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三辑“文本与图像研究”栏目

作者简介：彭志，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并供职于《中国文化》杂志，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献、艺术学研究。

摘 要：女性书写是性别史研究的重要论域，依托的文献载体不同，发掘出的具体现象及其主要特征亦会存在一定差异。对烈女、才女形象的刻绘是明清方志的重要构成部分，前者呈现出叙事模式化、融汇真实与想象，后者更为丰富生动，而两者的共通之处则是均以男性视角形塑楷范，彰显道德教化的巨大力量。以《女子世界》为代表的晚清女报通过女校群像、个体肖像、历史人物版画的方式，推动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萌动。当从宏观层面观照蕴藏在两类文献载体之中的演进轨迹，可见新女性从窒碍难行到挣脱锁链的进阶。从方法论层面展开省思，文字史料、图像史料在表现同一对象时，探察的要义之处在于寻找分殊处、走向普适性与契合现实。

关键词：女性书写；明清方志；《女子世界》；文献载体；理论向度

在历史分期中，晚清是个颇为重要的时段，彼时因西风东渐的推促，以及本土日渐明显的胎动，诸如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众多领域都发生着或显或隐的蜕变，女性书写亦概莫能外。在鸦片战争之前，明清两朝的制度体系中，对女性的一生，包括及笄之前禁足绣楼习得女红、出嫁之后勉力相夫教子以及去世后关乎德行的评骘臧否，都有着极为烦琐严苛的规训。而自鸦片战争以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女性自我意识的重重限制慢慢地出现了一些松动，长久以来积压在女性胸腔中的不同声音也终于得以呐喊出来。如果将明清两朝的女性作为整体对象进行观照，则分明可见身陷窒碍难行境况到历尽艰辛终得挣脱枷锁的嬗递过程。上揭演进脉络在明清方志、晚清女报中体现得尤为显著，方志人物传记中关涉烈女、才女的书写，以楷模的层累叙述感导女性日常的立身处世；女报插图对女校群像、女性身体的生动呈现，则表征着突破叠加在女性之上重重禁锢的复杂心绪和不竭努力。从方法论省思层面来说，方志是古代正史体系中的一种，主要以文字叙写的方式将一府一县的风土人情展现出来；晚近出现的女报则兼具图、文两种形式，相较于前者，插图在表现女性的张力上也映现出不同的情形。对举方志、女报这两类不同的文献载体，细致考察蕴藏其间的共相与自相，或将助益于加深对建基于精致个案剖解之上的文本、图像研究的理论省思。

一、形塑楷范：明清方志中关涉烈女、才女的书写

语源学上，“方志”一词应可追溯到《周礼·地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1]，从职官功能上界定了方志意指四方所记久远之事。其后，东汉及之后出现的主要描写建置沿革、山川风物、人物故事的地记、郡书、图经、耆旧传、水道记等可视为方志的雏形。而到了两宋时期，宋敏求《长安志》、范成大《吴郡志》及著名的临安三志的相继椠版，标志着方志这种史书体裁正式进入了成型阶段。明清两朝，修志蔚然成风，官方也以颁布修志诏谕的方式确立统一凡例，繁盛之状竟至达到“下至府州县，虽僻陋荒岨，靡不有志”[2]，可见其时纂修方志已进入全盛期。在缕述方志学史过程中，可以发现方志编纂体例、编写人员、功能呈现等日益规范化，就编纂体例而言，书写烈女、才女生动事迹的人物传记一般位于方志“列女志”；就编写方法而言，方志作为地方性官修史书，一般由知府、知县挂名修纂[3]；就功能呈现而言，方志无疑具有风向标指向，风俗民情的著录，兼具存史和训导的双重作用。将讨论聚焦到明清方志中关涉烈女、才女的生动书写，亦可发掘出在地官员希冀通过模范女性事迹的层累叙述，以求达到对行政区划之内女性立身处世的形塑和规训。

明清方志的编纂者，对女性事迹的著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简单列举大量的烈女，只提供女性丈夫及其姓氏信息，如《（光绪）松江府续志》卷二十九“列女传·完节”仅罗列了华亭县从“盛琮璧妻周氏”以迄“裴金海妻丁氏”[4]的烈女，并无详细的事迹介绍。另一种是以史传写法细致描摹女性的生平事迹，尤其突显其在生死存亡之际的品性表现，可看明嘉靖十五年（1536）刻本《始兴县志》卷下“忠节·国朝烈女”记载的烈女邓氏的故事。

邓氏，监生钟鼎妻。天顺八年流寇逼境，夫妇被虏。贼驱其夫以执役，见妇有姿容胁污。妇绐贼曰：“我有金在他所，与尔共取。”贼以为实，遂同行至井边。妇抱幼子投井中，贼怒下石击之，遂死于井。后七日出尸，丽质不改，众以为烈气致然[5]。

邓氏居家时，遭逢流寇滋扰，因长相姣好，面临着失身风险。为了保护贞洁不被玷污，邓氏巧施妙计，得以投井全节。有意味的是，人们将邓氏尸体丽质天成不改往昔的神迹归结为危机时刚烈气节所致。明崇祯六年（1633）刻本《肇庆府志》卷二十三“列女传”记载的烈女罗氏与上述始兴县烈女邓氏的故事高度相似。

罗氏，高要古耶甲，罗德正女，适上陆湾村谭佳。万历三年正月，富林贼略村焚屋，罗还抱六月儿付。夫踰垣先遁，罗遂被执，度不能免，绐贼家有厚赀，入收之，遂赴火死。郡人多为诗文吊焉。[6]

罗氏与邓氏一样，都被寇贼威逼，而全节方式也惊人的一致，或诓骗“有金在他所”，或哄骗“家有厚赀”，结果则分别为投井、赴火以死。清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顺德县志》卷十四“人物列传·烈妇”记载的烈女潘氏亦有类似表现。

梁明妻潘氏，逢简人黄萧养伏诛，元戎并杀胁从者。明与妻隐于草野间，军逼其妻，明捍之，为所杀。掳潘而去，潘曰：“吾腰领中有金珍首饰，缓我缚解，以相赠，相从未晚也。”即投江而死，年二十四岁。

潘氏同样遇到了被胁从的险境，为了避免被贼人玷污，同样以藏有金珍首饰诓骗，并最终以投江的方式保全了名节。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新会县志》卷十“列女”中记载的烈女何氏身逢险境的选择亦复如是。

何氏，河村人。父宏大，元时为乌府史。赘同邑萧积善为壻。至正丁酉八月，乡贼陈有得杀积善，意在何氏，遣众劫致之。氏度不免，饮贼众于堂，绐伴者曰：“吾埋金钗井旁，可取为饰。”得至井，遂投入死。父母出其尸，与夫合葬，时嫁一载耳。明知县丁积建亭井上，曰双义，仍建贞节坊，置祭田五十二亩。[7]

何氏于危机中保全贞操的方法依然是以“埋金钗井旁”的方式骗取歹人信任，并趁其看押不备，投井全节。稍有不同的是，《（道光）新会县志》补续了知县丁积修建双义亭、贞节坊，并置办祭田的事，身后表彰推扬之意颇为明显。

如果将《（嘉靖）始兴县志》卷下邓氏、《（崇祯）肇庆府志》卷二十三罗氏、《（乾隆）顺德县志》卷十四潘氏及《（道光）新会县志》卷十何氏的故事并置起来进行观照，可发现四位传主虽然生活在不同时代、地域，但其在贞洁被威胁时的表现几乎一致。方志的文本叙述模式可以抽绎成“地方动荡（背景）——女性被流寇抓获（事件）——面临被奸污（危险）——以取财产哄骗贼人（计策）——借机自杀（殉节）——死后各类神奇现象（结局）”。不唯上揭明清时期广东地区四种方志对烈女事迹的描绘高度雷同，其他地域的方志也存在着大量的同质化案例。由这众多的案例可以分析得出，明清方志中烈女形象的塑造已具有了较为浓厚的模式化倾向，所刻画的烈女除却姓名、籍贯、时代不同外，烈女的日常言行及殉节形象日益趋向一致，呈现出千人一面的状况。此外，叙事也具有规范化趋势，即在社会动荡之际，烈女为了保存自我的贞洁不被玷污，在面对强权暴力时，选择死亡的情节高度相似。考虑到具体的时代环境、人物处境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如此多的烈女事迹雷同，对此现象的可能性解释就是方志编纂者对烈女事迹及形象一定程度上的虚拟与构想，即在男性视角下建构烈女应有的性格特征，为社会树立道德榜样，并以此推广儒家正统教化所强调的立身应以忠孝节义为重的观念。有鉴于此，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明清方志烈女传中记载的诸多烈女，其言论、事迹、形象的趋同，是男性方志编纂者施加于这些烈女的结果，在面临困厄时，烈女能够舍生以保持贞洁，借以彰显正统道德与日常教化的巨大力量。

对女性的书写，除了刻绘身处困境的烈女形象之外，方志编纂者亦非常关注对才女的表现。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杭州府志》卷三十三“贤媛”记载了才女顾若璞。

顾若璞，字知和，仁和人，按察使汝学孙女。幼娴诗书，适诸生黄茂梧。茂梧为江西参议汝亨子，早卒。时汝亨方宦游，遗孤长者八岁、次者六岁。每从外傅入，辄为陈说诗书及秦汉百家言命之。汝亨致政，归，太息曰：“儿死，犹不死矣。”老年尝纂辑《黄氏宗谱》，立祭田以永祀事，亦涉猎内典，独痛疾。优婆彝曰：“若辈无知，徒乱人耳。”性坦直，临财丝粟不苟，能恤人隐。素负敏异姿，一览记忆，所著有《卧月轩稿》。年九十岁卒[8]。

先介绍顾若璞表字籍贯、亲属婚配等基本信息，继之叙述其在丈夫早卒后，勉力抚育遗孤的德行，以及素负诗书的满腹才华，而公公黄汝亨的高度评价，更具有了盖棺论定的意味。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本《钱塘县志》卷二十八“列女·贞女”描写了才女吴柏。

吴柏，孝廉杉女弟，许字陈允璧。将嫁，允璧卒，号恸，誓不嫁。或以微词动之，辄阖户自缢。父母怜之，乃许归陈。入门泣拜，姑嫜曰：“今日得称归矣，子亡妇在，子职即妇职也。”布衣操作为陈妇七载病瘵，抚允璧之柩，一恸而卒。柏能诗，有集曰《樾阴》，吴宫詹太冲序而传之[9]。

比顾若璞更为悲惨的是，吴柏尚未过门，其结亲之人陈允璧便去世了，不惜以自缢的极端方式表明誓不二嫁的志向，更因巨深创痛随亡夫而去。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绍兴府志》卷六十五“人物志二十五·列女二”记载了才女王端淑的故事。

王氏名玉映，字映然，季重女也，作配丁睿之。幼聪颖，喜读书，稍长益沈酣史传。古大家，工于诗，能临池，亦间游戏水墨。诗则标新探奥，敌体沈宋。其论断古人处，绝似龙门，毫无儿女口角。虽翁官詹事而家世清白，际鼎革之后，一椽不保，日食不继，处之怡然，惟以书史消岁时、山水为良朋。每花晨月夕，则哦吟自得，几不知寝废食亡。所著有《吟红全集》《论古诸书》行世[10]。

对王端淑的书写，将笔墨集中至对其诗才的刻画，“沉酣史传”“敌体沈宋”“绝似龙门”云云，皆为推举传主的横溢才华。清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桐乡县志》卷十八“列女志下·才媛”记载的清代才女张俪青的故事亦复如此。

乌程诸生沈思美妻张氏，名俪青，素工吟咏。与夫少年伉俪，情好甚笃。尝于春暮并坐红窗，扫笺涤砚，以唱酬为乐，忽见双燕穿帘，呢喃相语。氏感之赋诗曰：“闲庭花落燕归迟，人倚雕阑欲倦时。禽鸟犹能知静好，一帘斜影语相思。”无何病卒。明年燕复来，思美触物伤怀，作诗题壁曰：“双翦仍来寻故垒，一枝愁已谢东风。雕阑依旧人何在，惆怅闲庭落满红。”为之长号不已[11]。

上引沈思美与妻子张俪青的故事更为凄美，张俪青因吟诗伤春而病卒，沈思美于来年触物伤怀，亦作题壁诗唱和，伉俪间的笃厚深情甚至可以突破时空、生死的限囿，因外物触动内心，或悲或死，颇有彼时盛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风格特征。

若将《（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三顾若璞、《（康熙）钱塘县志》卷二十八吴柏、《（乾隆）绍兴府志》卷六十五王端淑及《（光绪）桐乡县志》卷十八张俪青并置起来进行考察，顾若璞是德才兼备一类女性的典型，吴柏以诗词发抒遭逢困厄时的心绪，王端淑是才华卓异、吟哦自得一类形象的代表，张俪青是夫妇诗酒酬唱、相伴相随的范例。不同于烈女形象书写的模式化，明清方志中对才女形象的描写则显得更为丰富生动，呈现出了不同风貌，尤为引人入胜。明清方志中的女性，有善良孝顺且才华横溢的女儿，有蕙质兰心并诗酒唱和的姐妹，有知书达理且为夫分忧的妻妾，有慈祥仁爱并教导子女的母亲，有遭逢险境不惜身死殉节的烈女，共同构成了别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视域下的女性群体。这些烈女、才女是男性书写者着意刻画的对象，其中有纪实性的再现，也有虚构性的表现，但无疑这些德才兼备的女性，是方志编纂者的心之所系。通过对烈女、才女形象的生动加工，塑造了足以垂范今人与后世的道德榜样，而道德训诫的巨大力量又促进后世方志对烈女、才女形象形塑得愈演愈烈。

二、觉醒萌动：《女子世界》插图的性别视域阐解

据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统计，清末陆续出现了近30种的女报，虽然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诞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但要论具体册数、内容类型及持续时间，则《女子世界》应属此期最为举足轻重者。《女子世界》首期由常熟女子世界社于癸卯年腊月朔日（1904年1月17日）在上海推出，由丁祖荫负责报纸的日常编务事宜。《女子世界》的栏目主要有图画、论说、演坛、史传、译林、谈薮、小说、专件等，供稿作者多为当时名流，如丁祖荫、金天翮、柳亚子、周作人、徐念慈、蒋维乔等，而其流通区域“主要在江浙，而辐射到长江沿岸的安徽、江西、湖北、四川，并及湖南与广东，北方则只有山东与北京两处”[12]。学界对《女子世界》的研究多聚焦于晚清报刊史及晚清女性史两种论域之中[13]，此外，还有以具体问题切入剖析其重要地位的文章[14]。从学术史上来看，《女子世界》业已引起了一定重视，但仍有部分空间有待于继续深入发掘，各期的插图便属其中之一。

《女子世界》中的插图主要可分三大类型，其一为刊物封面，或为简笔花卉图，或为人物故事图；其二为图画栏目中的女性照片、历史人物版画；其三为文章配图。上述三类插图以第二类最具特色，盖因其以直接刊载照片、版画的方式将以往困守在深闺中的女性直接推向世人的面前，成为被窥视、被观看的对象。先看《女子世界》第1期登载的由上海文明书局制版印刷的《癸卯十月务本女塾教习学生摄影》（图1）。

照片天头位置标示了该合影拍摄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而上海务本女学塾由吴馨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作为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振兴女学、改变长久以来重男轻女的积习是其推崇的办学宗旨。此外，倡导女学生放足，严禁奢华攀比之风，皆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改变有所助益。《女子世界》在其创刊号的显著位置刊登这张照片，足见其对女学的重视，报纸其余专栏中更有《振兴女学》《创办女塾》《女学生入学歌》等文章与其遥相呼应，形成了女报内部的互文关系。此外，在第8期中登载有《广东女学堂学生摄影》、第10期有《石门女学讲习所会考各塾学生撮影》、第11期有《日本实践女学校中国留学生》、第13期有《天津淑范学堂》、第14期有《常熟竞化女学校摄影》、第15期有《苏州同里明华女学校之撮影》、第16-17期合刊本有《黎里求我蒙塾女生摄影》《无锡竞志女学校撮影》、第18期有《日本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第一回卒业写真》等，凸显了《女子世界》对女性教育的持续重视，希冀通过推动女校发展，实现对既有女性意识的变革。

对女学的呈现，往往是以人物群像的方式，而《女子世界》中亦不乏对单个女性肖像的表现，如第2期的《女士薛锦琴》、第6期的《周红梅女士遗影》、第7期的《杜清持女士》、第9期的《张竹君女士小影》、第12期的《石门文明女塾教员吕筠青女士小影》、第18期的《女士杨寿梅》等。择选《张竹君女士小影》（图2）予以重点分析。

图2：《张竹君女士小影》[16]

张竹君（1876-1964），广东番禺人，早年肄业广州南华医校，后转夏葛女子医学校，曾开办褆福医院、南福医院，创设育贤女学、女子中西医学院，发起组织中国赤十字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亦是女权运动的先驱。[17]张竹君著有《妇女的十一危难事》，反对缠足、卖淫等戕害女性的积弊，主张妇女解放。《女子世界》其余刊期登载的女性肖像也多为进行女权运动的先驱、干将，如薛锦琴是第一位当众演讲的中国女性，杜清持矢志推动女子教育的发展，杨寿梅为了继续求学而不惜寻短见。这些走在时代前列的新女性，努力发出觉醒之后的声音，并尝试着突破传统社会笼罩在女性之上的重重限囿。

除了女性群像、个体肖像之外，《女子世界》中还有一类关涉历史女性的图像亦别具韵味，主要有第3期的《木兰从军》、第4期的《聂隐娘 红线》、第5期的《看护妇南的搿尔》等。上述图像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借古喻今、西体中用，更是通过报纸内相应篇章的叙写，形成自洽的语图互文关系。择选《木兰从军》（图3）予以具体阐述。

图3：《木兰从军》[18]

花木兰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塑造的重要女性人物，其以女儿之身替父出征、抗击柔然的英勇事迹感天动地，而南北朝叙事诗《木兰诗》，以及明代文坛巨擘徐渭改编的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等文学作品更是将花木兰推举到巾帼英雄的位置。花木兰作为传统社会里非同一般的卓异女性，《女子世界》自然对其给予了重点关注。除了以版画方式生动刻绘花木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19]的飒爽英姿，更是在“传记”栏目中以8个版面刊出柳亚子撰写的《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着力将花木兰改写为新女性形象，传记收尾“万丈军魂千里血，春风开遍自由花”[20]便是刊物宗旨的集中体现。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女子世界》初创时期的刊物封面采用的是较为保守的简笔花卉图，而自第10期开始则另辟蹊径更换成了一幅颇具张力的人物故事图，一直保留到第14期，从第15期起又重回简笔花卉封面图模式。下面重点分析第10期的这幅封面图（图4）。

图4：《女子世界》第10期封面[21]

上引封面图被区隔成了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以花环围绕刊名、刊期交代当期报纸基本信息；下半部分则是一伫立于石柱之上，用力挥舞国旗的西方女子。将首先映入眼帘的封面图由既往稍显保守的简笔花卉图，改变成站立呐喊状的女性形象，充满了象征意义，用意在将女性解放运动以更为直白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

之所以强调《女子世界》插图的重要性，缘由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文字、图像这两种载体在表情达意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相较于文字，图像对人物、事件的表现更为直接形象，因此更易产生视觉上的冲击力，普罗大众对其意旨的接受也会更强一些。其二，《女子世界》几乎在每期都有讨论女校话题，其中数期更是将上海务本女塾、广东女学堂、石门女学讲习所、天津淑范学堂、常熟竞化女学校、苏州同里明华女学校、黎里求我蒙塾、无锡竞志女学校等各地著名的女校师生合影照片放置在报纸显著位置，振兴女学的用意颇为明显。其三，择选晚清那些勇于突破传统陋习限囿的新女性肖像进行刊载，如薛锦琴、周红梅、杜清持、张竹君、吕筠青、杨寿梅，以及历史上那些萌发女性意识的花木兰、聂隐娘、红线女，旨在以女性典范的标举引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传统女性从传统陋习中突围。正是基于以上的考量，《女子世界》中的插图显得至关重要，其是构成近代女性意识觉醒萌动的表征。

三、向度何为：寻找分殊处、走向普适性与契合现实

其实，明清两朝关涉女性书写的文献载体远非上文所重点讨论的方志、报纸两类，更为常见的则是古典文学中的诗词、小说、戏曲之类。诗词方面，既包括女性自撰的描写日常闺阁生活及复杂心绪的作品，如顾太清《水调歌头·和周紫芝<竹坡词>》“老去心情依旧，莫负良辰好景，去日不能重”[22]之类；又涵盖男性细致刻画女性生活及多样心态的作品，如纳兰性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23]”之类。小说戏曲方面，女性书写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盛行的才子佳人小说里便可窥见端倪。上文从众多的文献载体中拈出了方志、报纸这两类，关涉烈女形象的书写择选了明清两朝广东地区的四种方志，从明嘉靖十五年（1536）刻本《始兴县志》到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新会县志》，在归纳文本叙述模式基础之上，分析列女传的真实意旨所在。而涉及才女形象的书写则择选了清代浙江地区的四种方志，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杭州府志》到清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桐乡县志》，通过文本细读，明晰才女书写呈现出更为丰富生动的特点。报纸拣选了较具特色的《女子世界》，彼时清廷摇摇欲坠，而女报也在风云突变的大时代中发出了振兴女学、推动女权的声音。上述两类文献载体，在表现同一对象时，呈现出了不同的叙述模式和意旨特征。

经过前文对明清两类文献载体中关涉女性书写部分的细致考察，我们可以尝试从形而上层面思考不同文献载体在书写女性时所具有的可能向度。基于文献性质、适用范围及现实意义，或可将上揭讨论的具体向度析分成三个层面。第一层面，寻找不同文献载体的分殊之处，分别考察作为文字史料的明清方志，以及作为图像史料的各类报纸插图，探察两者在建构女性文化的具体面向上存在的共相与自相，突显图像与文字两者在文献性质上的特性和关系，即相互补充、形成互动或新的脉络的生成，重在梳理学科视域下的比较与分野。第二层面，以更多的能够走向普适性的案例支撑庞大的理论体系，明清方志中存录的烈女、才女形象，以及晚清报刊中著录的女性图像，特别是探究古与今、内与外、身与心三重视域之下女性书写的历时嬗递、共时情形、意识论域，是否可以迁移到其他类型的文献载体或研究对象上，比如诗词歌赋、小说戏曲等文献中关涉女性的书写，重在探赜案例的普适性特征。第三层面，不仅仅停留于对过去的观照，更为重要的是追求那些契合现实的关怀，以历时视角界定使用明清方志、近代报纸这两类文献研究女性书写及其思想底色的坐标，可预设三种情景，即明末的女性、清末民初的女性、21世纪20年代初的女性，当仔细爬梳纵向上的三个坐标时，或可建立起五百年里的女性文化演进脉络，考察重在突出其中的传承与新变。要言之，寻找分殊处、走向普适性与契合现实正是进行理论省思时理应关注的三大向度。

作为层累性的文献，从理论意义上来说，方志中的众多烈女、才女传记应都有其史源，换言之，方志编纂者在修志时多是将各类史料糅合重组在一块。那么，竭力推求其史料来源，并将两种文本进行细致对照，便可发现具体的改动所在，而这些更改之处正是方志编纂者想要重点强调的地方。作为新兴的媒体，晚近出现并蔚成大势的报刊，是观看、剖解晚清社会的利器，其语体风格、体例特征及内容分布，皆是值得留心探索之处，相较于传统媒介，由报刊之中探查到的历史情形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两者是补充、互动抑或是宕开新境的关系，亦是值得用心思忖的命题。而对上述具体问题的条分缕析，通过一个个案例的精致研究，或可拨开笼罩在相关思考之上的层层迷雾，让无垠的思考落到实处，亦以实处的切实推进夯实相关思考的深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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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光坡著，陈忠义点校《周礼述註》卷十“地官司徒第二”，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63页。

[2] 张松孙《重修蓬溪县志序言》，见张松孙修、谢泰宸纂《（乾隆）蓬溪县志》卷首，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3] 彭志《清代方志文庙舞佾图考论》，《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24页。

[4] 博润修，姚光发等纂《（光绪）松江府续志》卷二十九“列女传·完节”，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5] 汪庆舟修，袁宗与等纂《（嘉靖）始兴县志》卷下“忠节·国朝烈女”，明嘉靖十五年（1536）刻蓝印本，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藏。

[6] 陆鏊、陈烜奎纂修《（崇祯）肇庆府志》卷二十三“列女传”，见殷梦霞选编《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第1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7] 陈志仪修，胡定纂《（乾隆）顺德县志》卷十四“人物列传·烈妇”，清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8] 林星章修，黄培芳等纂《（道光）新会县志》卷十“列女”，《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广东省，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282页。

[9] 马如龙修，杨鼐等纂《（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三“贤媛”，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10] 魏㟲修，裘琏等纂《（康熙）钱塘县志》卷二十八“列女·贞女”，《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4，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487页。

[11] 李亨特修，平恕、徐嵩纂《（乾隆）绍兴府志》卷六十五“人物志二十五·列女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40，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535页。

[12] 严辰纂修《（光绪）桐乡县志》卷十八“列女志下·才媛”，《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23，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801-802页。

[13] 夏晓虹《晚清女报的性别观照——<女子世界>研究》，氏选编、导读《<女子世界>文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4] 相关学位论文主要有赵立军《20世纪初女性报刊——<女子世界>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余若瑶《<女子世界>在辛亥革命时期对妇女解放话语的建构》（河北经贸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谭红花《丁编<女子世界>（1904-1906）作者群体的女性观》（宁夏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松哈尔《清末<女子世界>传记文学的女性形象研究》（长春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15] 以具体问题切入剖解的主要有刘钊《清末小说女性形象的社会性别意识与乌托邦想象——以<女子世界>小说创作为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谢仁敏《<女子世界>出版时间考辨——兼及周氏兄弟早期部分作品的出版时间》（《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期）、谢丽《反传统与被传统：从两份<女子世界>看近代女子世界的艰难建构》（《史学月刊》2014年第9期）、潘华凌等《晚清女性刊物<女子世界>的编辑策略》（《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马勤勤《晚清女报与近代中国女性小说创作的发生——以<女子世界>为观察中心》（《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等

[16] 江苏常熟女子世界月刊社编《女子世界》第1期，王长林、唐莹编《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第1册，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7页。

[17] 江苏常熟女子世界月刊社编《女子世界》第9期，王长林、唐莹编《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第2册，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768页。

[18]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广州市志》卷十九“人物志”，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 第190-191页。

[19] 江苏常熟女子世界月刊社编《女子世界》第3期，王长林、唐莹编《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第1册，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173页。

[20] 郭茂倩编撰，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横吹曲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

[21] 江苏常熟女子世界月刊社编《女子世界》第3期，王长林、唐莹编《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第1册，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206页。

[22] 江苏常熟女子世界月刊社编《女子世界》第10期，王长林、唐莹编《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第2册，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853页。

[23] 顾太清著，胥洪泉校笺《顾太清词校笺》，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8页。

本文原刊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三辑“文本与图像研究”栏目，责任编辑：彭敏哲。

主编：鞠岩

编辑：姜佳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