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悦石先生
当代著名大写意花鸟画大家
吴悦石，1945年生，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艺委会主任，中国国家画院吴悦石工作室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吴悦石工作室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画学会理事等。出版有《吴悦石画集》《吴悦石作品集》《快意斋论画》《天人之际》等作品集和专著多种。
众所周知，文人画在当代的式微，是与中国传统社会场域的渐至浇漓攸乎相关。尤其是从十九世纪末的西风东渐以来，科学镜像下的物质主义长驱直入，其结果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大行其道。一时间，在推翻专制主义坍塌的隆隆巨响中，文人画也被比况封建的余孽而列入被革命的行列，而代之以新的“美术”观念。这是文人画自宋元兴起以来遭遇的全面厄运。
所幸，在风云际会的时代变革中，尚有百折不挠的坚守者，他们在“主流美术”之外的书斋方丈间，以悠闲从容的心态与方式，传承着文人画的薪火。其中以布衣出身，一生以农民身份鹤立画坛的齐白石老人最为显著。他成为旧时代文人画的终结者，同时又开启了二十世纪中国文人画传统的新纪元。
上个世纪以来，齐白石作为文人画传统在现代的重要代表，其创造卓著。同时，其传承意义更是影响深远，代不乏人。像李苦禅、李可染、娄师白、许麟庐等诸先生，皆能克绍乃师，祖述嫡脉，虽分别传其一支，但就其精神旨趣、笔墨境界，皆有创意与发明。此外，尚有辞世较早，影响隐见的王铸九先生，他以其雄浑淳厚的正大发扬，更成为上个世纪齐白石一脉文人画传统的绝唱与回响。
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人画传统，在以西方美术教育体系全面普及的浪潮中，声势稀薄，渐行渐远。尽管有所谓“新文人画”的短暂勃兴，但只是随帮唱影的优孟衣冠。那种以笔墨气象、人格襟怀为依托的“文人画传统“已成为了昨日的黄花。人们在卜测“文人画”气数的同时，更期待“文人画”领军人物在当下的振衣而出。
此际，当代中国文人画艺术涌现出以张立辰、郭石夫、吴悦石、邢少臣等先生悄然的登场，为乱象纷呈、尘嚣日上的画坛，吹来了一缕清新的风。
其中，吴悦石先生出生于旧时期的乱离之际，成长于新时代的和平时期。然而他与同时代画家所不同的是，他于青少年时代起，便有幸拜识如王铸九、董寿平先生等耆宿名家，执弟子礼。耳提面命之际，更多亲聆教诲。老先生们的施教不拘程式，聊天喝茶、小酌清兴都会应机以教。举凡旧时风物、名家佚闻、翰墨丹青、文玩雅好等，无不在谈及之列。这是使得吴悦石先生后来博洽多闻、视野开阔的最初储备。
王铸九先生早年从吴昌硕学画，后又北上拜齐白石先生为师。就文人画传统而言，可谓得大师亲炙，而吴悦石先生更是服侍恩师有年。砚边灯下，眼观手抚、心得意会。十余年里，于画理画艺无不融汇贯通。这一段经历，使得他对于中国文人画传统有了一个最初的印象和审美的标准，更成为其日后绘画境界不断提升的重要缘起。
七十年代初，吴悦石先生又转益向董寿平先生学画。董先生含蓄中不乏扬厉的笔墨气象及其人格志趣，成为他不断攀登的又一座高峰。此时的吴悦石先生正值青春，天性聪颖，加之勤勉与努力，常为董先生所夸誉与赞叹。在其《文人画的新一代》的短文中，曾不无感慨地说到：“他在作字、作画、读书、刻石之余，手不释卷。终于对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及其基本特点，都有了精确的认识。”
“文人画”，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概念，在唐宋发轫，元明后始隆兴，最终成为了一种与“画家的画”并驾齐驱的绘画门类之一，并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它独特的审美情趣。由于它深刻的文化关怀与精神视域，千百年来，它一直在士人阶层中薪火相传，并成为人们陶冶心智、游艺兴怀的特殊范式。在呈现优雅心象的同时，更加展示了中国文化丰富的美学内涵。吴悦石先生的绘画，正是沿着这一伟大的传统而循序渐进地展开着。
吴悦石先生的绘画正得益于对此的深刻体会。齐白石尝有“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著名论断。因此学习齐派绘画，历来被画家视作畏途。其至简质朴的画面构成，其刚狠凌厉的笔墨因素及其飞扬的个性风格，常会使人无所适从。这也是齐氏一门虽弟子众多，却鲜有出之于蓝者的客观实际。
吴悦石先生对于齐派绘画的学习正是在此“畏途”上，渐至具有了个人的心得与体会。首先，他不斤斤于笔墨形势的描摹与营造，注重直觉与心性的表达。在书法的修养中，提升线条的质感与丰富性，其花鸟较白石先生更加洗练与简洁、其人物更加突兀写趣的同时，更加注重人物气息的明快与醇正，而山水更是移花鸟、人物的写意方法于平远间，酣畅淋漓却又不失明清以来山水范式的风流蕴致。这是他借鉴前贤、吐纳自我的过人之处。
在此，我们要说吴悦石先生正是“大写意绘画”在当代的重要传承者。他不仅薪传有序，而且以自身几十年的笔耕不辍以及卓越的艺术成就为世人所瞩目。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吴悦石先生是中国大写意绘画于当代传承的重要线索和代表人物。
在当代文人画传统的承传体系中，吴悦石先生及其创作的确是一座不可绕过的重镇。无论是就其笔墨意象，还是所谓的精神气格而言，吴先生在阐扬前人的同时，又更多地具有了属于自己的个性范畴中的创造与发明。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当下传统文人绘画领域执牛耳者的重要原由。
伴随着“西风东渐”近百余年的浪奔浪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环境的稀薄和渐行渐远，人们对于传统的中国绘画，尤其是大写意绘画已经完全陌生了。而且人们从造型、写实精神的角度去看“大写意绘画”，这势必适得其反，并造成观念上的一些混淆。其实，就绘画的视觉元素而言，中西绘画未必不能通融，比如今日当代中国画坛的“折中主义”便如此。
但若从中西绘画，尤其是“大写意绘画”、或称作“文人画”的视角而言，则却有本质上的不同。传统大写意绘画（文人画）是一种人生“寄兴”，是“优游”、是“自适”，是自我精神的漫步和扪心自问，因此才有了所谓“逸笔草草”和“放笔一戏空”。“大写意绘画”是一种人生观在笔墨中的折射和贯注，也是人生智慧和精神高蹈。所以如何理解、读懂“大写意绘画”则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走近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和“不二法门”。
吴先生于中国画，举凡山水、花鸟、人物诸科皆有建树。其中又尤以花鸟一途用功最勤、入门最早。当然这也与传统文人画蒙启的独特步骤和习惯相关。而且直到今天吴先生仍然坚持学习传统的中国画应从梅兰竹菊入手才更为便捷和得体。在他看来，所谓的“四君子”最能表现笔墨的意象和气格，对于线质感的提升与如法的铺排，在此皆能得到完美地历炼，这是成就一位纯正中国画画家的必由之门径。因此，我们愿以花鸟为例，于此再一次走进吴悦石先生的绘画及其多彩的精神世界。
文人画传统的孕育，是在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后而渐至完善的。尤其是在宋元之际，伴随着文学的自觉与启蒙，文人士子在“外师造化”的同时，深刻地发现了本真的自我，即所谓的“中得心源”。也就是说在与大自然深切地遇合中，启发了人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感经验和精神感受。于是，广大文人士子便纷纷地拿起笔，以诗意的情怀和心灵的瞩望去表现他们所感知的生活与自然。当然，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带有主观与先验色彩的心理动机，与那种客观再现生活的院画是大相庭径的。这也是文人画传统由来已久所形成的重要审美核心价值之所在。
大写意花鸟的真正勃兴和自觉，应以明代的陈淳和徐渭为代表。二人都是书家，尤其是擅长草书的徐渭，更是将草书的用笔及其挥洒的气度运用到了花鸟画之中。他突破了宋元文人画家凭选取特殊题材借以表现某些约定俗成的理性认识之局限，开创了“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一种崭新的绘画局面。之后的八大与石涛以及扬州八怪中的郑燮、李鱓，皆能将个人的身世际遇寄情于花鸟之中。在丰富了花鸟绘画表现形式的同时，更赋予了花鸟绘画以更加深刻的文化征候。稍晚的吴昌硕与齐白石，如并峙的两座高峰，他们分别又将大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用笔间峥嵘的金石之气，选材中的大俗大雅等正是两位天才巨擘于大写意花鸟画的贡献所在。吴悦石先生的大写意花鸟，正是依循乃师王铸九而渐至入此堂奥的。
纵观吴先生的大写意花鸟绘画，可谓是融汇了诸家之所长，徐渭的放旷、八大的诡谲、石涛的简远、缶翁的清亢、白石的从容与自在，这些皆能在先生的笔下找到依稀的迹痕。但难得的是先生能够化笔实为境界，得妙有于真空。无论是其笔下的“四君子”，还是墨荷、花卉以及禽羽翎毛之属，他都能取诸家之法，最终以己意而出之，举一反三，他移此用，这是吴悦石先生花鸟作品中大可铃铃其声的动人之处。
先生的墨荷，笔墨氤氲间夹杂着生涩亢亮之气，婀娜与刚健中营造出一片洁净与清凉的境界。较之缶翁与白石，更加张显了笔情与墨趣。而且在线的铺排与错落间，更强化了审美的主观性，从视觉经验的意义上看，具有了强烈的现代因素和时代感，这是先生自己也不曾意料到的。先生所画的鹤与鸡，用笔用色皆力求简赅，寥寥数笔，神情具见。且气质清刚泰若、绝无委琐捏怩之态，宛若先生笔下的高士。其实，这也正如先生一贯主张和强调的：一个优秀的文人画家，其笔下一定要有一种凛然的清刚之气、敦厚的儒雅之气。反之，就是一定不要带有哗众的市俗气和江湖气。先生如是说的同时，也在其作品中充分地践行着这一优良的传统。
文人画传统的精髓，简言之，是以笔墨的质素来再现文人画家的心襟气象和人格品质。因此，作为一个优秀的文人画家，在修炼笔墨的同时，又要加强心灵境界的修养。笔墨与心灵又相互滋养，两者异质同构。对此一点吴先生是一贯坚持且常告诫弟子的重要话题。如在其《快意斋论画》中说：“古之学者在内心处下功夫，今之学者在门面处下功夫”。其实，这不仅是道出了当下画坛的时弊，而且也为真正热衷文人画的后学，提供了一条走进传统的坦途。
总之，在吴先生看来，人格气质与笔墨境界是不可以分割开来，二者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山水如是、人物如是，花鸟画亦如是，这是中国绘画所呈现出的独特的文化视野和审美特性。花与鸟的世界，是大自然赐予人生的一道美丽风景。花鸟画是画家对自然与心灵世界的深情咏叹。从此意义上说，吴悦石先生的大写意花鸟作品更如一位智者的歌吟，它有板有眼，从容淡定，意味深长……合诗书为三昧，与花鸟作四邻。
载录：王登科先生/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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