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农业大国来说，依靠什么来进行工业化呢？如何处理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问题在理论尚不完备、社会力量涣散的情形下，注定是一个摸索的过程。1945年张培刚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力求从理论上探求农业国工业化的可能性。回顾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从发展经济学理论到中国的实践，本书对我们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式。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行“农业与工业动态演进性的分析”。

资本、土地、劳动、制度、创新、技术......这些都构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为了更好的进行普遍性研究，暂时假定“社会制度是给定的”，或者指出“对社会制度不予考虑”，将目光转向诸核心要素：资本、土地、劳动。何为工业化？为何发生以及如何发生？工业化对于农业意味着什么呢？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互动是怎样进行的？这些都值得在理论上进行探究。

为了满足工业化进展，食粮、原料、劳动力构成了其基本的来源。几千年以来的中国，户籍制度限定了人口流动，职业的流动极少，因而粮食增长是人口自然增长的函数。为了提供更多的粮食供给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粗放耕作（更多的土地）、集约耕作（在同一土地上，投下更多的劳动）、自外输入（区域间的贸易）”，此三者是最常见的方式。但对农业产量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技术。事实上，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来源于农业技术的提高，劳动工具的优化。不仅仅反映在人口增长的需求上，技术在决定经济活动的区位及其消费方式上有着关键性影响。“任何国家，在产业革命发生以前，食粮是工业、商业及其他各种经济活动确定区位的主要因素”。以前人口的聚集以及经济活动主要以粮食为主，“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话便证明农业粮食生产的区位性和重要性。工业化之后，“粮食资源也仍然很重要，只是由于技术变化及其所引起的经济重新定向，使得其他资源占据支配地位而掩盖了粮食资源在定位方面的重要作用而已。”原料，在工业化过程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要得到一个生产过程的各个连续阶段，促使任何生产阶段的区位，要不就定于原料的来源地，要不就定于消费点（市场），而不会定于任何中间地点”。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变化使工业重定区位，不再是依据粮食。在古代中国，粮食品种随着中外贸易的深入而有所扩大，人们在外来粮食作物上的技术有了新的突破。粮食消费品种及其结构有了大的转变，为人口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多元化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