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亲亲用贤与平等尚贤

在政治思想上,儒家主张尚贤和贤人政治。比如,孔子曾经感叹“才难”(《泰伯》),孟子说:“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告子下》)虞国不用百里奚,因而灭亡,秦穆公用了他,因而称霸;不用贤人就会亡国,即便想要割地求和而苟且偷生,又如何做得到呢?但是,儒家的尚贤是以亲亲为基础的,存在很大的局限。孔子主张“亲亲有术,尊贤有等”(《非儒》),又说:“故旧不遗”(《泰伯》),“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微子》)。儒家没有把贤或者才作为衡量人才的根本性标准。儒家的尚贤论并非平等尚贤。

墨家尚贤思想,是其兼爱平等思想的体现,是以其兼爱平等的思想为基础的。墨家的尚贤理论,要求唯贤是举,唯才是举。《尚贤上》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中》说:“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尚贤上》还说:“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避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墨家主张在国家政治中必须平等尚贤。

墨家的平等尚贤主张是其尚同思想的必然基础。《墨子·尚同上》说:“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强调必须选举贤者为最高的统治者。墨家对天子的具体选举产生过程,没有作出阐述,但是从其应有之义来看,应该是由前一代的贤人天子来选择,其实就是类似三代圣王尧舜禹的“禅让”制。唐尧和虞舜两人,他们不是把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别的贤能之士。他们在位的时候,都能以百姓的利益为先,个人的私利为后,雍容大度,禅让王位,开创了历史上一段太平安康的盛世。

墨子对于三代圣王的禅让制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当然,前一代的天子选择贤人来继任新的天子,其实只要真正做到“尚贤”,也就会与老百姓的想法相一致。但这一点往往难以保证,因为前一代的天子或者某些贤者一旦存有了私心,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如所周知,禅让制度在禹的儿子启之后,就实行不下去了,因禹的儿子启击败了伯益,从此开始了“家天下”的世袭制。

一直到墨子的时候,实行的都是世袭制。众所周知,世袭制在实行的过程中,并非都能尚贤,而是大多都不尚贤,所以,墨家学派提出唯贤是举、唯才是举的尚贤思想,兼爱平等的思想,反对儒家的“亲亲”做法,是非常具有深意的。墨家所提倡的尚贤和尚同思想就是要打破世袭制,实行禅让制,真正让尧、舜、禹这样的贤人成为天子。《墨子·鲁问》说:“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于人者多;欲人之处高爵禄,则以让贤也;多财,则以分贫也。’”鬼神希望一个人做的事是多方面的:希望人处在高爵地位上的时候,必须要能够让贤;在财产多的时候,一定要能够赡济穷人。汉代以后,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强化了家天下和世袭制,墨家的尚贤思想基本被埋没。

怎样才能打破世袭制和家天下,实行真正尚贤的禅让制度,墨家没有给出详细讨论。当然,墨家也提出了“法”“令”等制度性的规定,但这些规定都主要属于具体的统治策略或方法,没有直接讨论选举的法则和规则等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进一步探究如何才能够保证禅让制持续运行的根本性问题。墨家尚贤制度要得以实现,必须首先破除儒家的亲亲原则。如果能够考虑建立更加合理的监督制度和监督体系将墨家与儒家统一起来,应可实现政治思想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四、宿命论与非命观

古时候,“命”或者命运这种东西,被认为是可以决定人的吉凶、祸福、贵贱的必然性因素,是能够对人起支配作用的某种神秘力量。儒家学派坚持命定论。孔子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普通老百姓不懂得天命,所以他们不害怕。孔子认为,天命是属于贵族阶级的。孔子又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认为人的死还是生都是由命决定的,能不能富贵也是由天安排好了的。有一次,孔子的学生伯牛生病了,孔子前往探问,从窗外握着伯牛的手对他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孔子认为,人无论生病还是死亡都是由命决定的。鲁哀公曾经问过孔子说:“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回答他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这段话说明,在孔子看来,确实存在着命这样一种东西的。孔子还说到:“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宪问》)即认为自己的大道能不能最终实现,都是命中注定的,人力是不可抗争的。所以,在孔子看来,万事都由天命注定,人力在命的面前根本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在墨家看来,“命”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一切都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即主观性的人力来达到的。所以,墨家反对命定论和宿命论,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人要强力而为。在墨家看来,这种人力作用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人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法令等来使得事物的实际情况,按照人们自己的意愿去发展或呈现,因此,需要重视制度上的建构,而这种制度上的建构最终是要建立一个兼爱平等也就是正义的社会。但由于墨家已经否定了儒家的天命决定论,因此最终必须依靠外在的天志和鬼神来实现他们的理想。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墨家提倡人力作用,关键在于人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法令来实现天下治理,从而他们在根本上需要建设出来一个法治社会。儒家相信宿命论但却对鬼神表示怀疑,墨家虽然非命却又认为存在着鬼神,如果相互之间都去掉各自消极的部分,其理论主张或许都将变得更加合理。

五、厚葬与节俭

儒家学派主张恢复周代礼制,而厚葬也就包括在这种礼制之中。孔子本人并不主张浪费,孔子提倡“安平乐道”,“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而》),十分赞赏他的学生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孔子明确反对厚葬,《论语·先进》记载:“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但是孔子提倡久丧。孔子的学生宰我,认为三年之丧的时间太长,三年不为礼乐,必然会导致礼坏乐崩,所以希望改为一年。孔子对此非常严肃地批评到:“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认为三年之丧是必须的。孔子之后的儒家弟子们普遍认为既要厚葬,也要久丧。《墨子·公孟》载,儒家的思想足以丧天下的有四个方面:儒家认为天不明察,认为鬼神不神明,天和鬼就不会高兴,这就足以丧天下;儒家主张厚葬久丧,要做好几层棺椁、很多的衣被,送葬如同搬家,三年哭泣,守丧的人要他人扶才能起来,依靠拐杖才能走路,几乎耳无所闻,目无所见,这也足以丧天下;用乐器配合歌唱,击鼓跳舞,经常开展音乐活动,这也足以丧天下;又认为命是存在的,贫还是富,长寿还是夭折,治理还是动乱,安定和危机都有定数,不会有增减和变化,墨家认为,在上位者执行这一套,必然不能治理政务,在下位者实行这一套,必定不做事情了,这也足以丧天下。在墨家看来,儒家厚葬久丧的做法是四大乱政之一,如果加以实行,必定会导致天下混乱。

墨子主张节葬节俭,认为俭节则昌,淫逸则亡。墨家指出,厚葬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第一,厚葬不利于增加社会财富。诸侯死了之后,要耗尽其府库的全部财物,要将金玉珠玑等缀满死者的全身,用丝絮组带来装束,将车马都进入坟墓随葬等。第二,久丧不利于人口增殖。由于严格要求居丧,老百姓都不再能从事生产,只能少吃东西,夫妻不能同居。因此,墨家认为,通过厚葬和久丧这些做法来求得富裕,与禁耕以求收获相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而久丧本身也不利于人口的增长,因此,久丧完全是寡人之道,是十分错误的做法。墨家提出,埋葬之法必须这样来做:衣服放三件,足以朽肉就可以了;棺材厚三寸,足以朽骨就可以了;挖墓的深度,下不漏水,上无臭气就完全可以了。关于服丧时间,墨家主张把三年的丧期改为三天的丧期。因为在墨家看来,节葬并不意味着就是让死者没有尊严,而是恰恰相反,节葬是既能让死者有尊严,同时又没有出现浪费和劳民伤财等情况的正确做法。今天看来,丧葬确实是一种礼节,过于节俭容易造成对死者的不尊重,但是过于浪费,也会对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消极影响。所以,采取一种适中的态度来办理,或许更为恰当。

六、天鬼不明与尊天事鬼

儒家的“天”有多重含义,有时指的是某种客观的规律性。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这里的“天”指的是某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如前所述,孔子所说的“天”也可以指天命。《述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谈论鬼神问题。有一次,季路问事鬼神的问题,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孔子对鬼神的存在问题表现出怀疑或者回避的态度。

墨家的“天”则是有意志的天。墨家的“天志”“明鬼”思想,肯定了天和鬼的存在,认为天和鬼是人世间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天和鬼都是有意志的神,它们能够通过赏善罚恶的手段来控制人间的事情。墨家的天志明鬼思想,具有宗教学的向度。在实质上,墨家的“天志”“明鬼”思想,从根本上还是在于以“天”和“鬼神”为工具,去推广和实现他们的“兼爱”理想或主张,从而实现他们心目中的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可以说,墨家的“天志”“明鬼”思想,是墨家为了推行其兼爱思想 主张,采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以天道明人事”的哲学方法,认为必须尊天明鬼,这体现了宗教的超越性精神。既然人事之最终根据在于天道的主宰和裁断,那么人事就得服从天道或者天理,所以,“人在做,天在看”,天是人事的监督者和最终的审判者。墨家的“天”,相当于指出了某种规律性,它警示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每一个人,必须要有敬畏之心,不要胡作非为,而要有所畏惧、有所顾忌。

总之,墨家和儒家所代表的阶级立场、所主张的社会伦理都是不同的,因而他们在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宗教思想,以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等诸多方面,都形成了对立和论争。不过他们的目的和初心却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给统治者提供治国的方略,都是为了从根本上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而提出来的重要思想主张,他们只是从不同的路径,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了同样的问题。但是,儒与墨的同归,应该不会是同一,即不可能是墨学统一于儒学,或者儒家服从于墨家,而必须是如韩愈所言的互补,也就是相互为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墨学注重平等和法治,重视理性和科学,是今天儒墨会通中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儒家和墨家之间,能够在当今的语境之下相互为用、取长补短,必将更有利于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原载：《文史哲》2021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杨武金，中国人民大学中华经典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