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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篇“炮轰”文章而全网下架一本书——半年之内,这样的“翻车事故”在出版业已经上演了两次。

去年12月末,因为公众号“三十六陂”的一篇《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书》,中华书局第二天即紧急回应,通知全国书店将《梁佩兰集校注》下架。

5月11日,浙江大学教育史学科微信公众号“ZJU教育史”刊发了该校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慧敏所写的一文,列举了该书从书名、目录、前言、序言、正文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翻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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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敏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高等教育史》“就整体的阅读体验来说,‘卡顿感’很强。有些地方有明显的机翻痕迹;有些地方看上去不像是机翻,但又不知道译文想表达什么意思;有些地方有着明显的低级错误,这些错误连机翻都不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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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列举了数十处误译案例,追踪了译者的翻译履历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本书译者缺乏美国史、美国教育史方面的专业知识,甚至是一些与专业知识无关的翻译也错得离谱。”他给出版方的建议是:“现有罗杰·盖格《美国高等教育史》中文版不具备修订的条件,建议直接放弃另行寻找专业人士重译。”

这篇文章虽然不如“三十六陂”那篇“檄文”流传甚广,至今阅读量尚未过万,但因为是有理有据、指证历历的专业批评,矛头所向又是世界史领域的头部品牌——甲骨文,仍然引发了不小的反响。

5月15日,甲骨文所属的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表示“高度重视”,采取的措施包括封存图书库存,全国书店、网店下架,停止宣传营销,沟通译者并对此书内容全面排查,启动图书退换货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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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之内,接连两次图书质量引发的“信任危机”,涉及的都是在业内有口皆碑的出版品牌。值得肯定的是,两家机构并没有选择“装死”蒙混过关,而是第一时间回应并下架、召回问题图书。然而,这样的“质量门”对于出版品牌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梁佩兰集校注》隶属于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曾经是国内古籍整理领域的一根标杆,在国学名家的参与之下经典频出。然而,“整理得一塌糊涂”的《梁佩兰集校注》,却暴露出这根表面光鲜的“标杆”早已内里朽坏。前辈学人苦心孤诣攒下的口碑和信任,已经不起如此糟蹋。

其实,“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近年来编校质量的江河日下,业内早有不少议论。在豆瓣上,《文天祥诗集校笺》的评分仅有2.7分,有豆友建议此书“如《梁佩兰集校注》一样回炉重造”。同样,《岑参诗笺注》也被读者指出“编辑校对甚为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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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没人有精力针对这些书一一“炮轰”,读者只是默默吐槽然后失望远离,只要不引发出圈的“舆情”,你很难指望中华书局会把这些书都“回炉重造”。

至于此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甲骨文,成立之初的确为国内出版界吹来了一股新风,无论是选题策划、装帧设计还是翻译编校,都令读者耳目一新。本本精品的水准控制,也快速奠定了甲骨文在业内的地位,吸引了一大批忠实追随的粉丝,引领了国内的世界史出版风潮。

然而,跌破水准线的《美国高等教育史》却暴露出甲骨文在快速扩张之下,愈发突出的“隐患”。随着近年来日益升温的“世界史热”,激烈“内卷”之下,不仅是各家选题的屡屡“撞车”,国外二流三流作品的鱼龙混杂,更有靠谱译者的供不应求。

尤其是涉及教育史这样的专门史领域时,专业译者更是可遇不可求。如微博用户针对王慧敏文章的评论:“一些专业性术语的细微差别和演变,如果不是真正的专家根本不可能了解。然而精于此道的行业大咖一般本身阅读外语原文无压力,更是懒得花巨大的时间精力去翻译大部头著作。”

从《美国高等教育史》译者的简历来看,她应该只是一个承接各种翻译“行活”的译者,而非在某一领域有研究造诣的专业人士。在此之前,她还为甲骨文翻译过《武曌》,评价平平。对此,王慧敏表示很困惑——“‘武则天’和‘美国高等教育史’是两个天差地别的主题,古今中外一些翻译界的天才、奇才也主要精专于某一个领域,恕我见识有限,一个人要想熟练驾驭这两个如此迥异的领域也是非常艰难的。”

甲骨文何以这两部专业著作(还有一部尚未出版的《代号“孤儿”》)都托付于她,而不是寻找历史、教育领域的专业译者?恐怕还是因为这样的“对口”译者实在难寻。

从2014年到2021年,甲骨文的“当家译者”陆大鹏已经翻译了20本书,平均一年超过2本,由此可以看出,要找到这样一个靠谱而又出产稳定的译者究竟有多难。

这两次“下架事件”,也反映了出版行业自身纠错机制的匮乏——社科领域早已是问题翻译的“重灾区”,然而除非酿成了危及出版方声誉的“舆情事件”,没有书会被下架、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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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们就写了一篇针对华文全球史的,指出它为了赶上世界史出版热的“末班车”,两半年时间内粗制滥造了近百种书,在豆瓣上的普遍评分只有五、六分,以至于有读者感叹“远离华文全球史,否则会变得不幸。”然而,豆瓣用户再怎么口诛笔伐,依然挡不住这套书至今仍在售,被更多不明真相的读者买回家中。

难道对于图书质量问题,我们只能坐等一篇篇出圈热文引起出版方重视吗?因为这次《美国高等教育史》下架事件,微博用户@barenese巴人 设想了这样一种可能:“作为该类书籍的购买者,以书籍存在严重质量瑕疵对出版者提起诉讼能否获得法院支持?”

搜索一下历年新闻就会发现,曾有读者以差错率违反《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为由将出版方告上法庭。不过,翻译及编校问题的认定,远比图书差错的认定要复杂得多。

2006年,上海读者马捷称自己在《新华字典》第10版中找出了10000多处错误,将售书商店和出版商商务印书馆告上了法庭,然而法院以“属于学术争议”驳回起诉。的确,如果学术争议也被视为质量问题,出版方将会面临太多不可知的风险。然而,对于业内专家才能看出的翻译、编校问题,是否能有常态化的图书审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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