的开头，网友留言：不是东北人，却听得热泪盈眶。

“小妹妹送情郎，送到那大门外，刚走出那个山海关，突然又跪了下来，让我对，咱爹娘再呀么拜一拜，就让那鹅毛雪，盖得我一身白。”

——《送情郎·东雪》

写完这最后一句歌词，董宝石一头栽到床上，整个人都虚脱了，双腿仿佛从关内到关外，从麦地到油田都行走了一遍。

这首歌的MV制作阶段，让董宝石坐立不安，虽有《野狼disco》的拍摄经验，但不知为什么，这一次他反而更紧张。

《送情郎·东雪》的MV在沈阳市铁西区的一座厂房里录制，现场人员虽互不相识，却像极了一场家宴，你能看到跳广场舞的阿姨、工厂退休的大爷、附近小区的夫妻、喜欢音乐的年轻人和吹唢呐的小男孩。不需多余的语言，只有一致的神情，初冬时分白气从每个人的口鼻腔内升腾而起，凝结罗织，自空中散射，像一种多芒的晶体。

如果说《浪子》想呈现的是整个人类和文明的命运，以及古往今来所有关于行走冲动的呼唤，那么《送情郎·东雪》则是具体到了东北人近一百年来的精神轨迹和生命活动，那些激荡在扬尘和冻土间的生存、离别、辉煌、落寞共同汇聚在低音bass和Trap鼓中，董宝石说：“我很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写一首这样的歌。”

《浪子》与《送情郎·东雪》的诞生相隔整整十年，这其中，董宝石生活的轨迹从北变换到了南，身份也从自由歌手转型为了全职艺人，此间的出走与回归，喧哗与沉默，奔跑与停滞，也许无法用一首歌说尽，但又是最适合用一首歌来言道的。一个人的出生地是会被刻进基因中的，那种影响年岁越长越会放大，仿佛胎记一样会跟随身体生长，然而能说清一个人来路和去向的，恰恰就是这样的痕迹，那是土地赋予的，最终也将重回土地中去。这些事情，董宝石越是奔波，越深信不疑。

尽管被歌迷们称为“老舅”，拥有众多喜爱他的“大外甥”、“大外甥女”，那件“多热都不能脱”的皮大衣下跳动的始终都是一颗属于男孩的心脏。相较于其他的创作者，董宝石是对自己的作品有足够信念感的那种人，现实生活中如有不快和压抑，投入创作中，他便能有效镇痛，暂时将那些遗忘。更何况有身后这片土地上的物质和文明撑腰，在创作中，他总是充满底气，坚信自己的每个作品都负载了文化意义。和朋友提到东北语言的独特感染力，他会说：“就是直给，别人就是整不了，我们在作品里都是大方的，都是得体的。”

他同样相信在“东北文艺复兴”被反复解读，并添加了多种功用之后，仍还有许多人愿意严肃地欣赏白山黑水脚下产出的文艺作品。对于自2019年开始全民对“东北文化”的爆发式关注，在他理解中那是一场集体性的抽离，有人怀念，有人反思，总之是大家同时回望了一下生活本身，所谓“复兴”，不存在纪年，也没有进度表，可以试图理解，试图融入，但一切迟早要回归到个体身上，生活是扎实的，老天爷分配给所有人的难题都一样，谁也别想飘去元宇宙里。

2021年12月初，董宝石在微博上发布了新专辑的公告，封面上他头戴西南少数民族头饰，垂手坐立暗影深处，十八张一模一样的宣传照长贯图片格中，像条银翼游龙在长夜中朝着唯一的目标倔强挺进。

曾有研究发现，语言天赋和音乐天赋存在紧密的关联，这个结论在董宝石身上似乎是成立的，一个人能同时掌握四五种截然不同的方言的确不多见。这一次，董宝石又在专辑中尝试了用成都话来演绎歌曲，推出了“西南三部曲”，其中最先公布出来的是《山歌》，一首节奏轻快、情感简单的情歌，讲述阿哥阿妹的纯粹爱恋。董宝石希望这首歌能最先被大家听到，因为这是一首全场景的音乐，他说自己试过开车、洗澡、吃饭时当作BGM来听，结论是都不违和。“首先来说它的功能性是合格的”。按照日本作曲家三枝成彰的说法，音乐这种东西本来是为了能够愉快享用美食而创设的背景元素，依此角度，对于放松悦欣的一顿饭来说，爵士乐、摇滚乐都是异质的东西，反倒这种相对轻盈、弥漫质朴、不急于嘶吼出个体主张的旋律随和一些。

然而，《山歌》的反响还是比期待中弱一点儿，董宝石也不回避，思考是不是自己哪里没做好。朋友听过整张后，告诉他不用急，会被人喜欢的。在这张融合性的专辑里，董宝石将《年轻的窦唯》重新编曲后收入了进去，那是最接近他原始风格，也最贴近自我表达的作品，是一支完全只考虑自己的歌曲。

如今正式成为艺人，董宝石需要对更多的事情负责，无法再像过去一样，只专注于自己的歌曲就够。对此他经历过艰难的调试阶段，现在也偶有不适，但还是认为总体上这样更好，最让他开心的是可以尝试与音乐不同的表达方式。近日，由他参演的某视频平台订制影视剧已杀青，董宝石在剧中搭档董子健、海清等人，担纲男二号角色。

演员这个新身份，董宝石本人非常喜欢，他的喜欢表现在对自己塑造的角色仍旧充满信念感：“粘上假胡子，我觉得我就应该是那样的。我也喜欢那种表达方式，觉得那还是在创作，它和音乐一样，都会让我更加理解别人，你更理解别人的故事，你才会有更多感知，并且能忘记周围的一切。”

本次《男人装》杂志的拍摄在北京一间影棚内完成，现场空荡干冷。为了应景，工作人员找来一个巨大的灯球悬挂在屋上，散碎的星斑从头顶抖落，迷幻又摩登，董宝石对这样“舅味十足”的工作早已习惯，熟练地配合妆发。拍摄空隙，他见大家状态都不太兴奋，便不知从何处掏出一个音响，连接上手机开始播放新专辑里的歌曲。董宝石一边哼唱，一边摇摆身体，充满节奏的韵律逐渐围拢上来，悠长的呼吟仿佛是具有魔力的召唤，有那么一刻，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加入进了这场“野舞”，像啤酒里跳跃的快乐气泡。

一人千面

老四

职业：短视频制作者

代表作：老四的快乐生活

作为一个在抖音平台上有500多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由老四一人扮演过的角色已有178个。包括但不限于：烧烤店服务员、戴金链子的社会大哥、超市女老板、家政女工人、快递小哥、出租车司机、早市卖菜的大娘……众多人物外形上的区别仅仅是假发和衣装，但却真的使你相信在黑龙江佳木斯有这么一个充满人情的小圈子，有粉丝把这称作“老四宇宙”。

对于老四而言，这些人物并不是漂浮在光年以外的星体，而是他从小到大遇见过的所有人的归纳总结，是拥有一套完整的感情生态和自我坐标的。每一个人物，老四都能清楚地说清灵感来源，讲述可以具体到哪一年哪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视频中一个重要角色“二哥”，便是源于小时候父亲的一个朋友，曾经老四以为他就在家里排行老二，后来进入社会，发现哪里都有一位“二哥”，才知道“二哥”是一种尊称，有一致的做事风格。

所有人物中，老四认为最适合做朋友的是“长海儿”。“他就是那种常见的那种哥们儿，天天“栽愣”的，总给人带来快乐，你讲究他他也不生气，啥饭局都去，场场不落空儿，也热心肠，会主动张罗要给你办事儿，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人脉。”

这种细致的观察能力是老四从小就具有的天赋，父母很早去南方打工，他比同龄人都更加敏感，别人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他都会看进去，揣测身边人的心思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也是一种习惯。他评价自己：我就是个累人，我就是心思重。甚至在北京早高峰的时段过马路，老四都会不经意地对身边人的神态观察一番，“你看，都是一个表情，一个样子，手里拿杯咖啡，很着急的表情，眼睛除了前边儿，哪儿都不瞅。”

也正因如此，他非常在意粉丝对他作品的评价。几十万的评论里，最让他开心的一句是“你团队里这个编剧不错” 。提到此事，老四掩藏不住得意，他很享受这种微妙的误解。比起有人说他演什么像什么，老四更喜欢看到有人欣赏他的编剧能力。老四说：“因为那是我把我构建好的想法，拿出来让所有人看到的，这是我短视频的灵魂。”

短视频走红以后，老四的生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2019年，他出演了董宝石《野狼disco》的MV，最近又参演了一部电影。在《野狼disco》MV中，他头戴墨镜，身披夹克，舞步流畅，看不出任何“二哥”或者“长海儿”的痕迹。老四评价自己的表现说：“娱乐精神嘛，咱得有，干啥就好好整。”

相对于完全由自己负责的短视频拍摄，这些新工作各自存在不同的挑战，“以前我是创作者，一个人想干啥干啥，现在是执行者，执行别人的想法，别人让干啥干啥。”老四说，虽然短视频拍摄相对自由，但身份的转换他过渡得也很顺利，适应“演员”这个角色并没有花费太长时间。然而，他还是觉得偶有遗憾，有时觉得自己还能演得再好一点儿。

在佳木斯，老四拥有着非常幸福的日子，家庭和睦，儿子可爱，三五朋友，偶尔聚聚，但不像段子里那样满桌“绿棒子”——老四酒精过敏，一杯就不行了，从来也未曾参与进酒精的快乐中。他日常的乐趣多来源于近郊的自驾，或者周末看看电影，对于影片的选择，他不喜欢看皆大欢喜的片子，耿军、贾樟柯是他比较钟爱的导演。他也曾为体验耿军影片中的氛围，自己开车去鹤岗转了一圈。除此之外，另一大乐趣就是带孩子，父子俩在一起总是玩得很好。以上所有，都与大家对“东北人”的刻板印象有些出入。

自工作忙碌以后，老四从容地感受生活的时间大幅度减少。微信里堆了很多来不及回复的信息，虽然每天都联络但已经两个月没有见到儿子。他描述孩子跟他性格特别像，属于有啥话都在心里憋着，想念他也不会讲出来的那种。

只有媳妇儿的陪伴，让他感觉似乎还没有完全脱离以前的生活节奏。在外奔走，老四的媳妇儿会尽量跟在身旁，体贴地帮他为工作人员订饮料，安排各种日程。

尽管奔波，但老四从未想过要离开佳木斯，在这个问题上他很清醒。他的原话是：“离开东北，一切灵感就都没了，去北上广，那不行。”

截止到采访当日，老四的账号上已有329个作品，分成10个系列，更新最密集的时期是2020年疫情暴发那几个月。在意用户喜不喜欢，还是更在意自我表达，这是所有短视频制作者的困惑。在老四来看，这是必经的过程。“刚开始，有流量，流量能变现，能让家人过上好日，这个谁都无法拒绝。但是早晚会遇到瓶颈，这时候就应该沉淀回去，做自己想做的，我现在就是在这个阶段。”

他的“大堂经理”系列，为他赢得了许多关注，但他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家庭伦理题材，然而那样的作品节奏慢，长度大，波澜少，但是认真看完会给人带来思考，能经得起推敲。如今，老四的视频一般至少5分钟，其中至少包含两到四个转折，三段人物关系，也更加在意情节铺垫和细致的镜头。“不考虑流量了现在，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老四说。

拍摄期间，老四会为我们讲述他新系列视频的构思，他说这个故事未必有流量，但他却认真思考了很久，不难看出，老四已经从迎合转向了自我表达。故事的结构错综复杂，确实很“东北”式的叙事，讲述时老四声情并茂，眉飞色舞，不知不觉，听者都沉浸进了老四的讲述中，大家一本正经地跟着故事谴责其中人物的任性，感叹其中另一个人物的苦命。

老四替故事中的人物辩解：“哎，也不能那么说，也不能怪他。”

游过此季

班宇

职业：作家

代表作：《冬泳》《逍遥游》

2018年，班宇的短篇小说《冬泳》出版，一时间，得到了严肃文学界和普通大众的关注和认可，紧随而来的，是一拨又一拨的热度。《冬泳》的封面上，一个裸身的男人站立在冰蓝色的湖中，水波紧贴腰际，堆积出一道绝壁。男人耸拢两肩，正准备跃过一切有形的、无形的障碍，投入进前方窄而深的水域。身后裂开的冰面凌澈无垠，仿佛能伸展至触摸书页的手指。

此后很长时间里，常有人就封面的照片与班宇探讨，问题包括但不限于：那个人是你吗？你认识那个人吗？你自己会冬泳吗？

事实上，班宇和绝大多数出生在内陆地区的人一样，完全不会游泳。幼年时班宇居住在铁西区的工厂家属院，不同于一般的皮小子，班宇沉默乖巧，从不上蹿下跳，喜欢玩一些自己发明的游戏，有时一根绳子能玩一天。初中，他开始接触到摇滚乐，不吃午饭省下钱去买碟，看演出是常事。这种着迷在大学阶段达到顶峰，除了在贴吧分享国外噪音乐队，他还开始为摇滚乐杂志撰写乐评。直到毕业，行业开始衰落，班宇告别那些热烈和激荡，成为了古籍出版公司的一名编辑，业余时间会去打打羽毛球，球友和场地固定，拍子都是自己拉的磅数。

直到2016年，豆瓣举办第四届征文大赛，班宇将脑海里经久回荡的节奏和鼓点再度唤回，将之投射在从小生活的环境中重新组合，写就系列故事，获得喜剧组大赛一等奖。随后，小说集《冬泳》出版，当年销量突破两万册，与此同步的是“东北文学”、“易烊千玺、李健推荐”等充满热度的话题，班宇迅速出圈。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几乎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奔忙在各种论坛、签售活动中。他也因此去了很多不曾到过的地方，可即便那里有河流或海洋，他也鲜有时间去看一眼。然而这不影响他对有水的城市怀抱兴趣与想象，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催化了那种情感的生发。

“讲完之后，地上的水渍不断扩张，仿佛有人从池中上岸，周身湿漉，立于面前。”（《夜莺湖》）；“我裸着身体，浮出水面，望向来路，并没有看见隋菲和她的女儿。”（《冬泳》）；“而在黑暗里，河水正一点儿一点儿漫上来。”（《梯形夕阳》）。“水”作为意象，总是频繁地出现在班宇的小说中，文字之间潮湿、漫散的情绪随处可感。尤其在结尾处，小说时常以与水相关的描写来终止一段讲述，好似激烈的互搏、漫长的纠斗、爆裂的呼喊，最后都能被一场雨或冲刷或润湿。

每年，班宇都会找机会去看一看冬天的大海，仿佛拜会老朋友，并不非得做什么，需要的可能仅是相互面对一会儿。2020年，他来到了一片很安静的海岸，乘船在海面上飘荡，眼前的城市生机勃勃，背后是还没有觉察出寒冷的太平洋，颤抖着暖色的鳞光。那一天，他在海边待了很久，直到夜色围拢，远处的桥在微茫的灯火里，投下巨大暗影，铸于水中，坚硬紧实，如同彼岸。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写作就是班宇为自己建造的一片水域，在那里他独自畅游，击涛逐浪。

2021年9月，班宇与一众资深的电影人参加了在山西汾阳贾家庄举办的第五届“86358”短片周的竞赛单元终审评审团。这场活动由于疫情的原因一拖再拖，班宇也因此拥有了充足的时间来审阅进入终评的16部影片。他故意把节奏放得慢一些，有时一天只看一部或两部。那个夏季暴雨频繁，窗外总是雷声隐没，好像每次观看完毕，都要被洗礼一遍。

来到贾家庄时，中原地带的夏天还没有过去，街道上全部是盎然挺拔的植物。枝叶之下，百米之间，班宇看到许多自己的照片与其他电影人并列在一起，悬挂高处，初见有些慌张，但很快便被贾家庄短片周的气氛消融。

班宇说：“我觉得那是一个乌托邦。”在短短几天的评审工作中，贾家庄里随处可见那些年轻的脸庞，在许许多多的地方讨论着电影和自己的理想。最后颁奖典礼上，年轻人在一起相互拥抱，庆祝，班宇在一旁默默注视，感动得无以复加。

班宇这样形容那几天的感受：“无论什么时候，年轻本身就是一种动人的能量。大概只有在青年阶段才会肆无忌惮地、毫无顾虑地表述自己的情感和生活经验，而这些永远不会落伍或被人看低。只要是自己诚实的表达，大家一定会被你的为人打动。”

班宇和董宝石最初相识于微博。一个是活跃的乐评人，一个是东北说唱歌手，二人很快关注了对方，互动虽不频繁，但彼此信息从未错过。这样的网友关系一直保持到2019年的夏天，那时班宇和董宝石都已在各自领域被熟知，经历了关注，也品尝了疲惫，这次见面便更像是一场没有可以准备的演奏，乐手初次合作，却配合默契。

几个月，他们迎来了第二次相见，两人把酒言欢。情到深处，董宝石说：“晚上演出，跟我上台，带你HipHop一下。”班宇干掉杯中酒，爽快同意。待反应过来，他已站到台中央，没了退路。歌声响起，多彩的灯光从四处漫射过来，班宇举起的双臂和晃动的脸庞与大家一样被照映成了玫粉色，然而通过规整的发型、平常的衣装，以及差半拍的动作，还是能明显地看出，这个戴着近视镜的人来到舞台上是由于某种意外。

尽管爱好摇滚乐多年，有过无数现场的体验，回忆起这段一年多前的“演艺经历”，班宇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更适应处于观众位置，在集体注视下表现和抒情，是难度很大的事情。

然而自2018年开始，他还是被动地获得了许多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机会，平台媒体采访、论坛直播活动、首映式走红毯，等等，并非每一个都能精力充沛地面对，但他仍尽可能地应承。“不去不好”是班宇最常说的一句话。他人的感受有否被照顾到，也是班宇非常在意的事情。这样友善温和、礼貌细心、不擅拒绝的特质，多少有些辜负大家对东北人形象的期待，以至于有媒体愿意以牺牲稿件的真实性为代价，一厢情愿地来给他树立人设。一次采访中，依照大家对东北的想象，班宇被虚构成一个活泛、热情、健谈的自来熟——享受庸常的乐趣，关心琐碎的生活，会主动掏手机向陌生人展示孩子的照片。

如果说关于东北的探讨是一场风暴，班宇可以说是最早那批被刮起来的人，极短时间内，拔地而起，跃腾凌空，飞向哪里不能自控，任何人抬头都能将他一览无余。但事实上，班宇关于“东北文艺复兴”的思考也许比许多人都要冷静，甚至是警惕。这种意识早在2019年底便开始产生，那段时期，越来越多围绕东北的讨论出现了，有赞叹有沉思也有调侃，众多语境下，班宇感受到了一种暗涌：“就是觉得被说得太多了，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再来一遍，并且不管东北发生点什么，都要倒回到那一段，反复叙述，大家总会厌烦的，会想说到底有完没完？所以就创作而言，稍微有点责任心，都应该坚守内心的表达，此刻不是不可以讨论东北，但应该是言之有物的，最好能唤起共情的，起码不能是附庸任何一股潮流的。”而任何一股潮流似乎都难以脱离一种规律：赞扬、怀疑、讽刺、反对。于班宇而言，现阶段“东北文化复兴”无疑发展到了“怀疑”的阶段，至少在他眼里，一切有关“东北”的讨论都值得人保持警敏，也因此，他婉拒掉了许许多多有关“东北”话题的活动。“没什么复杂的理由，”班宇说，“就是没啥好讲的了。”

班宇最后一次回答相关问题，是在2020年冬天接受了一部纪录片的录制。他配合地在最冷的那几天，带着摄制组在沈阳逛了浑河、工人村、万柳塘公园，还有其他几个被认为“很东北”的地方。那日天空赭黄，像刚生锈的铁，冰封的河面上有人来来回回地滑行，不远处，一条船被冻住，僵硬的体态反倒引人去主动联想它航行时的模样。

这部片子的拍摄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2021年的夏天，仍需要补拍一些镜头。这次班宇松弛了不少，因为赶上萨满乐队巡演，同为好友，李想等几人也一起到达，大家站在整个LiveHouse的后部，跟着鼓点小幅地晃着脖子，有“Pogo”和“跳水”的，多看一眼，但不会上前，毕竟年轻时做得够多了。演出结束后，众人去吃烧烤，桌上没人聊“东北”，也没人聊“文艺”，但笑语不断。其间，班宇提到的几个东欧诗人，长串拗口的名字一说出口，便被大家叫住，喊着让他闭嘴。摄像机里，班宇露出了拍摄中唯一一次大笑。在不附属任何群体，也没有任何标签的场合里，他是最放松的。更多时候，他同样觉得任何个人都无法代表一块地域。趣味和性格无非审美的一种，与基因、教育、遭遇、成长环境等具有关联。创作小说也从没想要作为代表去发言，个体化的表述永远居于首位。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办法去切近真相、真知与真理，他所实施的，也仅仅是写作者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权利。

“他越是不代表谁，他的影响就越大，那些总是想代表时代的人，越无法获得持续性的影响，那个时代过去了，他们就过去了。”这句话是崔健对鲍勃·迪伦的评价，班宇在翻阅鲍勃·迪伦的传记时，经常会想起这段语言。传记中记录，上世纪60年代，鲍勃·迪伦乐曲转型，歌迷们在听过“Desolation Row”“Visions of Johanna”等经典之作后，无法接受他如今保守的风格，有震怒的人跳到他家的房子上抗议，堵在街口质问他为什么变了，为什么不再呐喊。

2019年，班宇的第二本小说集《逍遥游》出版，其中收入多篇较为先锋的作品，伴随阅读门槛的升高，销量与第一本《冬泳》相比稍显逊色，也有网友在微博上讨论文本，询问具体的某某篇、某某段是什么意思。班宇很清楚，大多数人更喜欢阅读《冬泳》中故事性强烈的小说，希望能继续看到东北故事，但是他的确无法再像《冬泳》那个时期一样去叙事了。说是进化也好，变化也罢，总之是他这个人已经不再那样去思考了。

“如果我是一个真诚的创作者，那么我首先就不能去复刻我自己，那样也一定会失败的。所以说，既然不能产生过去的效果，那我还不如Real一点。”班宇说。诚然，创作有时就是逐渐抛弃读者、影迷、听众的过程，如果真的存在“复兴”，那也许最应当觉醒的就是这种创作自觉。

在写作中，班宇亦不习惯刻意地设计特别的准则，他相信每一篇故事里，都有着一个隐秘的传递：它在试着去解开作者自设的谜题。小说可以是这种过程的展示。自然，也可以是关于记忆、现象的一次次反思。如他所言，“如果说在写作里有一点期盼的话，那可能是我总想使其更为‘准确’，无论是场景、故事还是情感，词语在行动之时，总在围绕着作者的一个黑洞般的核心意识，必须准确地行驶在周围的轨道上，稳定运转，毫无懈怠，才有可能看清那么一点点的轮廓。”

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班宇去了很多以前没有到过的城市，有些气候宜人，有些景色壮美，但所有地方他最多都只能坚持三天，好奇和新鲜一过，“东北胃”就开始想念自家的饺子和炖菜。关于生活的舒适和幸福度，东北人是具有共识的。这种默契地共识，自不必提升至历史文明的高度，那单纯就是一个人对自己背景的认可，由此说来，警惕、反思更是爱的一部分。

事实上，班宇也并不抗拒探讨地域，他认为地域文化在何时聊起都不为过。在过去的几年里，它以旧日形象被众人反复谈及，与一段共有的记忆有关——不能轻易地认为是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历程，可能只是相似的境遇与命运，一再发生。某个角度来说，此二者以一种持续发生、反复溢出的姿势，出现在每个人的时间里，所以值得被重新审视。地域的文化表述更像是一种集成的寓言，先是滋养、形塑我们，辅以种种的特质，而后等待着我们再将之反向改造，最终完成对于自我的辨认。

实事求是来讲，班宇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东北文艺复兴”，他更想知道的是每天如何才能高效一点度过。尽管阅读量已非常庞大，但超过一周没有好好看书，他还是会焦虑。然而总是有太多阅读、写作以外的事务，让他的生活更加纷杂，能做的事情到底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他很难讲清。

回望过去的一年，班宇感到比较平静的一刻，是有一次去看了场惘闻乐队的演出。他没有挤向前排，而是步步后退，窝进了角落的沙发里，不远地方，灯光明灭，音节回旋，人影摇荡，恍惚间他感到自己像一滴水，沉潜在夜晚的海波中，平静地注视退潮后的海岸。

脑中，他想起了《梯形夕阳》那篇小说的结尾：我知道有人在明亮的远处等我，怀着灾难或者恩慈，但我回答不出，便意味着无法离开。而在黑暗里，河水正一点一点漫上来。

摄影=姜海龙（北京曦烽摄影学院）

妆发=魏再+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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