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媒体自由在世界各地都面临着压力。 新闻自由和活跃的民间社会在保障公众知情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确保政府和机构能够被追究责任。 言论自由是荷兰人权政策的基石，荷兰是媒体自由和记者安全的坚定拥护者，这也是为什么荷兰成为了2022年媒体自由联盟的共同主席。 荷兰和志同道合的国家联盟一道，主张保障（公民）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安全，并追究那些伤害他们和严格限制他们工作的人的责任。 引用来源荷兰驻华大使馆微博 2022年5月3日

1618年，荷兰出版了第一份报纸，主要是有关欧洲贸易的消息。

商业精英是当时报纸的主要读者，随后越发普及，在咖啡馆里也有了专门的读报沙龙。

其中，一些颇受欢迎的荷兰文报纸，还被翻译成英文，甚至单独发行英文版。

通过这些报纸，17世纪的荷兰将其引以为傲的“包容精神”影响到了宗教领域。相比同一时期欧洲其他国家内部强大的宗教势力，荷兰对各种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的宽容与容忍，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

当时的荷兰几乎不存在出版审查，所以我们此刻回顾历史会发现，荷兰阿姆斯特丹、乌特勒支和莱顿等城市诞生了不少畅销欧洲的书籍、报纸和刊物。

当时的荷兰集中了欧洲的报刊和印刷业，在百年间一度成为西欧的媒体中心。

进入18世纪后，荷兰地方权威机构要求报纸出版商办理许可证，凭许可经营，一定程度上加以控制。只不过，相比当时欧洲大陆其他较大的君主制国家那种严苛的书报审查制度，荷兰拥有的强大的自由主义商业阶层，保证了报刊业能够自由独立地延续发展。

18世纪荷兰的报纸成为最先进的读物，其内容不仅仅关于政治、商贸和思想，更是广泛地介绍其他国家的新发明和新发现。

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一战、二战的荷兰仍然保持了一个平衡的媒体状态，也就是荷兰每个主要的信仰或社会群体都拥有自己的报纸、广播和电视频道，用以代表自己的声音。

此时荷兰有大约11家全国性报纸，其中有代表罗马天主教的、有新教报纸、也有代表劳工阶层的，每家报社都有自己的题材重心和编辑准则。

如今的荷兰在国际新闻业界的地位早已不再像十七、十八世纪那般鼎盛辉煌。

但是，随后荷兰电视业的发达倒是延续了17世纪树立的自由主义商业精神：1989年荷兰政府修法允许设立商业电视台之后，立刻诞生了数家私营电视台。

荷兰众多电视广播频道根据其运营模式可分为公共电台和商业频道：公共电台、电视台的运营资金来源于政府以及全国纳税人的税金投入；不过，随着近年来公共文化资助的缩减以及私营传媒市场的兴起，原来传统的广播电台机构要么已经转型为利用数字媒体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媒体组织，要么仍在努力确保获得能够独立运作的必要支持。

以您现在所阅读的“荷兰在线NLO”为例，我们就经历过上述商业运营转型，目前我们是一个用中文关注荷兰的垂直内容交流项目，作为独立的内容创作和创意咨询服务商，在中国大陆为国际客户提供有关荷兰或欧洲的媒体内容服务，所以即便仍在传媒业的范围内，我们的工作已不算做新闻事业。

这一变化与早几年一些国家的新闻从业者由于传统媒体的式微，转型至公关广告行业或企业传讯部门任职，有些许类似。

回到荷兰，即便在荷兰受政府资助的公共电视广播频道面临了越发激烈的竞争与挑战，但荷兰的主流公共新闻平台仍然有着非常高的渗透率和信任度。

2019年路透社的《数字新闻报告》对38个国家调查后显示，所有国家对新闻的信任度与去年相比平均下降了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荷兰民众对当地主流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仍然具有相对较高的信任度。

荷兰公共广播公司 NOS （Nederlandse Omroep Stichting ）是最受荷兰人信任的媒体品牌，强大的公共新闻媒体为商业新闻品牌树立了高规格的质量标准。

荷兰的公共频道，尤其是三大公共电视台NPO1、2、3台仍然拥有很高的收视率，尤其在国内外突发事件、新闻资讯和公共议题领域。

其中，NPO1 台最主要的一档节目为 NOS Journaal，每天在固定的整点时段播报当日新闻；NPO2 台除了也播放 NOS 制作的新闻节目之外，更添加了针对不同受众，包括儿童、青少年以及听障人士等设计制作的新闻综述节目；NPO3 的节目则更加娱乐性。

荷兰主要的通讯社还包括荷通社ANP，Nieuwsbank 等。

现今的荷兰传媒业延续了海纳百川、汇集多方信息的叙述模式，这也成为荷兰新闻惯用的采编报道方式之一。

比如当某项重要的社会新政策实施，你会从报刊、广播和电视上读到、听到、看到不同角度的呈现：

  • 事件的基础背景资料；

  • 政府和施政部门的立场；

  • 学术界的评价；

  • 独立研究机构的调研；

  • 企业界呼声；

  • 公益组织的参与；

  • 以及直接甚至间接受影响的民众的观点。

这些角度都被顾及到。

就国际事件而言，虽然目前欧洲社会已经恢复如常，我们仍想以之前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为例。

在这一事件上，荷兰新闻不仅关注国际组织和国际权威机构的实时数据发布，对其他国家的观察呈现尽可能地覆盖到各个大洲、各个地区。

至于荷兰本土的疫情发展，更是将采访对象延展到了众多细分人群：

  • 患者和康复者；

  • 医生护工研究人员；

  • 滞留在荷兰的外派人员；

  • 离开荷兰的国际学生；

  • 受冲击的中小企业主；

  • 逆境中求生的创新创业者；

  • 陷入各种困境的弱势群体；

  • 少数族裔；

  • 移民难民；

  • 心障残疾人群；

  • 低收入家庭；

  • 无家可归者，等等。

通过对以上群体的详实报道（并非蜻蜓点水一般提及关照），不遗余力地交织多方立场，这种报道和传播形式，传承了荷兰传媒业数百年发展积累下的行业规范，同时也折射了荷兰社会极其重要的一个特点：

bespreekbaarheid (直译为：可谈性)

即一切都可以谈论，一切都应该谈论。

在荷兰，新闻自由受宪法保障，传媒业既受到保护，也受到严格的监督。

为了保证上述基本原则的正常发展，荷兰传媒业设立了一系列行业准则和职业操守规则。

例如，荷兰新闻理事会负责受理对违反优质新闻采编事件的投诉，新闻理事会则是由新闻传播业的不同重要分支参与组成，包括荷兰记者联合会、主编联合会、报业联盟、其他公共与商业媒体代表机构。

再举个例子，如果你想成为记者，并不需要获得某种执照或证件，记者在荷兰是个自由的职业，同时也是一个备受尊重的职业，因为约束力只有一个非官方的“职业道德准则”， 不过这种对个人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的无形压力或许恰恰是最具考验的。

荷兰新闻工作者对假新闻随时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也限制了假新闻在当地的传播，这使得假新闻的潜在支持者很难获得发展动力。

同样是根据的《数字新闻报告》显示，在世界范围内，荷兰是对“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或“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担忧程度最低的国家。

（“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区别在于生产或分享不实信息的意图。前者的是出于帮助他人的目的，传播自认为真实、实则不实的信息的行为；后者则指出于个人盈利等目的故意炮制不实信息的行为）。

在参与调查的荷兰人中，仅有31％的荷兰人对在线虚假新闻报道感到担忧，大大低于巴西（85%）、英国（70%）和美国（67%）。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荷兰的媒体格局并不复杂——既没有悠久的小报传统，也没有明显的党派新闻媒体。

良好的媒体生态减少了人们只获取单方面新闻的滤泡（filter bubbles）风险。

（滤泡风险，是指社群网络中的一种现象，由互联网活动家Eli Pariser首次提出。网站内嵌的算法会透过使用者的地区、先前活动记录或是搜寻结果，给予使用者想要的或是观点一致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会导致使用者越来越看不到他们不同意的观点或资讯，最终导致使用者对事物的认知过于单向，并逐渐陷入他们的文化、意识形态气泡之中。）

荷兰国家的规模构成也使其避免成为大规模假新闻制造者的目标。

在数字媒体上，假新闻制造者常用的手段，是将具有煽动性的假新闻发布到网站上，通过社交平台的窗口迅速扩散，为网站或个人账号带来巨大的流量并从中获取暴利。

而在荷兰，由于只有不到2000万的人口使用荷兰语，因此，很少有假新闻制造者能够用荷兰语母语与荷兰民众交流编造的故事。

市场规模小，犯罪潜力不大，这些特点让假新闻制造者很难从耸人听闻的新闻中迅速赚一大笔钱。

尽管荷兰民众对主流新闻媒体抱有较高的信任，在虚假与真实信息混杂的当下，荷兰也依旧面临着比以往更严峻、复杂的假新闻挑战。

特别在近两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成为假新闻的沃土。

荷兰媒体 KRO-NCRV 的数据新闻平台 Pointer 对有关新冠病毒的170万条推文进行了调查，发现自疫情危机以来的一年内，在荷兰已证实有50多个匿名推特（Twitter）帐户散布了有关新冠病毒的恶意新闻和错误消息。

在新冠疫情爆发时，有530条有关疫情和病毒的虚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上被3901个帐户在12354条推文中引用和分享。

Kieskompas 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在荷兰近10％的荷兰成年人相信与新冠病毒有关的阴谋论。

面对数字媒体上的虚假信息的挑战，欧盟委员会于2018 年发布《反虚假信息行为守则》（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是全球首个抵抗虚假信息的自我监管标准。

Meta（Facebook）、Twitter、Mozilla、Google、广告行业的协会和成员、微软、TikTok 先后基于自愿基础签署，并承诺采取相应措施履行这一行为守则。

通过这一行为守则的约束，欧盟委员将会推动全社会应对虚假信息，加强公共机构、新闻工作者、研究人员、检查人员、在线平台和民间团体等主要行为者之间的合作，并确保保护欧洲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

在政府的推动下，社交平台加强了对选举前虚假信息的管理。

例如2019年3月起，Meta 旗下的 Facebook 社交媒体平台在欧盟加强政治广告投放监督，以保证政治广告投放的透明度，其中包括：

  • 在欧盟27个国家/地区，只有位于本国的广告商能够投放选举广告；

  • 社交媒体将显示谁为政治广告付费；

  • 广告也将在可搜索的数字图书馆内保存七年。

这些措施正在逐步推广全球。

荷兰政府也投入更多资金和精力应对虚假新闻。2019年3月，荷兰政府发起了一场名为“保持好奇心，保持批判性”（Stay curious, Stay Critical）的在线打击虚假新闻的活动。

这项当时为期4个月的活动，贯穿3月份的荷兰省级选举和5月份的欧洲议会选举。活动旨在告诉人们社交媒体背后的大数据算法，是如何在互联网平台产生影响，以及虚假信息如何在网络平台传播扩散。

政府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提高人们对虚假信息和滤泡（filter bubbles）的认识，引导人们如何更好地使用社交媒体和规避算法带来的新闻阅读风险。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与耸人听闻的假新闻相比，经过辟谣的新闻所获得的关注度和传播速度都大为逊色。

尽管社交平台的负责人声称可以限制和关闭发布假新闻的账户，假新闻仍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波及并影响成千上万的人。

因此，阿姆斯特丹大学政治传播学助理教授 Michael Hameleers 认为，与其在错误信息被分享并造成影响后才进行干预，不如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在假新闻的预防和公众的思想教育上。

学术界在假新闻的预防和公众思想教育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莱顿大学研究员 Peter Kruger 早在 2009 年和他的学生们发起了一个新闻事实检查项目 Nieuwscheckers。

在这个项目中，他们会核查各个媒体渠道的新闻事实，特别关注政客发布的新闻和言论主张。在2017年，该项目得到国际事实检查网络（IFCN）的认可，由最初专门针对学生群体的教育项目，转变为专业的事实检查机构。

2017年开始，Nieuwscheckers 与在线新闻平台 nu.nl 合作，检查 Facebook 发布的新闻条目（这一合作据悉已于2019年告一段落）。通过 Nieuwscheckers 这个项目，Kruger 希望教育公众如何批判性地看待新闻消息、客观地发表言论看法，从而提高公共讨论的质量。

也许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话可以对今天讨论的问题带来启发性的思考：

“新闻媒体为大众提供了揭示真相的良药——经过核实的、科学的、基于事实的报道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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