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纵览船山《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三部诗歌评选以及诗论专著《姜斋诗话》是巡江游观的话，那么杜甫则是两岸必不可少的风景，而贬杜论则是其中最叫人惊异的景物，一者其论为多，二者其论为激。由船山相关诗评诗论著作具体而言，其贬杜主要是针对杜诗的批评，包括对杜诗内容、艺术手法、风格的批评，间或涉及对杜甫人格的怀疑与非议。
从广度上来说，船山很少有专门斥责杜甫的论说，一般是散见于对其他诗人作品的评价当中，呈现出广而杂的倾向;从深度上来说，一来是粗中有细，在抽象、宽泛的论说当中将对杜甫的不满之处及其原因等都有较为细致的阐释，二来是印象式的一笔带过，不作具体分析。如此，我们有必要对纷繁驳杂、深浅不一的贬杜论内容作进一步的分门别类。
做诗乃中国文人之风雅韵事，这在深受儒家传统诗教观影响的船山看来更是如此。他尊崇诗歌之雅，由偏执而儿近至逼仄的境界。在这样一种诗学观念的指导下，王夫之对杜甫描写凡世琐事俗人的诗作及多叹自身悲惨遭遇的诗作大都不齿，在具体的评论中进行了较为尖锐的批评。
贬斥诗写琐事
杜诗名流千古，与其诗歌内容既包含了反映朝政得失、社会变迁的国家大事，也广涉柴米油盐、农家樵夫等的平凡之事不无关联。尤其杜甫入蜀后，介于自身经历和所处的环境，杜甫对日常生活中所遇见的人或事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些事平凡琐碎，甚至小至柴米油盐、鸡鸭鱼鹅，诗中再现的平凡的生活场景使得杜诗贴近现实生活而更富有生活情趣，但在船山看来，这些都不过一个俗字尽能概括，在诗歌高雅的殿堂，一旦出现这类事物，船山大都有所鞭挞。
评杨基《客中寒食有感》时，船山用了较长篇幅重点批评了孟载诗歌所呈现的现实生活，其总结为“鹅鸭充斥”“柴米喧闻”“动口市谈”“满口村皱”，并一口气批评了大量孟诗加以说明。然船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对孟载的批评字字都是对杜诗的批评。
他认为，孟载在杜学盛行之时，盲口追风拟杜，将“杜之垢腻以为芳泽”，仿袭杜诗中那些最为船山所斥责的俗言俗句，使得诗中充满市井之气，毫无美感。在船山眼中杜甫显然是此种恶习的衍生者，并对后代诗歌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
他还进一步讽刺那些模仿杜甫此类诗歌之人不过是“烂枣糕酸浆水之脾舌”，可见，诗涉俗物俗事都是船山所不能忍受的。安史之乱后，杜甫的生活更为困难坎坷，连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都难以保证，因而他的诗中既有对百姓及自己悲苦生活的反映，也有对梦想中的温饱无忧生活的期许，特别是入蜀后，关于柴米油盐、街谈市语等的诗歌更多了，由此船山对杜甫入蜀后诗歌的批评尤其激烈，甚或认为“勿言杜可也”。
船山在很多地方都表达了这个观点，船山将杜诗中所包含的个人琐事作了简短分类，包括财货、居食、妻妾、游乞等。船山认为，杜甫在诗中多描写这些事物无非是展示了其欲得之而不得的悲哀，所谓“窃比程与契”之高尚与“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心酸都是杜甫物欲心态在不同情况之下的不同反映，船山是非常看不起杜甫这种自命高尚或是悲哀的心理的。
如此沉溺于这些生活琐事并不符合儒家高雅的诗教观，船山讥讽杜甫“失其心”“沉溺天下于货利而砾其本心”。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他嘲笑道:“识量不出针线、蔬笋、数米、量盐、抽丰、告贷之中”，在船山的笔下，一代巨儒杜甫仿佛变成了一个人人可鄙夷的世俗小人!
杜甫而后，韩愈、孟郊、曹邺等师承于此导致“诗遂永亡于天下”的后果，因而船山再次强调了杜甫这类诗歌的恶劣影响，甚至“百于《香奋》”，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一染此数家之习，白练受污，终不可复白，尚戒之哉!”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诗歌来源于生活，反应着现实世界，那么既会包含阳春白雪的高雅，也会包含下里巴人的俗野，若以“雅”为标准死死圈定诗歌所表现的范围，无疑会大大减少诗歌的表现力。
船山批评在诗歌中描写诸如饮食、居住、妻子、游乞等其所谓俗野的事物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更大程度上抹杀了诗歌的活力，他由此对杜甫的批评就显得片面而牵强。要知道杜诗之所以流传千古，能雅能俗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王世憋有言:“余谓老杜大家，其言兼雅俗文质，无所不有，不讳朴野，固云无所不有，亦其资性则然”，甚当。
贬斥失路之悲
杜甫怀揣盛唐之心，却不幸身处盛唐、中唐之交的混乱世道，致力于功名苍生的远大抱负在现实中折翼，一生多在困顿流离中度过。杜甫诗歌反映了他颠沛流亡中的诸多遭遇，充满了强烈的英雄失路之悲。不过，这在船山那里也成为了批评的对象。
在评杜诗《遣兴·蓬生非无根》时船山有云: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杜甫携家带小四处避难，饥饿、疾病、流寇时刻威胁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人少虎狼多”“痴女饥咬我”“呻吟更流血”其实都是杜甫的切身经历。
然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船山认为即使痛彻心扉，在情感表达时也必须拿捏好分寸，而杜甫在描写这些经历时的措辞显然是过于渲染其中的悲剧氛围，船山毫不留情面的批评其是“恶惊语”。
不仅如此，船山对杜甫这类诗歌师承与谁还进行了探索，他在评何逊《赠诸游旧》时说:“仲言有‘伊余从入关，终是填沟壑’‘上牛竟不进，色狗空重陈’‘逢施同沟壑，值设乃糟糠’‘逢时乃倏忽，失路亦斯须’一种恶诗，为杜陵所祖者，以拟斯篇，天壤悬绝矣”，虽然主要是贬斥何逊记叙其人生坎坷、悲惨境况的诗歌，不过何尝不是对杜甫的贬斥呢?
失路之悲自古以来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诗人们通过在诗歌中反复咏叹来宣泄心中难以排遣的哀愁，句由心生，往往非常感人。船山反对在诗中表现这类内容，甚至不无讥讽地说“‘痛哭’‘流涕’‘长太息’说得骇人”，此说不免狭隘。
结语
明代，杜甫在诗坛中的地位虽不及在宋、清时期之高，但依旧享有崇高地位。明清易代后，杜甫更是以遗民为代表的文人心中的榜样，一是因杜诗高超的艺术水准叫人叹为观止，二是在易代这个特殊的背景下，杜诗中彰显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触动着每一个心怀故国的遗民多感脆弱的心。
然而，在众多遗民中，王夫之是一个例外，在他的诗评和诗论著作当中流露出一股非常强烈的贬杜意识，有学者称“王船山对杜甫的诗有褒有贬，褒少贬多，贬斥讥刺，非常刻薄，有点象鸡蛋里挑骨头似的，令人不可思议”，何以船山对杜甫诸多不满呢?笔者认为，明亡是船山心中挥之不去的伤痛，在隐居深山著书的日子里，他以探讨亡国之因作为自己缅怀故国的一种形式。
就诗歌领域来说，船山认为明末诗坛复古的风气与明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风气与杜甫有一定程度上的关联;在易代刺激下，船山思想中激荡着的忠君爱国之情呈现出偏执化，他以一种严苛的态度从各个角度审视每一首诗歌是否可能会引起国家混乱，这种情况下，他对杜甫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非常不满;此外，因对温柔敦厚的传统儒家诗教的坚守，船山对不符合儒家传统诗教的某些杜诗进行激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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