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谈谈中国学术研究里的经学思维。
首先，我们看一下兴象思维，在《诗经·关雎》开篇即用这种兴的手法。所谓兴象思维也就是注重意象的传统性和习惯性。我们经常用过去经验形成的意象、词语进行创作，这些兴象为我们扩充意义以及便于表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兴象思维最初是原初民的便捷工具，可是，也让我们形成一种惰性，所以很多熟语也就在我们的语言中出现。随着大家认可并沉浸兴象思维之中，后来，经学思维也逐渐形成。
谈经学思维，首先我们要问，何为经？我们常说“经天纬地”之才，“经世济民”，“天经地义”等，经，就是恒久不变，天经地义，就是真理，就是不言而喻的。经学的范围，由最初的五经，到唐九经，到宋十三经。分别是：《诗经》、《尚书》、《周易》、《周礼》、《仪礼》、《左传》、《谷梁传》、《公羊传》、《论语》、《孟子》、《尔雅》、《孝经》。《尔雅》是用来解读经书的，它起到梯航或津渡的作用。而《论语》、《孟子》等则 “以子作经”。中国传统的学术分为经、史、子、集，以子作经，是对子部，格调的提升，最高为经。清代段玉裁提出了“二十一经”说，即是在十三经的基础上引入《史记》、《汉书》等八部书，把以往的经概念扩大化，既有对经学范围的开拓之功，但范围的扩大就模糊了对经的界定。
经学形成于汉代，但在春秋之前，就己有经。孔子并非经学的开创人，他是“述而不作”，在他之前就己经有经。此前有所谓的“王官之学”，即一学必有官，学在官府，如太史掌故。而孔子将官学发展为私学。孔子把以往的官学作为课本，另外又有自己的讲义，如《仪礼》就是关于伦理、体育方面的内容。《诗经》就当时的歌辞，而《春秋》就是当时的近代史；《尚书》是关于国家政策、制度的书；《易经》则是哲学著作。孔子的时代，各种学术是相互杂糅的，孔门理念在荀子这一派发扬为法学之道，而颜回这一派融入了老子哲学，子思这一派就发展为宋儒学，即孟子之道。可见，儒学包含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儒学发展到秦朝时，开始设博士，如伏生就是秦博士，是国家政权用来备用顾问的。相当于顾问团或者是智囊团之类的。他们地位不高，有时还会提质问建议，令秦始皇大为不悦。于是就有了“焚书坑儒”，但这些“儒”并不全都是儒生，也有很多术士。这一事件对中国文化造成沉重的打击，但并没有伤及其根本。秦虽然焚书，但官方仍然保存了诸多的古典文献，它只是不允许在民间流传。民间可以流传的书只有医学、历法、占卜书等，其他所有书统归官方。后来，项羽火烧阿房宫，更多的典籍遭到涂炭，再也无法找回，其影响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儒生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才能使自己和自己关于儒学的观点生存、存在下来。而到汉初，又是以黄老思想治国，到后来才算有儒学的抬头之势。这期间经历了曲折的斗争过程。当时的叔孙通，与皇帝关系很好。他向皇帝进言，说儒学在乱世难有作为，但在治世可大展宏图。他带着儒生演习周礼，给刘邦表演，让刘邦体味到当皇帝时那种山呼万岁、万人之上的感觉。从此，儒学就开始蕴酿在社会上出头露面的势头。但此时的儒家还远远没有作为治国思想而存在。
后来，汉武帝外施仁义而内多欲。他要巩固作为皇帝的绝对权威，加强中央集权，而儒家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就实现出来了。这得力于董仲舒和公孙弘，这两人都有是以布衣起身，公孙弘凭借满腹儒家经典，骤然间官至聊相，这对当时的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强烈的震憾，大家都拼了命地读儒家经典。另外，董仲舒又从理论上把儒家思想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相合，这就是《天人三策》，形成了“天人感应”学说。
关于经学有家法、师法之说，应当注意。不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都要注重这一点。景帝时的十四博士关于经学的研究就属于师法。师法讲究思想性，学生严格地遵循老师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后来这些博士对于经学形成自己的观点，即“一家之言。先有师法，后有家法，家法注重继承性。到了这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导致中国思维开始转向崇古而薄今的路子。例如对《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经学家们眼中就是“后妃之德”。这与我们所想的诗的本义相偏离。《诗经》当中几乎每首诗都能翻出些东西来。
另外，董仲舒以《春秋》断狱，运用兴象思维，运用历史成例，照此而行，以经学断案。汉代王式“以诗三百当谏书”。诗本来是文学作品，这里却把它作为政论的谏书，进而形成把经学作为一种利禄之途的风气并加以推广，以及后来的古、今文经学之间的相互斗争，以取得统治者赏识都与之相关。因此，古、今文经学各派为了保证让各自队伍的纯正性，不允许其他各派的思想渗入。在汉代经学各派中，有章句派，讲究句读之法，对某一章、某一句进行考证、训诂等；以及训诂派。后来到了南朝，玄学兴盛，它借助经学材料，并取得突破，形成义疏学。我们知道，中国经训是这样排布的：经—传—笺—注—正义等。而义疏的出现，使得经学又得以延伸，如皇侃的《论语义疏》。义疏学就是根据自己对经学理解，写出其大意。这标志着经学思想的一次解放。
后来唐代又有《五经正义》等。当时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疏不破注”，无论如何，都是坚持“注”的正确性，即使“注”错了，也要“曲护”，即委婉地作补注、解释。因此，经学思维的特点之一，就是崇古，言必上三代；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这样一个传统，也就没有太大的变动和发展。但中国的经学表面看来似乎不变，其实细微的变化时常发生，如《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康有为将“亲民”解释为“新民”，即开启民智。朱熹曾为“四书”重新划断、重新编订。唐之前，赵匡等人抛开以前的研究成果，“直言本经”，但却丢弃了以往的传承。到宋代，宋人好议论，纷纷各置一词，使经学研究盛极一时。但元灭宋后，随之而衰。明朝，王阳明等人又提出“心学”，完全以个人意志而断万物。于是，大家又畅所欲言，没有标准的乱讲，导致学术混乱。后来，形成考据学派，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提倡“经世致用”，学经学要为实际所用。清中期，随着《四库全书》的编纂，大批学者被笼络进来，包括汉学和宋学两家，如姚鼐与戴震。戴震属于汉学家，而姚鼐属于宋学家。戴震没有考取功名，但长于考据，受到当时历史学家钱大昕的赏识。钱大昕的学识、人品均为一流，他亲自为戴震延誉。（延誉，即传播名声）戴震才得以进入王安国（当时的一位高官司，相当于现在国务院副总理）家显。王安国的儿子王念孙就是戴震的学生。后来的“高邮二王”成为清朝经学的顶级人物，这就是清朝的考据学。
但我们不能仅仅认为考据学就是皓首穷经的考据，我们也不能认为清朝有这样的考据学是因为清政府的高压文化政策将知识分子推向考据学。当然这有合理的一面，但并非完全如此。当时有一位学者叫阎若璩，他专门从事《尚书》考证，得结论是《尚书》是假的。这有什么意义呢？以往被视为经典的东西开始受到怀疑，从此，经学的地位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动摇了，学者开始认识到很多经典己经不可靠了，就在清朝中期的“康乾盛世”时期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形。
后来，清人发现经学的问题，不是出在经典本身，而是唐宋时期注经的人不认真遵循汉魏古注而导致的。于是，就出现清人注十三经。他们采取追溯原始意思的办法，他们认为这样就能接近历史真实。这里面又涉及到思维方式的问题，中国人历来认为“经”就是“天经地义”，是圣人注解并流传而来的。圣人的经、文本，是包含了一切真理的。这也是清人注经的前提。清人也认为“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之所以存在不对，是因为没有接近或认知到经典的正确的训诂意义。无论如何解经、注经，经学之道是不会变的，真理就在“经”中。
但时代在变，前人创作、研究而来的经，本来也是应该变化发展的，但我们中国人却把它当作一种一成不变的、真理性的东西来看待。我们的先人把本应该求真的经学以溯源而掩盖，以溯源取代求真。这样做的意义就是，他们认为找到圣人最初的训体意义，就是符合真理的解释。
中国的经学是综合性的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字学、制度典章、伦理、哲学、文学、历史、法律学等。随着近代学科输入，以及西学东渐的发展，导致民族文化自信以的丧失。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但甲午战争后，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开始追寻西方，国人开始反思“国粹”，于是向西方学习，并对以往的经学批判。1923年，教育改革，白话文开始普及，西方学科在范围推广，加之毛泽东对经学的定义是“封建糟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大陆无人敢对经学有所问及。但在海外华人当中，经学仍在延续，台湾、香港等都有。
（学生提问：是否对五四文化认同，对五四有何反思？实用主义是否害了中国，其利弊是什么？）中国的文人都会有一种定势思维，那就是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放在自己肩头。即一个王朝的兴衰，读书人先考虑其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是首先反思文化问题，他首先认为文化应当承担这个责任。其实是高估了自己。可在清朝末年，不是王朝的灭亡，而是外族的入侵，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就更为“迫切”；而“文化大革命”更是对其来说是灭顶之灾。但社会改造，往往先从技术层面改造，再到制度，到思想文化。如今我们的改革还是停留在制度方面，而少谈及先进的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就足矣。这其实这又走向了经学的套路。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中叶产生的，可今天是21世纪，我们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经学思想是一样的。
（学生提问：中国经学的出路在哪里？）周予同曾对经学历史作过叙述，他认为经学就好像僵尸，虽死却会拉文化的后腿。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经学已经完全被抛弃。可随着中华民族经济实力的上升，国门开放，在与外国人交流的过程中，外国人必然要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虽然我们的经学学术己经落后了几十年，但在经学思维还沉淀在我们的日常习惯、思维当中。我们的文化自信心并没有完全失去，并在逐渐恢复。读经活动己经开始，在各大城市还有“诵读工程”，提倡读经，但还有一个隐性的问题就是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可能带来的民族主义。还有，经学本身就是一门综合学科，因此有些地方号实行传统教育，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像北大有元培班，南大有文强班。如果大家要了解经学史，皮锡瑞《经学历史》、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马宗霍的《经学历史》可供参考。
（学生提问：经学的现代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把经学当作材料，如语言学、历史学，但最重要的是对经学的精神的追求，以及对“义”的赞扬。另外，对经学本身的体例，如记叙手法，所谓的“书法”等，也可以借鉴。我们传统的文化对于现实社会依然实用。如我们可以尝试着儒家文化来思考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
【整理：周敏】
来源：“尔雅国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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