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沐

三月里，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我对母亲的思念又似春风吹拂一样，草长莺飞。

母亲缠过又放开半大的小脚，行走时有些摇晃。她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娘家在距父亲家五里路的村上。由于外公外婆离世早，9岁时就以童养媳的身份来到了父亲的家里。

当时的父亲家十几口人，小小的母亲在灶台高的时候，就学着站在凳子上给家人做饭。有次做饭盐放重了，大奶说村口打死了个买盐的，你去分盐，是不要钱的。母亲人小，不谙事，信以为真，自然招来一顿辱骂。

父亲和母亲成家后，母亲的处境才有了些改变。一是父亲成人后有了些男人的威气，二是弟兄们也长大明了事理，最重要的还是母亲勤劳辛苦、孝敬长辈，关爱弟兄姊妹。奶奶去世后，母亲依旧还在侍奉着大爷大奶，照顾着父亲的叔伯弟兄姊妹们，直到五十年代末他们相继出嫁或分家另过。

分家后的母亲依然辛劳。父亲在外工作，只有农忙才回家帮衬几天。母亲辛劳成疾，家务时常难以操持。不得已，在眼泪和撕心裂肺的哭声中将三姐送给了近村一户人家。直到年岁大了，提起此事，母亲还是黯然神伤。

我和弟弟相继出生，母亲更累了。她既要管家，还要挣工分。一个缠过足的妇人在田间劳动，每迈出一步是怎样的境况。依稀记得母亲把我放在田头的老笼里，自己去干活，这个成像深深地嵌入记忆的底片。

七十年代中期，父亲落实老干部政策，母亲随之进了城，但也不闲着，帮我们兄弟几人带孩子，让我们安心做事。即便后来再回到农村，她也不愿打扰哥哥一家，坚持独自生活。

母亲为人宽厚，乐善好施，从没和一个人吵过架。她经常把我们带给她的好吃的分给其他老人和孩子，每年过年我们家的电话也成了在外打工人的公用电话。她的宽容厚道也赢得了村民的尊重，尊称她“老王”，以致我幼年时好长时间不知道母亲的名字。

母亲没有文化，但明事理。“大跃进”年代，村上的食堂办在我们家的厦房里，饿了晚上想去拿个馍，母亲硬是不让，第二天还给管事的一把锁子，让走时把门锁上，她说那个时候人都饿着哩。

母亲年过七十时，得了一场脑血管疾病，医院晕迷三天三夜，从开始不能下床到能基本生活自理，坚持自己能努力干的事，不让别人替代。

后来母亲身体不如以前，但每当我们回去，她依然对我们嘱咐这个叮咛那个。每次离开时，她都要陪着你走到村子口，你走得远远了，她还会看着你。

每当忆起母亲一生的辛苦勤劳，总会有一些遗憾。母亲健在时，社会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和丰富，她没有去过北京上海，没有坐过飞机高铁，没有坐豪华游轮在海上遨游。那时儿女们还都一心干事业、过日子，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陪她，现在想起，只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