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着8元几道菜的盒饭，睡着10人一间的集装箱，带着满身厚厚的灰尘，穿着洗不干净的工服……

他们是每座城市最常见到的人群，也是大多数人选择性忽视掉的身影，这个群体有很多代号，“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建筑工人”、“建筑施工人员”，但最常听的，还是农民工。

2021年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不算是个好年份，尤其是河南的农民工。

卡在年初与年尾的两场疫情，再加上年中的一场暴雨，很多工地都停工清场，一些农民工们有家回不得，不得不集体住在城市桥洞中。

那个在寒风中吃白开水配馒头的老农民工，在去年不知道赚了大家多少眼泪，他在视频中乐呵呵的说，期盼着今年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好好赚点钱，然而，当时的他或许不知道，2022年的他，可能再也无法返回工地了……

一

今年3月，多个城市陆续宣布了“建筑业清退令”，该条例强调了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出台相应政策并清退超龄农民工。

这个“超龄”的界定，按照《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规定来划分：

男性年满六十周岁，女性年满五十五周岁。

这就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年龄层次较高的农民工，不得不从工地宣布“退场”。

虽说政策本身是为了保障高龄农民工的权益，但在现实中，那些刚好踩在超龄线的农民工们，则不得不面对一个艰难的过渡期。

每天的凌晨五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时，北京市马驹桥镇商业街就吹响了开工的号角。

根据长久以来的行情，这里日结工的市场比长期工市场会更快热闹起来，招工中介的声音从天不亮就开始吆喝，在他的身边，总会聚集着一群前来找活计的民工。

60岁的王志（化名）就是其中一员，他个子不高，总穿着一件褪了色且脏兮兮的迷彩服，这让他看上去更加不起眼。

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少显眼的痕迹，花白的鬓角在帽子下怎么也遮掩不住。

从前年开始，王志明显感到自己在招工市场的力不从心，这种落寞感在他进入到60岁大关后变得更加明显。

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工地愿意要他了。以前只需要在招工中介面前晃一晃，就能揽到一份不错的差事，现在的他，凑在对方面前一上午，都不一定能找到满意的活儿。

从做泥瓦匠，到给泥瓦匠打下手，几十年来的打工生涯，让他越来越懂得，对于一个农民工来说，不同的年龄，被招工市场暗中标记了不同的价格，这个行当，似乎不存在所谓的经验丰富，只有年轻与年老，前者吃香，后者被淘汰。

王志并不是唯一一个找不到活儿干的 “超龄”农民工，每天早上的“招工热”过去后，街上游荡着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都与王志情形相类似。

他们偶尔会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点上一根烟，讲述彼此这些年的经历，但最终，话题总会以“今后找不到短工该怎么办”结束。

63岁的李建国比王志还大3岁，他自觉这里没有比他更老的农民工了，与做泥瓦匠的王志一样，李建国的拿手活儿也是砌墙，靠着这砌墙抹灰的手艺，李建国拉扯大了儿子，养活了一家人的生计，如今儿子也上完大学了，已是某知名高校的一名教师。

长年累月的揽工汉生涯，让李建国积攒到了一些人脉，认识不少相熟的包工头。

2022年年初，疫情刚刚平稳，就有一个包工头找到了他，说某工地现在需要一个砌墙的“大工”，他们彼此熟络，也相互信得过，为了这个活计，李建国费时费力准备好核酸证明、健康码以及结款需要用到的银行卡，可事到临头，却被负责人告知“超过60岁的不要了”。

像李建国和王志这样有着丰富经验的农民工，从业三十余年，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工地的各项管理条例越来越严格，以前进出工地时并没有太多限制，而现在，如果穿着拖鞋亦或者着装不标准、没有通过人脸识别，是无法进入工地的。

二

截至目前，上海、天津、深圳、泰州、南昌、湖北等多地都发布了相关政策，明确提出对建筑施工行业超龄农民工进行用工规范。

政策的颁布其实是出于对大龄农民工的安全和权益考量。据了解，2018年，上海全年建筑行业安全生产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员中，超过60岁的占15%，而超过60岁的从业者，却仅仅占1%。

这说明，超龄农民工其实更容易在工地上发生意外。

一方面是由于施工工地的环境比较复杂，很多工作都存在危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很多60岁以上的老人，身体都自带基础疾病，比起青壮年，更容易发生危险。

对于这项政策的出台，包工头老秦表示理解。他解释道，以往工地上但凡有出了事故的，用人单位都必须给伤亡人员或家属进行后续赔偿，少则二三十万，上限不明，但工地小老板一年也就赚个一二十万，多来几个出事的民工，用人单位也着实赔不起。

老秦理解政策的同时，也很理解那些急于找工作的超龄民工们。在外工作多年，形形色色的人见得多了，出门在外急于求职的，无非是为了一个钱字。

对于农民工来说，一个工程为期两三年，也就在工地期间，他们能够保证有稳定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遇到夫妻两人都在同一个工地的，那更是将全家的生计放在了一处。

工程期满后，这些农民工不得不提前托人找到下一个工程，继续干活赚钱，但凡中间没有衔接好，那就意味着家中经济支撑要面临中断。

对于青壮年农民工是如此，对于很多老年农民工也是如此。

虽说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可老秦还是觉得，在确实保障了一部分人的权益之外，这个政策也免不了会带来一些不方便之处。给农民工们的不便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工地自己也面临着招不到人的局面。

老秦说，如今愿意在工地干活的年轻人，已然不是几十年前那一批，他们的思维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发生了不少变化，给老秦的最大感受就是“不那么好管理了”，他们往往对工资的预期更高，工地往往又给不起，同时，这些年轻人比起他们的父辈，吃苦耐劳的程度大大降低。

有时候，同一个活计，年纪大一些的农民工往往更能够干好，也更愿意接受给出的价格。再加上近些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增加，也给工地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招工难度。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从年龄结构来看，超过50岁的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一年提高了1.8%，这个趋势将在未来还会继续增高。

年轻人不愿意做，年老的人又不能招，对于用人单位和打工人来说，的确是双双受到了限制。

那么，改变的方向在哪里呢？

2022年4月27日，湖北媒体针对“清退令”发表了一篇评论，提到应当引导超龄农民工在从工地退场后，适应新的生活节奏，发挥余热，助力地方经济。

文章中称，在当今农村或城镇，大多数60后甚至是55后依旧是劳动生力军，他们从建设生产年代走来，忙忙碌碌几十年已经习惯了劳作的节奏，突然停下来，反而适应不了，因此很多人并不愿意“躺平”进入退休模式。

那么，要如何让他们适应从工地退场的生活呢？

很多前来建言献策的人表态，这需要各地的人社部门挖掘劳动市场潜力，根据市场的需要对这些渴望继续工作的人提供合适的岗位，同时需要基层发挥起带头作用，比如让社区下沉党员干部积极引导，带领相应人士学习新的技能等等。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需要时间来慢慢过渡的工作。好在，很多从工地退场的农民工，对于自己的退休生活，并不是完全没有打算。

拿王志来距离，他对自己今后的生活还是很乐观的，从招工市场回到出租屋后，他对记者说，如果再过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合适的活儿来找他，那么他就打算回家乡去种地了。

王志笑呵呵表示，自己身体状况很好，依旧有一把子使不完的力气，回到家里种种地，过几天悠闲的日子，也没什么不好。

结语：

显然，一个政策的出现，背后有它必然出现的原因，也会对一些群体造成切身的影响。

工地“清退令”本质上是为了超龄农民工的人身安全考量，但就目前存在的“一刀切”做法给超龄农民工和工地带来的双向掣肘，我们或许还是要继续思考一下，应当如何妥善让他们度过这段“阵痛期”。

作者：黑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