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曾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而对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院长许身健教授来说，书算得上是他的“家人”了。

许身健生活过很多城市，游学过多个国家，在不同的地方安过家，但唯一不变的爱好只有读书。无论去哪里，家里总会有书的位置。

走进许身健的家，处处都是书，客厅里有摊开正在看的书，门廊旁边放有一个旋转书架，卧室里也是书。书房的桌上放着一摞他正在阅读的书：托尔斯泰的《复活》、梵高传记《渴望生活》、法律专业书籍等，而书架上的书摆放得错落有致，看起来并非刻意整理甚至稍显随意，用许身健的话来说，“书毕竟是用来读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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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无禁区

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许身健而言，读书是一种生活。

许身健出生在书香门第，家里文化人多，从小耳濡目染爱上了读书。在他的家人看来：“他只要带字的纸都会去读。”

许身健家里有许多老一辈人留下的原版英文书，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虽然根本读不懂英文，但他就是要“生吞活剥”地结合插图猜着看，“愣看”。

如果用两个词语来概括许身健的读书习惯的话，一是“随便翻翻”，二是“读书无禁区”。

“随便翻翻”是鲁迅先生说的话，他曾说：“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这也是许身健在美国访学看到当地人读书时，体会最深的一点。

在许身健看来，读书其实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就像现在的小孩会打游戏上瘾一样，当时的他是对读书上瘾，就连高考前几天也在读现在所谓的“闲书”，完全沉溺在书中。

许身健记得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号发表了一篇很是轰动的文章《读书无禁区》。文章里写道：“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全部人类文化，不是采取仇视、害怕和禁止的态度，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对此，许身健表示认同，“读书不应该自我设限，要广泛地去阅读政治的、文学的、社会的所有的东西。博览群书总是好的”。

这种“读书无禁区”的理念也贯穿了许身健的读书、学习及生活。他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学的东门有很多的旧书地摊市场，有人从五星级酒店收来很多英文原版的《时代周刊》和《读者文摘》，去这个旧书市场上卖。一本几块钱，许身健一本本买了回来，读完了上面的每篇文章，用他的话说，“读过的英文杂志堆起来，可能比自己的个头都要高了”。

许身健后来还多次到海外法学院直接用英文授课，这与他阅读第一手英语文章的读书习惯是分不开的。

针对自己学术研究和教学上的阅读，许身健有些不一样的看法，即进行目标明确的精读和针对性的泛读，“一个老师必须要有非常丰厚的底蕴，需要博览群书，因为你要想教给学生一勺水，那么自己必须要有一桶水。而在学术研究中，需要做精读，要有针对性地深入透彻地去阅读，同时还要带着问题去读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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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的法律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许身健在书房整理书籍。

作为一名法律人，许身健在阅读文学书籍时也经常思考它与法律的关系。他对兴起于美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很有兴趣，因为研究文学中的法律其实也就是在研究法律中的人，关注人性。

就像他在《零容忍的权利》一书中写的那样：“司法人员应该牢记法谚‘既要听取隆者，也要听取卑者’。不要无视沉默的大多数。”

许身健认识一位美国学者，他认为对当事人的概念化的抽象在出庭时是非常重要的策略，他称之为“当事人理论”。他举例说，如果我们现在要指控嫌疑人的犯罪行为罪大恶极，手段非常残忍，那么我们需要去说服法官，要去验证构想出来的这个形象。其实人们在生活中也是一样，都会有这种给人贴标签的思维倾向。

比如概括葛朗台为“吝啬鬼”、潘长江是“笑星”等。在开庭的时候也是一样，除了需要证据以外，有时候也需要一些文学化的语言去讲故事，讲故事也是讲证据、讲道理，并且用讲故事去说服人、打动人的效果会很好。

文学中的法律故事往往非常生动，比如卡夫卡写的《法的门前》、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这些对于法律制度的理解都非常有帮助。

许身健印象最深的是在《复活》中，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的身份见到了从前被他引诱怀孕、后又沦为妓女的玛丝洛娃后深受良心的谴责，为她奔走伸冤以赎回自己的罪过的故事。

许身健说，这个故事放到现在来看也许会有些奇怪，聂赫留朵夫何必为了一个妓女放弃自己的生活。令他感动的地方在于，在帮助这个妓女的过程中，聂赫留朵夫的精神也得到了拯救。

托尔斯泰在写作时曾经走访过莫斯科和外省的许多监狱，也去法庭旁听了很多审判，同时还接触了很多囚犯、律师等人物。在许身健看来，这些案件让人们了解到俄罗斯的刑事诉讼制度、沙俄时代的社会法律现状，但更深层的还是人性的东西。

巴金先生在流泪读完《复活》后，写下“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同样，许身健也被托尔斯泰对人性的刻画、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思想担当和他们的牺牲精神所打动，从而深刻理解了沙俄知识分子的“圣愚”精神。他坚信,学习法律不仅仅是面对死的法条，更要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阅读文学，让许身健看到这些作家对人的同情和爱，而故事里的这些悲剧和痛苦更是让他看到了人性的复杂。

对许身健来说，文学不仅滋养了他的法律职业生涯，更是给他带来了很多对于未来法治建设的思考。除了阅读经典著作，许身健也爱读阅读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凡尔纳等撰写的科幻小说，他认为科幻小说给了解未来社会发展轨迹提供了一个窗口。

在“周泰·书声”的研讨会上，许身健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随着证据的形态、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纠纷的形态的变化，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种线上法院，它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来捕捉网上的蛛丝马迹，来解决复杂的互联网金融案件。但在有关人的感情问题上的案件，人工智能做不到像人类的法律工作者那样用心用情。

许身健还提出，国家现在非常重视互联网司法的发展，还成立了3家互联网法院，但互联网法院依然需要去探索新的审判模式，需要以裁判树规则，以规则促治理，以治理促发展。许身健期待未来中国的互联网司法能像互联网产业一样，去探索、去建构一种真正的示范性的互联网司法的模式。

在许身健看来，法律有种秩序之美，法律人在践行法律的时候就是在帮助寻回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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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像心灵的指南针

20世纪90年代是个躁动的年代，各行各业都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出现了“下海潮”。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里，许身健也感到迷失和困惑。就在这时候，有两本书“拉了他一把”，给了他许多的启发，分别是曹锦清的《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和辛竹的《难忘的影子》。

20世纪80年代是“哲学热”的年代，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人文社科经典。本科学习社会学的许身健也不例外。曹锦清的《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对西方现代哲学家的思想做了一个梳理和分析，许身健通过阅读萨特的存在主义和尼采、弗洛伊德的思想，发现西方现代社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理想的冲突、价值的迷乱、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导致人的异化，迷失的现代人成了“空心人”“稻草人”“单向度的人”。

后来许身健又去读了曹锦清关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农村的田野调查《黄河边的中国》，也是很受启发。

辛竹《难忘的影子》是一本薄薄的书，讲述的是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故事，北大教授金克木读中学时受学潮影响被迫流落到了北平，在北平四处游学时，遇到了很多人与事，也发生了很多故事，这本书就是对他游学经历的记载。

那是个精神世界非常活跃和丰盈的时代。许身健觉得，现代人在物质上虽然富裕，但精神上不一定富足，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成了物质生活的一种俘虏。

就像许身健在《电影中的律师职业伦理》一书中提到的那样，伦理学是一种选择和价值，现在的很多人从短缺经济过来后都丢失了信仰，而这是社会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许身健觉得《难忘的影子》就像是辛竹当时那个时代的影子被投射到了他的身上，而通过观看时代这面镜子里的影子，也解决了许身健自己困惑的很多问题。

结合起来看，许身健发现，现代性的问题是相通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困惑，年轻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困惑，包括现在的年轻人经常提到的“内卷”。许身健认为，其实他们那个时代也一样，也有烦恼和困惑，所以没有必要去美化所谓过去的好时光。

对许身健而言，读书不仅是一种享受，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有时候它也像一个心灵指南针，在人生的不同时期指引、帮助着他。书籍滋养了他的生命，是他的人生DNA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读书、写书、讲书，生命与书籍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可以说，他的生活是和书结合在一起的。

年少的许身健也曾梦想过当一名作家，但现在的他觉得选择法律这条道路是命中注定的。也许文学在不同的年代会呈现或明或暗的光彩，但它决不会消散，因为还有许身健这样的人在继续读书、继续热爱文学，法律是现实，文学是“生活在别处”。（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2月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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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肖玲燕 房佳佳 刘岩

见习记者丨涂思敏

摄影、视频制作丨张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