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的农业文化

导语：

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的地理环境为农业在这里发生准备了很好的条件。文章主要从四个方面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的农业文化面貌：

1.新石器文化遗址在河东地区的分布及其所揭示的这一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农业植被状况。

2.新石器考古在这一地区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生产工具所反映的农业生产水平。

3.这一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作物标本所反映的这一地区当时的种植结构。

4.这一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家畜家禽骨骼及有关动物标本所反映的这一地区当时的畜牧业结构。

最后，作者根据民族志资料和河东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数量，对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的人口及粮食产量与耕地进行了估算。

秦置河东郡地理区域图

一、

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的地理环境

河东(指秦置的河东郡，相当于今天的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地处黄河中游，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早发祥地之一。河东地区约在东经110°20′～112°10′；北纬34°43′～36°24′之间。地势作东北高、西南低倾斜伏。

它西北有火焰山，东南及南面有中条山，东北部是霍山，临汾盆地与涑水盆地之间是稷王山；黄河从其西侧由北向南至芮城风陵渡再由西向东奔流而下；汾河横贯临汾盆地，由北而来经洪洞、临汾、襄汾，至侯马，再折向西流，经稷山、河津注入黄河；涑水源于涑水盆地东部边缘的中条山，经闻喜、夏县、运城、临猗，至永济注入黄河。

从地质构造上看，河东地区的临汾盆地和涑水盆地都属于新生代断陷盆地，盆地内部的大部分平原都属于冲积或湖相沉积平原。新石器时代的河东地区完全是一个水乡泽国。例如：

汾河在这一地区的较大支流即有：洞过水、高粱水、矞水、平水、古堆水、浍水等。湖泊除解池(即运城盐池)以外，较大的湖泊还有：王泽(湖址在今新绛县东南境)、方泽(湖址不详，在今河津或稷山南境和万荣县交界一带)、董泽(又名董泊，魏晋之际董池阪，在今闻喜县东北境)、晋兴泽和张泽(又名五姓湖，今永济县治东北)。

另外，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的泉眼之多，泉水之盛也是无法想象和形容的。仅就明末学者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一书所记，明末这里的泉水还是“平地涌出，其大三轮”，或“泉出岩顶，悬流千尺”，或“大旱不涸，隆冬不冻”。新石器时代这里的泉水分布之盛况是何等的壮观就可想而知了。

据专家们研究：全新世中期(距今8000～2500年)河东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比当今高2～3℃，降水量比目前多500～600毫米。这就是说，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的年降水量比现在高一倍以上。

这儿气候温暖湿润，草木繁茂，在山前丘陵地带和河谷两岸的丘陵台地上及平原地带，不仅生长着大量的可供人们采集食用的野生植物，而且活动着大批的可供人们猎取的野生动物。

中条山区的野山杏

中条山中的野葡萄

根据笔者历年来的调查，当时可供人们采集享用的植物类野味有：山楂、山杏、山梨、山李、毛栗、山核桃、橡籽、山葡萄、桑椹、五味、八月炸、苎麻籽、野百合、小鬼蒜、野韭菜、狗尾草籽、野大豆、蓬蒿之类。

中条山上的野山梨

中条山区的野酸枣

中条山区的野丸枣

中条山南麓成熟后的野生八月炸

中条山中常见的野生核桃

动物类野味有：野马、野驴、野牛、野猪、羚羊、鹿、虎、豹、狼、狐、兔子、山鸡、蚕虫等。以往发现的河东地区的人类化石地点所出土的动物化石和河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所出土的动物骨骼可以相互印证这一点。

中条山里野生五味子

中条山地区常见野生蔬菜的“小鬼蒜”（又称野韭菜）

原始农业是原始采集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原始的畜牧业是原始狩猎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人们开始驯化野生植物，并不是因为人们对某种野生植物在疏松、肥沃土地中生长得繁茂感兴趣，而是由于在长期采集食用和观察某种野生植物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某种野生植物已成为其自身生活必需品的结果。驯养动物的前提，必须建立在人们所猎的活的动物十分富裕、不需要马上杀吃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拿出自食之物的残留部分(粮食之类)来饲养这些动物”，家畜的饲养就是由此而开始的。

河东地区绝大部分都属于绵土类的 %土或黑垆土。这种土质由于结构疏松，具有垂直的纹理，有利于毛细现象的形成，可以把下层的肥力和水份带到地表，形成绵土类特有的土壤自肥现象，也便于原始方式的开垦与农作物的浅种直播，为农业在这儿的发生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二、

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的农业文化面貌

下面我们就根据考古学方面提供的材料，对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的农业文化从四个方面作以初步探讨。

01

农业植被状况

众所周知，新石器文化是人类处于定居或半定居状态下创造的一种农、牧、渔猎文化，所以一个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分布状况，即基本代表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的水平，根据目前的资料，河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大约有400余处。

分布的区域范围，北起洪洞赵城，南至平陆、芮城；西到河津、乡宁，东抵垣曲、翼城，凡是有自然水流的地方，附近台地上或山前丘陵地带都有可能找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陶寺类型)，或几种文化共存的遗址，现仅曲沃、翼城、垣曲三县的不完全统计数字，新石器文化遗址即达72处。

新石器文化遗址在河东地区大小水流两岸台地上或交汇地带的密集分布，说明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离自然水流较近的台地或山前丘陵地带。

地处汾河谷地和汾河支流平原地带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比较密集。地处涑水流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在分布密度上，略次于汾河支流的浍河、滏河两岸。沿黄河北岸的芮城至平陆一线，遗址多分布在黄河的二阶台地或中条山南麓的山前丘陵地带。距黄河水面的垂直高度一般在100米以上，海拔高度在380～500米之间。遗址分布较为疏散。

据笔者实地调查，从平陆县东的老鸦池到平陆县西与芮城交界的大南沟口，东西130公里的沿河地带，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分布不过20处，而且遗址面积普遍较小，一般在80×150平方米左右。

由此可见，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的农业植被主要集中在汾水下游的河谷地带及其支流两岸的台地上，以及涑水流域。而河东地区的四周边缘地带虽也有农业植被覆盖，但只是点线式发生，而不能构成广阔的农业植被面积。

02

农业生产水平

目前，虽然在河东地区发现了400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但经过正式发掘或试掘的遗址仅有20处左右。

半坡类型遗址主要分布在晋西南的芮城、永济、万荣、河津、稷山、临猗一带。

经过对芮城县东庄村遗址的发掘和其他地方同类遗址的调查，这一带的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的砍伐农耕工具主要是石斧、石锛、石锄、石铲之类，石斧又以通体厚重，断面为椭圆形的石斧为多，有些斧身带有装置木柄所需要的糙面，此外还有少数凹腰带肩和通体扁薄的有孔石斧。

地处中条山南麓山前丘陵地带平陆县部官乡阳朝村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石铲

地处中条山南麓山前丘陵地带平陆三门乡狮沟村出土的仰韶文化农耕工具：石耜

收割工具主要是两侧带缺口的打制石刀和陶刀。粮食加工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杵石等。纺织缝纫工具有石纺轮、骨针等。狩猎和捕鱼工具有石镞、弹丸、网坠等。这些石、骨质生产工具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半坡时期的河东居民的生产活动，已经以农业为主，并兼营狩猎和捕鱼。

庙底沟类型遗址主要分布在芮城、平陆、夏县、垣曲、闻喜、新绛、侯马等地，即河东地区的东南部。

经过对芮城西王村遗址(12)的发掘以及平陆西河头、沙坪、龙岩村、垣曲东关村、夏县崔家河、侯马褚村、至上村等同类遗址的调查，这些遗址除具有半坡类型文化的基本生产工具外，新出现了一种盘状器，盘状器一面经打制后再磨光成平面，刃部较为锋利，以及大量的磨制的穿孔石刀、陶刀，和大型舌型或心形石铲。

很明显，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比半坡类型的仰韶文化略有发展，从生产工具的制作工艺上表现为磨制过程加细，钻孔技术普遍使用。

龙山文化单孔墨玉铲（芮城清凉寺新石器遗址采集）

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在河东地区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是涑水盆地周围和中条山南北麓直到黄河北岸。

经过对垣曲龙王崖、平陆盘南村、葛赵村、芮城西王村、夏县东下冯等遗址的试掘和发掘以及对同类遗址的调查，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仍然以石器为主，有磨制的石斧、石铲、石耜、石锛和打制的盘状器和砍刮器等，石铲和石耜以大型厚重而尤具特色，石斧也较仰韶文化时期的厚重。

挖土工具新出现了木耒，在收割工具方面，出现了更先进的收割工具，如长条半月形石刀、石镰等，同时蚌镰也开始出现。

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杵。纺织缝纫工具主要有石纺轮、陶纺轮、骨针、骨锥等。狩猎工具有石镞和骨镞。

陶寺类型遗址在河东地区的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在汾水下游的侯马、曲沃、翼城、新绛、襄汾、临汾等地。

通过对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和对邻近地区同类遗址的调查，陶寺类型文化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还出现了呈三角型的犁型器，以及骨铲和蚌镰等。

耕作工具的改进，必然提高开垦土地的能力，收割工具的大量使用，表明劳动收获量的增加。龙山文化时期河东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比起仰韶文化时期有所提高。

陶寺遗址出土的石质生产工具石斧、石铲、石耜、石锛、纺轮等

03

种植结构

尚未成熟的黍子

根据目前考古材料所提供的事实表明，新石器时代的河东地区，主要以种植粟、黍为主，其次是高粱、大豆，另外还有麻类经济作物。

1926年，由李济先生主持发掘的夏县西阴遗址曾有粟黍一类的炭化物出土。

1931年，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研究所董光忠会同山西省图书馆和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在万荣荆村遗址进行发掘时，曾发现了一批“黍稷及黍稷壳皮”。

1933年董氏整理发表了发掘报告，公布了荆村遗址发现黍稷及黍稷壳的情况。

同年，毕晓普(C·W·Bishop)在其所著的《华北新石器时代》(The NeolithicAge in Northern China)一书中公布了他对荆村遗址所出土的“黍稷及黍稷壳皮”的研究结论。他认为荆村遗址中发现的“黍稷”有黍(Pemicum Miliceum)和高粱(Sorghum Vulgare)两种。

即将成熟的粟（谷子）

继而1943年，和岛诚一在其所著的《山西省河东平原以及太原盆地北半部的史前调查概要》中又公布了高桥基生先生的鉴定结论。他说：“在新民教育馆藏品中有董光忠氏当时出土的荆村谷类灰烬中的炭化物，这份东西经理学士高桥基生先生鉴定为粟（Ｓｔｅｔａｒｉａ　Ｉｔａｌｉｃａ）和高粱（ＡｎｄｒｏｐｏｇｏｎＳｏｒｇｈｕｍ　Ｖａｒｕｌｇａｒｉｓ）品种。

未成熟的草稻黍（草高粱）

1990年3月1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头条有关“侯马乔山底遗址发现两座大型谷仓”报道

此外，在河东地区正式发掘过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普遍发已出现了专门用于贮粮的粮仓，侯马乔山底遗址曾发现了两座大型谷仓，二仓均为口小底大的袋型坑现了古人贮藏粮食的窖穴。

这些窖穴一般呈袋状或蚕茧状，到了龙山文化时间，坑上有房屋一类的保护设施，其容积分别为25立方米和40立方米，底部堆积有炭化的谷子。由此判断，这些窖穴主要是存放粟、黍一类谷物的。

关于大豆的考古发现，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侯马晋国遗址里发掘出了十粒保存较好的大豆。

稷山稷王庙正殿前额“拜谒后稷雕饰

山西侯马出土的战国大豆

这是迄今我国发现保存最好、时间最长的大豆标本。正如农学家万国鼎先生所说：“大豆本是我国特产，野生大豆在我国南北方都有分布。现在世界各国栽培的大豆都是我国直接或间接传去的。俄、英、德、法等西文中大豆的名词，都是菽字的音译。大豆在地下不易保存下来。现在虽然还没有发现同粟、稻等同样早的地下大豆出土，但是可以肯定新石器时代已有栽培。”所以说新石器时代河东先民种植大豆是可信的。

有关麻类作物的发现，1978年～1980年发掘襄汾陶寺遗址1650墓时，曾发现死者的骨架上面覆盖着麻类编织物，反复折叠10～12层，直至棺口盖板。棺盖上覆盖麻类编织物一层，厚0.4厘米，两侧垂至棺底，另外还发现束棺的麻绳。

04

畜牧业结构

根据考古材料提供的情况表明：新石器时代河东先民家养的动物主要有：牛、羊、猪、狗、鸡、蚕。1978年陶寺遗址发掘出土陶鸡一件，陶鸡虽残，颈部又有一咀状凸，头两侧为扁平耳，宽尾微上翘，背中部有小圆孔，下连一残筒状器，似器盘上装饰物。

有关猪骨的发现在芮城西王村、夏县东下冯、襄汾陶寺遗址都有发现。例如：1978年秋至1980年底发掘陶寺墓地，有14座墓随葬猪的下颌骨，少则半个或一副，多的十多副，最多的一个墓(M3084)埋30副以上(27)。

有关黄牛骨、羊骨的发现，在夏县东下冯遗址均有出土。

有关狗骨的发现，目前公布的河东地区的新石器考古材料中尚未见到。但新石器时代河东先民养狗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河南庙底沟和陕西半坡遗址，以及河北磁山遗址中都发现了狗的骨骸。学术界公认我国北方养狗至少有8000年以上的历史。河东地区未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狗的骨骸，是因为田野工作还做的不多。

1978年陶寺遗址发掘出土陶鸡

2020年，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工作站联合发掘的夏县师村仰韶文化早期（距今约6000年）聚落遗址，又出土了四枚石雕蚕蛹。且形态逼真、造型精美。其雕刻原料，采用的是中条山地区常见的绿帘花岗岩。石雕呈黄褐色，伴有黑色斑点，通体螺旋状的横向弦纹，蚕蛹的头尾初现，给人以假乱真的错觉。如果说，1926年李济“发现的是一个丝状的半个茧壳”，面临学者们仍将是半信半疑的态度，那么，如今，同样的考古发现又一次在夏县重演，世人将如何认识?师村石雕蚕蛹的出土，不仅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1926年在夏县西阴遗址发掘的半个人工切割的炭化蚕茧提供了佐证，而且又在时间上推前了约500年。

1926年夏县西阴遗址出土的半个蚕茧标本

2020年山西夏县师村仰韶文化早期遗址出土的距今约6000年的石雕蚕蛹

纵观河东地区的农业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河东先民，不仅有了定居的村落，而且在村落附近刀耕火种，开垦了大片土地，地里不仅种植粟、黍、高粱、大豆、麻类作物，可能还有蔬菜之类，同时房前屋后还栽桑植树。牛、羊、猪、狗、鸡、蚕也被人们饲养。人们对谷物的加工，不仅脱皮，而且还有可能加工成浆成粉，甚至酿造成酒。农业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部门，采集狩猎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退到了辅助地位。

三、

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的人口及粮食产量与耕地

关于新石器时代末期河东地区的人口数量，根据迄今在这一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龙山文化遗址所占的比例来推算，这一时期，河东地区的人口大约在4万人以上，因为迄今发现的400余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有2/3以上有龙山文化的晚期遗存。

根据国外民族志资料提供的情况来看：“在原始时代，从事渔猎的部落，人口就比较少。从现存的原始部落而言，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以游猎为生的塔斯马尼亚人的氏族群，不超过30～50人；澳大利亚一般在40～60人，最多不超过100人；安达曼岛上的氏族群不超过60～90人；而从事农业的印第安人部落，平均400～500人一个氏族，有时达到2000～3000人”。

根据这些材料推测，新石器时代末期河东地区的每个氏族群一般都在200人左右，有些可能超过500人，少数氏族群可能低于100人。我们按最低的基数计算，这一时期河东地区人口数量也将突破4万大关。

4万人每年要消费多少粮食，耕种多少土地呢?

据有关解放初期我国西南地区一些兄弟民族的资料看，处在刀耕火种阶段的原始农业，亩产谷物可达50～75斤左右，最高可达100斤左右。人均年口粮也在400斤以上。这就是说4万人每年要消费1600万斤粮食，年耕种土地在30万亩到40万亩之间。

至今在生活在东南亚与南美洲热带雨林地区的民族部落仍保留着刀耕火种场景

有些人可能不相信这一点，怀疑新石器时代末期人均年口粮能否达到400斤以上。这里不妨试举一例：

龙山文化时期我国先民开始酿酒，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尊和高足杯等酒器。

正如方杨先生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指出的那样：“用粮食酿酒的前提，不仅要有粮食(例如粟)存在，而且必须有着经常的和较多的剩余粮食。酒毕竟不同饭肴，可以用来果腹充饥，当人们尚无法保证经常能够得到足够的粮食(这些粮食，是使劳动生产得以持久和正常进行所必不可缺少的东西)时，是不会轻易而且也不可能把宝贵的粮食用于酿酒”。故此笔者对新石器时代末期河东地区的粮食总产、亩产、年耕土地亩数、人均年口粮数的估算也许并不过分。

目前，新石器文化的早期遗址，诸如与河北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同期的文化遗址在河东地区尚未发现。因此说，这一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早期，河东地区的农业文化面貌还不清楚，不过，今后随着田野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这个空缺一定能补上。

作者：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