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朱泓宇（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原载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8期

2022年春爆发的俄乌冲突不仅标志着全球新闻传播由广电媒介时代的“图文信息战”过渡到社交媒体平台时代的“算法认知战”模态，同时，也将“杂合化新闻”（hybrid journalism）的理念及其实践推向了学界和业界前台。包括交战双方和利益攸关方在内的政府部门、企业、智库、社会组织、传统媒体与自媒体等多元传播主体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掀起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明传暗推”。由传统新闻编辑室主导并把关的专业新闻生产边界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社交媒体平台产销机制的用户化、碎片化、短视频与流媒体化以及情感化新闻推送与新闻消费。

在一个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纵横交织的“乌卡”（VUCA）时代，所谓“杂合化新闻”，意味着新闻业从封闭的专业生产系统走向杂合与弥散，在媒介技术、生产主体、话语体系、传播渠道以及新闻业体制与结构等方面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延展性乃至不确定性。一方面，由数字媒体技术驱动的媒介变革加速了当前新闻形态的更新迭代；另一方面，“政、产、学、研”等多重主体参与新闻生产全过程，“杂合化”不仅成为当下新闻采编新的形式与内容的必然选择，更从整体性宏观的角度重塑了全球新闻传媒业的转型趋势。

以美国传媒业为例，受社交媒体和数字订阅的影响，传统印刷纸媒的衰落成为定局，而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老牌报纸机构的数字订阅量均在增多，前者的数字订阅量已突破760万，远超过其纸媒发行量。[1]此外，在流媒体平台全面崛起的时代，美国传统广播电视业视听率下滑颓势明显，不少老牌新闻媒体机构和电视网，包括《纽约时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等在内，转而对播客新媒介持续投资。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传媒业的引领之下，付费订阅、用户新闻、音视频新闻、新闻策展甚至是游戏新闻等新兴的新闻形态不仅展现了全球传播媒介融合的大势所趋，更从新闻形式变迁、话语风格转型、产业结构变革的角度彰显着杂合化新闻背后的多重介入主体与复杂动力机制，同时，也驱使着学界加快对“杂合化”及“杂合化新闻”的研究关注。

“杂合化”（hybridization）的概念缘起于自然科学的生物研究和园艺学领域，指的是两种或多种相异动（植）物在配偶或饲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新品种。这突出了新生事物在来源或组成上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2]当其被迁移至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例如新闻传播学时，通常伴随着一种极具批判性的质询：原本看似泾渭分明的两个或多个研究对象（如新闻业与其他行业）走向杂合的表现怎样、它们之间边界为何日趋模糊以及所形成的杂合化状态走势又将如何，等等。

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杂合化”以及对本文重点关注的“杂合化新闻”的追问，挑战着传统二元论的认知定势和线性史观，也迫使我们认识到，西方经典新闻学研究所假设的新闻生产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界限和区别已不再清晰，且可能从未清晰过。[3]立足于“杂合化”正成为全球传播时代新闻业转型新理念与新共识的现实背景，本文以美西方为代表的“全球北方”国家新闻业的历史进程为主要参照，兼顾“全球南方”的本土化创新探索，旨在厘清杂合化新闻演进的历史脉络、其概念要义以及当前杂合化新闻在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的实践应用。

从机构到平台的杂合化媒介体系

新闻生产逐步走向杂合化是一个历史不断演进的过程。欧美国家在工业革命和大众社会逐步兴起的年代，其新闻生产仍是一个较为封闭的专业系统。在以报纸为主要媒介的时代，新闻生产的工种仍相当单一，亦没有对有关职责进行充分划定的组织化分工逻辑。正如舒德森在《发掘新闻》中所言，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新闻生产通常由身处港口的旅行者或总编的朋友即“特派记者”一个人包揽，包括报道、编辑、印刷、广告，等等。而到了19世纪中后期，总编开始放弃这些非正式的新闻资源，转而雇佣职业化的新闻写手和专业记者，新闻生产的闭合型专业系统开始成型。[4]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纽约等现代化工商业城市的壮大、资产阶级政党体系和选举制度的完善以及出版印刷技术的不断成熟，现代新闻业率先在美西方等国家形成并日趋专业化。新闻生产的“职业共同体”以新闻采编部为核心，包括各类专业记者和编辑等在内，成为划定边界、追求操守而有传承性的机构组织。此时的新闻记者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专业。新闻客观性原则亦被奉为圭臬，相较于“讲故事”，传递客观而真实的“信息”成为新闻报道成功与否的关键。报纸报道质量提高，新闻从业者的伦理道德水平和地位上升。新闻生产也成为有门槛、有规范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性活动。新闻教育在高等院校设立，传统的讲求规范性的新闻学的教学研究也往往将目光锁定在报社、广播电视台、通讯社等新闻生产机构之上，以此划分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新闻、网络新闻等专业方向或研究领域。

然而，从历史上看，杂合化新闻也并非一个晚近和全然新鲜的事物。这一理念旨在消弭新闻生产与其他领域的边界，并在新闻生产变革的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例如，上世纪80年代以降，在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主导性思潮的背景下，伴随着商业性广播电视机构的兴起，传媒业“放松规制”（deregulation）的理念大行其道，“信息娱乐”（infotainment）——即新闻与娱乐的“杂合”产物成为广播电视新闻的主要形式之一。从微观的实践层面看，综艺娱乐节目和新闻节目制作人会互相借鉴，并将对方节目的核心理念“混杂”到自己的节目中。在此理念下，“24/7”全天候新闻频道推出了具有较强的“信息娱乐”属性的“新闻秀”，以脱口秀的形式呈现新闻，以非正式交流为主，强调个性叙事、故事演绎的技巧并制造了一系列不完全遵循传统新闻客观真实性准则的“文化奇观”。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我国观众熟悉的“囧叔”（Jon Stuart）和他的《每日秀》（Daily Show）。该节目先在“喜剧中心”（Comedy Central）频道播出，声名大噪后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引入，并推出了以国际新闻为主的“世界版”。从宏观的政策层面看，美国政府的监管部门放松并取消了对金融与媒体产业所有权整合的禁令，一些大型的文娱产业公司与传统广电制播机构开展合作，对其进行兼并收购——如迪士尼收购美国广播公司等。在商业利益诱导下，新闻业的杂合化倾向愈演愈烈。[5]

受到诸多他律性因素的影响，新闻杂合化的发展突破并延展了新闻生产的内生性规律。正如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所言，从场域理论出发，新闻业可被看作一个“场”，但是在电视媒体商业化运营的过程中，其不断地被经济场等通过收视率等手段加以控制，自身难以自主。纯粹的新闻报道与信息传达在以电视为主要媒介的时代变得遥不可及，遑论一个完全封闭而自立的新闻生产系统。[6]总而言之，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是“杂合化新闻”兴盛的第一个高潮。在西方主要国家政府的支持下，资本所催生的“元技术”变革步伐加快，传播媒介更加丰富多样，商业力量等对新闻场的侵蚀更加猛烈，文化多元主义成为流俗性较强的普世性价值，杂合化新闻也成为当前新闻生态的主要形态。

21世纪以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等成为全球新闻传播的主要媒介，由“机构化”向“平台化”的迁移成为新闻生产“环境性”变革的新趋势。[7]碎片化信息环绕在日常生活与高度媒介化的平台社会之中，从而使媒体传播生态表现为“杂合化圈层”（hybridity circle）的模式，其中既有转型主流媒体的专业新闻生产与内容“投喂”，也不乏自媒体等带动下，人际与圈层化社群传播向度的参与和贡献。这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不仅仅存在于媒体机构之中，也存在于新闻传播的逻辑之外。有鉴于此，“杂合化新闻”成为一个在交互与碰撞中产生信息与意义的过程，传统的以“规范性”为特征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出现了“杂合化转向”（hybrid turn）趋势。[8]

总的来看，杂合化新闻的诞生与快速发展离不开一个有着普遍主义倾向的“杂合化媒介系统”，而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即这一系统的典型例证。在这一系统中，新闻不再由机构化的新闻采编部门主导并把关，在社交媒体平台的生态空间中进而呈现出用户主导、碎片化推送、短视频与流媒体成为主要表现形式与载体，以及新闻传播出现的“情感化转向”的趋势，等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杂合化媒介系统并非意味着新媒介和数字平台对传统媒介和专业新闻的全盘替代。恰恰相反的是，在杂合化媒介系统内部，新旧媒介、机构与平台之间形成了互为补充和相辅相成的关系。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TikTok和优兔等短视频流媒体平台，Telegram等即时通信软件，也包括在数字传播时代仍然发挥议程设置作用的电视新闻节目，都成了杂合化新闻的不同表现形式和载体[9]，而在其中起到关键串联与信息“产消合一”作用的正是每一个跨媒介、跨平台的普通用户——即“产消者”（prosumer）[10]。换言之，杂合化新闻的时代，每个用户都在扮演着新闻生产者和信息把关人的角色。立足于当前全球社交媒体平台的基本语境，本文将进一步归纳和总结杂合化新闻的核心理念及其全球实践。

杂合化新闻的核心理念

回顾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界的相关讨论和研究，对于理解何谓“杂合化新闻”，本文将其归纳并概括为三组核心概念，分别是，媒介技术与参与主体意义上的“延展与赋能”、新闻业空间布局与产销机制意义上的“协作与策展”以及整体产业结构与衍生文化意义上的“融合与杂糅”。

第一，延展与赋能

就媒介技术而言，“延伸”意味着新闻记者或广义上的互联网平台新闻生产从业者被技术手段赋予了更多的新闻实践想象；同时，一些“非人类中心”的数字技术物（如社交机器人等）也延伸和拓展了新闻生产“人与物”之杂合状态的可能性。数字媒介技术通常会被认为是新闻业发生变化的首要原因。作为一个整体，技术既包括新的新闻采编技术和相关设备，也包括广义上的平台及其算法运作等。数字媒介技术对新闻信息采集与分发都有着颠覆性的改变，使今天的新闻更加直接和个人化，其实用性和互动性也更加突出。

号称“内容搬运工”的互联网商业公司并非新闻内容的生产者，却把持着当前最为前沿的信息获取与分发技术。谷歌和脸书的算法决定了哪些新闻读者和平台用户会收到个性化推送。新闻记者可以借助WhatsApp、推特、TikTok等数字平台来施展才华，这大大延展了他们的信息获取与分发空间。然而，从技术应用到话语逻辑，新闻业始终应被视作一个“话语机构”，而绝非简单的技术产物。如何辩证思考新媒介技术给予新闻从业者的话语风格更新，特别是从严肃新闻话语转向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杂合化话语尝试，成为技术延伸背景下杂合化新闻研究的一大重点问题。[11]

就参与主体而言，更多的参与者，尤其是跨国平台用户成功获得了新闻生产与媒介消费的赋能。而包括政府、互联网公司及自媒体、主流媒体机构、平台用户、高校与智库等在内的主体都是杂合化新闻的生产者和接受者。线性的5W传播路径无法解释现行的新闻生态图谱。在此基础上，新闻的价值不是既定与恒定不变的，也不是由传统媒体机构来界定的，而是由杂合的多元行动者来共同建构的。但是，赋能并不意味着新闻及信息生产权利的绝对均衡，一些政府部门和大型互联网平台商业公司仍旧把持着新闻生产与流量主导权；用户的主体能动性乃至如何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命题。

第二，协作与策展

就空间布局而言，远程新闻协作兴起。“云端连接”使得建制化的新闻生产也开始逐渐打破新闻编辑部的时空局限，推动了新闻业远程合作和以此为研究关切的“空间新闻学”的出现。在零工经济浪潮中，特别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新闻业的收入及预算持续紧缩，记者与媒体机构的雇佣关系更加灵活，包括《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商业媒体石英（Quartz）等在内的欧美新闻媒体机构雇佣了一批可远程协作而又以“自由职业者”自居的“零工经济记者”（gig economy journalist）。这些零工经济记者会精心设计自己的个人网页来吸引全球用户的“光顾”，在商业化的“客户思维”主导之下，有针对性地为建制化媒体机构供稿或与职业编辑等展开或长期或短期的杂合化定向合作。[12]而根据牛津路透新闻研究院的一项调查，大多数人相信“混合采编”与新闻协作将成为未来杂合化新闻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常态”。[13]高效而低廉的“虚拟新闻编辑部”模式将更加深入人心。以记者和编辑室等为枢纽的新闻生产时代或将一去不复返，新闻媒体对更多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也将增强。如《福布斯》等老牌财经类媒体和VOX等面向“Z世代”用户的“初创媒体”提供了完全依赖远程办公的全职岗位，并吸纳此前因为空间距离而无法全职加入的新闻人才，提升杂合化新闻采编的活力。

但是，过多的混合采编会造成心理层面的“近距离偏见”，影响远程办公者持续工作的积极性。长期远程办公固然是一种经济的选择，但对于新闻业这个需要扎根社区和受众的行业，大量的远程采访，乃至“新闻众包”，可能使记者缺乏对受访对象和新闻现场足够细致的观察和了解，在造成部分报道偏差甚至假新闻的同时，也会对“新闻信任”（news credibility）这一传统新闻的“元诉求”形成一定的挑战与冲击。[14]因此，有所侧重地回归“面对面”采访和讨论的传统新闻采写模式，显然会有利于杂合化新闻媒体完成准确而高质量的深度报道。[15]

就产销机制而言，杂合化新闻的策展理念日渐突出。记者更不再单单是一个职业化采编者或信息流通的“把关人”，而成为或普通或关键的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甚至是相关信息的“策展人”（curator）。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受到社交媒体平台“大环境”和新闻编辑室“小气候”的共同影响和制约。记者在个人账号的媒介呈现，往往会成为平台用户对某家新闻机构产生第一印象的“窗口”。在此过程中，传统的新闻采编部如何对记者的社交媒体平台使用进行规范化管理成为新的时代考验。此外，一些新兴的初创媒体及其“创业型记者”深谙这一新闻策展理念，尝试兼顾传统新闻的客观性准则与社交媒体平台环境中的非正式与对话性风格，在“公共性”更强的新闻供给侧和“个性化”更强的用户接收侧二者之间建立杂合化的人际连结。[16]

第三，融合与杂糅

新闻产业结构亦在发生杂合化的转变。杂合化不仅成为新闻的内容，也在成为新闻实践的结构与框架。相较于广电时代新闻舆论场与政治经济等其他场域的联结，在全球性数字平台形塑新闻业的今天，专业新闻生产与多元化的社会领域、产业分工和社群组织相融在了一起。宏观层面的内政外交、中观层面的行政活动、微观层面的身份政治以及与各个层面“治理”有关的要素和理念通过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嵌套”进入“杂合化”的新闻传播生态之中。如何在真假新闻共存、以“信息超载”为特征的社交媒体平台环境中进行新闻核查、去伪存真，如何减小“误讯”（misinformation）、“谬讯”（disinformation）和“恶讯”（malinformation）的危害，亟待包括新闻媒体机构在内的多元利益攸关方相互融合、搭配与协同治理。

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杂合化新闻的全球扩散体现了“文化杂糅”的特征和从跨文化传播到转文化传播的总体趋势。如果说世纪之交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文化多元主义的普世化等为杂合化新闻的诞生创造了基础性条件，“杂合化”这一概念本身也被纳入方兴未艾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当中[17]；那么反过来，杂合化新闻也推动了新闻出版领域“从跨到转”的理念升维和实践创新。以“欧美白人男性”（WASP）为中心的新闻传播理念“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来自边缘弱势群体和“全球南方”的“沉默的大多数”获得平台赋能，以“建设性新闻”和“解困新闻”等全球连接的实践，为解决“乌卡”（VUCA）时代国际社会所共同面对的“抗解问题”（wicked problem）提供替代性的方案。在平台世界主义理念的引导之下，传统的跨国媒体机构和新兴的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网络社群乃至用户的边界渐趋消融，通过杂合化新闻的实践探索促成更加平等与公正的信息交往与文化杂糅。

杂合化新闻的全球实践

杂合化新闻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几乎同步进行。随着随身移动智能设备的广泛普及，数字平台不仅已经成为全球传播的主要载体，也成为杂合化新闻实践探索和创新的主要场域。从地理与区域划分和比较的角度看，当前杂合化新闻的实践应用既包括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先行先试，也离不开“全球南方”国家与地区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创新探索。

首先，得益于历史发展和技术优势等，欧美国家的“先行先试”对杂合化新闻的实践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其经验教训都值得世界各地的同行参照和汲取。前文提及的俄乌冲突“信息战”是杂合化新闻实践运用与政治传播“接轨”的典型案例。众多西方老牌媒体在其全球社交媒体平台账号上，对特定的价值观念进行洗脑式的反复申说，并借由迷因化的算法推送形成流量可观的主导性框架，彻底挤压“异类”声音的表达空间。主流媒体竞相引用TikTok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碎片化传播的战争画面以增强其相关报道的吸引力与说服力，后者也成为全球公众了解战事进展的“第一现场”。TikTok彻底变身为将残酷的战争场景转化为病毒式传播的漫威游戏奇观的WarTok，记录个人恐惧绝望体验的自媒体和短视频成为“绝佳的”情感化与杂合化新闻素材。演员出身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采用了原生态直播与“短视频日志”（Vlog）模式，穿着一件军绿色的T恤自拍，喜怒哀乐之情绪溢于言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性情流露的简短“金句”吸引全球平台用户的关注并接连引发热点新闻。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大选的宣传与动员等政治传播领域，杂合化新闻的实践运用也起到了改写成规的作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号称“推特总司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将其名人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在民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主导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议题，进而改写甚至于颠覆西方政治和社会的成规定则，被视为评估杂合化新闻实践给政治和社会生态带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典型案例。[18]与之类似，在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大选期间，一方面，来自电视媒介的新闻报道成为推特平台有关候选者的流行话题关键词（TTs）和标签（hashtag）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电视新闻也在持续报道并强化这些涉及选举的流行话题，这一大小屏联动式的杂合化新闻共同影响着公众对选举的态度。[19]

其次，“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也充分探索杂合化新闻实践

例如，中国媒体走向非洲，将自身的发展经验和中国故事传递到非洲大陆，有利于中非间文化的交流与杂合，这挑战着西方自由主义阵营媒体在非洲的布局，也使得非洲本土新闻业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进一步向杂合化状态演变。[20]同时，在新冠肺炎病毒不断变异，全球性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仍没有解除的今天，“全球南方”的杂合化新闻实践也抵御了智能传播时代“瘟疫+信疫”相互叠加的双重挑战。例如，巴西的智媒用户超过1亿，在疫情期间，他们深受社交媒体平台上泛滥成灾的各类假新闻的困扰。一款名为“隔离”的播客自媒体以每个工作日不超过10分钟的节目容量在WhatsApp上播送经过专业人士审核的专题新闻精选，使更多的本土用户获得权威准确的信息，有效规避误导性信息的干扰。在此基础上，该播客还为隔离在家的巴西人分享其他主题的健康资讯与具有“软新闻”性质的社区资讯，帮助他们共渡难关。

但是，以印度为例，其新闻业的杂合化转型和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平权探索受困于历史与现实因素，变得困难重重。缘由正在于，英语报纸在历史上形成了印度精英群体的所谓“公共领域”，而一些富有变革精神的在地化初创媒体在与老牌的印刷媒体协同运作时，很难对有着“精英主义倾向”的新闻业之既定秩序带来根本性变化，反而可能巩固甚至加剧印度英语精英阶层的媒介与话语权力。[21]概而言之，“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的杂合化新闻实践既孕育着“另一种现代性”的可能希望，也可能加固不合理现状，而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风险挑战。

上述本土化的实践借鉴“先发”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旨在解决“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实际发展困境和问题。但诚如上文所述，其实践探索并非一帆风顺。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不应将对于杂合化新闻的讨论限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疆域内，“全球南方”如何借助全球数字平台并充分发挥杂合化新闻的正面效应，解决发展问题更值得关注。从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围绕“全球南方”的媒介自主性、传播多样性和发展可持续性进行互动式的深入理解，这在学理层面也有助于重构以“全球南方”为视角的发展新闻传播学。[22]

由是观之，杂合化新闻的历史脉络、核心概念及其立足于全球数字平台的实践都强调了当今新闻生产从媒介技术到话语形态，从组织机制到整体结构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这超越了简单的“人与技术”“东方与西方”“新闻内容与形式”“新闻与非新闻”等二元对立逻辑。从全球传播的角度来看，理解杂合化新闻在“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本土化实践，更需具有鲜明的“去媒体中心主义”和“去方法论民族主义”思维，这可帮助学界与业界获得对数字平台政治与经济、全球与地方逻辑的洞察力。展望未来，从媒体融合到新闻杂合，从专业系统到杂合化生产，从跨文化传播到转文化传播，业已成为学术热点议题的“杂合化新闻”将与传统的规范新闻学、比较新闻学、国际传播学等原有主流研究范式展开多维度的对话。另一方面，杂合化新闻则更需解决更多的由媒介技术所产生的数字伦理问题、让新闻学研究更进一步反哺平台化时代的新闻传媒业，使之更富有理念建设性和发展导向性，从而推动乌卡时代新闻传播学理论与实践范式的交融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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