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生的那个小城镇里，年少的我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一旦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会提及一个词，叫做“找人”。比如谁家孩子想要上哪个学校，程序大概是先回家找一下家族里人脉最广的那个，八成他能够找到那个学校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就是礼尚往来的流程了。

那时候人口流动还不是很大，所以一般来说一个人背后都有着庞大的家族网络，更神奇的是，几乎每个家族里，都有那么一两个人是关系网络的中心，他们凭借着自己的社会地位、豪爽好客的性格或者是喝倒一片的酒量，能做到在“找人”这件事上使命必达，更有甚者可以实现“提我”就管用的功能。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乡村结构时提出的“差序格局”的概念，可以很好解释如今在小城镇里依然存在的社会关系结构。即“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种差序的格局，会由几种主要的因素决定——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知识文化水平。

这就很好的解释了在小城镇里，人们办事的逻辑，遇到问题，首先回到血缘的中心，寻找可以解决的办法，如果亲戚不行，那就按照地缘看看邻居，或者在外省的时候的老乡，以此类推，每个人都可以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同时又从属于以优于自己的人为中心的圈子。

在大城市工作之后，就会发现这种差序格局的式微。脱离了原有的差序圈层落脚在一个全新的城市里，几乎所有的关系都失效了，遇到问题之后，不得不依靠城市的管理机构以及一些组织的帮助，当然问题解决的好坏，也取决于这些组织结构的运营水平，这同时也体现了城市的现代化程度。

黑格尔曾经提出过三层社会关系的结构，其中最小的是家庭，体现的是爱与亲密关系，最大的是国家，体现的是责任和义务的联结，而居于中间的，则是市民关系，体现的是对个性和自我利益的自由自在的追求。而由市民关系为主构成的社会形态，则被称为市民社会。

当然黑格尔提出的市民社会有其当时的历史背景，他的市民社会主要指的是当时初生的资产阶级所构成的社会群体，相较于传统的贵族和农民，当时的资产阶级没有来自于王权、神权和家族的背景支持，只是凭借着自身的能力在社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地位。

对此不去考究“市民社会”过多的历史语境，市民社会更普遍的意义在于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人们以彼此利益为出发点，结成了一些社群，并且以社群为主体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由此整个社会便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三层结构——家庭、社群和国家。

对照“市民社会”可以姑且将差序格局的传统社会结构称为“市井社会”，这样就可以形象的展现出小城镇和超大城市的生存法则的异同。市井社会，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向外扩散的波纹，同时个体也依附在他人的差序中；而市民社会中，一个人的位置，则是家庭、社群和国家三个不同的圆圈的交集。

而横跨城镇到城市的空间结构和二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这个时间节奏的我，所感受到的，正是市民社会的兴起，以及对市井社会带来的冲击。正如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所抱有的期待那样，当前时代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就是经济社群——现代公司制度催生的一种社会结构。

催生这种发展的，正是被解放出来的此前受到鄙视的“自利”。在《现代性极其不满》一书中，对自利的优劣就有过深入的探讨：自利观念作为一种策略，意在抵抗特定激情的支配。对利益的追求被视为总体上对社会和人类行为起到了一种镇静作用。激情被公认是野性和疯狂的，而利益则是冷静、温和，甚至波澜不惊的。一个致力于挣钱的社会同致力于战争的贵族习气相反，可以被形容为圆滑的、矫饰的和软化了的社会。一个被逐利所支配的社会或许会被认为不那么伟大、高贵和具有英雄气概，但它确实更和平、繁荣和安全。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逐利不再被社会鄙视，甚至一些成功的商人逐渐成为社会的标杆时，反而能够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平和，以及由于普遍的逐利所带来的共同发展。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说到：“商业能够治疗破坏性的偏见。因此，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这几乎是一条普遍规律。”他认为商业发达的民族被注入了“简朴、节约、节制、勤劳、谨慎、安分、秩序和纪律”的精神。

但是，商业的发展并不能必然带来一个完美的市民社会，并且过度的重视商业，将经济作为发展的唯一指标时，就会催生一种畸形的市民社会。就仿佛如今看到的虽然商业社群非常发达，各种大公司无论在消费市场还是在资本市场都是呼风唤雨，但它们除了商业职能之外，就不再承担其他社会责任。

与此同时，孱弱的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双重挤压，一方面在相关部门的管制之下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在高歌猛进的商业组织的对比之下，社会组织更难以吸纳人才，从而获得自身的发展。

这样一来，作为社会的个体，在家庭和国家之间，似乎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加入某个公司，成为商业社群中的一员，让工作成为人生中最主要的追求。由于商业社群只能产生经济效益以及由此给人带来的一些个人成就感，除此之外个人的一些其他心理诉求或生活当中的归属感就几乎被忽略了。

这种情况带来的问题往往是隐性的，当社会出现了一些系统性危机，比如疾病带来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时，平时异常庞大的商业组织几乎发挥不出社会作用，而家庭只能依靠政府这个单一的组织来渡过难关，这也就是如今种种闹剧的根源。而且，当因为公共安全问题，致使商业停滞的时候，如孟德斯鸠所说，作为润滑剂的商业失去了它的作用，社会的矛盾可能面临再一次激化的可能。

不仅如此，长期沉浸在“自利”的商业氛围中，会改变人的特性，让人从“利己主义”转向“个人主义”。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对此就有着深刻的洞察：个人主义是从一种新观念中创造出来的新词，我们的祖先只知道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是对自身的一种充满激情和过度的爱，它让人将所有事物只同自己相联系并偏爱自己超过一切。个人主义是一种反思和平和的情感，它使得每个公民与其同胞大众疏离，并和亲朋好友一起退到一边，弃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这种人被困在“自己内心的孤寂当中”。

这种个体的转向，不仅会给社会带来一种普遍的孤独，反过来还会重新塑造社会的形态。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曾定义过资本主义中的一种人：庸人是资产阶级在自己的阶级中孤立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本身败落后产生的原子化个人。

人最大的特点是其能动性，在陷入庸人境界之后，人并不会坐以待毙，阿伦特认为他们会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群体。“大众产生于高度原子化的社会中，其竞争性结构及其附带的个人的孤独，唯有通过在一个阶级内的成员身份才会稍缓。大众的主要特点不是野蛮和落后，而是孤独和正常社会关系的缺乏。”

奥克肖特在《代议制民主中的大众》提出了类似的“迷失的个人”：现代欧洲社会中出现的“大众”，并非由个人所组成，他们是由因对个体性反感而联合在一起的“反个人”所构成。“反个人”拥有的是感受而非思想，冲动而非意见，无能而非激情，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反个人”必须被告知就什么进行思考，他的冲动必须被转换成诉求，再将诉求转换成计划，他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所认识，而这些都是他领导者的任务。

在极度发达的商业社群挤压之下，社会制造出来了一个彼此隔绝，但却又“臭味相投”的孤独的群体，他们愤怒、情绪化、不理智，期待着做点什么改变自己的现状，这似乎很容易在当前社会找到对应的人群，而且还颇为广泛。

阿伦特认为，孤独（过去只是一种边缘经验，通常是在像老年人这样的边缘社会条件下经历的）变成了我们这个世纪里日益增多的大众的一种日常经验。并总结出：正是对于孤独的体验，无根性以及在世界上无家可归的感觉，构成了极权主义出现的背景。因为这种体验，塑造出一大批等待着被安排的人。

社会是个有趣的集合，每当有需要，就会出现迎合这种需要的对应物。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描述出这样一种体制：

“统治者这样把每一个人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它们塑造成形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他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萎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

这种被托克维尔称为行政集权“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赋予国家的日常事务以秩序严明的外貌，详尽地制定出全国公共安全条例的细则，及时镇压小规模的叛乱和惩治轻微的犯罪行为，使社会保持既无真正的进步又无实质的落后的现状，让整个社会永远处于被官员们惯于称之为良好秩序和社会安宁的那种昏昏欲睡的循规蹈矩的状态。”

“有时，集权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也试图向公民求援，但它却向公民说：你们必须按照我想的行事，我想叫你们做多少你们就做多少，并且做得与我想的分毫不差。你们只去管那些细微末节，而不要妄想去指导整体。你们要不闻不问地工作，等以后再根据结果来评定我的所作所为。”

这样，那些阿伦特口中的“庸人”，最终就会安于遵从这样一个体制，因为“他们认为监护人是自己选的，所以安于被人监护”。过度商业化的市民社会，最终会让位于国家，市民社会的商业社群形同虚设，只能给提供给人最基本的生存所需，在经济上，保证人的生存发展权，除此之外，全部让渡出去。

回到现实之中，如果说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真正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警示的话，那么就是让我们看到，在从市井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过于重视商业组织而忽视了社会组织的发展，或者说在商业逐渐自由开放的过程中，也同样应该给予一些民间社群自由，从而让他们可以组织起来，解决一些商业之外的问题。

在危机之中，可以看到，很多有识之士，愿意为公共利益付出更多，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在一定范围内组织起一个社群，来去解决权力没有覆盖到的问题。但这只能给出一个方向，其力量和规模还远远不够。

是滑入集权的深渊，还是爬出唯商业的市民社会陷阱，也许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