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有些案子之所以能够轰动一时并不是案件本身有多么离奇曲折，因为往往真相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的人想让它是什么。

明嘉靖初年，就发生过这样一起大案，叫做“李福达案”。

这个案子最初真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民间小案。

山西徐沟县人薛良，举报当地一个叫张寅的富商是朝廷的在逃通缉犯。

薛良称张寅本名叫李福达，曾在山西参与谋反，充军逃脱后，改名李五，流窜到陕西进行传教活动，煽动叛乱，失败后再次逃脱，才化名为张寅，并落了户籍。

由于李五确实是官府登记在册的通缉要犯，所以山西官府不敢怠慢，立即立案调查。

这一查起来，发现真是太难查了。

因为，薛良提供的线索都是听来的，附带了些自己的揣测，都不是切实的证据，连指认的姓名具体是哪个“福”，哪个“达”，薛良都说不清楚。

要想证明张寅就是那个在逃的通缉犯李五和李福达，就得查户籍、调当年的卷宗、还要联系陕西方面提供协助。

古代既没有身份证，又没有摄像头，DNA比对，想要隐姓埋名，掩藏身份是很容易的。

而且李福达、李五的案子是二十年前的事，相关的人证也已经物是人非，找不到人辨认。

主导此案的山西按察使李钰，查了一年多，是一无所获。

相反，关于薛良的信息是很好查的，他欠了张寅好多钱还不上，所以两人有私仇。

另外，薛良举报张寅时，还说张寅聚众谋划，准备让其女婿魏庆（晋王府小管事）引领人马夺取晋王之位。

简直是胡诌八扯，滑稽至极！

两相对比，显然薛良更像是诬告。

综合所有情况，李钰不想在这种陈年旧案上浪费太多心神，便判定薛良是诬告。

本来这起案子就应该毫无声息地结了，但山西巡按御史马录一封弹劾，把这个案子推到了京城。

02

马录弹劾的是武定侯郭勋。

此前，张寅家里一直与武定侯府有些往来，在查案期间，张寅的儿子求到了郭勋，郭勋便同意在山西官场上打个招呼，帮张寅了了这桩官司。

官场上互相请托看顾本是常事，属于大家都知道的秘密，谁也不会拿出来说，哪知碰到了一个不买账的主。

郭勋的请托信到了山西也不是什么秘密，但很快让马录注意到了这个案子，他下意识地就认为郭勋特意写信嘱托一个查无实证的案子，这里一定有猫腻。

于是，马录一封弹劾，连同郭勋的请托信一起递了上去。

登时，引发朝野上下的关注。

有的科道官随即跟风附和马录的质疑，指责郭勋定是知道实情，受贿作保；

有些御史直接致信马录，对他的行为表达高度的赞扬和支持；

明代的言官有“风闻言事”的权力，说白了就是捕风捉影，随意咬人，也不用为自己的话负责任。

这种情况下言官的话多半会掺杂私心好恶和派系斗争，以致于黑白颠倒、混淆是非。

郭勋这次被“咬”就属于派系斗争。

郭勋是明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的五世孙，能文能武。史书评价他，“桀黠有智数，颇涉书史”。

由于郭勋治兵很有一套，又有军功，在朝中很受倚重。嘉靖皇帝登基后，进郭勋为太保兼太子太傅，总领朝廷兵权。

之后在大礼仪之争时，郭勋坚定地支持嘉靖，帮助嘉靖武力镇压了左顺门事件中反对议礼的文臣，深得嘉靖信任。

所以尽管国初时，武定侯府子孙三代都与皇室联姻，既是勋臣又是国戚，但论及在朝中的地位和权势，还是郭勋这一代最是巅峰。

此刻大礼仪虽然已经结束两年了，议礼反对派不再敢挑战皇帝的权威，但却是与郭勋这些议礼派势不两立的。

这个案子的出现，反对派正好借此大做文章，制造舆论打击郭勋。

按照程序，这个案子涉及朝廷重臣，嘉靖特旨令山西巡抚联合地方三司重审此案。

03

山西巡抚江潮接到旨意后，马上行动起来，巡按御史马录也参与其中。

五个月后，找到了三个关键性证人。

证人一：韩良相，此人供称他认识李福达的侄子李俊三兄弟，这三兄弟曾亲口告诉他张寅就是李福达；

证人二：李景全，此人供称他曾和李福达一起坐过牢，可以指认；

证人三：石文举，是陕西官府提供的证人，此人供称他见过李五，官府让张寅与十几名差役站在一起时，石文举一下子就指认了出来。

不过，同时也查出了一些自相矛盾的证据。

比如，查黄册的时候，发现张寅与李福达的年龄对不上；张寅的妻子与李福达的妻子的姓氏也对不上；张寅与李五的生活轨迹也不太匹配。

正常来讲，证据链合不上是不能草率定案的，但江潮等人非常默契地选择了忽略，毕竟有三个证人的指认，铁证如山，这些细节没准是年头日久，记录有误。

当然，最主要的是，重审期间，朝野舆论还在持续发酵，许多官员早已认定张寅就是李五、李福达，多次上疏要求严惩张寅、郭勋。

受此影响，再审官员也是有偏向的。

一般，当人心中已有定见的时候，只会相信与定见相符的事情。

所以，再审官员最终判定张寅、李五、李福达为同一人，按谋反罪判张寅凌迟处死。

案卷递交到都察院，都察院审核后也没有异议，至于要不要调查郭勋的知情包庇罪，还得皇帝发话。

不过，显然嘉靖并不想予以深究。

不管郭勋是真知情还是非故意，顶多算是小节有亏，比起郭勋的功劳能力，不值一提，嘉靖肯定是偏向郭勋的，故只是令其做个解释。

但议礼反对派的官员连同受舆论影响的朝臣可是坚决不同意的，他们声讨了郭勋这么久，如今案件查实了，必须严惩郭勋以平众怒！

于是，他们马上联合起来针对郭勋发起了轰炸式弹劾，必欲置郭郧死地而后快。

一桩民间举报案正式升级成派系攻击战。

04

依旧是言官冲在前面。

兵科给事中刘琦率先弹劾，认为郭勋“实犯十恶，诛之何疑”；随后给事中程辂、王科、沈汉，指责郭勋“交通反贼”；

过了几天，山西道御史高世魁等21人直接把郭勋定为了逆党，“逆党郭勋决无可赦之理”。

面对舆论滔天，郭勋强烈感受到反对派的“杀心”，他不能坐以待毙，赶紧求助议礼派战友张璁、桂萼。

而此时的嘉靖皇帝已经要烦死了，以郭勋在他心里的地位，嘉靖不能不管郭勋，面对接二连三的弹劾奏疏，只能用拖延战术帮郭勋“擦屁股”。

不过，嘉靖还没意识到这是议礼反对派针对议礼派的打击报复，经张璁、桂萼提醒，联想到这些天弹劾奏疏里上纲上线，夸大其词的言论，让嘉靖皇帝的眼睛渐渐瞪了起来。

另一边，反对派官员见形势大好，趁热打铁，再上一本。这次的联合奏本更离谱：郭勋手握重兵，难免将来不会谋反啊！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到了这个时候，嘉靖皇帝坐不住了：这些酸腐儒生看来是要把郭勋往死里整啊，保不准这案子都是彻头彻尾的阴谋！

嘉靖皇帝决定提调所有案卷、人证来京重新会审，他肯定是相信郭勋的！

05

大明的会审一般由刑部主导，都察院、大理寺和锦衣卫镇抚司共同参与。如果案情严重的话，还会扩大到九卿、五府、科道官全部参与。

当下刑部最大的领导——刑部尚书，叫颜颐寿，这个主审的差事自然就落在他头上。

以颜颐寿多年官场的经验，他深知这不是什么好差事。

一边是疑心重重的皇帝，另一边是群情汹汹的朝臣，他的主观意愿是两头都不得罪。

嘉靖六年，二月二十二，会审正式开始。

第一次会审只是走个过场，因为陕西方面的人证还没到京，其他证人各说各话，没有细致展开，颜颐寿主张等证人到齐再仔细二审。

其实颜颐寿这个人在嘉靖心里是不做好的，因为大礼议时颜颐寿上疏反对过，难保会审时不会偏袒。

为了保证会审的公正性，嘉靖决定会审在午门进行，并把会审的规格拉到最高，九卿、五府、科道官全都给朕听审去。

这样做果然有效，反转就从二审开始了。

06

许是这样大的阵仗太有威慑力，普通百姓哪儿见到过这么多官，二审时一个关键性证人翻供了。

翻供人叫杜文住，是李福达的妻弟。杜文住称他姐夫的确叫李福达，但并不是张寅，搞乌龙了！

此处就是山西重审时遗漏的坑，前面提到的证据矛盾点：张寅的妻子和李福达的妻子姓氏对不上。

原来根本不是姓氏对不上，从一开始就搞岔劈了。

接下来的三审，颜颐寿主要询问了最初原告薛良举报的内容，发现薛良提供的信息基本都是瞎编的；

与此同时，陕西方面的证人石文举的证词也出现了漏洞。

石文举提供的李五时间线与案情进展的时间线对不上，无法证明石文举说的这个李五与谋反叛乱的李五是同一个人。

真的是上一个疑点还没解决又出现了新的疑点。

这么多疑点让嘉靖基本已经笃定：这个案子就是用来诬陷郭勋的，所以他要求所有证言证词必须严丝合缝，不能有一点瑕疵。

这个时候，主审官颜颐寿的压力就很大了，他依旧不想两头得罪，四审时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一方面还有其他证人在，依然认定张寅、李五、李福达是同一个人，另一方面由于张寅谋反的证据不足，可以罪减一等，只是判张寅有煽动蛊惑罪。

这样既维持了原判，又把郭勋可能是知情谋反的嫌疑解除了。

但颜颐寿想得还是简单了，嘉靖根本不接受这种含糊不明的解决方案，他铁了心就是想揭穿这个诬陷的阴谋。

既然在山西案子就没审明白，那就把山西审案官员都召到京里来质证。

不管颜颐寿再怎么说明张寅、李五、李福达是同一个人，嘉靖都听不进去。还明旨申斥颜颐寿等人：“且不究治，都着戴罪办事，待再问明白，一总发落”。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颜颐寿等审案官员哪里还不明白，这个案子如果不能让皇帝满意，那他们自身就凶多吉少了。

于是，五审，山西审案官员到京把之前的判定结论全部推翻了，那个最先弹劾郭勋的马录也承认自己失职，连陕西方面的证人石文举也很识趣地说自己是误认。

最终判定一切都是子虚乌有，张寅无罪。

这种结果并不能平息嘉靖皇帝的怒气，嘉靖皇帝决定还得六审！

07

六审的审案官员全换了，由礼部右侍郎桂萼担任主审官，他要审的是原审案官员是否存在蓄意诬陷罪。

这下好看了，原本坐在堂上的主审官颜颐寿等人变成了阶下囚，与案犯一同受审。

指认张寅的三个关键性证人也都招了：

韩良相说他是受山西布政司里一个叫胡针的人指使做了假证，他根本不知道张寅就是李福达；

李景全说法更加荒唐，他说他根本不叫李景全，只因他了解李景全的事，也是胡针逼迫他来做假证；

石文举说他误认的原因是，听从陕西官府的吩咐，既然山西官府已经认定了，附和山西方面的说法就行。

似乎一切都真相大白了，这回轮到嘉靖发难了。

山西审案官员属于蓄意诬陷，颜颐寿等会审官员属于查问不实，都罪不至死。

但嘉靖觉得蓄意诬陷朝廷重臣着实可恶，尤其是那个巡按御史马录，是首犯，必须死罪。

事实上，马录只是一个地方小御史与京城里的反对派关联并不大，弹劾郭勋只是受当时的政治氛围影响而已。

桂萼几经劝说，嘉靖皇帝勉强同意，改判马录发配广西充军，遇赦不宥；判山西审案官员发配边远卫所充军，遇赦不宥。

对于在京会审的官员，这些人在大礼议时的态度、行为都是有案底的，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颜颐寿夺职下狱，最后罢职家居，终身未被起用；

大理寺少卿徐文华的处罚最重，因为他不仅在大礼议中上疏反对，还参与了左顺门哭谏，最后被“遣戍辽阳”。

至此，这桩审了三年多的案子，终于落下帷幕。

08

然而，别急，这个案子在若干年后仍有反转！

隆庆二年，右佥都御史庞尚鹏再次提起李福达案。

他说，嘉靖四十五年时，四川抓获一名逆犯叫蔡伯贯，蔡伯贯招供他的师傅叫李同，是李五的孙子。

而李同供出的祖先姓名与李五家成员都对得上，据此判定李五家“世为逆贼，别无可疑”。

当时很多人看了庞尚鹏的说法后，纷纷认同“福达狱始明”！

那么仅凭李同的口供就能证明张寅就是李五了吗？恐怕也不能这样草率定论，毕竟李福达案当年众所周知，李同知道几个人名也不足为怪。

之所以时隔这么久再次提起此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嘉靖已经去世，首辅徐阶大力纠正前朝弊政，因大礼仪下狱的官员再次得到起用，自然会平反跟大礼议有关的案件。

可见，案子的真相根本没那么重要，当年的马录早已死在了流放地，根本没人关心。

至于张寅到底和李五、李福达是不是同一个人，可能只有张寅自己最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