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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者朱大可曾写过一篇文章谈春节,他认为:“基于饥饿、静寂和黑暗,以贫困为标记的中国乡村社会,面对着感官饥饿综合征的永久缠绕。庆典是乡村社会感官匮乏的代偿体系,而春节位于这一体系的核心,它是食物摄取的狂欢仪式。”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般描摹确实能阐释特定时期下国人对过年的需要。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国人对过年的需要永远都一成不变。实际上,伴随着物质生活的越来越好,我们已经发现被物化的年味越来越淡。说到底,“集中代偿”这个趋向已经不再是当下过年的核心指向。

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以吃为大”不再是味觉盛宴,而是逐步走向精神慰藉,也就是我们总强调的“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爸爸的手艺);另一方面,奔赴异乡的人,无论是暂时打拼,还是恒久定居,只要故乡的灯火不灭,就总觉得年味还在那里,并且伴随着年岁的渐长,会越来越感到无法割舍。

毫不夸张地说,即便故乡以现实的尺度审视可能发展的并不好(相对异乡而言),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讲,在过年这种仪式感较重的时刻,可能依然会觉得故乡在自己心里永远不可替代。毕竟人的归所是意义,而非目的。

很多时候,人们把年轻人不屑听长辈们忆苦思甜归结为代沟问题。可事实上,这是生命认知错位的问题,可能再过一些年,曾经的年轻人也会开始忆苦思甜。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代人忆苦思甜的指向是不一样的。

就如人们最热衷谈论的年味变淡,从根本上讲是年味的内容变了。但是追根究底的讲,人们对团圆的渴望从来没有变。在这个事情上,虽然固有的乡土秩序已经越来越模糊,但是直系血亲间的情谊却始终保持着很强的守望感。

就比如提到过年,返乡是永恒的主题。返乡体现出国人之于过年的理解“有父母的地方才算过年”。不过就当下来讲,也可以理解成对分离的“集中代偿”,因为对于不少在外打拼的子女来讲,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抽出时间回家。

对于这个现实问题,虽然多数时候会呈现出“相见不如不见”的即视感,但是回到生命和生命的交互意义上,最终还是会走向“多见比少见好”感慨。而团圆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每个人在回望生命历程时,能记住的多是重要时刻,而那些寻常日子终将会被仪式感冲散在人生的尽头。

甚至对于不怎么审视生活步伐,只是结构性的按照世俗秩序去生活的人来讲,仪式感其实就是生命的节奏。就此而言,我们会发现生活中的很多人,真的是爱生活的意义,比爱生活本身更多,可这依然不妨碍他(她)们渴望团圆。

另外对于有点见识的年轻人,在面对故乡的长辈时,请尽量不要用城市里打量人的尺度去审视长辈们的生活。毕竟所有的“看不起”凝结起来最终打得还是自己的脸面。要承认,人与人的生活就是有差别的,你所“看不起”的对于人家那可是日常。

在这个问题上,舆论叙述很多时候之所以一边倒,就在于长辈们在舆论场上没什么话语权,但并不代表他(她)们对年轻人没意见。就事论事地讲,年轻人可能确实比长辈们见识多,但是回到生活经验和生命感受上,总还是不如长辈们更深刻(世俗意义层面)。

所以不妨借着过年这个小假期,年轻人多去聆听长辈们的言说。听一听过来人的故事,也想一想过来人的命运。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本身也是在消除双方的疏离感,让血亲间的情感重新归位的过程。

与此同时,相较在过年期间寻求理解,不如我们去创造理解。无论是长辈们,还是晚辈们,都不要太在意对方说了什么,没说什么,而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揣摩对方真正的善意是什么。

“结婚了没”,“生娃了没”,“工资多少”,这些长辈之问确实会让年轻人尴尬,但是再怎么尴尬,大概也是跟恶意无关的。坦率地讲,问个话能有什么恶意,无非是长辈们热衷聊那些。要相信,年夜饭过后,人们最关注的还是自己的生活。

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深信,故乡注定有不可遗忘的一面,她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荒芜,甚至面目全非。但是故乡之于每个人精神性的意义却无法回避,就如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注定是精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