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国贫分裂和半殖民状态。遭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经济侵略。其最重要的手段将过剩的大量洋货倾销中国市场，给中国民族工业造成巨大冲击，严重威胁了民国经济，民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和国民党于第二年发动了支持国货运动。并利用关税压制洋货。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和民众爱国团体发动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得到了全国民众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大力支持，给在华日企造成重大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除采取行政手段强制政府机关及国企使用国货外，还直接帮助民族企业改进商品质量，增加产量，降低价格。最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提倡支持国货并不是偏激的“贸易保护主义“，而是让民族企业获取资金来提高产品服务质量及技术，以与洋货竞争。更值得称道的是，国民政府大力鼓励和支持国货出口，并在海关设置质量监测机构，保证出口国货的质量。以赢得海外信誉。这些措施，对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兴盛有正面意义。

本文将原文转发宗玉梅，林乘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保护国货政策》，讲述这段历史。本文有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作者将1935年7月，对国民政府减少日本棉布棉纱等进口商品关税。归咎于“对外奉行屈膝政策”。实际未从对日备战的角度来分析该问题。1934年，日本推行“华北自制运动”。企图将华北分裂出中国，进而吞并整个华北。蒋介石和国民党表面上通过外交，经济手段积极缓和对日矛盾，尽力推迟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实际为对日备战争取时间。所以在关税上作出让步，就是暂时接受日本经济侵略。在当时中国政府最大，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应对未来中日全面战争。

宗玉梅为洛阳师专历史系讲师，林乘东为中央民族经济学博士生。文章来源于《史学月刊》1997年第1期第57-62页。

民国时期银元

南京国民政府在其建立初期，面对帝国主久国家向中国竞相输出过剩商品，中国市场洋货充斥，民族工业遭到极大冲击的局面，制订了保护国货政策。对于国民政府的这一举措，史学界至今仍持否定态度，本文通过对这一政策的实施过程，效果等方面的考察，力图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同时，考察南京国民政府保护国货政策的成效及其缺陷，对于如何认识当今国际经济领域中盛行的保护主义，亦有一定的史学借鉴意义。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摆脱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中国倾销过剩商品，外国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中国民族工业企业因资金少，规模小，技术落后，在外货的冲击下，纷纷陷入破产，半破产状态，这对当时的国计民生均产生了严重影响。

首先，民族工业企业纷纷倒闭磙产，不仅造成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而且直接导致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1928年4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的提倡国货通令曾指出：“海通以来，外货充斥，经济压迫，源涸流枯，国人怵目惊心，咸思补救。权衡利害，应以提倡为货为先”。说明，当时“提倡国货”的直接原因是谋求解决财政危机。

其次，1930年前后，国际上金贵银贱，对使用白银通货的中国很不利，造成进口商品的成本上升，抬高了国内物价，并导致外汇紧张。而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使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据统计，中国银元一元在1928年合45美分以上，最高时达50美分；到1929年合40美分左右，最低时合36.83美分；1930年最高合36.92美分，最低时只合24.54美分；1931年上半年最高时合24.4美分，而最低时只有19.88美分。在存在商品大量进口的情况下，银镇阳的外汇比价过低，势必导致外汇紧张，并最终会抬高国内物价。这一情况以国民政府针对银价下跌颁布的通令中可以看出。其通令要求：国内工厂要加紧制造日用工业品，除在国内广为推销外，还要大量运销用金的国家，赚取外汇；各省要查明本省物产，凡是一向出口的，要设法发展生产，对有输出困难的要给予补助；整顿所有的官营，民营工厂，不准抬高物价等等。除此之外，还要提倡国货，抵制倾销。

在上述背景下，为振兴民族工业，解决财政危机，缓解外汇紧张局面，南京国民政府制订了保护国货政策。其主要措施有：

（一） 争取关税自主

中国民族工商业之所以无法抵挡外国商品的侵入，除产品质量外，关税不能自主为主要原因。1928年南京政府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签约，收回关税自主权，中国关税由原来的协定关税改为国家税则，进口税率由值百抽五改为差等税率。国民政府于1929年12月通过《海关进口税税则》，把进口货物分为7类，其税率从7.5%到27.5%不等；1931年1月又把进口货物分为12类，最高税率提高到50%；1933年5月，再把最高税率提高到80%；差等税率的实行，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商品的倾销。如，向来占进口商品第一位的棉纺织品，在提高进口税率后，进口量锐减；印花布在1929年以后的六，七年内，进口量减少了90%。在外国纺织品进口减少的同时，中国的民族纺织工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以上海为例，1924年棉纱产量为38万多包，1928年上升到47万多包，1930年51万包，1931年61万包；1928年棉布产量不到249万匹，1930年上升到303万匹，1931年317.8万匹，1932年393.6万匹。

为抵制外国商品的倾销，保护国内产业。1931年2月9日，南京政府颁布倾销货物税法，1933年12月17日颁布倾销货物税法施行细则，并则财政部，实业部一同设立倾销货物审查委员会，调查涉嫌倾销的外国商品，规定对倾销最列者如布匹，煤，水泥等，实施反倾销税。

民国时期工厂

（二） 扶助民族工业

为扶持民族工业，加强民族工业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能力，国民政府于1929年公布特种工业奖励法，奖励，扶持民营企业。如，对棉纱，丝业，水泥等，减低税收，优先运输，降低运费。如蚕丝业，由于外商垄断市场价格，外销滞阻，价格跌落，以致丝厂停工，蚕场倒闭，对此，国民政府采取的救济办法，其中之一便是豁免税收，增加外国洋人造丝的进口税，减免国产蚕茧及丝织品运费。这些措施实行之后，“积存陈丝稍见减少”。同时各地方政府又成立专门机构，致力于发展蚕丝事业，如浙江蚕丝统制委员会，江苏的蚕业履改进管理委员会，广东的丝业改良局，四川的丝业总公司等。到1935年中国丝业状况得到好转，“固由于海外需求激增，市价高涨，而国内上下共同努力亦具相当之效果”。

（三） 发展种植业，改进工业原料质量

为发展民族工业，提高国货质量，还必须解决民族工业原料供应问题，并提高材料的质量。英，美烟草公司的产品之所以压倒国货，充斥中国市场，原因之一就是它能获取优质烟草原料及控制大面积的烟地。而当时的民族工业大都原料供应紧张，或者质地低劣。如棉纺织业是中国最主要的民族工业，而中国种植的棉花质量差，因而棉纱，棉布相应地也很粗糙，无法与洋货竞争。鉴于此，1933年6月，南京政府设立中央农业实验所，从事农业实验和农业技术推广工业。该所曾与九个省联合进行小麦育种及区域试验，与六省合作进行水稻品种试验及棉种区域试验，都取得不少成果。他们选出了适合我国种植的斯字棉和德字棉等棉花良种，引进美棉在华北各地种植，推广稻麦杂粮，培育和种植优良新品种。1933年又成立了棉业统制委员会，负责改进棉植业，曾于南京设置中央棉产改进所，主张改进全国植棉技术。在推广植棉技术中，选购良种38000余担，分发苏，豫陕，晋，冀，鄂，湘，甘各省，合计种植面积136万余亩。此外，还委托中央，金陵两大学农学院举办植棉训练班，培养农业技术人员，毕业后分派到各棉业机关工作。经过以上努力，全国棉花总产量提高很快。1932年全国棉花总产量9489千市担，1933年增为11826千市担，1934年又增为13661千市担。在1932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体会议通过一项“发展工业提案”，内容之一便是解决民族工业的原料问题而提供奖励生产，要求“先就棉，麦，羊毛，烟叶四项积极整理”，“吾国棉地约有35000万亩，麦地48500万亩，蜀，鲁二省之烟叶，口北之羊毛……政府一方加以指导改良，一方减轻各项税捐，予以特殊便利，其他工业上必须原料 ，国内已设厂制造者，政府应设法助其推广”。

（四） 提高民族工业品的质量

不能否认，洋货之所以冲击中国市场，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质优价廉。相比之下，国货则质低价高。要使国货能与洋货竞争，必须改进技术，提高国货的质量。为此，国民政府设立了一些工业研究机构，致力于工业技术的改良，使抗战前的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应用科学得以较快的发展。如1928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工业试验所，以工业技术的研究与推广为宗旨，对民国时期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该所的工业原料分析，机械设计与制造，木材，电工，电子，胶体与制革，纤维，酿造与淀粉，油脂，化工药品，纺织染料，塑料热工等方面都有许多具体成果。1928年6月正式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做了大量应用性的课题研究，以供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如，工程研究所办的钢铁试验场，陶瓷试验场，与棉业统制会合办的棉纺织染实验馆等，推进了钢铁，棉纺，陶瓷，玻璃等行业新技术的研制与应用，促进了相关工业的发展。

（五） 发动提供国货的商业战

为保护民族工业，除采取以上措施外，南京国民政府还发起了提倡国货运动。“中国欲图贯彻民生主义，必先解除国际间经济压迫，欲解除国际间经济压迫，必先努力提倡国货”。1928年4月，南京政府规定了提倡国货的五条具体办法：（1）在大学院编审中小学课本时，注重编入提倡国货的内容；（2）由工商部速筹振兴工业的计划，并严禁商人以外货冒充国货；（3）由财正科中实行保护国货政策；（4）由内政部，大学院分别行文到内外各官署，各学校，嗣后购用物品，除图书机器及其他为中国所无而必须购用者外，应一律购用国货；（5）由各省政府及特别市政府布告民众，一律提倡购用国货。为确保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南京政府特别强调政府机关要带头购用国货，给民众作出榜样，并为此规定一些行政措施。6月9日，国民政府明确通令各机关尽量使用国货，“如有适用之国货而仍购用洋货者，应以不经济支出论事”。根据《审计法》第12条规定，审计院在审查各项决算及计算时，对于不经之支出，可以驳复。1929年4月29日和5月4日又再次发出训令，要求国民党员和全国各机关工作人员“以身作则”，一律采用国货。国民政府实业部，工商部还先后提出议案，要求采用本国生产的产品。如，实业部提出了“设法救济全国纱厂恐慌及推广土布销路以裕民生而维企业案”。下令“全国公务人员各学校教职员及学生一律服用国货，绝对禁止服用非国货服务”。鉴于当时“本国水泥之制造日见增加，足供国内需要”这一事实，实业部根据水泥工业联合会的请示，号召“凡有建设工程，尽量采用国产水泥”。

为配合保护国货政策的实施，国民政府发起了提倡国货运动，多次颁布明令，把它作为训政时期的重要工作之一。为发起这一运动，国民政府订立了中国国货暂行标准，组织国货审查委员会审查国货，发给国货证明书，制订国货调查表等。当时全国各地还相继成立全国性和地方性团体或机关，协助推销国货。如1933年成立的中国国货公司，该公司主要以寄销方式推销国货。1934年成立国货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作为在全国范围推销国货的中心机构，并在郑州，长沙，广州，西安等地纷纷组织起中国国货公司，由联合办事处统一采购办理货物，并向各地国货公司寄销。又如，1934年成立于上海，旨在促进国货产销合作的大型企业中国国货产销联合公司，该公司由参加芝加哥博览会的各省代表周贯虹等发起，“以生产救国为旨，扶助实业之发展，实行产销合作”。为改变过去“各种国货以无大规模之集中销售机会，仅能侧身于洋货市场之中，购买者苦难辨别，以致货品未能广销，供者无以应求，求者亦难就供”的状况，由上海张定璠，钱大钧出面，发起成立中华国货股份有限公司，使之成为集中销售的机关。

中华国货展览会

国民政府还在各地举办国货展览会。因为“我国重要工业除丝绸外尚有磁器，漆器，铜器，木器，棉纺品，化学工业以及其他日用物品各有精良之出货，一经陈列，使观众知吾国出口种类之繁多，国货品质之优劣，所以引起国人采购国货之决心，引起厂家竞争之观念”。工商部在上海，武汉，杭州举办大规模国货展览会，浙江，河北，山东等省以及上海，北平等市亦先后举办展览会。其中规模较大的当属上海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和浙江省主办的西湖博览会。1928年工商部在上海主持中华国货展览会，其宗旨是“提倡国货”，“发扬国民的爱国精神”，“发展国民生计”和“提高我国国际贸易的地位”，受到全国实业界的普遍欢迎，展出20多省的数万种产品。这次展览会的重要特色在于绘制大量图表，通过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比较，让参观者看到中国落后状况。孔祥熙说：“希望全国民众看了此种图表，要触目惊心，天天以提倡国货改良出品为职志，为国家争气，为货增光，那末，就是此次展览会最好的成绩了”。国货展览会“会展号召人们“趁这次展览好时机，快些来研究的设计，人人立志用国货，洋货怎能损权利，努力，努力”，喊出了实业界要坟发展本国经济，挽回中华利权的愿望。1929年6月，浙江省政府在西子湖畔举行了盛况空间的西湖博览会。博览会共设8个馆26所，征集物品计达10万多件。尤其是征集外商物品的参考陈列所，“用作比较而资考镜”。因为，“外货之输入增加，决非消极的抵制政策可以奏效。产业振兴则生产量增；产业改良则生产品善。产量增则供给丰而价格㾾，产品善则物质美而推销易也。物美价廉，人人爱用，在国内市场可以代替外货，在外国市场可以推广销路”，“是以中国今日之切要问题即为产业之改进”。西湖博览会的目的也在于“使参观者也能存在研究的精神来研究各自特感趣味的物品，而谋所以改进之道”，振兴国货事业。可以说，各地国货展览会的举办，对于推动民国时代的经济文化建设，对于保护国货，振兴国内产业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为扩大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国民政府还组织，鼓励企业参加国际上举办的产品展览会。如，1930年参加比利时展览会，1933年参加美国芝加哥展览会等。通过参加国际展览会，还可达到取长补短，改进国货和效果。此外，为使国货能与外货竞争，打入国际市场，必须提高产品的信誉和质量，为此，国民政府对应出品的产品严把质量关，于海外各处设立质量监督局，禁止粗制滥造的产品出口。

南京国民政府对30年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在史学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论，但就其“保护国货“的政策而言，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虽然资本输出已成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特征，但商品输出仍然是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方式。当时帝国主义国家输出的商品中，以消费品，奢侈品为主的轻工业品仍然占很大比重，这类消费品工业往往也是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近代化的起步产业。外国优质廉价商品的倾销对落后国家的同类产业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于处于近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利用国家力量保护幼稚工业是普遍使用的原则。在世界贸易史上，自从资产阶段古典经济学代替了重商主义后，产生了自由贸易理论。但综观世界近代贸易史，当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强大，技术先进，产业发达时，便高喊自由贸易，而较落后的工业化国家则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当一个国家经济高涨时，便倡导自由贸易，而经济衰退时，则保护主义盛行。因此，高举自由贸易大旗是特定时期特定国家的特权。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发生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各资本主义国家为转嫁危机纷纷倾销过剩商品，故这一时期也是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年代。当时的中国作为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其近代工业刚刚起步，更有必要实行贸易保护。

从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状况来看，除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出现过短暂的外贸进出口持平外，其余多为入超，进口贸易值数倍乃至十几倍于出口贸易值，而进口商品又多属于消费性的，这对于一个贫困国家来说，是不胜负荷的。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的保护国货政策，不仅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外贸严重不平衡，民国社会经济沉重情况下谋求解决之途的产物。

在抗战前，中国的外贸权主要操纵于外国洋行手中，外贸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关税几乎是国民政府所能采取的唯一贸易壁垒。故南京国民政府争取关税自主后，一些国内有能力生产的商品，尤其是奢侈消费口进口量大减，说明民族工业有所发展，已见前述。

其次，仅靠关税等贸易壁垒，是消极保护，如果不配合以适当的产业政策，不创造适合民族工业发展的社会环境，不提高民族工业品的质量和效益，则贸易保护不足以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相反还会导致民族工业效率低下，竞争力不强等局面。南京国民政府认识到这一点，并为此作出了一定努力，如扶助民族工业，督促，帮助民族工业提高产品质量等，其积极作用也是显著的。

九一八事变后抵制日货运动

从南京政府“保护国货“政策实施的效果业看，抗战前中国民族工业的一度兴盛，不能说与”保护国货“政策无关。自20年代中期抵制外货运动蓬勃兴起后，棉制品在进口商品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原来占进口商品比例较小的长绒棉原料，化学染料，液体燃料，金属，机械等民族工业必需品，进口量迅速增长，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抵制日货成效更显著。九一八事就后，日本占领了中国工业较发达的东北地区（东北是中国唯一外贸出超的地区），在华北等地也加紧进行经济侵略。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学生掀起了抵制洋货运动，抵制日货运动更是风起云涌。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的保护国货政策正是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顺应民心，合乎民意，因而这一政策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响应。由于自上而下的一致努力，打响了日本的经济侵略。日本商品在中国进口商品总值所占的比重，由1930年25%降至1933-1937年的10-16%。始终不能恢复，迫使日本在华商业萧条，无法维持。在重庆，日本商业全部倒闭，南京也闭歇一半，上海，汉口，青岛等地，日货堆积如山，日商资金枯竭。仅上海一地，到1932年9月止，日货囤积总值就达5000万亩。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保护国货政策也存在严重缺陷。

首先，保护国货政策的首要目的是解决财政困难，关税自主，扶助民族工业都是直接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南京政府并未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故其民族工业政策往往自相矛盾。如，在提高关税的同时，对国内民族工业又征收高额税收，且不断加码，使统税成为“厘金之变相“。作为统总主要对象的商品，如棉纱，烟草，面粉，火柴等都是民族工业的主要产品，统税加给这些企业的沉重负担严重危及其生存与发展。如”1927年在上海有182家中国人经营的烟草公司，到1930年有三分之二倒闭，业主们普遍把主要原因归之于南京政府的税收“，”1936年的税收拿走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全部收入的38.7%，这是这家家族公司所无法承受的重担“。

就关税来说，关税壁垒不应该对所有外国商品“一视同仁“，否则与闭关无异。有些商品，如发展民族工业所需的外国原料，先进机器等商品应实行低税率。因为，”机器为改进吾国工业所必需，在最近期内尚无奖励进口之必要“，但南京政府既以提高关税收入为目的，在1934年7月迫于帝国主义压力，改订关税税率时，一方面降低外纱外布等关税税率，一方面反而提高”各项机械进口税“，这”不啻阻塞国内工业之建设“。可见，其关税政策为提高关税收入服务，必须不能始终如一地以保护，促进民族工业发展为宗旨。

其次，南京国民政府以帝国主义作靠山，同时把国内革命运动视为心腹大患，把列强侵略视作“癣疥之疾“，对外奉行屈膝政策，因此，其保护国货政策必然要大打折扣，如每次修改关税，都要事先征得外商同意，否则外商”抗不照纳“。又如关税税率的制订往往屈从外国的压力，”保护国货“反变成了”保护外货“。1935年7月修改海关进口税率，迫于日本的压力，棉布棉纱等进口税不增而减，致使”日货进口，自新税则于7月1日实施三数日内数量激增，尤以上海为多……大阪商船会社，日清汽船会社，日本邮船会社运动营，清淡已久，今皆加倍活动“。”此次新税则中减轻各税，均属摧残实业命脉，增进外人觊觎“。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保护国货政策自相矛盾，使其积极效果为另外一些政策的消极作用所抵消，故其积极政策的实践意义也有限。这是导致史学界对其保护国货政策评价不一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