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是船山诗学评论当中一种重要的批评方式，有学者单就《唐诗评选》统计船山所用比较的批评方式就达五十余次，可想而知，船山在整个诗评和诗论中运用比较批评方式的频率是很高的。船山评杜，既将其与同时代的诗人进行横向比较，也将其与不同时代的诗人进行纵向比较，涉及诗歌的内容、艺术手法、风格、语言等各个方面，有诗句间的比较、个别字词的比较等各种形式。在船山贬杜论中，纵横比较自然也是其非常重要的具体操作方式。
杜甫和李白的对比
在船山比较式的贬杜论中，杜甫与王昌龄、王维、孟浩然、李顽等诗人都有过比较，其中最鲜明的莫过于与李白的对比。将李杜进行对比，与船山一种评论倾向有关，即将两个诗学地位相当的诗人，甚至是具有亲密血缘关系的人进行比较，比如将曹植与曹巫对比，将王元美与王敬美进行对比，这种对象之间的比较使得评论效果更为强烈。
在李白与杜甫之间，船山显然是倾向于李白的，其著作中扬李抑杜的例子也较多。船山一来认为李白古诗“一无累迹”，而杜甫与之比较起来就显得“拖带”，二来从诗歌审美高度上来说，“杜得古韵，李得古神”，神韵之间，船山显然更看重的是“神”。其实历代将李杜古诗对比的例子并不少见。
比如王世贞在评《奉赠韦左臣二十二韵》时说:“大约五言选体，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也在审美趣味、诗歌语言上将李杜对比。但和船山有所不同的是，王世贞虽然也批评了杜五言多累语拖沓的毛病，但同时也指出了李诗“多露语率语”的弊病。在审美趣味上，既盛赞了李诗自然俊逸，也肯定了杜诗雄奇独造之可贵。
与王世贞相较而言，船山在李杜对比中，对杜甫进行了较为全面彻底的否定，对李白则是高度褒扬，对比十分鲜明，从而使得力度也更为强烈。不过如此批评存在简单化、绝对化的嫌疑。像王世贞一样，我们在评论某位诗人或者作品时既要看见其优秀之处，也不避讳瑕疵之处，如此方能做到全面客观。
船山直接贬杜之处虽然不多，但也呈现出一定的特点。一是从篇幅来看，有长有短，长者多达三四百字(如《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七)》)，短者或少至二三十字(如《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一)》《后出塞》)，不过和其对一些诗歌儿字甚至一字评价(如“平”、“完好”、“弘整”“生色”等)比较起来，评点内容还是较为详实的。
二是在语言上比较注意使用四字或成排比的句式，如评《千秋节有感》用“使才使气，大损神理”两两四字之语对杜甫排律进行了直接批评，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七)》中船山直接批评杜诗歌行“高者为散圣，孤者为庵僧，卑者为野狐”，“高者”“孤者”“卑者”形成排比的句式，一是最大限度地将杜甫歌行的类型概括进来，从而使其批评更为全面;二是排比形成了强烈的气势，使得批评的力度更为激烈;三是如此锻造的批评语言读起来更为朗朗上口。
李白、杜甫作为诗坛巨匠，对后世诗歌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深深影响着后世诗人的创作，因而船山也从李杜对后世诗人创作的影响上将两者进行对比。
如在评顾开雍《游天台歌》中，船山将诗学李白的顾开雍与诗学杜甫的竟陵派进行对比，他指出虽然两者诗歌都体现出一“幻”字，不同的是顾“妙在作恍惚语仍不失幻”，而竟陵派则“侣一幻字，误人不少”，由此而追溯到对李杜的比较，将顾之学李比作“如乘云气”，愈来愈尚，而竟陵学杜则是“瞿塘放舟”，愈来愈俗，如此比喻让学李学杜之间的比较形象而富有动感。
在学李还是学杜的问题上，船山非常鲜明的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即欲傲(仿)唐人，无亦青莲为胜”，因为“若(杜甫)此种诗，于己无病，要不能为人做药，取材李、杜者，终以李为三年之艾”(杜甫《新婚别》评语)，其中所体现的贬杜意识异常明了。
历代关于李杜孰高孰低的辩争一直都有，由上知船山扬李抑杜的观点很鲜明。蒲阳郑景韦说:“李滴仙，诗中龙也，矫矫焉不受约束。杜子美则麟游灵囿，凤鸣朝阳，自是人间瑞物。二豪所得，殆不可以优劣论也”，笔者以为，郑此说实为真语。
学习和继承
除了李杜对比，杜甫取得如此之高的诗学成就与其对前代诗人优秀诗歌的学习继承是分不开的，因而，船山从这点出发，又将杜甫与其所宗之师进行比较，如船山评庚信《燕歌行》，前文中谈到船山对杜甫“健笔纵横”的诗风持批评态度，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其并不是完全彻底否定，他说这话是有一些限定条件的，即反对将此种风格与五言古诗相为融合。
可见，船山不仅从文学这个宏达角度，强调诗歌是一种以抒情为本质的、与史经等不同的特殊文体，还在诗歌内部进行着更为细致的区分，即不同的诗体应该持有不同的风格特征。他认为“凌云”之笔在富有真性情的歌行是可以的，他因此赞扬庚信乃是“歌行好手”。
但若在古诗当中也融入这种笔调则是不可行的，因而对于杜甫健笔纵横的五古诗歌，船山并不满意。《哀王孙》《哀江头》《七歌》诸诗篇都在批评之列，“大是不如去取”就是批评了杜甫将从庚信处所学的“凌云”之笔所用非处。
有学者指出，古诗浑厚，律诗稳重，绝句轻倩，诗体不同所呈现出的风格也相异，船山看见了五言古诗作为独特诗体应持有之浑厚的风格，具有较高的诗学眼光，但也仅局限在这个范围中，对其他风格的融入他无法认同，这不得不说是他的缺陷之一。
上述所言，船山在比较当中都正面、鲜明地表明了对杜甫的贬斥，有时其在比较中不作确切回答，而采取反问的形式，船山将杜甫名句与马戴诗进行了比较，连用两个反问句，质问读者正、变、雅、俗之分。“必有知者”，如此问而不答，在读者的思考中船山的贬杜论显得更为深刻。
纵横比较是船山贬杜时运用得十分广泛的批评方式，主要是正反比较，即将对比对象所褒扬之处与贬斥杜诗之处进行对比，从而呈现出正面例子与反面例子对比的外在张力，在这样比较中，贬杜论自然更为强烈、明显。
结语
简言之，船山贬杜的方法多样，其或单刀直入进行批评，或以欲抑先扬的手法出之，或将杜和一个甚至多个对象比较批评，或论诗时貌似随意地、“顺手牵羊”式批评，或追溯诗歌发展史时贬杜。
多种批评操作方式的交错使用时，船山还注重润色批评的语言。蔡镇楚在《诗话学》中将中国诗话诗歌评论的主要特点总结为“一是语言简洁，二是排比有序，三是比喻生动”，船山贬杜论也呈现出这儿点，句式上四字成排，短小精悍，读来朗朗上口，富有气势，新颖比喻的运用让抽象的诗歌批评变得更加形象生动，便于理解。多样的批评手法体现了船山作为诗歌批评家的深厚功底，同时也更全面地表达了其对杜甫某些诗歌的不满以及贬杜背后的深层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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