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内地名研究述评|地名学|地理|地理学|汉语|语言学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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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综合分析了近40年来国内文化地理学者对地名研究的相关文献。从研究内容看，传统文化地理学运用词源考证与空间分析等手法，探讨人地关系、文化扩散、空间认知、地名规划与地名资源开发等议题；新文化地理学借鉴批判范式探讨城市地名、乡村地名、岛屿地名与地方认同等议题。从研究方法看，呈现出从语言学的词源解释到地理学的空间分析、从地名个体解释到地名群变迁的系统分析的转变，量化与可视化突显。从研究视角看，从关注地名本身向重视地名命名与使用主体转移。但未充分重视地名的社会属性，研究手法与视角较为传统；对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借鉴不足，案例实证不足；对地名文化的变迁机理与发展对策的阐释缺乏理论支撑与国情依据。未来研究应注重地名对优化人地关系的能动作用；结合具体国情对批判范式加以改进，丰富国内实证；重视地名的社会属性，借鉴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拓展研究手法与视角，提高实践指导价值。

［关键词］文化地理学；地名文化研究；内容与方法；批判范式

根据《辞海》的解释：“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具有社会性与地域性。”作为空间实体指称符号的地名，其命名与特定区域的地理特征紧密相关，而作为地名命名者或使用者的人或社群则无不受到特定时空范畴中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从而使地名烙上文化的时空特质。地名作为一种既可悟又可视的语言文化景观，对感悟地方文化的综合意义起着积极、有力的启迪作用；地名作为人类约定俗成的符号语言与开展空间实践的重要线索，其遍在性与全民性的特质有助于将传统优秀文化内化成为民众的日常实践，有助于实现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发展。

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文化地理学主要探讨地表各种文化现象的分布、空间组合及演变规律；以文化区、文化景观、文化生态、文化扩散与整合为研究对象。随着社会各界对文化事业，尤其对传统优秀文化与树立本土文化自信的重视，文化地理学在国内也正是到了用武之时，将在城市规划、乡土教育、文化传播与遗产传承等诸多领域发挥重大作用。地名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思维产物之一，反映人类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体现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地名文化研究中特别不能缺少文化地理学者的参与。

发展脉络

中国地名学发展经历了古代地名沿革研究阶段、近代地名学初创阶段、现代地名学兴起和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进行地名的词源学分析与命名规律探索，采用诠释法和历史考证法。这一阶段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系统的地名学科。地名研究长期处于史学、语言学和舆地学的附庸地位，但作为资料的积累，这一阶段为近现代地名学的发展使人们形成了丰富的感性认知。20世纪60年代以前，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以及地名规范化管理是地名学科发展的重心，同时引进与整理国外相关研究结果等，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现代地名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这一阶段仍偏重对古代地名的考证与沿革探讨，缺乏成熟学科的系统性和综合性。20世纪60年代，顺应国内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迫切需求，建立现代地名学。20世纪80年代，地名研究涌现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影响较大。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地位不断下降，甚至被边缘化。无高校开设地名学专业，研究学会多为行政管理部门成立的半行政机关，而非真的学术团体，理论发展近乎停滞，应用研究中的重大成果也极少由学者或科研院所独立取得。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应用地名学明显赶超理论地名学，以回应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时期中国内地名文化变迁过程出现的新现象与新问题。

研究内容

（一）传统文化地理学

传统文化地理学主要涉足地名景观，反映人地关系，地名认知映射出的空间认知，城市地名规划与地名文化资源开发等议题。

1.人地关系

人们借助地名以辨别不同地理实体的空间方位与类型差异。地名产生于人们对地理环境的认识和改造过程中，是对不同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一种生动写照。自然造就了人，人又回过头师法自然，并从自然获得灵感，故古代地名多取于自然，这既是古人对自然的一种亲近，又是敬重自然的表现。在人地关系的低级阶段，即人依附于并受制于自然环境的阶段，地名直观地反映出人类对地理实体的形态、方位和距离等属性的感知，用以引导人类辨别方位、区分地物、开展生产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与人口的迁移扩散，需要标识的地理空间数量与类型越发丰富，加之社会文化的越发复杂化与多元化，地名系统不断向复杂化与意识形态化演进。

例如，历史上移民及其大规模土地开发诱发了垦殖区内的人地矛盾，驱使富有族群文化烙印的特色地名不断向外扩散；人类干预下沙地环境的变迁在“沙”与无“沙”地名的时空变迁中得到印证；借助聚落地名的研究，学者发现盐池县的人地关系整体较为稳定，但也存在局部性的紧张关系。地名与人地关系存在时空错位，因而地名即可作为揭示地理环境变迁的凭据，也可用以彰显社会发展前景。城市的区片地名在城乡人地关系变迁中起到重要的“证据”作用，但只有那些能较好地体现中心聚落的经济实力和保存典型地域景观记忆的乡村地名，才有可能转化为城市的区片地名，进而在城市化浪潮中得以传承。

2.文化扩散

由于地名的形成发展与区域中特有的社会文化因素密切关联，因而具有丰富的文化地域性，同时地名也可生动地再现人口扩散路径。国内地名文化主要伴随着“衣冠南渡”“闯关东”“下南洋”与“湖广填四川”等历史上几次著名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而扩散。

不同族群地名的传播。主要包括客家、福佬、广府、百越族及军队等，历史上在中国大陆或临近岛屿间迁徙、垦殖、戍边等的族群，由此带动那些富有族群特色的地名文化的扩散。广东地名文化受到中原汉文化扩散的影响和制约，地名分布历史层次明显：古越语为底层、地方方言为中层和普通话地名为顶层特征的地名；区域差异显著：西、中部散布的古越方言地名、粤东北与粤北为客家方言地名、粤东沿海一带为福佬方言（闽南语）地名以及珠三角地区为广府方言地名。黄权生探讨了川渝移民地名的空间分布规律，刻画出了明清两次“湖广填四川”历史场景。明朝永乐年间为充实北京地区的人口，抗御蒙古入侵，采取了主要从山西向包括北京在内的河北平原地区移民、屯田的策略，因而在今天的北京大兴区东部的风河两岸和顺义区北部产生了大量以“营”为通名，且专名与山西州县一样的聚落地名群。东晋和南朝为异地安置大量南迁的难民，在南方新设了一些郡县，大部分在长江南岸的新设郡县以侨民原籍旧名命名。这些现象有力地指示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陆地的地名文化向海岛传播。海岛型地名文化与大陆地名文化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同时也有自己的个性。例如，学者们发现，海岛地名多借用崎、湖、坑、江等大陆地理实体地名，体现出他们对大陆生活的留恋；农耕文明背景下的移民大多同姓聚族而居，因而也多以族群姓氏命名海岛居住地；受安居乐业的农耕社会心理惯性的影响，岛民也普遍将饱含祈福色彩的词语用以命名海岛地理实体。朱竑阐述了开疆文化在海南岛上的扩散过程及其区域影响。

中国地名文化向海外传播。其一，中国地名文化随着华人华侨的迁移而传播至世界各地，扩散的形式既包括向东南亚等临近地区的扩展扩散，也包括向欧美、大洋洲等海外地区的迁移扩散。而受大陆地名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台湾地区，学者重点探讨两岸地名渊源关系，以及台湾独特的殖民文化、土著文化、移民文化，两岸文化认同，等等；日本其国内许多自然实体的地名往往直接借用中国古代的命名原则，甚至用字和字义均与汉语地名一致。日本目前使用政区分级及其通名中也有很大分部仍保留中国古代的政区建制等；越南历史上的国名、政区通名、地名渊源解释与地名别称无一不受到中国地名文化的深远影响。其二，中国地名文化以刺激扩散形式为大中华文化圈内的日本、新加坡、越南以及海外华人社会所传承。例如，早年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先辈们文化程度不高，记不住英文地名，于是在华人族群中约定俗成地形成了另一套有别于官方英文地名的中式俗称地名；在美国早期的华裔移民大都讲粤语、闽南语、潮州话及客家话等中国南方语言，因此早期华人对美国地名的翻译也具有中国方言的特点，后来随着讲普通话的华裔移民的增多，英文地名的中文翻译越来越呈现出以汉语音译为主、兼顾习惯说法及略加中文修饰的趋势。

3.空间认知

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需要借助地名来表达或传达空间方位信息，因此地名认知是探究人们认知地理空间各类要素的重要切入点。部分学者采用空间计量分析，讨论了城市地名认知率的空间差异的表现形式、影响机制与实践启示,发现：居民对近距离的地理实体具有高认知率的特征，具体位置随认知地点而异；居民的地名认知率受到职住变更经历、职业特征、地点功能与出行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致力于挖掘潜在的历史文化资源及整体历史文化资源网络，冯旭分析西双版纳曼海聚落地名中传达出的空间意识与传统空间结构。覃凤余发现：壮族对空间方位的认知较汉族更具原生性，前者表现出明显的内隐性，后者外显性更突出，左右指称地域的空间方位表述习惯在壮语中一直不兴盛，在汉语中逐渐萎缩。

4.地名规划

地名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规划理论与范式的缺失或滞后是导致地名管理与使用上混乱的重要原因。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乡地名不断变更，一方面是乡土地名的消亡，另一方面是对城镇中各类场所、街路、聚落等的新地名的需求与日俱增，需要城市规划、邮电通讯、公安户籍、科教文卫等政府各部门的通力协作，需要历史学、文化学、地理学、规划学、管理学、法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的相互合作，做到地名规划不仅满足城市发展需要，且可引导城市未来发展与延续城乡文脉。

目前对地名规划的研究主要涉及归口管理，规划原则与依据，规划程序与方案，地名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与保护策略等。蒲欣梅以深圳特区为例，在分析其道路名称系统的特点及其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道路名称规划的相关策略。其中，城市道路名称普遍存在着有路无名、一路多名、重名、等级结构混乱等共性问题。王长松以北京的通州、大兴和平谷三座城郊新城为例，探讨了城市意象、德尔菲法、问卷调查等不同理论与方法在城镇地名规划的应用。

5.地名开发

近年来，随着“经营城市”理念的兴起，地名文化资源的商业化开发与利用成为大势所趋。

城市维度。其一，自1980年以来，以风景名胜区重命名旅游城市的更名热潮持续至今，引发社会热议。但近40年的实践表明，更名效果是喜忧参半，社会评价褒贬不一。其二，城市中的各类地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高，受众面广，具备良好的广告宣传功用，进而催生地名的有偿使用。主要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已试行将公共场所的冠名权向国内外公开招标拍卖，作为解决地名管理经费短缺的重要举措之一。

旅游维度。地名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是旅游目的地文化建设的核心载体之一。针对地名资源的旅游开发，学者建议“按名寻地”应上升为“寻名求源”，当前各地旅游市场中，旅游商品普遍出现无特色、质量差、辨识度低等问题，将地理标志产品开发成为旅游商品可以有效克服上述不足。此外，名人故里“地名”的争夺战时有发生，名人效应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也是屡试不爽的营销手段之一。因此，有学者提出保持一定争议性，有助于吸引外界注意力，实现多区域共赢。

（二）新文化地理学

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地名学出现批判转向，产生了批判地名学，其实质是资本、权力与认同框架下，不同阶层就地名的符号象征意义开展的博弈，重点是透过地名变迁的文化政治审视，剖析地方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深层结构性动因。同时，批判地名学引入地理学中三个核心概念（景观、空间与地方）与三大关系（人—人、人—地、地—地）而探讨国家与地方、族群等议题，以探查各种权力形态间互动的各种形式。虽然批判范式还未成为国内地名研究的主流范式，但已有学者借鉴该范式探讨国内地名的若干议题。

1.城市地名

城市地名作为一种灵敏的城市变化指标，体现着城市中发生的每一个细微变化。相比较稳定与同质化的乡村地名，类型多元与属性复杂的城市地名则显示出不稳定性与异质性，但更具包容性、开放性与现代性，更积极地响应城市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变迁。城市地名是一个庞大的地理实体指称体系。其中，街路地名变化是对城市变迁最直接、最具体和最重要的记录，也是当前学者最为关注的城市地名的类型之一。

纪小美提出，近代以来国内城市的命名与更名表现出去阶层意识形态、求雅求美与商品化的演变规律，各阶层借助地名表达不同政治立场等。胡箫白研究发现民国时期的南京为凸显孙中山的政治意涵，不但依赖地名具有潜移默化传递意识形态信息的功能，而且地名的日常使用特质强化了孙中山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使南京城成为孙中山的巨大纪念馆。台湾学者发现台湾光复以后，城市街巷道路的名称变化显著，命名与更名明显受到统治阶层的政治意志形态操控，而导致居民和土地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地方认同感遭到严重削弱等。张超亚运用空间生产与文化生态学等理论，分析城市化、城市规划等对城市道路地名空间演变的影响，表现为全球资本、商业与地方文化博弈的资本城市化过程是推动其地名快速发展的主因。

2.乡村地名

乡村地名的相对稳定性与强烈乡土性，使其“证据”作用更为突出。当前文化地理学者主要探讨乡村地名的构词特点、文化内涵与分布特征等。少有学者探讨乡村地名变迁的社会动因与社会效应。例如，陈佳穗从地名传说中的“集体性”本质出发，发现居民社会实践与价值观念中的一部分内容是经由集体意识的积累，再借助地名传说在代际间传递与传承，进而实现社会记忆的延续。韦谢的研究发现：城市化推动乡村社会记忆的失忆与重构，在城乡地名的演替过程中得到生动体现。林圣钦从地名的社会性分析入手，发现苗栗县狮潭乡的客语地名是农业社会发展阶段下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产物，认为其地名所隐含的集体认同与归属体现在伯公信仰中，而自然村之间及其与行政村名之间存在的社会阶层属性可借由伯公信仰及其与天神爷信仰的关系而形成的祭祀圈空间结构来反映。作者通过对新北市双溪区太平里的自然村名与地标名的比例结构变动的探查，发现基层社会居民的土地信仰使自然村名保留下来的机会更高，而官方行政管理需求则是导致其地名文化多样性渐少的关键。

3.岛屿地名

地名的命名权或使用权常与空间领域的归属权直接联系。对国土的命名是国家主权行使的具体表现，反映了国家对领域的管辖。其中，著名地理学家刘南威教授对南海诸岛地名研究最为系统，推动了学界对《更路簿》和南海诸岛地名的重视，也为捍卫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做出重大贡献。

国家层面。早在1981年，鞠继武就从地名角度论证与重申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黄碧蓉认为19世纪初英国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与更名，违背名从主人的国际地名使用原则。近年来南海诸岛陷入激烈的国际争端，国人需警惕并反思传统海洋意识。张磊认为清末国人对南海的称呼未形成官方的统一标准，但实施各种军政管辖行为可视为原始权利。20世纪以来，数次标准化命名从根本上确认了中国对南海的管辖权和领土主权。因此，历来对南海的命名均是中国进行有效管辖的体现，具有深厚的国际法效力。

民间层面。陈冠琦发现海南渔民可以同时识别官方与渔民约定俗成的两套地名系统，但在日常实践中更倾向于使用渔民地名，这种倾向并非出于对政府更名的抵抗，而是出于一种习惯与经验；南海地名在渔民社会中仅作为一个符号，渔民更关注的是地名对航行的指引作用，讲求方便实用，而对其政治意涵并不特别重视。刘南威发现现行南海诸岛地名的最大特点是《更路簿》记载的渔民习用地名的采用，这类多与中国古籍记载相一致，且能形象生动地反映岛礁的主要特征，有利于该套地名的普及。渔民习用地名是地道的中国人的命名，它的采用和公布有利于减少外来影响，维护国家的尊严，也证明中国人民是最早给南海诸岛命名。中国人民是南海诸岛不容置疑的主人。

4.地方认同

地方认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核心议题。“景观不只是物质空间，也是人们感知、理解、塑造他们环境的方式，透过命名的过程，空间变成了地方”。作为日常空间实践的重要引导媒介与遍在性的文化景观，地名成为塑造地方认同的途径与建构社会秩序的方式之一。

当前，国内各地政府纷纷借助地名规范命名等治理技术，对其辖境进行理性的空间重构，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地方文化多样性的解构与流失，但空间规律与科学法则也无法完全湮没地方特性。当一个地名与地方逐渐结合并被广泛认同后，地名成为当地民众“恋地情结”的符号载体，加之某些地名已经沉淀了巨大的具有转化成经济资本的符号资本，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更名行为很可能引发民众的抵制。但不同的社群对地名变更的响应亦不同。因为，不同身份背景的凝视者会以不同视角对地名文本进行阅读，从而产生不同的理解，赋予地名景观不同的意义，并表达符合身份的话语权。刘博对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的批判视角解析，发现国内民众倾向于采取网络舆论等非直接对抗方式抗议政府的某些更名决策，虽然争取到一些话语权，但无法掌握最终的命名权。李鹏的研究发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不同策略，赋予从化温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符号意义，而本地民众反而漠不关心，任凭权力机构对地方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进行重构。

研究方法

近代以来，国内文化地理学者对地名的研究，从语言学的词源解释到地理学的空间分析，从地名个体解释到地名群变迁系统分析的转变。研究方法综合化特征越发显现，在外部表现为其他诸多学科等与地名学的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在内部表现为地名的语义学、语源学、应用语言学等的综合研究。传统地名学方法多为单一性、叙述性、平面性与个体性，随着现代地名科学的发展，已经远不能满足地名学的综合化趋势。因此，整体性、系统性、层次性、量化性与可视化的立体关系的方法的使用显得越发迫切与优越。研究方法主要有制图法、区域比较法、地名群法、语言分析与空间分析等。

（一）综合化研究方法

一是语言分析是地名研究中基本的且重要的方法。地名语源研究以地名演变为基础，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法，在确定地名的语言系属之后，再进行比较研究。二是地名制图法即运用地图直观地呈现地名的用词特点、语法结构的区域差异等。包括按不同研究对象、语法、读音、时间、层级、通名等要素分类的各类专题地图。三是“地名群”方法是以地名群为研究对象的方法，按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名群进行归类求源的分析，也可就不同区域的地名群进行分类比较研究。地名群较个体地名而言更能揭示出宏观时代背景，反映出更深层次的有关地名的命名、演变、分布、迁移等规律，因而更具科学价值。四是区域比较法是常见的地名研究方法之一，通过对比不同区域中的地名及其各要素的分布差异，从而提炼共性与个性。

（二）量化与可视化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姚向东的《居民点地名成因的分类统计研究》和朋文陵的《聚类分析在地名研究中的应用初探》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GIS技术在空间研究和地理决策方面优势不断显现，在地名研究上应用越发普遍。例如，王法辉发现空间计量方法在广西壮语地名时空分布上应用，生动地揭示出了壮、汉两个民族走向杂居的历史过程。王彬发现空间信息技术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出岭南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特征造就的广东地名文化明显的地域特色。

评价与展望

正如著名文化地理学者朱竑所言，地名这种既可悟又可视的特殊属性，使其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不断涌现地名新现象与新问题，深化地名研究将会成为文化地理学重要的研究领域，新、旧文化地理学均有可拓展的空间。

第一，现代社会中，地名的功能也由单纯的空间指位功能拓展到彰显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但它并没有改变地名反映人们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与改造这一基本属性。因此，旧文化地理学借助地名探讨自然环境演变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在当前仍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与社会价值。国外学者已关注居民的地名感知在协调人地关系，促进生态可持续管理、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作为人类意识外显表现形式之一的地名，其不单被动反映了人地关系的状态，也可用来调节或缓和人地关系矛盾。这一观点非常值得国内传统文化地理学者的借鉴。

第二，新文化地理学开始从地名的符号象征来解释社会关系，将研究领域扩展到非物质文化层面，弱化对景观物质形态的研究，注重景观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关系。因此，未来新文化地理学可以关注：一是自上而下的更名实践与民众的意识，地名在建构日常生活空间中的作用，民众对地名的认知及其日常实践。二是惯性等非意识形态因素对民众持续使用旧时代遗留的地名的影响。三是社会响应在国别、代际、阶层与性别等维度上的差异。四是私人资本进入公共管理领域后，地名的商业化开发与文化保护的冲突与协调。五是国家理性空间规划对地名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六是历史地名的社会选择机制与现代地名的协调发展策略，即如何兼顾地名的实用性、时代性、传承性和价值性。

第三，批判范式有待改进。虽然部分学者开始借鉴西方地名学的批判范式，该范式适合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地名景观变迁背后的深层结构性动因，进而为地名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为地名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决策参考。但该范式根植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对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内，应结合具体国情加以改进。例如，拓展研究对象（商业楼盘名称、地名商标、景区名称），增加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兼顾公平与效率），增加利益者类型（外来游客、房地产商、地名商标使用者），丰富权力互动方向（由民间到官方、地方政府之间）等。

第四，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已有学者针对地名的社会性，借鉴空间生产、符号权力、社会记忆等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探究地名变迁的动因机制。虽已取得良好成效，但其结论多来源于对现象的逻辑推理，未采用实地调研、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实证手段，而导致结论可靠性与普适性存疑。因此，针对上述不足与地名文化发展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借鉴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有助于拓展地名研究的理论深度，提高其实践指导价值。

作者：纪小美樊艳萍

来源：《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选稿：周辰

编辑：吴雪菲

校对：耿曈

审定：张纯瑜

责编：洪珊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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