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导航的数字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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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玮，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一

引言：赛博崛起：“受众”变身为“领航人”

“赛博空间。每天都在共同感受这个幻觉空间的合法操作者遍及全球，包括正在学习数学概念的儿童——它是人类系统全部电脑数据抽象集合之后产生的图形表现。有着人类无法想象的复杂度。它是排列在无限思维空间中的光线，是密集丛生的数据。——他按下开关，瞬间切换到网络空间。他穿过纽约公共图书馆原始的冰墙，不由自主地点数这里的漏洞。随后又切换回她的感觉中枢，回到肌肉的摇曳之中，回到清晰而明亮的感受之中。”（吉布森，1986/2013：62、67）

这段颇有些诡异的描述出自距今三十七年前的一部科幻小说，给人类贡献了“赛博空间”这个新词的“赛博朋克”圣经《神经漫游者》。所谓诡异，就现在来看特指最后一段文字，因为文中描绘的大部分情形已经成为当前大众的日常生活。最后一段则非比寻常，但其想法也为当今世界所熟悉：被称为“数据牛仔”的人类男主角，可以切换到人工智能女主角的感觉中枢，跟随着她的硅基身体游走于实体空间中。尽管这还不是当前普通人的日常所为，但也频繁地浮现在各类技术想象和实验中。当前的人类社会仿佛正处在吉普森在这个小说里描绘的技术发展的某种状态，赛博空间出现了，人工智能正在行进中。

赛博空间并非是孤例，赛博格、赛博文化、赛博城市等等都是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新概念，它们共同构成了赛博社会。追溯赛博历史，一个更早的里程碑赫然矗立，那就是早于“赛博空间”三十六年维纳提出的“控制论”。关于这个概念，维纳自述道：

就像科学家们常常碰到的那种情况，我们不得不去创造一个人为的新希腊语词汇来弥补这个缺陷。我们决定用控制论（Cybernetics）来称谓控制和通讯理论的整个领域，既在机器中又在动物中，这个词的构成来自希腊语 κυβερνήτης，即“掌舵人”（Steersman）。在选择这个术语时，我们想要承认，第一篇讨论反馈机制的重要论文是一篇关于调速器的文章，——而调速器（Governor）一词则源自对 κυβερνήτης的拉丁文误用。我们还希望指出这个事实，即船舶的舵机确实是反馈机制最早且发展最好的形式之一（维纳，1961/2020：13）。

这段话体现了赛博理论的核心观点，其一，打通无机体（机器）与有机体（动物、人）。“在方法论上来看，维纳把两类迥然不同的对象——机器与有机体——放在同一个概念体系下来考虑，这是他在思想上的最重要的变革。”（胡作玄，2020：19）有学者认为，Cybernetics的中译“控制论”不够准确，误导了汉语读者的理解，仅仅在一般意义上理解为掌控（Control）（胡作玄，2020：15），这个词译为“赛博学”似更为妥帖（戴浩，2016/2018：13）。哈拉维发表于1985年的赛博格宣言开篇即申明，Cybernetics是“机器和有机体的混杂”（Haraway，1985：65）。其二，技术是此种混杂的条件和动力。技术与人类的纠缠由来已久，按照斯蒂格勒的说法，人就是“技术性的存在”（斯蒂格勒，2004/2018），因此维纳、哈拉维所言的打通、混杂，不是在隐喻意义上的人与技术的联系，而是基于特定的技术，使得人与机器的关系发生质变，这里的技术即指处理信息的机器——计算机，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如许煜所言，维纳的控制论，“标志着一场认识论革命的开始，这场革命将有效地把人和机器整合进诸多反馈回路中。”（许煜，2019/2020：231）其三，随着技术的推进，这种打通与混杂渐次出现在各个方面，松动了之前形形色色两元事物的边界，作为“第三元”的媒介，被突显了。居间、复合、跨域等等媒介的力量，正在重构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这种重构几乎是全方位展开的，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直至人本身。

由此，赛博现象提出的问题是，人类如何凭借媒介成为领航者？维纳在控制论思想中提出的“掌舵人”在当前数字媒介环境中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卡吉尔在为许煜《递归与偶然》所作前言中将领航人的概念追溯到了奥德修斯，“桨是舵手，或者说是领航员（Cubernetis）的技术对象，这些人将物理性技巧与信息和智慧结合在一起，在海上开辟道路。奥德修斯的桨是获取能量、进行导航或控制船只等复杂技巧的技术条件。”（卡吉尔，2020：2）当“桨”这个技术性媒介发展为语言、文字、图像、影像、计算机、移动终端时，掌舵人的实践发生了什么变化？维纳在讲述信息技术及机器时提及船舶及舵机，或许让人感觉有些突兀，其实他之所以用这个古希腊词汇正是想突出人与环境、技术形成的反馈回路，在这个意义上，桨和计算机有高度相似，即通过技术性媒介把人（有机体）与环境（无机物）贯穿，联系在一起。控制论的研究者认为，柏拉图在两个层面上使用Cybernetics：航行技术和修辞技术，其共同点是引导、控制与统治（胡作玄，2020：17），但柏拉图只是在隐喻的意义上将两者相提并论。维纳之所以沿用这个词，可以理解为企图以计算机技术在现实层面打通两者。令人惊叹的是，柏拉图两千多年前的想象，正在被当前的数字技术转变为现实。

马诺维奇在他的名作《新媒体的语言》中，将新媒体形式概括为数据库及可导航的空间，并且进一步指出数据库-可导航空间与印刷、电影的叙事形成鲜明参照，是“两种相互竞争的想象力、两种基本的创作冲动、两种对于世界的基本回应。”（马诺维奇，2001/2020：237）这也是新媒体迥异于模拟技术电影之处，新媒体创造了一种人类认识世界、存在于世界的新方式。媒介作用于人的方式，正在从线性叙事转向数据库-可导航空间，大众的媒介接触及传播实践，也正在从被动的聆听、阅读、观看（穆尔称之为被动的交互性）（穆尔，2002/2007：63），转向新媒体空间的信息与身体航行。在其中，空间性、具身性、物质性等等命题以一种别样的方式重返传播与媒介实践和研究的视域，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传播、媒介的历史性转折，以线性文本叙事为主要媒介形式的大众媒介，渐渐地被以数据库.可导航空间为主导形式的新媒体所替代，这不单只是从技术层面将大众媒介时代的“受众”转变为数字媒介的“领航人”，还涉及人类文明的变革。2020年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集中体现，期间人类赛博想象及实践经历了大爆发，形形色色的“无接触式”场景浮现，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直播带货、外卖快递的迅猛发展（司晓，马永武等，2021），大范围地将人、物、机器、环境实施了新型重组，媒介早已突破了象征符号的话语实践范畴，人们从大众媒介的“受众”、计算机网络的“用户”，渐渐地转变为赛博社会信息系统的“领航人”。和《神经漫游者》相比，大众的媒介漫游贯穿于日常生活，而且这种漫游不仅仅限于“神经”，借助手机这个智能移动终端的导航，肉身及其器官也加入到漫游中。

本文试以“媒介导航”为关键词，描绘并阐释数字媒介时代技术如何建立了人与世界的一种崭新关系，以及媒介导航如何塑造了当今人类的数字化生存状态。所谓“导航”，一般指利用某些技术，通过在虚拟或实体空间中的定位规划，指引身体或某些器官的移动方向和路径。在本文中意指，大众（移动互联网用户）借由数字媒介，穿梭于虚拟信息网络和实体物理空间中，收集并组合信息、建立自身信息环境、实施个体行动的传播实践。本文认为，在柏拉图意义上导航的两个面向——实体空间的身体行动和语言文字符号文本空间的话语修辞，随着技术引发的媒介形态变迁，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移动网络、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融合的态势。人类在两个空间的导航实践经由数字媒介交织、互嵌，数字时代的媒介导航，不但贯穿于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且使得媒介技术系统成为驱动社会系统的基础性力量。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展示这种正在发生的变革，其一，从技术与文本演变的视角，考察媒介形式（在马诺维奇的层面）与人之关系的变化，即，人们如何从印刷文字、模拟影像等叙事媒介的阅读者、观看者，转变为数字时代的领航人，这种变化发生的缘由是什么，引发何种社会变革。其二，从技术与时空关系的视角，分析赛博现象这种人类新型时空类型如何将行业分割的现代社会集中到以技术系统为基础的社会框架中，这个系统以数据（信息）的统一形式综合了人、物、环境，其中数字城市就是一个典型表征，大众的日常生活就是在城市系统中的自我导航。在此基础上，探讨媒介系统如何通过勾连、驱动社会系统，成为社会基础性要素。本文借用上述技术哲学中奥德修斯的“桨”作为导航凭借的媒介意象，以鼠标对应计算机虚拟空间、手机对应移动网络时代的数字城市，指向一个核心议题，当前数字技术嵌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致使媒介成为自我导航的基座，人借由媒介通达外部世界的方式得以拓展，由此改变了社会形态以及作为导航主体的人本身。

二

鼠标：超文本用户的“数字桨”

数字时代大众对于媒介导航的感受，多半是从手里的鼠标开始的，与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相比，使用计算机需要更多的工具，显示屏、键盘、鼠标是标配。显示屏给人的感觉，仿佛是纸张或者电视屏幕的转世，但键盘与鼠标和电视遥控器截然不同。就表面的使用感受而言，电视遥控器是在媒介专业机构给定的内容中选取，一旦选中，也只是按照既有节目内容顺序观看，观看者是内容被动的接受者，只是这个媒介系统的输出对象，无法成为主动的输入者、编码者。键盘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计算机用户一举变为信息系统的输入者，并不断地经由自行组织，与计算机形成了一个信息循坏的系统。计算机键盘和打字机之不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键盘是计算机一个动态循环信息系统的接口，而打字机只是将口语或文字复制到纸上，凝固成一个静态的符号系统。鼠标的意义更加耐人寻味，它在以往的媒介系统中似乎找不到对应物。很难想象，看似简单的鼠标发明，当年竟是计算机历史上NASA投资的一个专门项目，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实验和评估各种‘屏幕选择’装置，看看哪种适合精确的定位指向。其中一个重要的测试环节是在屏幕上快速准确地击中目标。”（李恪，2021：51）历史上第一个鼠标是带有两个轮子的定位装置，设计点是“通过纵横方向定位光标”，它的发明者在申请专利时用了一个复杂的名字“显示系统X-Y坐标位置指示器”（李恪，2021：51-53）。“定位选择”，是鼠标的关键词。在以往的媒介接触中，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这个看似微小的变化，包含着媒介文本的一个重大转折。上述马诺维奇（2001/2020：229）指出，人类存在着两种文本类型，数据库-可导航空间式的与线性叙述式的，所谓重大，因为文本这种媒介形式，关乎人类认知方式、知识模式，甚至是存在方式。而鼠标正是数据库-可导航空间形式的一个典型标志。

鼠标用“定位选择”的方式处理信息，这意味着计算机的文本形式不同于文字和模拟影像，根本区别在于，信息是以一种空间并置的同时性呈现的，区别于线性叙事的历时性方式。1965年发明了“超文本”一词的计算机奇人尼尔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纸是信息的敌人（李恪，2021：91），因为信息需要以“超文本”的方式呈现才最恰当。尼尔森这样定义超文本，“非序列性写作——文本相互交叉允许读者自由选择，最好是在交互性的屏幕上进行阅读。根据一般的构想，这是一系列通过链接而联系在一起的文本块，这些链接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路径。”（转引自考斯基马，2000/2011：35-36）自六十年代开始，尼尔森随身携带笔、剪刀、便签、笔记本、文件夹、透明胶带、订书机等，“这些是他连接事物的工具，也是他对抗纸质世界的弹药。” （李恪，2021：91）“被困在纸上的我笨拙地模拟了这种（超文本）的平行性。”（李恪，2021：91）尼尔森阐明了“超文本”与文本的区分，在超文本中，相较于单个信息（文本块），信息内容之间的连接方式（文本集合模式）才是更为重要的价值体现，正因为采取的是同时并置方式，所以这种连接是开放的、不确定的，可以由使用者自行选择连接方式。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鼠标的作用：在一个虚拟信息的空间版图中，定位选择单个信息，进一步地，将多个信息勾连起来，而连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信息的生成不仅仅在于单个文本块的选择，更在于文本块的组合模式。鼠标和键盘之所以是计算机使用者的必需品，因为计算机呈现信息的形式和纸质文本、模拟技术的广播、电视、电影完全不同，后者是线性叙事的封闭性文本，而前者，是非序列性的开放式动态呈现。超本文的使用方式又被称为超链接，使用者需要主动建立信息之间的关联，这就是新媒体时代领航人产生的技术条件。正如莱恩·考斯基马所说：“当信息十分复杂之时，超文本将是再现它的唯一可能的方式。”（李恪，2021：90）这正是文本与超文本作为信息呈现形式的鲜明对照，依赖空间形式的超文本，催生了信息世界的“用户”——虚拟信息世界的领航人，每个人必须在超文本空间中为自己导航。

马诺维奇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尺度中考察这两种形式，他认为，文档集合与叙事作为人类两种最为基本的认知、思维方式，“在现代媒介产生之前就早已存在。”他举例说，古希腊人写出了长篇叙述，同时它们还制作百科全书。但两种形式在人类文明中并不是完全均衡的状态，在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它们在互相竞争中不断地变换主导者的角色。“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数据库将世界呈现为一个项目列表，并拒绝为这个列表排序。与此相反，叙述是在一系列看似无序的项目（事件）中创造出一个因果轨迹。因此，数据库和叙述是天敌，它们争夺人类文化的同一领域，每一方都声称拥有在世界上创造意义的专属权利。”（马诺维奇，2001/2020：229）随着书写和纸张的普及，特别是现代印刷媒介的大众化，加之电子模拟技术将电影、电视等影像媒介推至霸主地位，这一切使得线性叙事成为人类文化的主导形式。在两种形式的竞争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媒介技术。历史上有无数人像尼尔森那样，尝试使用形形色色的方式突破线性叙事，比如新浪潮电影，试图“由情节的无数的空间、时间、偶然的抵牾和矛盾创造出含混性和不确定性”，开拓出一种非叙事的观赏方式，但习惯了被动愉悦的电影观众无法接受（穆尔，2002/2007：70-72）。又如互文性理论也强调文本意义是在多重网络中得以呈现的，但在文字和纸张的世界里，互文性只能由想象转喻实现，缺乏物质性的现实表现。

对此，马诺维奇直截了当地说，“数字计算机成为数据库形式的完美媒介”（马诺维奇，2001/2020：238）。在数据库形式构成的信息虚拟空间中，导航取代了阅读、收听、观看（同时也包含了它们），成为新媒体连接世界的方式，而领航人就是每一个用户自己。马诺维奇这样描述空间导航的涵义，空间导航是“穿越三维虚拟空间的运动”。马诺维奇说，这个概念是新媒体概念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计算机科学家使用“导航”一词来指称组织和访问超媒体的不同方法，互联网空间中的导航包括使用超链接、使用网站提供的菜单，以及使用搜索引擎（马诺维奇，2001/2020：275）。新媒体的导航和传统媒介的阅读、观看形成了显著的差异。其一，主动性。在传播理论中，“积极的受众”已经在多个理论维度中获得阐释，大众传播学受众、效果理论的反馈说；文化研究中大众抵抗权力的解码理论；新媒体研究中的用户生产内容模式等等。领航人的主动性突出表现为自行选择信息及其组合方式，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封闭的线性叙事文本，即，不仅仅是选择或者生产单一文本块，更是指在海量信息的数据库中随心所欲地搭建信息模式。“超文本消解了直线式的文本流，而进入了一个文本网络，文本单元之间相互指引，因此读者借助于所提供的链接可以寻找自己的线路。”（克莱默尔，1998/2008：3-4）其二，交互性。领航人的交互性指，在虚拟空间的信息航行过程中展开的即时多重互动，包括，人与信息（使用者可以生产信息、组合信息）、人与环境（在虚拟三维空间中）、人与人（网络社交）。这不仅限于信息文本内容的抽象符号交换，而是在多重感官中展开的，视觉、触觉、听觉都参与其中，网络游戏、信息可视化新闻等，都是代表性类型（李梦颖，陆晔，2021）。穆尔因此说“互动性叙事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 “真正的互动性、非线性艺术观念难以在传统叙事媒介中具体表达。印刷书籍和剪辑电影都不可避免地由其制作者以某种秩序固定下来，因此，不容读者或观众进行任何实际上的干预。”（穆尔，2002/2007：95）其三，现实的干预性。大众媒介的传统技术将传播与亲身在场性分离开来，也就是放弃了对现实的即时干预性（克莱默尔，1998/2008：3）。尽管超文本的导航仍是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完成的，但它已经显露出在非隐喻的意义上干预现实的能力，大众可以通过虚拟空间的信息导航转换至线下的身体行动。

从文本到超文本的演进，并非意味着文本形式的消逝，在这里麦克卢汉的论断旧媒介成为新媒介的内容（麦克卢汉，1964/2000：34、376），仍然是成立的，文本形式成为超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一步延展了自身的意义。在超文本的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赛博文本的概念，根据亚瑟斯的定义，“赛博文本性是对所有文本的一种透视，这种透视考虑并凸显了所有文本的功能。从这种赛博文本的观点来看，所有文本都是执行某些功能并必须以某种方式使用的机器。”（考斯基马，2000/2011：4）赛博文本的读者（亚瑟斯称为用户）有四种功能：解释、导航、结构和写作。解释是一切阅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阅读超文本时，读者不仅要解释，还必须积极地在超文本路径形成的网络中为自己导航。此外，有可能允许读者/用户设定文本，例如，在超文本中添加读者/用户自己的链接，因此，结构意味着在一定范围内改造文本。最后一个用户功能是写作，即允许用户参与文本的写作——这样的写作可能就是编程（考斯基马，2000/2011：4、28）。在这其中，解释功能使得文本对我们变得有意义，此时信息由文本流向读者。导航方式在超文本中尤为典型，读者可以选择自己的路径，以便在文本中游历，通过键盘、鼠标或其它输入装置，读者把信息送回系统（考斯基马，2000/2011：232），从而完成了由文本系统和读者构成的反馈回路。文本形式的演进，意味着读者（计算机用户）获得了操纵、修改文本的能力，并且以此与文本形成了动态的信息循环。借助这个由计算机技术实现的即时信息反馈系统，媒介导航突破了既有人与媒介文本的关系，读者与媒介的互动不再局限于文本之外的事后反馈（即大众媒介的反馈模式），读者成为用户，变身为计算机虚拟信息环境的领航人。

超文本正在成为主导的媒介形式，这个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是人接触媒介方式的变化，却关乎文明的巨大转变。从本文议题出发，这种转变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媒介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其变迁涉及人类认识方式和存在方式的转变，如：认知方式的非序列性综合；分布式的知识生产和存储模式；多维复合的时空观；身体感官的切割、重组，等等。其二，媒介理论和传播实践的变迁。如，大众媒介机构的转型；新闻传播学基本概念如传播、媒介、新闻、真实性含义的变化等。如新闻媒介专业机构报纸、广播、电视，建基于文字印刷与电子模拟技术等线性叙事文本，与现代性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关联。当媒介主导形式由文本转变为超文本、赛博文本时，新闻业的技术基础与知识范式的根基被动摇、转移，这或可成为当前考察新闻业转型的一个独特视角。

三

手机：数字城市中领航人的“智能桨”

“超文本”实现了从二维的纸张到三维计算机空间的转移，而在吉布森幻想中，“数据牛仔”的媒介漫游并未止步于计算机虚拟空间，他穿梭于信息世界和城市实体的双重空间中。这也意味着，媒介导航并不只限于计算机虚拟空间。马诺维奇这样理解维纳选择Cybernetics为控制论命名，他认为可导航空间是超越计算机文化的一种更大的文化形式，因为在计算机出现前就已存在。计算机文化并不是可导航空间唯一适用的领域，人类学和建筑也有很多关于“可导航空间”的想象。可导航空间既可以呈现物理空间，也可以呈现抽象的信息空间，只不过，计算机成了最适合的媒介（马诺维奇，2001/2020：252、253、282）。马诺维奇在观察到可导航空间在新媒体中特别流行的现象时，问了一个问题，“这一形式的历史渊源是什么？有什么先例？”马多维奇追溯到了1863年，波德莱尔描绘的一个“全新的现代都市男性形象——漫游者”。马诺维奇认为其中隐藏了可导航空间的意涵，他以本雅明理论做了阐释，认为本雅明揭示了漫游者的导航行为改造了城市空间，“可导航空间是一个主观化的空间，其结构呼应着主体的运动和情感。当漫游者穿越现实中的城市时，这种主观化的改造只发生在漫游者的感知中，在漫游者穿越虚拟空间的导航中，空间可以发生真正的改变。”（马诺维奇，2001/2020：271-272）马诺维奇将“从19世纪城市的导航空间到虚拟的可导航计算机空间”（马诺维奇，2001/2020：279）做了一个历史性的勾连，将城市物理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类比、串联，开掘了媒介与文化、技术的多维度勾连，召唤出当前数字时代的诸多重大命题，如技术与主体、全球网络与地方化、身体的物质性与虚拟性、新媒体的知识范式，等等。

马诺维奇在确认计算机空间的主要特征是可导航性时，以邵志飞（Jeffrey Shaw）的新媒体艺术作品《可读的城市》（1988-1991）作为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个案，它的特殊性在于，其导航系统模拟了真实的现实环境。在《可读的城市》中，虚拟空间并没有完全模拟现实世界，而是通过三维字母建立起一个想象的城市。但虚拟空间中的每个值，都是根据真实存在的现实空间测量得出的，虚拟城市中的每个三维字母，都对应着现实城市中的一栋建筑，字母的大小、颜色和位置也根据对应的建筑物特征而得来。通过穿越空间的导航，用户读取到字母组成的文本，而这些文本援引自描述城市历史的档案文件。马诺维奇评价到，“通过这些映射，邵志飞强调了，或者用更准确的一个词说，‘展现’了新媒体与整个计算机时代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即虚拟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如此，“关于城市的记忆得以精心的保存，而非迷失在幻觉主义中。”邵志飞由此提出了虚拟技术的道德规范，虚拟至少可以保存它所取代的真实记忆，用一种新的形式编码它的结构。（马诺维奇，2001/2020：262、263、264）

马诺维奇提出了他那个时代新媒体的关键命题，虚拟性如何与现实建立新型关系，他的敏锐在于，指出新媒体的虚拟空间并非是与实体的截然两分，而是以独特的方式包含了现实，将现实转移到虚拟空间中，这正体现了计算机导航空间的基本特色。距马诺维奇的这本书出版已逾二十年，当前空间的虚实交融发生了另一个方向的翻转：线上不断向线下突破，计算机的可导航空间正在向物理空间渗透，并且出现了逐渐融合的景象。这种转向，是以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智能手机就是这些技术的集中呈现。智能手机与固定电脑相比有很多不同，作为移动智能终端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可以随身携带，随时随地接入移动网络，空间位置也变成了一种信息。这个技术特点逆转了媒介与人的关系，虚拟的媒介得以侵入物理空间，媒介对人的影响超越了几千年来符号隐喻层面，可导航空间也突破了计算机虚拟空间界域，开始转变为一种复合空间，而手机，正是这种新型可导航空间的“智能桨”。

这种复合性的赛博空间的智能手机导航，是当前数字技术的一个发展趋势。以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自动驾驶为例，特斯拉新近推出的导航系统直接使用纯粹的视觉感知，这个纯视觉自动驾驶系统通过8个摄像头的数据输入进单个神经网络中，整合成3D环境的感知，这被称为Vector pace。它的基本构建原则是把自动驾驶系统看作一个生物，有眼睛、有神经、有大脑，简单理解就是，特斯拉在设计汽车中的视觉时，是按照人眼感知生物视觉的方式进行建模。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场景模拟系统包含五个系统：准确传感器模拟；逼真渲染；各种路上的事物和定位；可扩展的场景生成；情景重构（新浪科技，2021）。这个技术集中体现了复合空间导航的特点：人、环境、机器系统的高度融合，而这种融合有两个相辅相成的重要前提，其一，无机物的有机化，环境、机器模拟人类的有机体系统；其二，所有存在物的数据化，包括人本身。当代中国人的城市生活，正是这种融合的典型体现。城市居民每天的日常，就是以智能手机为桨进行导航的赛博空间航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系统，都经由智能手机加以勾连、组织，形成了一种围绕每个人的运作系统，信息流从计算机网络中，不断地渗入物理空间，形成了一个系统循环，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交换，在这个循环中持续地进行中。以“异质汇聚”为基本特性的城市，成为这种新型导航空间的典型场域。

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城市和计算机通过一种方式加以类比，这就是媒介性。这种观点的代表性学者之一芒福德认为：

通过集中物质与文化的力量，城市加速了人类交往的速度，并将它的产品变成了可以储存和复制的形式，通过纪念性建筑、文字记载、有序的交往习惯，城市扩大了一切人类的活动的范围，并使这些活动在时间上向前和向后延伸。城市通过许多它的储存设施（建筑物、地窖、档案、纪念性建筑、牌匾、书籍），把各种复杂的文化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因为城市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一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所需的行为者——人。这一点是城市对我们最大的贡献。与城市复杂的人类秩序相比，我们现今储存和传输信息的精致电子机器是粗糙的、有限的（芒福德，1961/2005：580）。

对此基特勒评价道，“芒福德明确地将城市类比并等同于计算机——也就是媒介”，但“这个类比及其确切的要点仅仅涉及记录和传输信息两项功能，而且屈从于网络交汇的历时性。缺少了第三项基础性功能——信息处理（因为那将推翻芒福德的人本主义价值判断）。”（基特勒，2013：260-261）这三项功能是基特勒对媒介最基本的定义，据此媒介可以包括“老式的书本、广为人知的城市和新近发明的计算机”（基特勒，2013：261）。城市和计算机的内在相似性是网络系统，这个网络包括了虚拟和实体两个方面。古代城市呈现出的聚合与交汇的基本特质，在现代性之后更突显出来，“自城市不再位于大教堂或城堡所组成的圆形监狱之中，不再被城墙或防御工事所禁闭，交错的网络分割和联结着城市”，——不论网络传送的是信息（电话、广播、电视）还是能量（自来水、电力、道路），它们都是信息的不同表现形式（基特勒，2013：256）。“现代性城市不仅是街道的必然结果，而是由河流、水道和新闻渠道共构的网络，城市是所有这些路径的交汇点”（基特勒，2013：257）。综上，对于城市与计算机的类比，基特勒观点的创造性在于，将虚拟网络与实体网络打通，形成了虚实反馈的一个回路，这个回路能够不断地处理、生成信息。当前城市多重网络的交织越来越依赖计算机网络的支撑。智慧城市、智能城市都可看作这个思路的一种演进。由实体空间网络和计算机虚拟信息网络交融的数字城市，成为人类城市化生存的新型导航空间，移动智能终端手机则是用作这个空间导航的“智能桨”。

从虚拟空间的超文本到复合空间的数字城市，可导航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今数字时代虚实交融的赛博空间早已不是偏于虚拟世界之一隅，而成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空间形态，“我们不应该把虚拟现实想象为现实消失的一种形式，而应当视之为另一种现实的展开。”（穆尔，2002/2007：150）这种新型空间导航的媒介实践，已不仅限于点击鼠标的超文本导航了，它将手机用户线上信息环境的组织和线下肉身主体的行动串连起来，形成了即时即地的反馈系统。维纳控制论梦想的人、环境、机器之间的反馈回路，终于在数字时代渐渐地成为现实。媒介导航的城市化生存，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这种普遍性，首先体现在计算机技术系统与城市各类物理、社会、信息系统的对接与交融，这种对接，正是智慧城市、智能城市渐次展开的深层逻辑，技术并非逐项地单个应用于城市生活，而是作为系统日益成为城市世界最为基础的社会架构，支撑各类社会系统的运作。所谓数字城市，就是以数字技术系统为基础平台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其次，这种普遍性还体现在，人、物、环境都被技术机器系统囊括其中，技术机器系统、环境系统、社会系统形成了多重网络交织的动态互嵌状态。这个状态出现的前提是，数字技术将世间一切都数据化了，如此才打通了有机体与无机体的隔膜。再次，手机作为媒介在赛博空间的导航，渗透在普通人的工作、学习、娱乐、消费、生活中。城市中的人们重复着这些举动：打开手机上网、收集并组织信息、导向线下行动、线下行动生成信息（包括移动位置信息）、上线入网，如此循环往复。在此所谓的城市化生存，并非特指城市居民，也不仅仅是指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上网，而是将城市化视为列斐伏尔所言的人类社会正在实施的都市革命进程（列斐伏尔，1970/2018），是卡斯特都市星球的浮现（卡斯特，2008）。不但是乡村，整个人类社会都在迈向以城市为节点的全球网络社会，在这个社会形态中，城乡一体化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而作为异质关系汇聚的、全球网络节点的城市，主导着社会网络系统的运作。

手机这个数字时代的“智能桨”，聚合了多种类型的网络，第一次实现了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的双重导航，将两种空间通过媒介导航串联在一个技术系统中。这种媒介实践，彻底改变了媒介与人类和社会的关系。

四

媒介导航：技术系统融合人与物

中国科幻小说家刘慈欣在他获得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时致辞道，“说好的星辰大海，怎么只给了我Facebook”。他感慨，创作了《2001太空漫游》的克拉克对太空的瑰丽想象已经渐渐远去，科幻的想象力由克拉克的广阔和深远，变成赛博朋克的狭窄和内向（澎湃新闻，2018）。在此计算机制造的虚拟空间似乎是浩瀚无垠的宇宙物理空间的对立面。随着数字技术的进展，这种情形正在发生变化。当今智能技术的媒介导航空间，正突破赛博朋克的虚幻疆域，向广阔宇宙物理空间进发，是对这两种空间史无前例的一种弥合。遥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赛博系列词汇中很突出一个——赛博格（Cyborg），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典范。“赛博格”这个概念是在《赛博格和空间》这篇关于载人太空飞行的研究论文中提出的，这个研究致力于将机器加诸肉身，聚焦调适人类太空生活的人工智能技术。此种赛博实践正在填补弥合宇宙外部世界与抽象符号虚拟世界的鸿沟。克林斯和克兰在这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将赛博格定义为“神经控制有机体”“一种外生性的、组织上的复杂功能，是一个自发的、完整的自我平衡的系统”（考斯基马，2000/2011：238）。赛博格突出呈现了赛博现象的特点：人与物、人与环境、人与机器固有边界的模糊与消解。交织、融合，打破两元的边界与区隔，突出媒介第三元的居间性，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系统，是形形色色赛博现象的共同特征。

在众多的二元融合中，最基础、最前沿因而也是最具争议性的，是人与机器的融合。正如海勒所言，“语源希腊词汇的‘Steersman’，控制论（Cybernetics）明确昭示：信息、控制和传播，三大强力要素联合行动，将会造成有机体和机械体前所未有的综合”(海勒，1999/2017：10-11)。人与机器的结合当前最具代表性的路径有二：

其一，机器与人类肉身的融合。有两种具体实施方式：机器嵌入肉身；机器模仿人类。这其中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具身性，一方面是数字技术造成的虚拟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是肉身及物质的意义凸显出来，这两个方面形成的张力，成为当前人类社会诸多矛盾的一个聚焦点。在具身性的讨论中，身体对于思维的重要性，是具身理论的一个关键点，意指肉身及物质对于人类认知与存在的基础性作用。当前具身理论的核心观点正在转移到机器和人工智能的制造理念中，但与传统的具身理论不同，这里的身体并非仅指人类的血肉之躯，而是强调人类肉身存在的基本构成和逻辑，可以迁移、延展到更广大的范围。这种迁移承接了具身性理论的要点，“对于智能而言身体是不可或缺的”（Pfeifer & Bongard，2007/2009：VII）。但这里的“智能”和“身体”都不再仅限于人类。一些研究者秉持“智能需要一个身体”的立场，力图将人类身体、感官等等要素在人工智能的制作中突出出来，这种所谓“身体的智能”的想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获得很大进展，他们实现的迁移，是不拘泥于将身体（及其感官）固着于人类的肉身，而是将智能体理解为“通过感受器感知其环境并通过效应器来作用环境的任何事物”（Pfeifer & Bongard，2007/2009：7)。因此，具身性的要义在于可以仿造人类身体与环境的交互性。这种思路在虚拟性与具身性的张力中体现了一种平衡，它对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理解，不是走向取消身体性、物质性的极端，而是将人之肉身、物质性与存在之不可分的关系，迁移到人工智能的创造中，或可称为虚拟具身性。在这个路径的融合中，基本上是基于单个生命体的感官的。

其二，人体系统、机器系统、社会系统的融合。维纳在继《控制论》之后的著作《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中直接将人之生命系统与机器系统做了类比。“我的论点是，生命个体的生理活动和某些较新型的通信机器的操作，在它们通过反馈来控制熵的类似企图上，二者完全相同。”（维纳，1950/2010：20）据此，维纳批评社会学者对通信系统之于社会重要性的忽视，“正如个体的生理反应可以因之得到理解那样，社会自身的有机反应也可以因之得到理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社会学家没有认识到社会通信的存在及其复杂性，但是，社会学家直到最近都有这样的倾向，故意忽视社会通信是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黏合在一起的混凝土”（维纳，1950/2010：20）。在维纳控制论思想中，人是一个感知外界、处理信息的反馈机器，因此，“从理论上说，如果我们能够制造出一部机器，其机械结构就是人的生理结构的复制，那我们就可以有一部机器，其智能就是人的智能的复制。”（维纳，1950/2010：43）值得注意的是，维纳制造仿生机器的想法，并不仅限于创造单个的人工智能体，而是企图打通有机体与机器两个不同的系统。“原先不相耦合的两部大型机器也有可能耦合起来，从而从该阶段起就像一部单一的机器那样地工作着。”（维纳，1950/2010：89）这个有机与无机系统融合的思想，正在经由数字技术转变为现实，“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生活在控制论时代，因为装置和环境正在成为有机性的。环境积极地参与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全球智能化的出现恰恰意味着，递归性将构成我们未来环境的主要运算与操作模式。配备大数据的算法递归性，将深入人体器官和社会器官的方方面面。”（许煜，2019/2020：23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煜（2019/2020：273）认为“谷歌是一个庞大的递归机器，它通过整合用户的全部数据、更新它们并将其解析为对其他服务有用的信息，来再生产自己”。数字技术构造的系统最独特之处在于，自人类有史以来实现了有机体和无机环境之间的融合。“所谓的系统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理念性，它被基于数字的有机（递归和偶然的）形式实现了。我们可以说，谢林、黑格尔的体系，以及贝塔朗菲、卢曼和冯福尔斯特的体系，都一直渴望着这种社会的无机有机性，尽管他们没想到这会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许煜，2019/2020：273）有学者以当前中国数字化实践为经验场域，提出了“网络化身体”的概念，讨论作为中介和非人的身体如何将人与互联网连接在一起。研究认为，人的身体能够生产数据、成为网络的义体，因此可以作为技术系统的“补丁”存在。（刘海龙，谢卓潇，束开荣，2021）这个研究从一个侧面鲜活地展现了人与社会系统、技术系统互嵌交织形成动态反馈系统的状态。与第一种方式相比，这种方式的反馈融合，是着眼于社会整体性系统的勾连与互嵌。

人与机器的两种融合方式，造就了当前数字媒介导航的基本涵义，持续性地连接、转换、再造各种类型的网络系统，将身边与远方、虚拟与实体、自我与他人等等勾连、组合，个体身份也以多重面貌呈现在不同的网络系统中。而数字城市，正是领航人驰骋的空间——作为界面的城市。这既是在数字技术意义上的，也是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界面指“独立的、通常不相干的系统可以在其上进行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的地方” “在塞满了传感器、软件和网络的数字城市中，智能手机成为智能指南针”（瓦尔：2014/2018：XVI 、VII）。数字城市作为技术性界面，意味着可以实现信息网络的连接，而在社会文化层面，更意味着开启了人与人、人与地方的对话、分享、理解之新型维度。

以“媒介导航”为核心概念的研究，或可为城市、技术、媒介等议题研究敞开一些新思路、新问题。如在城市研究方面，中国城市研究者认为，当前人类已经迈向全球城市社会，而“中国当前的城市化已成为全球城市化或城市全球化的箭头。”而通过技术哲学眼光来理解城市和城市的未来，或可打开城市研究的一个大面向，比如，“对手机屏幕的使用会重新塑造城市的外壳，后者将会规定我们未来的生活。”（陆兴华，2021：1、14）在技术与城市关系的视角中，当今的数字城市，已经形成了一个反馈回路，包裹了人与环境，造就了人与技术系统的共生状态，城市生活中时时刻刻重复的动作“刷手机”就是媒介导航实践。就媒介研究而言，人类的媒介接触，正在从读书、听广播、看电视转向导航，超越了媒介固着于抽象符号系统的限制，开始转向一种直抵生存现实的基础性实践，这极大地拓展了人与媒介关系。媒介影响从既有的“媒介内容作用意识以改变观念”（大众传播学）、“媒介形式诉诸感官以影响感知”（媒介环境学）等，拓展到一个崭新层面：媒介作为一个技术机器系统，与有机体系统、社会系统互嵌共生，成为直接驱动人类社会的一种动力和机制。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1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D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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