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则文学笔记
一、
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文学人物不会跳出来伤害读者,你在内心深处意识到,它不会对你的现实世界有实在的影响,不会动摇你真实的利益、你生活的舒适,因此人在文学阅读时,会容易“大发慈悲”,哪怕是一个现实里骂穷人吃相难看、对脏兮兮的流浪者表现冷漠的人,在阅读文学时也能轻易怜悯远方,去关心一个黑人主妇的苦难。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能概括这种感受——林黛玉在文学里很动人,但她真在你身边,你不一定喜欢。
我们打开一本书,哪怕是一本关于苦难、关于环境之恶的书,也会预设审美的目光,这种审美,理性地对艺术品的期待,让我们哪怕被文学感动,联想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处境,也是一种理性下的审美行为,你在阅读中的种种非理性、种种慈悲,背后仍是一个理性的基底,因为你知道——它不会影响你的生活舒适。
真正考验一个人的行动,是能否打破自己生活舒适,又践行道德的行动。尽管文学会对人的观念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在短期内,不要高估它对行动的影响力,多少人同情祥林嫂的悲剧,却又在现实里嘲笑祥林嫂。
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里说过,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
文学阅读的利己和无害,阅读者在调动情感时的理性审美意识,让我们不能高估文学对一个人行动力的作用。但是,如果完全否定文学的意义,走向一种“读书无用论”、“阅读虚无论”,那不是抖机灵,就是矫枉过正。如果读书真没意义,那些高官政要、大学教授为什么还要他们的子女读书,你会发现,最喜欢说读书无意义的人,如果孩子真不读书,他们比谁都着急。 至少在今天,阅读仍是性价比最高的学习方式。一本好书的费用,远低于名牌包,约等于两杯奶茶,焉论互联网和手机有很多免费的读书资源。对于穷人来说,读书不一定会改变命运,但如果不读书,穷人就不会有改变命运的可能。
读书和游戏、短视频,的确没有高下之分,但如果具体到穷人的处境,如果告诉穷人,这些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你不读书也没事,那么,这不过是一种伪装成包容话术下的误人子弟。所谓书籍,不只是课程辅导、学术书、工具书,它们意味的是不同的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方式,读下一本书,则意味着一个人沉浸下来做某件事的潜质。无论是一个人日后做学问,还是踢足球、打游戏,沉浸、专注、耐心,都是做事的基础。 对于穷人来说,他可以在未来选择不同的路,但读书是一个基础,这不是一种读书优越论,而是由穷人的客观现实所致,在结构性的困局之下,阅读已经是今天金钱成本最低的提高认知与培养专注力的方式。而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小时候正因为缺乏阅读,沉浸于游戏、短视频、打架等等,在日后留给他们的可选择工作、晋身途径都大大减少,固然有幸运儿,但那不是常态,更多穷人在这个文凭社会淹没在无声之中。
二、
在《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认为“风格和结构才是一本小说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些空洞的废话。”所以他不太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认为陀氏更适合当剧作家,而不是小说家,因为陀氏小说的核心是思想,而不是小说的语言、结构、细节和风格。
纳博科夫还曾于1981年在《纽约时报》发文章,详细讨论陀氏,他认为陀氏是一个“sentimental”而非“sensitive”的作家,这类型作家可以感情充沛,又可以非常残酷。
他在文中概述,陀氏小说没有摆脱欧洲悬疑小说和感伤主义的影响,细节粗糙,语言有时如肥皂剧,对人物形象和痛苦的处理单一,经常使人物陷入神经质的境地。他还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例子,认为陀氏并不擅长搭建自然背景,而只是把小说作为文以载道的工具。因此,基于自己的艺术观,纳博科夫并不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不认同纳博科夫的一点是,他把小说的语言、风格和思想过于区分的观念,却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肯定,陀氏的语言和思想混合就是他小说的风格。陀氏小说历经两百年而不衰,在我看来原因不在于思想,恰恰在于他那让人“脊椎颤栗”的小说风格。
陀氏不是一个构建起承转合的大师,在语言的革新层面,他的意义也不如福楼拜、普鲁斯特、乔伊斯这类型作家,但陀氏创造了一个独属于他的风格,而且迄今无人能完美重建那种风格,即便是后世那些号称“某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人”的作家,也无法做到,这使得特定读者要找寻此种风格,只能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对于特定人群来说,陀氏小说具有黑洞般的吸引力。对于把小说的语言和结构看得很高的读者,陀氏的小说又絮絮叨叨而毫无建筑的美感。这种分歧,恰恰在于文学观念的不同,进一步说,是对小说形态的讨论——怎样的小说,才是更好的小说?
纳氏有他自己的方法论,但他的观念也有固化小说“好的标准”的危险。《洛丽塔》式的小说可以是好小说,陀氏的小说,也自有他让人灵魂颤抖的魅力。文以载道并非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把思想与小说的风格统一,而不是小说作为宣讲的工具。很多人认为小说抒发议论是大忌,但问题可能在于,大部分议论是差的议论,暴露出作家的无知,因此新手最好不要学,而不是“小说不要议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是议论的小说,他证明了好的议论融入小说,也并无不可。只是,许多作家因没有他“死刑的体验”,也谈不上真正经历颤栗的生活,缺少肉身和灵魂的重量,作家的议论就会轻浮。
三、
公共性和私密性,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最私密的文字,能够抵达最不被时间磨损的公共性。1910年到1920年,人类社会最公共的事件显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一百年后,最被今人记住的文学,是1912年卡夫卡写的《变形记》,以及1918年尚未完全脱稿,1922年正式出版的《尤利西斯》。它们都没有正面写最盛大的公共事件,而是钻入人心最私密的领域,在私密中抵达人性的公约数。所以,“小我”和“大我”的区别不在于题材,许多看起来“小”的文字,却更能触动读者内心,经得住时间考验。文学并不因题材而显示格局,决定一个作家格局的,仍然是他如何处理私密,如何在私人的体验中抵达一种隐秘的公共。
四、
文学是脆弱的,它总是会被政治所压倒。文学是强健的,它比任何一个政权都活得更长久。
五、
在所有对生活本身的追问中,没有哪一种文体比长篇小说更有力、更能够捉住理性所无法诠释的成分。如果说,哲学与历史为世人提供方法论,让人类在混沌之河,乘上理性的方舟,那么文学就是人类所不能用理智驾驭的事物的总和,它是人类对日常神秘的一种回响,是人之所以为人,而非完全理性工具的原因。艺术家创作文学,是理性缰绳对感性力量的控制,但文学诞生之后,自然会闪烁出超越理性的小小火焰。因为文学,是人的谦卑与狂喜、爱欲与哀矜的镜子,是人类一次次不可救药地做出自毁之事的一份总的见证,一个人可以不读文学而活得很好,但一个活得不那么好的人,他很难不走向文学,在他的生命中,总会有那一个文学时刻,他也许不是读小说、诗歌,而只是在某一个瞬间,那个别人眼中无事发生的时刻,文学在他身上发生。
六、
我时常感到文学的无用,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无用——不能够抵御大历史的无用,让我觉得它对普通人是有用的,因为大部分普通人,也是无法改变大历史,只能在历史的碾压中谋求缝隙生存的人,是对于宏大叙事而言无用的人,这种面对“大”的无用,却是之于“小”的具体的有用,像是寒冬中给予守夜人的一张棉被,虽然无法改变冬天的漫长,但能够力所能及的,救一个人,再救一个人,使冻伤者温暖,使麻木者清醒,使无力的人多少有一些走下去的力量。文学不能使冬天变成春天,但它能使冬天的人多少温暖一点、清醒一点,它让更多人走下去,以接力棒的形式,守望着消失的,传递着记忆的,直到,春天再一次降临人间。
七、
他们希望,一个文学写作者,仅仅关心文学和死人,而不关心其他。
八、
名人作家的待遇比大部分人好,文学也没有辜负一个作者,它在最开始给予你感动、思辨的时候,就不存在辜负,一个作者卖惨是不自信的表现,要勇敢面对自己的脆弱,勇于面对错误和自卑的心理,尊重文学,就用作品本身说话,用一颗敬畏的、坦荡的心来对待写作,用写作让别人服气。
九、
文学理论书籍侧重于小说的“美学价值”、“开创性”、“社会性”、“文学史意义”这样抽象的分析,但对于小说写作者来说,语感、节奏感、氛围、小说核、悬念、趣味——这些具体的东西,才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像语感、节奏感这样的东西,批评家很少谈论,但几乎决定一部小说的生命力。所以对小说作者来说,有时候看写作者笔记,会比理论书籍更有帮助。再精确一点来说,文学理论家不是不谈语感,但总觉得隔了一层,和真正长期写小说的还是不一样,比如理论家写的书,对比纳博科夫、毕飞宇、劳伦斯·布洛赫讨论小说的书,对比会有明显的不同。当然,如果是兼具学理的小说家,融汇写作技巧和理论视野的,那是更好的。
十、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错误的不是风格,而是他有没有把风格发挥到极致,人在浮出水面时,容易遭到四面八方的指点,每一个人都像文学大师,对你评判一番,这当中,有人是好心的良师益友,你惠存于心,但更多或是劝人改变风格,或是劝人乖巧做人的意见,那些把你写作贬得一文不值的话,和那些把你吹捧上天的言辞一样,都大可一笑而过不必听从,一个写作者,只需走好自己的路,把它走到极致,其余的,可以听,不必改,23岁的张爱玲恃才傲物,她的写作一定有问题,但不必改,正是因为不必改,她走她的路,才有日后誉谤天下又独此一人的张爱玲。对写作者暗藏阴险的建议,就是劝他乖巧,劝他老实做人,去做那四平八稳的文章。这种对个性的恐惧,不过是世故圆滑哲学的又一产物,而此地四平八稳没有个性的文字已经够多了。所以,写作者,去走你的路,不要回头,不要害怕重复,能把风格做到极致,即便只写一种题材,也没有关系。这世界上,如果写作有一种遗憾,那就是没能在自己选择的路,孤注一掷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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