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民一庭专业法官会议纪要：多次分包、转包情况下农民工有权请求施工总承包单位支付工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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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和第四款规定：“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工程建设项目转包，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审判实践中，对于多次分包、转包情况下农民工是否有权请求施工总承包单位支付工资的问题，存在不同认识。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24年第18次专业法官会议讨论认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和第四款规定适用于多次分包、转包的情形，理由如下。

第一，从文义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没有规定不能适用于多次分包、转包的情形。

第二，从立法目的看，本条规定的目的是在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转包工程的情况下保障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为实现本条立法目的，多次分包、转包的情形下，农民工工资权益亦应予以优先保护，不宜将本条规定的分包单位限定为与施工总承包单位有直接合同关系的分包单位。

第三，从实践角度看，同一工程多次分包或者转包在建筑市场客观存在，在多次分包或者转包的情况下，从总承包单位到农民工之间相隔的合同主体更多，法律关系更为复杂，农民工工资权益更难获得保障，更需要依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予以特别保护。

第四，从政策导向看，这有利于督促总承包单位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规定的农民工实名制管理、施工总承包单位代发工资等制度。

实务评析

多次分包转包下农民工工资保障的司法明确与实务指引

建筑行业因其产业链长、用工模式复杂的特性，层层分包、转包已成为长期存在的行业现象。实践中，部分不法主体利用分包链条层层转嫁风险，一旦中间环节出现资金断裂、主体失联等问题，农民工往往沦为工资拖欠的直接受害者，维权时面临合同相对性限制、证据不足、责任主体难确定等多重困境。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24年第18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的出台，明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三十条适用于多次分包、转包情形，这一司法认定不仅穿透了复杂的合同关系，为农民工维权提供了清晰的法律依据，更对建筑行业合规经营提出了刚性要求，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行业导向意义。

一、条文本义的解读

《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第四款分别规定了分包、转包情形下施工总承包单位的先行清偿责任，但其核心争议点在于，“分包单位”是否仅限定为与总承包单位存在直接合同关系的主体，多次分包、转包中的下游分包主体拖欠工资时，农民工能否跨越中间环节向总承包单位主张权利。此前司法实践中，部分裁判观点受传统合同相对性原则束缚，认为农民工与总承包单位无直接法律关系，仅能向与其建立用工关系的上游分包人或包工头主张权利，导致农民工在中间主体“跑路”后维权无门，大量欠薪纠纷陷入僵局。

此次法官会议纪要从四个维度作出系统性回应，核心逻辑在于对《条例》第三十条不作限缩解释，充分彰显立法本意。从文义解释角度，条文仅明确“分包单位”“转包”情形下的总承包责任，未对分包次数作出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按照“法无禁止即允许”的法律适用原则，自然应涵盖多次分包、转包场景。从立法目的角度，《条例》作为专门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的行政法规，其立法初衷就是破解农民工“讨薪难”问题，而多次分包、转包中，农民工与总承包单位的法律关系更疏远、中间主体更繁杂，权益受侵害的风险更高，若将责任主体限定为直接分包单位，显然与“倾斜保护农民工权益”的立法精神相悖。

从实践需求角度，建筑市场中多次分包、转包的现象客观普遍，部分总承包单位为规避责任，通过层层分包将工程交由无资质的个人或主体施工，一旦出现欠薪，便以“无直接合同关系”为由推诿责任。纪要的认定的本质，是通过司法干预弥补市场缺陷，让总承包单位承担起与其管理地位、获利能力相匹配的责任。从政策导向角度，纪要进一步强化了总承包单位的源头管理责任，倒逼其严格落实农民工实名制、工资专用账户、代发工资等制度，从根源上遏制违法分包、转包行为，推动建筑行业规范化发展。这一解读既符合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又精准对接实践需求，为同类纠纷的裁判提供了统一指引。

二、实务维权路径

纪要的出台为农民工维权打通了关键通道，但在实务应用中，仍需明确适用边界、厘清维权路径，避免出现理解偏差或实操困境。结合建筑行业欠薪纠纷的常见场景，需重点把握三个核心要点，兼顾农民工权益保护与各方主体责任平衡。

其一，农民工主张权利的核心要件与范围。农民工无需纠结于分包链条的复杂层级，只要能举证证明其在案涉工程中实际提供了劳动，即可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施工总承包单位主张工资债权。这里的“工资”不仅包括基本工资，还涵盖加班工资、奖金、津贴等劳动报酬，且无需区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实践中，农民工与下游分包人、包工头多为劳务关系，此前部分裁判以“非劳动关系”为由驳回农民工对总承包单位的诉求，纪要明确后，这一障碍已不复存在。典型案例中，新疆某大渠改造工程经三次分包后，包工头张某携款“跑路”，拖欠20余名农民工工资共计80余万元。农民工虽无与总承包单位的直接合同，但提交了考勤记录、工友证言、施工现场照片等证据，司法所依据纪要精神与《条例》规定，促成总承包单位先行支付全部欠薪，后续总承包单位通过诉讼向张某及上游分包单位成功追偿，既保障了农民工权益，又维护了总承包单位的合法追偿权。

其二，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责任的性质与追偿权行使。需明确的是，总承包单位的先行清偿责任属于“垫付责任”，而非最终责任。纪要明确，总承包单位支付工资后，有权向实际欠薪的分包、转包主体全额追偿，包括工资本金、利息及追偿过程中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合理支出。司法实践中，总承包单位的追偿权行使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已实际向农民工支付工资，二是能举证证明实际欠薪主体及欠薪事实。赣县区某住宅项目中，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A公司，A公司又转包给包工头曹某，曹某拖欠农民工工资120万元后失联。总承包单位先行向农民工支付工资后，向法院起诉A公司与曹某，提交了工资支付凭证、分包合同、曹某出具的欠薪欠条等证据，法院最终判决A公司与曹某连带向总承包单位返还垫付工资及利息，充分保障了总承包单位的追偿权。

其三，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与证据收集技巧。农民工作为弱势一方，举证能力相对较弱，实务中需把握“轻量化举证”的原则，核心在于证明“实际提供劳动”与“欠薪事实”。具体可提供的证据包括：包工头或分包单位出具的欠条、结算单；施工现场考勤记录、工牌、工作服；工友证言（需2名以上无利害关系工友作证）；工资发放记录（如银行流水、微信转账记录）；施工现场照片、视频等。若农民工无法提供书面证据，可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由监察部门介入调查取证，固定施工、欠薪等关键事实。而总承包单位若主张减免责任，需举证证明已尽到管理义务，如严格审核分包单位资质、落实实名制管理、足额存储工资保证金等，否则可能在追偿时面临不利后果，甚至需承担部分过错责任。

此外，需注意例外情形：若农民工与某一分包单位已就工资支付达成有效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且该裁决、判决已进入执行程序，原则上不得再就同一笔工资向总承包单位重复主张，避免权利滥用。同时，农民工主张权利的时效为三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工资被拖欠之日起计算，需在时效内及时维权，避免因时效届满丧失胜诉权。

三、建工企业的合规警示与风险防范

纪要的认定显著提升了总承包单位的法律风险与管理责任，对建工企业的合规经营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施工总承包单位而言，与其被动承担垫付责任后追偿，不如从源头建立风险防控体系，杜绝违法分包、转包行为，规范工资支付流程，实现风险前置管控。结合行业实践，建议从三个层面构建合规防线。

严格把控分包环节，杜绝违法操作。总承包单位应建立健全分包单位准入机制，严禁将工程分包给无资质、无资金实力、无用工管理能力的单位或个人，优先选择具备相应资质、信誉良好、过往无欠薪记录的分包单位。在分包合同中，需明确约定工资支付责任条款，明确分包单位拖欠工资时的违约责任，如扣除保证金、解除合同、追偿损失等，并约定总承包单位对工资支付的监督权限。同时，加强对分包环节的动态管理，严禁分包单位擅自转包、违法分包工程，定期核查分包单位的施工进度、资金状况及工资支付情况，发现违法分包、转包行为及时制止、纠正，避免风险蔓延。

规范工资支付全流程，落实法定制度。严格执行《条例》规定的工资专用账户、代发工资、工资保证金等制度，将工资支付与工程进度款支付挂钩，避免资金被挪用。具体而言，需在银行开立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强制要求分包单位按月提交工资支付表，经总承包单位审核无误后，通过专用账户直接发放至农民工本人银行卡，实现“工资直达”，杜绝中间环节截留、克扣；足额存储工资保证金，或购买工资支付担保，应对突发欠薪情况，确保农民工工资能及时足额支付。同时，妥善留存工资支付凭证、考勤记录、实名制登记信息等资料，至少保存3年以上，以备核查。

建立风险预警与纠纷化解机制，主动防范风险。总承包单位应配备专职劳资专管员，负责施工现场用工管理、工资核算、纠纷协调等工作，定期排查分包单位的工资支付情况，对资金周转困难、存在欠薪苗头的分包单位，及时采取暂停工程款支付、督促补足资金等干预措施，避免欠薪问题扩大。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设立维权信息告示牌，明示总承包单位名称、工资专用账户信息、投诉举报电话等内容，方便农民工及时反映问题。对于已出现的工资纠纷，应主动介入协调，优先通过协商、调解方式解决，避免矛盾激化，同时做好证据固定工作，为后续可能的追偿或诉讼做好准备。

此次法官会议纪要，既是对《条例》立法精神的精准诠释，也是对建筑行业欠薪纠纷司法裁判规则的统一规范，有效破解了多次分包转包下农民工维权的法律困境。对于农民工而言，明确了维权方向与核心依据，降低了维权成本；对于建工企业而言，划定了合规红线，倒逼其强化内部管理、规范经营行为。长远来看，这一司法认定将推动建筑行业形成“总承包单位负总责、分包单位守底线、农民工权益有保障”的良性生态，为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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