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检察风云》2013年第4期,王建幸《新中国建立以来上海首起绑架案》
老照片 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大门
一张虹口公安分局先进工作者的合影,很好的表现当时虹口分局民警的精神面貌
1982年8月29日19时,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接到一起报案,报案人是一名姓杨的30岁男子,进门就说:“朋友郑某的儿子被人抱走了。对方刚刚打来电话,要我朋友今晚8点30分在虹口公园(鲁迅公园)大门口交2万元赎他的儿子。”
接警的值班民警大吃一惊,2万元是个什么概念?1982年他一个小警察的月工资加津贴是42元,要凑够2万元,他不吃不喝也要凑39年零9个月。同时他也感到棘手,因为上海自解放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绑架勒索赎金的案件,他一刚参加工作没几年的小警察,以什么性质立案心里都吃不准(1979年通过的《刑法》虽然已经于1980年1月1日开始实施,里面有绑架罪这一条,但是还未曾有过司法实践)。于是他立即通知当天值班领导——虹口公安分局副局长温福聚同志,这名经历过旧社会的老同志一听到“被人抱走”四个字眉头一皱:“伙计,这是绑票案呐。”
来报告的小警察懵懂地问:“温局,什么是绑票?”
“绑票就是绑架!旧上海最著名的绑票案是荣德生(荣毅仁之父)被绑架的案件。唉,你们小青年不懂。”
荣德生
看对面的小警察依然一脸茫然,温福聚摇摇头,打开办公桌的抽屉取出他的54式配枪(虽然此时64式警用手枪已经配发,但对于经历过战争年代的温福聚来说,瞧不上打不死人的“小砸炮”,还是青睐大威力的54式)往腰间一插,下令当晚在分局值班的8名刑侦队、治安科的刑警立即换上便衣随他赴“约”,同时要报案人杨某转告郑某:按绑匪的要求约,警察会在暗中保护他的。
80年代的虹口公安分局正门
然而,当晚的行动却因为大水冲了龙王庙而流了产。当温福聚带人在虹口公园蹲守,郑某抱着装钱的人造革提包在公园附近的21路电车车站来回踱步,突然一队满载民警的三轮挎斗摩托车在20时30分从四川北路驶来,一路开进了虹口公园,气得温福聚大骂:“这是谁家的巡逻队?”
80年代的21路无轨电车,车型为SK561型无轨电车(左边蓝色车身)
虹口公园就是今天的鲁迅公园
老温的愤怒有充分的理由,这么一来,就意味着打草惊蛇,今天的蹲守注定没有结果了,在留下2名侦查员继续蹲守后下令收队回局。经与市局核实,这队摩托车属于市局治安处的夜间巡逻队,他们不知道虹口分局在这里有行动,因此照常进行夜间巡逻,但是这么大的阵仗,不惊动罪犯才是怪事。当放下电话后,温福聚叹了口气:“大水冲了龙王庙了!”随后他下达了一道命令:分局刑侦队全体集合,这是一起大案,要打硬仗了。
80年代的警用三轮摩托车(俗称“边三轮”)
当夜,分布在上海市各区的不在班的虹口分局刑侦队的侦查员们从各自的家中骑着自行车连夜赶到分局报到。先期赶到的侦查员立即对报案人杨某和受害人郑某进行询问,了解案情。
郑某陈述:被绑架的是他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郑俊杰,8月28日是学校发课本的日子,中午11时左右学校放学,学生们由老师护送至武进路江西路口,随后郑俊杰和一名同住在一条弄堂的女孩结伴走进他们的家所在的弄堂——鸿安里。女孩先到家,郑俊杰继续往家走,这是最后一次有人看到郑俊杰。可是,家里左等右等都不见孩子回家,当天下午全家人分头去找孩子,全无消息,8月29日一早动员三叔六婶、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一起出动寻找了一个白天依然渺无音讯,直到傍晚,家里接到一个绑匪打来的敲诈电话(郑家自己没有电话,绑匪打的是居委会的传呼电话),这才晓得儿子被绑架了。
80年代的居委会传呼电话和执勤的老阿姨
一个7岁(虚岁)的小男孩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绑架,这是上海自1949年5月27日解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上海市委、市政府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全力以赴,速破此案!”,于是,上海市公安局和虹口分局的精干警力组成8.28专案组,对本案进行专案专办。
根据公用电话传呼单上留下的郑某住宅门牌号和姓名,专案组判断绑架者对郑某应该比较熟悉,因为被绑的郑俊杰还不能写出父亲的名字。因此专案组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绑架案,决定首先对郑某的社会关系人进行排摸,同时以案发地——武进路541弄鸿安里为中心展开查访。
武进路鸿安里正门
不过,鸿安里是一条左通河南北路、右连江西北路,有大小支弄15条,住着2800多户居民的超大型里弄,查访难度极大。但是在分局刑侦队北片探案组组长陈少科带着一帮年轻侦查员的努力下,终于在8月30日13时从一名退休老阿姨处问到了线索:
案发当天上午11时过后,老阿姨在家门口拣菜,准备做午饭。这时她看见一个小男孩在前面跑,后面追着一个穿烟灰色短袖衬衫的男青年,当小男孩奔到她跟前时被男青年追上抓住抱了起来。警惕性很高的老阿姨以为是坏人抓孩子,便出口责问:“侬组撒抱甯嘎呃小甯(上海话音译‘你为什么抱别人家的孩子’)?”男青年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是依呃爷叔,抱依出去白相(我是他的叔叔,抱他出去玩)。”老阿姨表示不信,又问孩子:“依是勿是侬呃爷叔(他是不是你的叔叔)?”小男孩竟然点了点头,老阿姨这才让两人离开。老阿姨陈述的那个小男孩的衣着特征与失踪的郑俊杰完全一致。
经郑某回忆:那个穿烟灰色短袖衬衫的男青年的体貌特征与自己业务上有联系的川沙县东沟绣品厂业务员范银龙吻合,此人和郑某的关系不错,在案发前曾经向郑某借过钱,但因为数额较大,郑某没有答应。为此,专案组侦查员徐一忠、陈治明专程赶往川沙核实,证实范银龙此时已经因为被人举报贪污加工款而潜逃在外。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不过,郑某说:给他打威胁电话的人听声音肯定不是范银龙,因此专案组认为:还有第二个绑匪,是合伙作案。
为了保护郑家人,专案组专门派了4名侦查员住在郑家的小阁楼冒着酷暑蹲守,同时为了防止绑匪乘坐轮渡流窜于浦东浦西,还特意派出六组侦查员(每组3人)在六个轮渡站蹲守,又派1名侦查员戴着“街道联防”的红袖章扮做电话传呼员守在鸿安里公用电话亭前专等绑匪的消息。在随后的几天里绑匪每天都打来电话,不断变换交付赎金的地点(一会儿在东新民路,一会儿在提篮桥;一会儿在西门路,一会儿在定海桥),并不断威胁:如果再像虹口公园那次发现警察就立即撕票。在专案组的指示下,郑某对绑匪的要求一概同意,但每次去指定地点时都等不来人。
被这么牵着鼻子走可不行,既然一时间找不到范银龙,那就查打电话的人。
在上海市电话局的协助下,专案组查到了这几天一系列打给鸿安里的那几个勒索电话的地点,全都是公用电话。但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打电话的人有共同的特征:中等个头,肤色偏黑,年龄在25岁左右的样子,上海本地口音,说话嗓音嘶哑,面部没有明显特征,但梳着一头“菊花头”(额头上梳前刘海)发式。
80年代上海公用电话
另外,通过对绑匪打来的16次电话的时间、地点排列对比,发现绑匪总共打来的16次电话中有3次都是在杨浦区定海桥旁的一个居委会的公用电话间里打出的,其中2次都在傍晚打的。温福聚副局长凭经验,断定“菊花头”很可能就住在定海桥附近。
正当专案组准备组织力量在定海桥布控时,9月7日,上海渔轮修造厂保卫科通过杨浦公安分局转来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是渔轮修造厂1名青工上早班在定海桥77路公共汽车站等车时无意中踢掉了一块青砖,青砖下压着这张纸条,该青工读了纸条内容后认为此事重大,到厂后立即将之上交给保卫科。内容为:
此时此刻,先生应配合我们,乘77路(今577路)到复兴岛公园站下车走到墙边,然后把钱包扔进公园里,马上立即离开,在9点到新亚饭店领回孩子。请注意,我们把钱拿走后,再还你小孩。不要像以前一样,每天去虹庙(指虹口公安分局)汇报一次,可以想象你先生的心情,也可以说,我们之间是休戚相关的,以后的事情请先生三思。
1980年开行在定海桥上的77路公交车,车型为SK640型
今日的复兴岛公园公交站,旁边围墙内就是复兴岛公园
看到这张纸条后,专案组回想起前一天的9月6日接到“菊花头”打来的电话,也要求郑某乘车到定海桥交款,但接电话的侦查员试图用没听清楚姓氏的方式(对方要找郑某,侦查员故意听错成陈某或者程某——郑、陈、程上海话读音相同)拖延时间以便让技术部门的同志们查清“菊花头”在哪里打的电话,结果可能因为打草惊蛇而被迫中断了通话。虽然纸条是昨天的,但是绑匪没拿到钱必然还要继续联系郑某。
果然,接到纸条的当晚,“菊花头”的电话又打来了,交款地点还是复兴岛77路复兴岛公园站,具体交款地点可见压在公共站台旁的一块砖头底下的纸条里。于是,专案组立即调集人马去现场布控。
20时30分,郑某乘坐77路公交车到复兴岛公园站下车后就开始找能压住纸条的砖块,然而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其实砖块就在他的脚下,但郑某是高度近视,天又黑,愣是没看着——折腾了半个小时只能无功而返,暗处的侦查员们没有轻举妄动,而是继续原地蹲守,终于在等了40分钟后的21时10分看到1名男子骑着自行车从杨树浦路方向来,当自行车接近后看到此人的发式正是“菊花头”,终于出现了!
“菊花头”骑车来到站台,看到砖块还在原地,没有被动过,以为郑某又放了他鸽子,不敢在原地久留,骑车走了,侦查员立即对他进行跟踪,摸清了他的住家地址——杨树浦路1489弄某号,随后在第二天9月8日清晨将骑车出弄堂的“菊花头”擒获。
经审讯,“菊花头”真名叫耿昌伟,时年26岁,上海渔轮修造厂工人,他承认所有勒索电话都是他打的,范银龙只跟他见了一面,许诺他说配合他“做事”,任务就是打电话拿赎金,事成之后拿到赎金就分他6000元现金,不要现金也行,可以给他一辆进口的摩托车。他贪图钱财就答应了,但是自那次以后他就没再见过范银龙,都是电话联系的,至于郑俊杰在哪里,他只知道8月28日当天就被范银龙带到了浦东(浦东当时还没有开发,沿江地区涉及南市、黄浦、杨浦三个区以及川沙、南汇、上海、奉贤等郊县),具体在什么位置真的不知道。
于是,专案组决定立即开赴浦东进行排摸,以范银龙的住地南汇县祝桥镇和他工作单位川沙县东沟为重点排摸范围。同时,上海电视台于9月8日晚新闻时间播发了寻找郑俊杰的寻人启事,这是上海电视台1958年建台以来播出的第一则寻人启事。
80年代的上海电视台录制节目的情景
9月9日,家住川沙东沟的村民凌某向专案组反映:8月28日中午,他在江南造船厂旁的江边码头轮渡站(周江线轮渡)看见范银龙领着一个小男孩过江。他跟范银龙打招呼时,范银龙显得很慌张,敷衍了几句就带着孩子走了。另1名村民报告:看见范银龙在女朋友陈某家出现。于是专案组立即驱车前往陈某家,破门而入时院子里的狗狂吠起来,惊动了范银龙,让他跳窗逃跑了。
周家渡轮渡码头,对面就是江边码头轮渡码头
当对范银龙的抓捕还在继续时,耿昌伟又交代了一条新线索:他是通过他的初中同学——东海农场绣品厂业务员陈清华认识范银龙的,他这个同学有个爱好,就是喜欢看各种侦探小说,总念叨着要和警察较量一番看看谁更厉害。专案组立即传唤陈清华到案,温福聚亲自主审,陈清华这个喜欢看侦探小说的“假把式”遇到“真把式”瞬间就玩不转了,最终交代了自己是这起绑架案的策划人之一。还交代说:他和范银龙约好在当天下午13时在国泰电影院门口碰头。此时为12时30分,还有半个小时,温福聚立即命令一队侦查员火速赶往国泰电影院,并在13时左右将准时赴约的范银龙当场擒获。
80年代的国泰电影院
范银龙到案后,在得知陈清华已经交代的情况下依然不老实,拒不交代郑俊杰的确切下落,一会儿说把孩子送给了停在河边跑运输的水上人家,一会儿又说将孩子送给了一个广东客商,但专案组经核实全部属于子虚乌有,审讯一度陷入僵局。
僵局在9月14日晚上被打破。当晚,一对家住浦东的裁缝夫妇来到虹口分局要求自首,据他们讲,8月28日那天范银龙将一个小男孩带来让他们代为照看,说是亲戚家的孩子。但他们只照看了一天,小男孩就哭着喊着要回家,要小裁缝带他去派出所找“警察叔叔”,这话刚好被范银龙听到,于是范银龙就在8月29日晚饭后就带着孩子离开了小裁缝家。9月8日,当小裁缝夫妇在电视里看到了“寻人启事”以及郑俊杰的照片后,意识到8月28日晚上在他家过夜的男孩就是郑俊杰,他们夫妇无意间成了帮助范银龙窝藏人质的帮凶,顿时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在思想斗争了六天后终于决定投案自首。
根据小裁缝提供的情况,专案组再审范银龙,在一整夜的猛攻下范银龙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交代了他在8月29日听到郑俊杰哭闹着要小裁缝带他去派出所后感到害怕,连夜将孩子带出,带到祝桥镇的长江口海堤边,将6岁的郑俊杰残忍掐死,尸体埋在海堤附近的一块棉花田中,然后隐瞒了孩子的死讯,继续指使耿昌伟向郑某勒索赎金。换句话讲,在案发的第二天晚上郑某带着赎金第一次在虹口公园等待的时候,他的儿子郑俊杰就已经遇害了。
9月15日一早,专案组带着范银龙到祝桥镇长江口指认现场,最终在范银龙的指认下挖出了郑俊杰的尸体。经法医尸检,死亡时间正是8月29日晚20时左右。
本案至此真相大白,历时18天。陈清华、耿昌伟以绑架罪,范银龙以绑架罪和故意杀人罪被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具体判决欢迎知情小伙伴积极补充(个人猜测范银龙死刑,陈清华和耿昌伟无期徒刑,依据《刑法》第239条: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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