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关心国际关系,即便在没有国际大事件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或许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历史有关,让我们不得不关注世界与中国的交往。

相应地,在我国媒体自媒体上,所谓的国际问题专家也特别多,特别活跃。普罗大众也都能对国际风云挥斥方遒,头头是道。国关圈有个笑话:北京“的哥”都是国际问题专家,或者说,我们国际问题专家的水平和北京“的哥”差不多。从电视访谈到地铁公交,“弱国无外交”、“实力说话”、“落后就要挨打”的高谈阔论,随处可闻。以至于不少人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是没有门槛的,谁都能侃一侃。

但国关研究并非没有门槛。作为一门学科,国际关系相当年轻,仅有100年左右的历史。这也说明,国际关系并不是一个读点历史、甚至读点报纸,加上一些直觉就能建立起来的学科。即便是可以追溯到考提利亚、修昔底德和商鞅的现实主义,最初也只是一些思辨性的话语,加上一些历史的归纳和类比,而不能称为一个理论体系——一直要到上个世纪,现实主义才基本形成了一个理论硬核。

但仅有理论还是不够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从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理论,这些大理论(或者说宏理论)只能作为我们理解具体国际问题的支点。读过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凯南、孙子、马汉固然不错,但这离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称得上是合格的国际问题专家,还有一段距离。

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呢?笔者斗胆认为,一名合格的国际问题专家或学者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扎实训练——这三个方面每一个都是必要条件,只有兼具三方面,才有可能是一个半充分条件:

其一是历史,要对历史有足够的了解。中国人常说“以史为鉴”,外国也有“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的说法,而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际问题专家,这些历史肯定不能只限于本国的历史,甚至再加上边疆史也是不够的。也正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强调,“少读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

我们要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要了解它们的对外行为是由怎样的国内政治和传统所驱动的。但也不能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因为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外交政策不只是“内政的延续”,它还会受到外在行为体、大环境以及大趋势的影响。

此外,鉴于国际关系不仅仅是发生在时间中的,还是发生在空间中的,因此一名合格的国际问题专家还需要对地理和空间有足够的了解。

其二是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的基本理论训练,特别是中层理论的训练。上面提到,仅仅了解国际关系的大理论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大理论只能提供一个思考国际关系的出发点。

接下来,我们还要掌握足够多的中层理论,至少包括:全面战争与有限战争理论、压力外交理论(包括威慑理论)、核威慑理论、联盟理论、讨价还价理论(bargaining theory)、安全困境理论、安全合作理论、相互依赖理论、国内政治与国际行为理论(包括双层博弈理论)、国内冲突理论、族群政治理论、政体安全理论、个体政治心理学理论、群体政治心理学理,论等等。

其三是研究分析方法的训练。这是很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方面,也是我国许多国际问题专家所欠缺的。对国际问题的分析方法,至少包括定性比较分析、定量分析,以及对于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有用的博弈论分析。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定性比较分析,不是那种看看时事新闻、读读历史书籍,就开始归纳类比的做法,而是遵循严格的科学要求和标准。

除了以上基本训练,一个好的思维习惯也很重要。在分析具体的国际问题的时候,不能投入太多的意识形态、情感、以及其他偏见,因为这些都会扭曲我们的分析和思考,把“所愿”当成“所是”。

另外就是用要系统思维去看待世界——不仅要看到直接的、短期的、会发生的影响,还要考虑某些行为或事件的间接、滞后、可能被阻止的影响。尤其是在看待我们自己国家的行为时,要同时考虑到我们希望出现的影响或结果和我们不希望出现的影响或结果。这一点可能是最困难的,需要我们不断提醒自己,并且迫使自己看得更远更深。

基于上述要求,可知许多人们认为的“国际问题专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问题,比如哈贝马斯更准确地说是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是政治学者,而托马斯·弗里德曼是时事专栏作家。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有关国际问题的探讨和评论就没有价值——相反,那些探讨常常会打开新的思路,而只是说他们的理解并不总是正确的,更谈不上总是金玉良言。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以上的讨论完全不意味着我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国际问题学者——我还差得远,因此也一直在学习和思考。众人皆吾师。

特别说明:严格地说,专家和学者其实是有明确的差别的——学者以著书立说为安身立命之本,而这对专家则不是硬性的要求。不过,由于我们在日常话语中往往二者混为一谈,这里为了行文方便,也不做区分。(完)(原标题:唐世平丨国关研究的门槛:如何成为合格的国际问题专家?)(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唐世平

责任编辑:杨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