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了，医院也跟着发展了。人们有病要到医院去看，而且不惜花费很多钱。当然，也有人有病先到小诊所，小诊所看不了，才会到大医院去看病。而看病本身就有一定的哲学道理，并非看病那么简单。于是，医院就成了哲学家的摇篮。

有病可以养病，也可以看病。要是头疼肌肉酸疼也算病，所有的小病就都成了大病。头疼、肌肉酸疼等不算是大病，在家养养就好了，要是器质性损伤就得到医院去看了。医院技术发达，人们花钱看病能够减少痛苦，也能够延长寿命。有的人保健意识增强了，即使没有疾病，也要到医院定期检查。他们不想去医院，但又不得不去。

医院成了包容和吸纳所有人的地方，有病的要去，没病的也要去，去了就要花钱，不花钱就心里打鼓，甚至会产生很大的怀疑，没病也被吓出病来了。花了钱就痛快了，而且要把病看到一定的程度，即使看不好，心里也踏实了。要是觉得医院的技术不行，可以转院，毕竟医院已经完全市场化，价格公开透明，供人们选择。人们要是到了别的医院，照样会按照人家的治疗方案来，而自己却成了局外人，不能提一点意见。即使有的医院让病人和家属提意见，也只是停留在服务层面，并不会涉及医疗技术，因为病人和家属不懂医疗技术，也不会懂得方剂和医疗方案。也就是说，明明给自己看病，自己却不知道从何下手，对医生的医疗方案只有知情权，却不能随意更改，也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是不是有点任人宰割的意思？

当然不是，只是因为自己不懂，却能够拥有否定权，不同意就不看病，转另一家医院去看。当然还有很多保健项目供病人选择，病人可以选也可以不选，但很多人禁不住诱惑，以为保健项目一定会对身体有利，甚至吃了保健品以后就精神矍铄，健步如飞，仿佛年轻了十几岁，是不是有些精神自恋？有些人吃着保健品觉得效果好，就要一直吃下去，还要吃到死才罢休。其实，保健品里加了什么成分，他们是不知道了，知道了就不会那么吃了。

在古代医疗技术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有病都在家里扛，能扛过去就不麻烦别人。毕竟，请郎中看病要花钱，而人们家里大多没什么钱，哪里能看得起病呢？也就是说，医疗资源在古代就已经成了收费的资源，而且人为划分了等级，最好的郎中给皇帝和大臣们看病，其次才是给地方官员们看病的郎中，再次是给老百姓看病的郎中，最不行的就是江湖郎中。药材也会分类，好药材很贵，而一般药材就比较便宜了。有钱就去请好郎中看病，吃好药，有一点小钱的就找江湖郎中看病，却往往被骗。没钱的就不看病，在家里养病。人们当然不会自己研究中草药，也不会自己看病，当然更不会提出什么治疗方案，对于郎中们提出的治疗方案不能提什么意见，更不会有什么异议，因为他们根本不懂。要是郎中们故意赚钱，人们也就只能成为待宰的羔羊。毕竟，郎中看病、开药具有绝对话语权，而人们在看病方面除了根据兜里的银子有所取舍之外，已经没有什么权利可言了。也就是说，人们得病了，去看病，不是让这个郎中赚了钱，就是让那个郎中赚了钱，却始终都要花钱。要是没钱，就不看病。

现在也是如此，有钱的要去医院看病，即使没病也要到医院体检，吃点保健品，以求益寿延年。而没钱的根本不能到医院看病，就是到小诊所看病都困难。有的得了病，只能止步于小诊所，不能到大医院去看病，还有的直接借钱看病，最后也不一定能看好。医院从来不会保证能看好病，却成了病人聚集的场所。就好像哲学从来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人们都懂一些哲学，而且哲学众望所归一样。

在生产力低下、物资匮乏的年代，疾病成为饥寒交迫的必然产物，治愈疾病就是济贫解困，而医院就是让人延长寿命的温饱之所。医院分级、分科、分序的建制折射了个体的身份、地位、财富、道德。有人因为贫穷而看不起病，有人小病大治，有人重病缠身却不住院，也有人小病微恙却非要住院，有人感念医护人员的关怀，感恩图报，有人稍有不顺就心生怨恨，恩将仇报，伤害医生，破坏医院名誉。由此来看，医患关系就成了一对矛盾，互相制约，缺一不可。

医院是死亡的入口，人们大多要死在医院里。以前生孩子都在家里接生，现在都要到医院去生孩子。以前人们死的时候，都死在炕头就算是寿终正寝，现在都要到医院去看病，死也要死在医院。或许，人们真的有钱了，重视身体健康了，抑或许医院真的赚钱了，结连一气赚钱，而且赚得盆满钵满，甚至吸纳了很多资本进入，成了赚钱的运作项目，而不仅仅是医疗那么简单。

医院里有贩夫走卒、士农工商，有生老病死，有人情世故，也有生离死别。医院也是考验人性的地方，是人们面对疾病甚至死亡的时候展现的一种缓冲，也是在宿命的拷打下展现人性的抗争与无奈，展现生命与灵魂的真相。

医院就是诞生哲学家的地方，也是社学家的摇篮，在里面可以看见芸芸众生相，看到烦恼也能看到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