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崭新的中国历史
讲透中国历史的深层逻辑
更新我们的历史印象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
作者：杨照
ISBN:978-7-5217-3481-2
出版时间：2022年3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
内容简介：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一套全新的中国通史。不是为读者介绍干巴巴的历史事件和知识点，而是发掘中国历史背后的深层逻辑，提供一套崭新的读懂中国历史的认知方法。系列共4辑13册，全景呈现“中国”这个独特而顽强的生命体的演进。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讲述的是明朝时期的中国。明朝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一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新事物、新生活、新享受层出不穷的同时，皇宫、官场、士人群体中充满黑暗、腐朽；王阳明思想上的突破，提供给士人不一样的理想，但它出自黑暗的政治压迫和挫折；财政混乱、宦官外臣结党、皇帝或不作为或胡乱作为……然而，在种种高度矛盾下，明朝为何还能延续那么多年，本书对这个关键问题也做出了解答。
你会看到：
举国若狂的炫耀服饰、饮食，凸显身份就要穿别人穿不起的衣服，彰显所饮所食、餐具和排场；
快速增长的人口，使明朝从经济生产到社会组织、官僚体系发生方方面面的巨变；
遭遇了一连串挫折危难，王阳明在龙场获得了思想与精神上的突破；
崇祯皇帝在位不到17年中竟然用了50个阁臣，平均每任任期4个月，可见服务明朝的皇帝有多难……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4辑全13册），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已经推出——
一辑：起源与定型：从共主到君主（已出版）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1：中国是怎么出现的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2：文明的基因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3：从列国到帝国
新石器时代星罗棋布的文化在黄河中下游汇聚，形成了夏、商、周三个强大的氏族部落，他们同时并存，互相竞争，相继做中原的共主。夏建立了国家政权的起源形态，商用文字和青铜器展现治理的实力，周用成熟的制度将这种种定型，并借着春秋战国诸国的彼此竞争和拓展，以及秦的整合，中国延伸到更广的地方，帝制从此定型。
二辑：生长与进取：帝国治理下的和平（已出版）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4：帝国的昂扬精神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5：危机与考验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6：大分裂时代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7：新帝国的试验
匈奴与两汉、突厥与隋唐，还有中间作为过渡的鲜卑帝国，各自实践了不同的帝国形态，中国开始了帝国模式的新尝试。匈奴是北方游牧帝国的原初形态；突厥则是其生长形态。西汉是爆发式的，由内而外将中国的范围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式扩展开来；东汉是内敛型的，皇帝和贵族通过分享权力维持帝国守成的局面。而隋唐是融合型的，将北方游牧和南方农耕成功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典型的大一统中国。
2020年8月—2021年上半年推出继续陆续推出——
三辑：成熟与巅峰：从大陆到海洋（08、09已出版，10即将推出）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8：新时代的开端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9：分裂与互动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0：世界性帝国
生长中的中国向外进取，成熟期的中国向下扎根。辽、金、西夏、宋各自继承了前代的遗产，在彼此的博弈中向内寻求原发动力，中国的官僚体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在此达到成熟状态，中国的形态不仅成为后世的样板和楷模，更通过蒙古这个世界性大帝国向全世界发散。
四辑：危机与变革：帝制的黄昏（即将推出）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2：帝国的千年变局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3：希望与绝望交杂的时代
世界的格局已经变化，亚欧大陆为中心的古代文明被世界一体化和工业革命的浪潮侵袭。在中国，游牧与农耕的对抗变成中国与世界的对抗，海岸线取代长城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轴。渐渐被卷入世界体系的中国，经历痛苦和挣扎，也迎来希望和重生。
作者简介：
历史学家，1963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兼修考古学和人类学，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研究所，为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师从张光直先生和杜维明先生，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人类学。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兼任多所大学讲师，后以历史学术普及和历史写作为重心。杨照现任台湾诚品讲堂与敏隆讲堂讲师，常年开设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经典的课程，他的历史创作延续吕思勉、钱穆的治学和教学路径，将艰深而丰富的学术成果以生动通俗的方式传达给大众读者。
编辑推荐：
中国这个独特的生命体是如何诞生、成长、进取、挑战、变革的，汇集近百年历史学、考古学的丰硕成果，运用搁置在学术象牙塔的新知识、新方法，提供中国通史的全新读法，讲透中国历史的深层逻辑。
特色之一：把中国看作一个生命体
中国是一个生命体，有它的起源和定型，也有它的生长和成熟，还要经历巅峰和逆转。假设我们忘掉了关于中国历史的种种，假设我们是一个在火星上观察中国的局外人，我们好奇中国为什么是这样的中国，中国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历史——这就是这套书打算讲解的核心内容。
特色之二：挖掘中国历史的深层逻辑
这套中国历史，关注历史演进的深层脉络，关心历史运作的背后逻辑，而不是讲述某个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烦琐地考证一个新的历史知识，更不是突出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和宫廷内斗的血雨腥风。中国到底是怎么从满天星斗一般的诸多新石器部落，演化成大一统的帝国，而游牧与农耕的帝国在历史上又是如何彼此冲击，塑造出今天的中国，这是这套书关注的重点。
特色之三：文学读蒋勋，历史看杨照
这套中国历史，杨照先生已经在台北完整讲过两次，分别用了5年时间，影响了两代学子和上班族；作者又用了5年时间整理成文字，到处都是干货满满的新知识、新见解。这套讲解，不那么学术，却到处都是精深的学术成果；这套讲解，不追求戏说，却充满了畅快而愉悦的轻松氛围。
特色之四：中国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
这套中国历史，关注王朝更替、杀伐决断、远交近攻这些“大历史”，也关心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关心古人的生活作息和衣食住行，关心不同阶层之人的所思所想，关心不同时代人们表达自我的方式，这些“小历史”让我们看见，中国的深刻底蕴，中国历史的深层内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
特色之五：新材料、新观点、新写法，全新的中国通史
这套书是一套全新的中国通史，是今天的历史学家用今天的新视角写给今天中国人的中国历史。我们现在读的中国历史，太多都是50年前的老书，而100年以来全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成果却常被人们束之高阁。这套书提供的就是新材料、新成果、新写法，讲透中国历史的运作逻辑。
1、使用新材料，让我们比司马迁更懂先秦，比司马光更懂唐宋。
因为我们看到了连那个时代的人都没看到过的新材料，就像甲骨文、敦煌文献、居延汉简，还有马王堆的帛书。
2、广泛吸收新成果，我们发现原来学术的东西还可以这么好玩！
从一百年前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开启的新史学革命，到今天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欧美汉学界的新成果。
3、采用新写法，思维清奇、平易近人，从零开始，重新认识。
从头讲述，从零开始，重新认识，思想的厚重感、讲述的故事感，兼容并蓄；不偏不倚，不薄不厚，不深不浅，历史的现场感、破案的畅快感，应有尽有。
专家推荐：
杨照先生是我敬佩的历史学者，其知识之渊博，对新的考古、研究发现之敏感，在一般历史学家之上。
许纪霖
著名历史学者
中国历史有不同的写法。杨照先生这套中国历史重点不在历史叙事，而在于寻找中国史文化上的根源。这就说明了，世界上的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延续了三千多年的根源。这种写法在阅读中会给我们更多更新的思考，受益无穷。
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杨照穿越学术圈内外，故行文生动而颇具深意。
许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杨照是我多年的朋友，他是这个时代罕见的物种——兼具新闻、文学、历史等诸多训练，他广播的学识经常让我叹为观止，他的历史写作一定会带领各位进入一个陌生又妙趣横生的世界。
许知远
作家、出版人
目录：
总 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第一讲 近世后期的历史动力
01 克罗齐的名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
02 唯物史观：“下层结构”决定了“上层结构”
03 “年鉴学派”整理出的多层次历史结构
04 无法当故事讲的，是历史的大结构
05 被新世界体系编纳在边缘地带
06 朱元璋的垦荒政策和鱼鳞图册
07 屯田和重视家族带来的人口增长
08 城乡分野、地域主义到省籍观念
09 旧典范支应不了的困窘状况
第二讲 近世生活—食与衣
01 赚钱却不能花，西方资本积累的动机
02 “商”上升到“农”，不如跃升到“士”
03 《凤还巢》显现明朝炫富的社会现象
04 “衣着逾制”与衣着颜色、图纹等禁令
05 从马尾裙到苏样，衣装的“创起为奇”
06 社会性衣装的展示场，举国若狂的炫耀热
07 公共空间无关市民意识，只在表现身份
08 饮食空间的变化：茶楼不只喝茶
09 从《儒林外史》看喝茶的普遍
10 菜肴、食具的排场与僭侈
11“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
第三讲 近世生活—住与行
01 朝廷掌握7万公里的驿道与驿站
02 “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的限制
03 统治工具动机下创造的行旅交通条件
04 从《金瓶梅》看送别，用《夜行船》做谈资
05 明朝人怎么搭船、乘车？
06 旅行禁忌变少，建筑风水愈发讲究
07 官员住所规范及《五杂组》记载的建造之法
08 借景、叠石，《园冶》中记载的造园之法
第四讲 王阳明与理学新发展
01 心性理气和佛性：佛教对理学的影响
02 强调个人、凸显自在自由的“学”
03 跃动着道德英雄主义气概的理学
04 理学家吴澄对“豪杰之士”的探问
05 理学回归初衷，许衡和刘因看似不同的选择
06 理学在明朝受到“成功的诅咒”
07 道理早于圣贤存在，追求“自得之学”
08 王阳明贬谪龙场当驿丞的政治现实
09 王阳明：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
10 王阳明：是“好恶之知”，而非“闻见之知”
11 知行合一，将扭曲良知的各种因素扫除
12 大诈伪时代下逼出的王阳明思想
13 每个人心中自有真理的后遗症
第五讲 明代的戏曲与小说
01 “中国的自由传统”是怎样的自由？
02 戏曲能够发展，靠的是身份制松动
03 从“诸宫调”到“杂剧”的形式差异
04 杂剧为什么从歌唱开始？
05 从《西厢记》看文人为杂剧添加的精神资源
06 从“南戏”到“传奇”的嬗变
07 南戏的多种唱腔与昆曲的流行
08 说书、话本、章回小说与观众
09 小说：高度的行业集体性质和随兴游戏性质
10 中国文明的一段“新造字运动”
第六讲 黄仁宇与《万历十五年》
01 革命像101年才可通过的长隧道
02 中国为何无法成功地回应西方冲击？
03 集中在一个特定尺度上的“大历史”
04 1587年—无关紧要、没有大事发生的一年？
05 不看人物的短时片面，看更根本的结构
06 万历皇帝：蓄意“罢工”、不运作的皇帝
07 皇帝与文官系统之间的结构性僵局
08 明朝皇帝与宦官共治天下
09 文官系统的“结果主义”倾向和道德修辞评判
10 “夺情案”显现出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依赖
11 “立储案”和文官对皇帝伦常仪礼的报复性制约
12 道德过剩，挤压实质的行政效能
13 正面的规定都失灵，只剩负面规定在起作用
第七讲 明代的财政及其危机
01 没有基本国家管理工具却仍然存在的庞大帝国
02 早熟的帝国靠的是意识领导
03 白银从来不是明朝官方的货币
04 没有统一的货币，没有专业的财政部门
05 官和吏角力，户部和兵部、工部也角力
06 宫中开销与政府费用不分，岁入有定额，岁出无预算
07 银库间难以划拨，“税亩”为逃税提供可能
08 地方政府分级混乱，官吏员额缺、薪俸低
09 明朝官僚体系的败坏是管理上的无能
10 里甲制是明朝存在的根本
第八讲 后金的崛起
01 清朝历史的情绪性改写、选择性扭曲
02 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
03 从后金到清朝，民族认同的策略调整
04 努尔哈赤决意讨明的“七大恨”
05 “何独构怨于我国也”
06 努尔哈赤势力坐大的事实和“七大恨”的表达很不一样
第九讲 诸寇横行的时代
01 梃击案—贵妃和太子的冲突
02 红丸案—辍学太子的短暂皇帝路
03 移宫案—朝臣严批李选侍久居乾清宫
04 以礼监视皇帝，“朝中”干预“宫中”
05 士人与宦官联合，请出皇帝乳母客氏
06 皇帝私生活被当作大事，人人都是言官
07 魏忠贤弄权，熹宗为何“懵然不辨”？
08 两个壁垒分明的派系：东林党和魏党
09 流寇问题的关键—“括天下库藏尽输京师”
10 流寇是明朝政治体系崩坏的总体现
第十讲 崇祯皇帝—心理史学的分析
01 生祠遍立的“九千岁”魏忠贤的垮台
02 超越前代的绝对皇权与忠君思想
03 成为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全靠身份的偶然
04 袁崇焕要求“不以权力掣臣肘”
05 崇祯前后任用50个阁臣，一个难以服务的皇帝
06 极端的自我为中心贯串崇祯朝的统治
07 轻信和多疑的矛盾结合
08 自我中心与崇祯皇帝人格中深层的迁怒转移习惯
09 从“刑部易尚书十七人”看崇祯皇帝的责任逃避心理
10 罚远过于罪，试验自我权力的界限
11 三饷并征，崇祯君臣给李自成的大礼
精彩书摘：
总 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01
钱穆（宾四）先生自学出身，没有学历，没有师承，很长一段时间在小学教书，然而他认真阅读并整理了古书中几乎所有春秋、战国相关史料，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之所以写这样一本考据大书，很重要的刺激来自名噪一时的《古史辨》，钱穆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这群学者，“疑古太过”，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国古代史料，处处寻觅伪造作假的痕迹，没有平心静气尽量客观做好查考比对文献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这些被他们拿来“疑古辨伪”的材料究竟形成于什么时代。他们不愿做不能做，以至于许多推论必定流于意气、草率，于是钱穆便以一己之力从根做起，竟然将大部分史料精确排比到可以“编年”的成就。
很明显地，《先秦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击《古史辨》的可信度。当时任职燕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意气风发引领风骚的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也立刻理解体会了钱穆的用意，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推荐钱穆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也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写稿。中山大学钱穆没有去，倒是替《燕京学报》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自己说：“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在燕京任教。”
这是个“民国传奇”。里面牵涉到那个时代学者对于知识学问的热情执着，也牵涉到那个时代学者的真诚风范，还牵涉到那个时代学院重视学识高于重视学历的开放气氛。没有学历的钱穆在那样的环境中，单纯靠学问折服了潜在的论敌，因而得以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任教。
这传奇还有后续。钱穆后来从燕京大学转往北大，“中国通史”是当时政府规定的大学历史系必修课，北大历史系惯常的做法，是让系里每个老师轮流排课，将自己所擅长的时代或领域，浓缩在几堂课中教授，用这种方式来构成“中国通史”课程。换句话说，大家理所当然认为“中国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断代的中国历史接续起来，顶多再加上一些跨时代的专史。
可是被派去“中国通史”课堂负责秦汉一段历史的钱穆，不同意这项作法。他公开地对学生表达了质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师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后面的老师要说什么，每个老师来给学生片片断断的知识，怎么可能让学生获得贯通的中国史理解？学生被钱穆的质疑说服了，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学生认为既然不合理就该要求改，系里也同意既然批评反对得有道理就该改。
怎么改？那就将“中国通史”整合起来，上学期由钱穆教，下学期则由系里的中古史大学者陈寅恪教。这样很好吧？问了钱穆，钱穆却说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个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个人教！
这是何等狂傲的态度？本来只是个小学教员，靠顾颉刚提拔才破格进到北大历史系任职的钱穆，竟然敢要排挤数不清精通多少种语言，已经是中古史权威的大学者陈寅恪，自己一个人独揽教“中国通史”的工作？他凭什么？他有资格吗？
至少那个年代的北大历史系觉得他有资格，依从他的意思，让钱穆自己一个人教“中国通史”。他累积了在北大教“中国通史”的经验，后来抗战中，就在随西南联大避居昆明时，埋首写出了经典史著《国史大纲》。
02
由《国史大纲》的内容及写法回推，我们可以明白钱穆坚持一个人教“中国通史”，以及北大历史系接受让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毋宁是他对于什么是“通史”提出了当时系里其他人没想到的深刻认识。
用原来的方式教的，是“简化版中国史”，不是“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的关键，当然是在“通”字，而这个“通”字显然来自太史公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史记》包纳了上下两千年的时代，如此漫长的时间中发生过那么多的事，对于一个史家最大的挑战，不在如何收集两千年来留下来的种种数据，而在如何从庞大的数据中进行有意义的选择，从中间选择什么、又放弃什么。
关键在于“有意义”。只是将所有材料排比出来，呈现的势必是偶然的混乱。许多发生过的事，不巧没有留下记录数据；留下记录数据可供后世考索了解的，往往琐碎零散。更重要的，这些偶然记录下来的人与事，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如果记录是偶然的，人与人、事与事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那么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要做什么？
史家的根本职责就在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并且排比、串联所选择的史料。最简单、最基本的串联是因果解释，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为／所以”，前面有了这样的现象，以致后来有了那样的发展；前面做了这样的决定，导致后来有了那样的结果。排出“因为／所以”来，历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乱的现象与事件，人们阅读历史也就能够藉此理解时间变化的法则，学习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规律。
“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要从规模上将历史的因果解释，放到最大。之所以需要像《史记》那样从文明初始写到当今现实，正因为这是人类经验的最大值，也就提供了从过往经验中寻索出意义与智慧的最大可能性。我们能从古往今来的漫长时间中找出什么样贯通原则或普遍主题呢？还是从消化漫长时间中的种种记录，我们得以回答什么只有放进历史中才能回答的关键大问题呢？
这是司马迁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变”理想，这应该也是钱穆先生坚持一个人从头到尾教“中国通史”的根本精神价值来源。“通史”之“通”在于建立起一个有意义的观点，帮助学生、读者从中国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贯通变化。这是众多可能观点的其中一个，藉由历史的叙述与分析能够尽量表达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样的人研究历史会看到、凸显不同的重点，提出不同的解释，如果是按着不同时代、不同主题就换不同人从不同观点来讲，那么追求一贯“通古今之变”的理想与精神就无处着落了。
03
这也是我明显自不量力一个人讲述、写作一部中国历史的勇气来源。我要说的，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历史，从接近无穷多的历史材料中，有意识有原则地选择出其中的一部份，讲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故事。我说的，只是众多中国历史可能说法中的一个，有我如此述说、如此建立“通古今之变”因果模式的道理。
这道理一言以蔽之，是“重新认识”。意思是我自觉针对已经有过中国历史一定认识的读者，透过学校教育、普遍阅读甚至大众传媒有了对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常识、一些刻板印象。我试图要做的，是邀请这样的读者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来检验一下你以为的中国历史，和事实史料及史学研究所呈现的，中间有多大的差距。
也就是在选择我的中国史叙述重点时，我会优先考虑那些史料或史学研究上相当扎实可信，却和一般常识、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违背的部分。这个立场所根据的，是过去百年来，“新史学”、西方史学诸方法被引进运用在研究中国历史所累积的丰富成果。但很奇怪的，也很不幸的，这些精彩、有趣、突破性的历史知识与看法，却迟迟没有进入教育体系、没有进入一般人的历史常识中，以至于活在21世纪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竟然都还依循一百多年前流通的传统说法。“重新认识”的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些新发现、新研究成果修正、挑战、取代传统旧说法。
“重新认识”的另一个目的，是回到“为什么学历史”的态度问题上，提供不同的思考。学历史到底在学什么？是学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诵下来考试时答题？这样的历史知识一来是根本随时在互联网上都能查得到，二来是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不然是学用现代想法改编的古装历史故事、历史戏剧吗？这样的历史，固然有现实连结，方便我们投射感情入戏，然而对于我们了解过去、体会不同时代的特殊性，有什么帮助呢？
在这套书中，我的一贯信念是学历史最重要的不是学What──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是更要探究How and Why──去了解这些事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没有What当然无从解释How and Why，历史不可能离开事实叙述只存在理论；然而历史也不可以、不应该只停留在事实叙述上。只叙述事实不解释如何与为什么，无论将事实说得再怎么生动，毕竟无助于我们从历史而认识人的行为多样性以及个体或集体行为逻辑。
借由述说漫长的中国历史，藉由同时探究历史中的如何与为什么，我希望一方面能帮助读者梳理、思考今日当下这个文明、这个社会是如何形成的；二方面能让读者确切感受到中国文明内在的多元样貌。在时间之流里，中国绝对不是单一不变的一块，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明曾经有过太多不一样的变化。这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种种变貌，总和加起来才是中国。在没有如实认识中国历史的丰富变化之前，让我们先别将任何关于中国的看法说法视为理所当然。
04
这是一套一边说中国历史，一边解释历史知识如何可能的书。我的用心是希望读者不要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些信息当作是斩金截铁的事实，而能够在阅读中部份地主动参与去好奇、去思考：我们怎么能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又如何去评断该相信什么怀疑什么？历史知识的来历常常和历史本身同样曲折复杂，甚至更加曲折复杂。
这套书一共分成13册，能够成书最主要是有台湾的“敏隆讲堂”和“趋势讲堂”让我能够两度完整地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每一次的课程都前后横跨五个年头，换句话说，从2007年第一讲开讲算起，花了超过十年。十年备课授课过程中，大部分时间用于消化各式各样的论文、专书，也就是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并努力吸收这些研究的发现与论点，尽量有机地编组进我的历史叙述与讨论中。明白地说，我将自己的角色设定为一个勤劳、忠实、不轻信不妥协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进入原始一手材料提出独特成果的人。也只有放弃自己的原创研究冲动，虚心地站在前辈同辈学者的庞大学术基础上，才有可能处理中国通史题材，也才能找出一点点“通”的心得。
将近两百万字的篇幅，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的时间范围，这样一套书，一定不可避免含夹了许多错误。我只能期望能够将单纯知识事实上的“硬伤”失误降到最低，至于论理与解释带有疑义的部分就当作是“抛砖引玉”，请专家读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见，得以将中国历史的认识推到更广且更深的境界。
第二讲 近世生活—食与衣
04 “衣着逾制”与衣着颜色、图纹等禁令
明代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之一，是“衣着逾制”。首先这“制”源于朱元璋的统治信念，他希望在国家体制中给每个人一个固定的位子，大家都乖乖地待在各自社会空间的原地上，安静过着如同“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所以他的统治一直管到人民的生活细节，有很多相关的“制”。
据《明史·舆服志三》记载，1458年有一道禁令，规定人民穿衣服不得使用几种颜色。第一是“姜黄”，那是浅黄色；还有“柳黄”，柳叶刚冒出来的颜色，接近黄绿色。最大的禁忌当然是皇帝用的“明黄”，即鲜黄色。另外“玄黄紫”也不能用。
此外还规定衣服上不能有哪些花纹。蟒、龙不能用，飞鱼、斗牛、大鹏、狮子不能用。四宝相花，四个图案连续盘在一起的，不能用。大云纹，即大块云状图案，也不能用。
这道禁令告诉我们，到这个时候，明朝的服饰已经改变了。当初朱元璋的理想是用衣服显示社会身份，你是什么样的人就穿表现你身份的那种衣服。而且不管什么身份穿的，基本上都以功能为主要考量，尽量简朴。但这样的原则没能维持很久，到15世纪中叶已经濒临瓦解了，才会在英宗时又颁布这道禁令。
使得朱元璋的信念实行不下去的一股力量，正来自其信念内部的吊诡。衣服要清楚显现身份，别人可以从你的衣服上立即看出你是什么社会阶级的人，这种规定反而提供了强大的“衣着逾制”诱因。只要换穿上不一样的衣服，在别人眼中的地位就改变了，那么方便就可以提升地位的方法，干吗不用啊？
到必须以禁令明白标举哪几种颜色、哪几种花纹不准用，表示连“明黄”和“蟒龙纹”这种明确和皇家有关的服制元素，都有人敢乱用了。
不过1458年的禁令，主要处理的还是衣装上的社会标记问题，然而也差不多在这时候，另外一方面的发展变得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夸张，那就是在衣服上奢侈浪费，产生了许多和原有皇族、官职象征无关的新奢靡表现方式。
从1370年代开始，朝廷就多次发出对“衣着逾制”的警告，最后一次的相关禁令，出现在1541年。这次的禁令则是特别针对“云巾”“云履”。这里的“云”指的不是一个世纪前的“大云纹”了，而是一种特别的材质。“云”指的是“云缣”，这道禁令管的，不是外表花纹，而是某些最为贵重的特殊材质。
“云缣”是一种丝织品，织得特别松软，感觉上比一般的丝还要更轻。这当然牵涉到高度复杂的织工技术，可以做出特殊的皱纹，会有波浪的效果。这么贵重的布料，却有人用来做“云巾”“云履”，那明显是夸示。
这时期最贵重的衣服材质除了“云缣”之外，还有“吴绸”，即苏州的丝绸；“宋锦”，这是带绣花的衣料；“驼褐”，骆驼毛织成的，是最好的毛料。
禁止用“云巾”“云履”，那就不是在管“逾制”了，而是针对奢侈风气。将这种大家都看得出来很贵重的材质用在做佩巾，甚至做鞋上，这明显的用意与效果就是炫富。到这时候，炫富的情况已经超越“逾制”了，想要自我标榜、得到社会地位的人，不再是去穿不属于其身份的衣服，因为这种做法太普遍了，大家都这么做，以至于身份和衣着相连的“制”已经丧失意义了。所以要凸显身份就要穿别人穿不起的衣服，或者像《凤还巢》戏中朱千岁那样，以别人无法负担的方式来穿衣服。
第十讲 崇祯皇帝—心理史学的分析
05 崇祯前后任用50个阁臣，一个难以服务的皇帝-301
杀毛文龙的事发生在崇祯二年（1629年）的六月，4个月后，后金的部队毁边墙而入。原本袁崇焕派了军队前往防守，但在这节骨眼上，后方传来袁崇焕勾结建州女真的指控。
对袁崇焕的指控，包括了在努尔哈赤去世时，他曾经派使者去吊唁。这是事实，但依据这样的事要说是勾结，也太夸张了吧！后世从清人的记录中看到，此事牵涉到皇太极布置的反间计，他让人写下两封自己与袁崇焕私下议和的密信，然后让人故意“丢失”在明军的防地。很快，信中的内容在北京传开，崇祯皇帝身边的一些宦官、朝臣也趁机散布谣言，说袁崇焕引来后金部队绕道来取北京。崇祯皇帝对此半信半疑，拒绝袁崇焕率军入城休整的请求。与此同时，皇太极又让手下故意在两个俘虏的明朝太监前透漏“机密”，说袁崇焕已与皇太极达成了攻取北京的协议，随后又故意放跑了这两个太监，让他们把这个“机密”报告给崇祯皇帝。
后金显然已经很了解明朝朝廷的政治风气。两个宦官回去后立即具状控告袁崇焕，而他们的控告也必然会被皇帝认真当一回事。六月，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到十月，他就被召回。皇帝以擅杀毛文龙为理由，将袁崇焕下狱，到了第二年八月，袁崇焕被处以极刑。
从明代政治架构上看，袁崇焕被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侵犯了皇帝的绝对权力，他真的去独立使用皇帝给予他的“全权”。然而崇祯皇帝并没有要和任何人分享他的绝对权力。所以对皇帝来说，袁崇焕不报告不请命就杀了毛文龙，比传言他和建州女真勾勾搭搭，还要更严重。
尤其是先斩后奏的书奏中，袁崇焕摆出了一副理所当然皇帝会接受这个事实的态度，最是冒犯了崇祯皇帝。偏偏当时的状况让皇帝不能发作，还必须如袁崇焕预期的那样将那口气咽下去。一时咽下去了，然而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随时可能就爆发吐出来，不会一直憋在肚子里。
袁崇焕死得冤枉，以至于后来留下的一种历史观点，强调如果袁崇焕不死，明朝就可以不亡。这样的看法和当时明朝政治的现实，有很大的差距。首先，袁崇焕被杀时，是崇祯三年（1630年）的八月，距离明朝灭亡，还有将近14年的时间。即便当时袁崇焕不死，甚至之前没有下狱，后来也很难有什么作为。因为崇祯皇帝在位一共不到17年，在这段时间中竟然用了50个阁臣！
张居正、申时行都当过内阁首辅，内阁首辅是朝廷官员中地位最高的一个。算一下，阁臣取得这样的地位，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胡惟庸案”之后。要知道，宋朝开国起130年内，也只任用了50位宰相。还有，在崇祯之前，明朝200多年历史，只有一位阁臣在任上被处以死刑，而崇祯不到17年的时间里，就杀了两位现任阁臣。
很明显，在崇祯皇帝朝中做事，动辄得咎，哪有可能撑得了14年？50个阁臣，平均每个人的任期是4个月，可以想见服务这个皇帝有多困难。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